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乐道院：东方的奥斯维辛
来源：《人民文学》   2016-10-27 09:06:56

　　潍坊，顾名思义，即潍县与坊子的合称。1948年潍坊特别市设立前，潍坊称潍县，坊子是其第十区。潍县有个著名的教会中心——乐道院，由北美基督教长老会创建。1882年，北美基督教长老会派遣美国传教士狄乐伯及其夫人阿撒拉来潍县传教，得到当地教友的协助，在老潍县城东关买地建了“乐道院”。乐道，乐于修道之意。乐道院由教堂、学堂、诊所三部分组成，用以传教、办学和开办诊所，院内的钟楼成为当时潍县城东部的标志性建筑。

　　1900年6月25日，潍县义和团陈双辰（又名陈锡庆）率团民火烧了“乐道院”，烧毁楼房42间，平房136间。1902年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用清政府“庚子赔款”的10万两白银，在潍县县城重新扩建了“乐道院”。重建后的乐道院占地200多亩，成为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的山东总部。乐道院里除了教堂，院内还建有广文中学和教会医院，是昌潍地区集教会、教育和医疗于一体的教会服务中心，也是西方传教士、教师、商人、学者和医务工作者聚会的活动中心之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曾在这里居住，美国《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也曾随父母在此居住过。

　　院里的教堂、医院、学校除了外国友人主持和工作外，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是中国人，广文中学的校长黄乐德就是当地人。他与德卫斯是师生关系，德卫斯原任潍县广文大学校长，后广文大学与济南广智院等6所学校合并更名齐鲁大学，他任教务长。

　　在乐道院服务的中国人成为这里的居民，他们与外国侨民成为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1年12月7日清晨（美国夏威夷时间），在中国战场被拖得疲惫不堪的日军突然袭击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夏威夷欧胡岛上的机场，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海军出动6艘航空母舰，共300多架飞机，分两个波次向美军基地发起攻击。重创美军8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摧毁美军战机188架，2402人殉职，1282人受伤。

　　12月8日中午，罗斯福总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举动，不坐轮椅由大儿子搀扶着走进美国国会大厦，向参、众两院发表了为时6分钟的讲演，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无端和怯懦地发动进攻开始，合众国与日本帝国之间就已存在着战争状态。”不出一小时，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当天下午，美国政府对日宣战。

　　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此高兴得老泪直淌，他已多次敦促美国对日宣战，当天，英国也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对日宣战，和中、苏共21个国家建立了同盟国阵营，与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

　　美国情报人员发现，日军关于珍珠港的一系列军事情报，系在美国的日裔侨民充当间谍提供。日侨在美国开酒吧、舞厅、妓院服务美军，同时窃取美军情报。日海军情报人员也化装成渔民事先潜入珍珠港，与日间谍共同搜集情报。情报细致到星期日美海军离舰人员比例，值班人员交接班的时间，以及离舰人员回舰时间，日军据此确定星期日清晨为发起攻击时间。基地美军大部分人员在沉睡中殉职，偷袭异常成功，美国上下对日侨恨之入骨。

　　珍珠港事件两个月之后的1942年2月8日，罗斯福总统亲自签署了9066号行政命令，委托陆军部将侨居在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6万多日侨，强行集中到洛杉矶附近的指定地区统一居住，划定无人进入的聚居区，隔绝其与外界的联系。

　　日本似乎早有应对策略，为报复美国，他们随即在中国全境搜捕同盟国在华的牧师、教师、商人等侨民，并将其全部强行抓捕，分别在香港、上海龙华和潍县三处关押，将关押地命名为“敌国人民生活所” （简称C.A.C），实为集中营。其中因潍县靠近胶济铁路，交通便利，加之乐道院地大房多，美国人又集中于此，日军将魔爪伸向了这里。

　　日军宪兵队带伪军强行占领了乐道院，院内中国人被驱赶。宪兵队长汤本宣典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年仅18岁的医院女护士魏希芳强行奸污，并将其长期霸占。日军还将乐道院周围的中国居民驱逐一空，强迫当地苦力，把院内所有树木砍伐一空，在院内的六个角落垒起岗楼、碉堡，架起机枪，围墙上架设了一道道带电的铁丝网，一座幽静而充满欢乐的教会中心，霎时变成了阴森恐怖的集中营。

　　日军将英、美、法、新西兰、加拿大、古巴、希腊、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21国在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徐州、济南、青岛、烟台、滕州等地）的2008名侨民无辜抓捕，陆续押送到这里秘密关押（后将400多名天主教牧师转移到北京关押），羁押长达3年半之久。这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关押人数最多的同盟国侨民集中营。

　　西方侨民中有许多世界著名人士，如英国400米跑奥运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荣获1982年美国第5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故事片《火的战车》，就是以他的素材创作）、华北神学院创始人赫士博士、曾任蒋介石顾问的基格（雷振远）神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卫斯博士、中美重新建交后的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美国花旗银行董事长夫人沙德拉·司马雷、青岛大英烟草公司经理韦伯、燕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韦尔选及夫人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谢迪克博士、英语系主任桑美德女士、哲学系主任博晨博士、化学系主任窦维廉夫妇、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先生等33位知名教授；还有英国天主教神甫艾文德先生、后任加拿大海外基督教使团总监的米歇尔·大卫博士、基督教内地会以及烟台芝罘英文学校创始人英国牧师戴德生的儿子戴存仁博士和芝罘学校的300多名欧美籍师生等等。

　　集中营被关押者中，上至年近90的老人（华北神学院创始人赫士），下至8岁的儿童，这其中就包括长大后成为作家的戴爱美，她后来专门写过潍县集中营的回忆文章，在集中营中与她年龄相仿的儿童有100多名。还有的全家老小被关押于此，20岁的德斯蒙德·鲍尔从上海龙华转到潍县集中营时，就发现他的母亲和太太，还有同母异父的妹妹都已在一群囚犯中间。不管几口人，只给一间六七平方米的低矮小屋，烧木柴的烟味儿呛得人不能喘气；大宿舍里，床与床之间相隔不到一尺。夜间小便、打鼾，甚至打饱嗝的声音都清晰可闻，乐道院成为继波兰奥斯维辛之后又一座人间地狱。

　　自1942年到1945年8月30日这段时间，上千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侨民被关进乐道院集中营，他们在这里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给他们带来希望？

　　这个故事中，不仅有同盟国侨民的自救，也能见出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无私帮助。

　　缺吃少穿，“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

　　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西方人无辜地被剥夺自由，上千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侨民被关进集中营，被日军分成6个队，大人和孩子混合编队，每队三百多人，每一个人一个编号，印在臂章上，国别仅用英文字母表示，跟监狱里的囚犯一样。不管老人儿童，一律都要学会用日语“日奇，泥，散，西……”报数。

　　清晨钟声敲过，全体侨民不管男女老幼都得到操场集合点名，各自报上自己的牌号。如果报数不对或声音太低，就会遭到如狼似虎的日本看守的呵斥。经值日的日军士兵校对名簿，6队相加总数无误，训完话才得散去。

　　早饭后，除了80岁以上的老人外，其余侨民必须参加劳动。按各自的专长，分别充当面包师、厨师、鞋匠、洗衣工、锅炉工、修理工、医护等，其余没专长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得轮流帮厨、做煤球或种菜、运煤、拾柴、刨地、清除粪便垃圾等。几百名中小学生上课前后也得干活。不服从，日伪军就用脚踢，打耳光，用枪托捅他们的后腰。

　　高墙上铁丝网围困，房舍内破烂不堪，院内没有自来水，厕所粪坑敞露、全院只有两间淋浴的房屋，环境被破坏得比监狱还差。

　　英国人乔伊回忆：“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他们拿走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拿不走的就毁于一旦，所有窗户都破烂不堪，厕所设备无法使用，几乎无法让人居住。”

　　不只是环境恶劣，日军对他们封锁一切消息，他们如同被关进了铁笼子，成了聋子、瞎子，其精神所面对的折磨与虐待令他们无法忍受。

　　这些被囚禁的同盟国侨民之前散居在中国各地，过着优裕的生活。到了集中营，粮食实行定量配给，其中多为高粱、玉米等杂粮。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尽，侨民吃的高粱和玉米大多是发霉的陈粮，土豆腐烂变质，少见的肉上则满是蝇蛆。吃惯了面包的小侨民乔伊丝咽不下高粱米，她母亲只好劝她：“不断咀嚼，直到你可以咽下去。否则，你会饿死的。”

　　被关进集中营时只有8岁的戴爱美，长大后成为了一名作家，她曾回忆集中营的生活：“初期，早餐的主食一律是高粱和绿豆煮的一碗粥，午饭是一些炖和煮的食物，炖煮千篇一律，晚饭将午间的剩饭加在一起再炖煮。”

　　到后来早餐一周四天只有一杯茶，另三天是一盎司的麦糊；午餐只有白煮卷心菜汤和一只洋山芋；晚餐根本就没有。

　　乔伊丝记得，有一匹马在集中营摔死了，直到这匹马腐烂之后，日本看守才允许让侨民吃它。侨民们抱怨吃腐烂了的土豆会生病甚至中毒，日本看守威吓道：“在吃完这些土豆之前，你们不会得到任何食物。”

　　除了食不果腹，侨民们被抓捕时都没带衣服，衣不遮体，很多孩子因为无鞋可穿，常常光着脚。

　　由于营养不良，人们体重下降，憔悴消瘦，体力枯竭，多生疾病。80多岁的戴存仁牧师体重减到不足80斤。最可怜的是那些孩子们，一个个齿暗无光，面黄肌瘦。已经发育的少女，连月经都停了。

　　学校老师发现，鸡蛋壳可填补食物中钙的不足。他们便将保留的蛋壳洗净、烤焦、捣碎、研磨成粉，用汤匙逐一送到孩子们口中。面对难以下咽的粗粉，孩子们想吐出、喷出。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强忍着吞咽下去。

　　奥运会400米冠军利迪尔的好友安妮小姐，在集中营第一次见到久未谋面的利迪尔时，见他又黑又瘦，穿着打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衬衣，她都不敢相认。

　　在集中营不仅缺吃少穿，药品更是奇缺。尽管侨民中不乏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有些侨民却因病后无药物治疗而失去生命。

　　奥运冠军利迪尔在戴爱美这些孩子心目中，是快乐和光明的化身。他除了组织孩子进行各种游戏体育比赛外，还管着两栋楼难友的日常生活事务，每天早晚要保证所有人参加集合点名，还要帮别人打水、搬煤、倒垃圾、清扫房间，晚上再辅导孩子功课。离集中营解放不足200天，这位奥运会金牌得主因患脑瘤得不到治疗病逝。尽管天气极寒冷，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现在集中营遗址还有他的墓碑。

　　因病得不到治疗、在集中营病逝的还有华北神学院创始人赫士博士。侨民们的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折磨，近三年半时间，有40名侨民死于集中营内。

　　甘冒风险伸援手

　　墙内外都有中国人无私帮助

　　被囚禁的每个侨民都不会忘记当年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无私帮助，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一次次将援助之手伸向他们，帮助他们挺过难关。

　　集中营食品供应最困难的时候，日军乘机用以物换食品的手段盘剥侨民，一些难友不甘心被日本看守盘剥，冒险偷偷地将自己的衣服、金牙、手表、皮鞋等物品包裹好，在里面夹上写有想换什么食物和自己名字的纸条，趁日本看守不注意，将包裹扔出大墙。墙内侨民与墙外中国人虽互不相识，但这些包裹一旦被中国人拿到，都会立即从墙外扔回比对方想换数量多得多的食品。

　　这种地下交易逐渐形成规模，侨民们称之为“地下黑市”。为防止交易过于频繁被日军发现，斯坎兰神父自愿做地下交易的联络人。5名传教士所住的房间恰好靠近围墙，他们联络上集中营外的一位康太太，也有说是江太太。这位太太或她的小孩从外面把鸡蛋或小包裹递进来，斯坎兰等在里面接应。大批货品递进的时候，通常是在夜间进行。一段时间，集中营内经常收到大量的鸡蛋。后日军发觉搜查，但没能根绝这充满友情的“地下黑市”。

　　日军对欧美侨民相对温和，但对中国人却极其凶狠残忍。有一个中国临时工因向营内偷带食品，被日本看守打得失聪。上圩村青年韩祥携带食品试图翻越围墙给营内侨民帮助时，不慎触电网死于墙头，日本看守故意使其暴尸示众。上虞河村一位13岁女孩韩贞昌，捡破烂时，因靠近了集中营外墙，日本看守认为她想帮侨民，残酷殴打后将她扔入河中，她挣扎着游上岸来，又再被扔进河中，终因伤重力竭而死于河内。

　　集中营的供给日益恶劣，多病体弱的难友又无药救治，侨民自治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德卫斯急需与他的学生、广文中学校长、牧师黄乐德联系，想得到他的帮助。日本人监控严密，惟一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中国人只有淘粪工张兴泰。耿直忠厚的张兴泰冒着生命危险将信转给了黄乐德。

　　黄乐德接到信后，立即将2000元伪币让他偷带进去救急，然后他领着儿子黄安慰，带上干粮到处募捐，但在战乱凋敝的时代，募得的零星款项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无奈，他辗转托人疏通关系，和儿子直接到昌乐、寿光找国民党军政长官张天佐、张景月募捐。经多次陈说利害，终于说服二位，共募集到善款30多万伪币，时值10余万美金。黄乐德将这批款项让儿子黄安慰与女儿黄瑞云分三批秘密送往中立国瑞士驻青岛代办处艾格外交官手中，再以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购买药物与营养品，分批送往集中营。正是这一批批的救命物资，才使得1500多名被囚禁的侨民度过了艰难困境，否则不知有多少侨民要在这里倒下。

　　1944年6月，发生了恒安石和狄兰越狱出逃事件，之后日本人大规模搜捕，大肆杀戮焚烧，毁房千余间，杀死、杀伤中国民众200余人。而恒安石、狄兰二人一直被中国人保护，直至日本投降。36年后的1981年，恒安石重返中国，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1945年8月，潍县集中营解放后，恒安石曾重返潍县，专门向帮助他们的张兴泰表示感谢。1987年6月，刚刚卸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再回潍坊寻访当年的恩人。当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人再来拜访恩人时，张氏父子已经去世多年，如此施恩不图报的情怀让恒安石等外国友人肃然起敬。如今，潍县集中营遗址陈列馆内保存着张氏父子的画像，他们一如所有勤勉的中国劳动人民，皮肤黝黑，满脸皱纹，但眉宇间神情坚毅。

　　集中营内部岁月

　　组建自治管理委员会，也曾秘密越狱

　　日军的严酷看管，生活条件的恶劣，秩序的混乱与无序，促使集中营关押侨民组织起来，争取权利，自我管理。侨民们通过民主选举，组成了“自治管理委员会”。对乐道院以及潍县和山东情况十分熟悉的齐鲁大学教务长德卫斯，被推举为自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另一名负责人是曾任蒋介石顾问的基格神父，中文名为雷振远。他们除了负责管理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还负责与日本当局进行协调、谈判和抗争。

　　自治管理委员会利用日军惧怕美国对在美日侨进行反报复心理，组织侨民与日本看守斗智斗勇，最大限度地争取权利和自由。他们秘密组织与外面的乡民进行交易，换取食品；秘密与外界联系，争取有关方面的援助。最成功的是恒安石、狄兰成功越狱逃跑，使得集中营与重庆美军援华总部取得联系，争取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援救物资，并为美军空投伞兵部队最终解放集中营做了充分准备。

　　与外界的联系，一直是基格神父以卫生巡查队队长的职务做掩护将书信打成小包，让淘粪工张兴泰带出，后来看守产生怀疑，出入严加搜查。基格便把信藏在小锡盒里，修理工焊好封严，投进粪桶，随粪车带出。有时是张兴泰将密信塞在鼻孔里，或粘在粪桶底下带出。

　　战争迟迟不能停止，获得自由的日子眼见得遥遥无期。以基格神父为首的几个年轻人开始秘密筹划，准备出逃，并争取到中国政府和美军总部的救援。研究决定，曾担任过英国海军上尉的狄兰和神父汉奎特被选为承担出逃任务的人员。狄兰退伍后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任职，他的汉语很好，便于同地方游击队沟通；汉奎特是神父，更容易得到潍县百姓的帮助，因为乐道院的传教人员在当时的潍县城乡有相当的信任度。基格留守集中营，负责处理出逃行动的善后事宜。集中营内教会的“权威”拉什福德神父得知了他们策划出逃的消息后，担心日本人对集中营内神职人员进行报复，进行了干涉，假若如此冒险，只能停止教会活动。不能再做弥撒，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基格和汉奎特商量重新选择出逃人员，将汉奎特换成了曾任北平辅仁中学教师的美国小伙子恒安石。

　　越狱出逃不能离开当地抗日游击队的帮助，如何联络？他们仍选择了忠实朋友张兴泰。张兴泰将消息传给黄乐德，黄乐德找了在乐道院做牧师的王绍文之妻杨淑兰，能说会道的王绍文密访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司令王尚志，王尚志答应相助营救。可因为四纵队在平度孙正村与日军发生激战，王尚志被俘，接应营救计划由原副司令王豫民继续。

　　他们出逃的地点，选中西墙中间的一个瞭望塔。高高的围墙，只有从瞭望塔才容易爬上去，瞭望塔建在墙的一个凹处，刚好避开来自西北角的探照灯光。看守每天晚9点换班，新上岗者按规定要沿此墙边道路巡查一遍，通常需时约10分钟，在那10分钟里必须逃脱。出逃的晚上，一定要没有月亮。接应地点，选在集中营东北约3公里左右的一块墓地，这里有茂密的松林，便于隐蔽。

　　消息送出之后，经过一周的焦急等待，四纵队才经杨淑兰传回答复信。6月9日晚上，月黑风高之夜，恒安石和狄兰两人惊险逃脱集中营，如期得到抗日游击队的接应。出逃成功，王绍文又远赴重庆找到美国驻华总部。不久，美军安排飞机将王绍文及12箱物品空投到昌邑南乡。狄兰和恒安石随部队参加了抗日活动，居留在由四纵队改编而成的山东挺进军第十五纵队一年多。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驱走寂寞和孤独，在自治管理委员会的努力下，集中营中的侨民开展了各种学习、工作和文体活动。组建了救世军乐队、话剧社和歌咏队、举行舞会，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救世军乐队中，有几位是天津歌舞团木管乐组的成员和业余提琴手。他们穿梭在医院、教堂，频频演出，为侨民们带来了欢乐。1945年5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他们猜测离重获自由的日子不远了，救世军乐队将当时的美、英、中、苏四国国歌择段重编，加上宗教颂曲秘密排练演出，准备迎接集中营解放的那一天奏响这《同盟国进行曲》。

　　1945年8月17日上午9时许，美军驻华总部派出代号为“鸭队”营救小组乘B—24型轰炸机抵达潍县时，集中营里的人们疯狂了，有人高举拳头挥向天空，有的哭泣、大笑、拥抱、跳跃，更有的将嗓门喊得嘶哑。几个年轻人爬上高高的钟楼楼顶，将一面为迎接解放而事先准备好的美国国旗展开。

　　狄兰和恒安石将分成四片的小收音机传递到基格和汉奎特手中，霍楚伊再拼装成收音机，难友从收音机里得知了盟国的胜利，同时也增添了惆怅，他们担忧，日本人如果预知失败已成定局，会不会提前对他们实行枪杀以泄愤？会不会以同盟国侨民做人质，对同盟国停止轰炸日本本土提出要挟？

　　一切顾虑于1945年8月30日结束，美军驻华总部委派万伯格中校率队乘机来到集中营，代表美国在华驻军正式接管。集中营解放后，狄兰和恒安石重回乐道院与难友欢聚，同帮助他们逃脱的基格及张兴泰等合影留念。此后的几个月里，重获自由的侨民分期分批安排回程，离开乐道院集中营。

　　对集中营的幸存者而言，这段特殊的经历，成为他们终身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黄国荣

　　（本文作者历时三年追寻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以此为素材所创作的长篇《极地天使》，将由《人民文学》杂志8月号发表，同名书将由作家出版社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