大隧道惨案
来源：   2017-09-08 15:54:04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重庆进行了数年惨无人道的战略轰炸。1941年6月5日晚9点左右，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所以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由于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有官方和民间不同人数说法)左右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大隧道惨案发生于1941年6月5日，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它与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1938年11月13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

　　背景

　　在1937年7月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1937年11月，国民党对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开始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在1937年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陪都。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发动全面战争不久，即把无区别攻击列入军事操典。日军1939 年至1941 年对中国重庆市的无区别轰炸，就是在此“政略攻击”下实施的。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日本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3-4] 在重庆大轰炸中，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30所学校被炸。[5-6] 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对重庆主要为试探性的轰炸，出动的架次较少，多数为陆军航空队。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日军在日本天皇的命令下开始向重庆实施战略轰炸。1938年12月底，由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1939年5月，改以海军实行轰炸。5月3日及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对重庆市中心区进行连续轰炸，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此次轰炸称五三、五四大轰炸。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进行轰炸，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

　　过程

　　1941年6月5日下午6时左右，雨后初晴，当重庆的市民们正准备吃饭乘凉时，突然空袭警报长鸣。得知日军的飞机要来空袭，人们携带行包，纷纷涌向防空隧道的入口。由于袭击突然，疏散来不及，因此，防空隧道内聚集的人特别多，显得十分拥挤。除了两旁的板凳上坐满了人以外，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群。洞内空气异常浊闷。 晚上9点钟左右，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开始狂轰滥炸，霎时间爆炸声此起彼伏，繁华市区顿成废墟。由于人多空间小，再加上洞口紧闭，洞内氧气缺少，人们开始觉得呼吸不畅，浑身发软。地面上日机的轰炸仍在继续，而洞内的氧气越来越少，连隧道墙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这时婴儿和孩童们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啼哭起来，气氛顿时紧张，有些人开始烦躁不安，举止反常。生还者朱更桃回忆当时情景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生还者何顺征对当时的感觉也记忆犹新，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更有甚者，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有一老妇人，将自己的头和脸碰烂，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很是吓人。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了。面临死亡，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开始拼命往洞口拥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因此，人群越往洞口挤，门越是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的往外挤，人们喊着哭着往外冲，可是门依然紧闭着，无法打开。洞内的氧气在不断减少，洞内人群的情绪更加急躁，他们拥挤在一起，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而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堆往外挤，惨案就这样发生了。后来洞门被打开，霎时间，洞内的人群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洞门，一部人因此而得以生还。郭伟波老人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回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他说：“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飞机呼啸着从空中冲过，扔下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地面顿时一片火海。此时此刻，洞内的人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还在奋力挣扎着往外挤。他们面色红胀，双手挥舞着，拼命狂叫，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身体依然原地不动，一个个生命就这样被耗尽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折磨、挣扎，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逐渐减弱，“很多人躺在地上，气息奄奄，面色由红色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 空袭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陪都重庆时，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活人的声音。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其凄惨情状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很多死者都是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含恨离开人世的。他们有的面部扭曲，手指抓地，有的仰面朝天，双手垂地，有的皮肤抓破，遍体鳞伤，十分悲惨。 6日凌晨，防空警报解除后，国民政府当局开始组织人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

　　结果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在幕僚的建议下，急忙派出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用意是这些人因缺氧而死，运至河边空气新鲜处，或可复活。但是，参加抢救的士兵、特务人员、防护团员、服务队员视人民生命如儿戏，他们把尸体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有一丝气息，但因上有尸体堆积，被活活压死。更有甚者，一些参加抢救的人员非但不全力救人，反而趁火打劫，从尸体上搜取首饰、钱物，剥取衣裤，引起群众极大愤慨。运至朝天门河坝的死尸中，确有少数因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者。但他们醒来后.发现随身所携带的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无以为生，便绝望地放声大哭。河坝一带，死尸累累，哭声雷动，其状甚惨。大隧道惨案的发生使重庆舆论为之震惊，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职，该职由重庆宪兵司令贺国光兼任;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重庆市长吴国帧撤职留任。震惊中外的大隧道窒息惨案，至此草草了结。

　　警报错误

      1941 年6 月5 日当天防空部档案记载:“是日敌机廿四架分三批(每批八架) 袭渝, 自17: 33 起于湖北宜都松滋处发现西飞。”第一批于“19: 28 侵入重庆市空投弹, 至19: 54 始经丰都东逸。”第二批于“20: 47 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1: 20 经丰都东逸。”第三批“22: 17 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3: 13 经丰都东逸。”警报情况是:“本部于18: 08 悬红球一个, 18: 18 发布空袭警报, 18: 57 发布紧急警报; 21: 18 悬红球两个, 21: 40 卸下两个红球; 23: 01 又悬两个红球, 23: 27 发布解除警报。” 警报信号的意义是: 悬挂红球1个, 预告空袭, 悬挂两个红球, 是空袭警报, 卸下两个红球是紧急警报, 又悬两个红球是通告市民出洞休息, 又卸两个红球是再次紧急警报, 又悬两个红球又是通告出洞休息。发布解除警报是悬挂绿色长条灯笼。警报种类是: 空袭警报: 敌机距离200—300 公里, 紧急警报: 敌机距离50 公里, 解除警报: 敌机离去200—300 公里。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5个半小时的警报避难过程中，在防空洞中躲避空袭的人们在空袭间隙中并未及时得到休息。这是大隧道窒息惨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数超量出事地点的较场口这一段大隧道分十八梯、演武厅、石灰市3 个出口, 长度438. 4 米, 乘以宽度2. 5米, 面积是1096 平方米。乘以高度2 米, 等于2392 立方米。防空部规定洞的容量标准是4 人每平方米, 根据审委会的解释是:“镇静之避难者, 在换气设备之防空洞滞留1 小时, 每人所需之空气应为1立方公尺, 通常以滞留2 小时为准, 每人应有3 立方公尺之空气量。”据此计算该洞常规容量是4384 人。80 年代重庆市人防办勘测计算, 有木凳958 条, 每条坐3 人, 共计2874 人, 按每平方米4人计算, 占地575 平方米, 剩余面积521 平方米, 人防办按站着的人6 人ö平方米计算, 这只是一种随意的估计, 为3126 人, 又加上梯道面积134. 75 平方米, 按坐5 人ö平方米, 站6 人ö平方米计算,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根据, 共计555 人。算式2874 人+ 3126 人+ 555 人= 6555 人。这么计算, 全洞最大超常容量为6555 人。关于惨案当天入洞人数, 尚未发现史料可以确证。但从现存档案中可知, 入洞者当超过万人，此为惨案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据十八梯洞的生还者徐元新上具防空司令部呈文, 他在空袭警报后进洞, 被人潮推压拥挤, 洞内发生打架情形。不久出现窒息征兆, 随之严重窒息开始发生。另据演武厅洞生还者郭伟波回忆, 容量超常, 致使缺氧窒息, 发生骚乱, 人群拥挤, 无法进退。

　　管理混乱防空管理的混乱，也是导致惨案的一个原因。管理重庆空袭救护防护的机关，主要有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防空司令部和防护团，但前两者不相统属，防护团为义务组织，成员缺少训练，素质很差。这些都导致了防空管理工作的混乱。如防空期间通告休息，按照警报规定，卸下两个红球表示紧急警报，又悬红球两个是通告出洞休息。然而当天球台的警报灯球坏了，用马灯蒙上红布代替。但是当年3月航空委员会颁布《防空警报信号大纲》第11 条规定：“被毒地区日间用红旗夜间用红灯加以标识。”于是， 这个信号的含义有两种，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在重庆市档案馆防空部案卷67卷中有这样的记载中，“事后据报十八梯有防护团员百余人拥塞洞口及抢救不力，暨有人持枪威逼民众出外”说明了疏导指挥工作的混乱。

　　贪污腐败关于通风设备，在较场口大隧道内4月中旬安装好了电动通风机，1941年6月3日试验开车，约定6月5日下14：00—17：00验收，但厂方直等到警报发出前半小时，防空部谢元模也没有出现。谢元模解释：“因本人非电器专家，原约定电灯厂工程师同往验收，因该人未到，故未往验收。”防空部第三处正、副处长丁荣灿和潘联说，真正原因是防空部没有给军政部贿赂，军政部拒绝验收， 机器竟不敢启用任其闲置。造成防空洞质量缺陷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费不足和挪用。据谢元模报告， 通风照明设备工程，1940年7月到11月为第一期，军政部每月拨款12万元，应合计70万元。1941年2月到5月为第二期工程，行政院直到1941年5月26日，才核准防空部工程处1941年度防空设施经费一共140 万元，其中大隧道工程占40 万元。这些经费大部被挪作他用。1940年12月，防空部申请大隧道内安装通风机30具需款39万元，因为付不起钱，只买了20具，其余的退还给厂方了。

　　设计缺陷防空洞设计与质量的缺陷， 也是导致惨案发生的一个原因。如日本从1940 年“101 作战计划”开始， 运用长时间轰炸战术已经是常规。1941年超过3小时的轰炸有32次，占全年轰炸比例的44%。我方计算防空洞的呼吸空气量，却仅仅以2 小时为限度，显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设计者谢元模、陈公矩不是专攻地下空间工程的人员，所以，工程设计有先天性的技术缺陷。比如规定各段隧道两端出口必须一头高一头低，根据热胀冷缩的形成原理使空气对流，来达到自然通风的效果，但隧道都很长，中间却没有设计通风井工程，使设施原理失效。另外， 又没有排水沟设施，洞内积水无法解决，天气炎热，人口一多，潮湿蒸发上来，气闷难当。洞身高度不足，顶石风化，进出口也太少，也造成进出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