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击队在香港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5-06-05 15:33:12

　　编者按：历史是过去事件的集合，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遗忘他们可能导致将来重走弯路。

　　87岁的刘春兴（Liu Chun-sing音译）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下属港九独立大队的一名士兵，在日本侵占香港的这段时间里（从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他为这支队伍效力。他曾在广东作战，并帮助许多著名学者逃离香港。（埃德蒙·唐/中国日报）

　　编者按：历史是过去事件的集合，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遗忘他们可能导致将来重走弯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国日报会刊载一系列有关二战中人们日常生活以及战争对人们当下及将来影响的报道。本报道是系列中的第七篇。

　　历史学家们希望记录下20世纪40年代在香港发生的一切，Andrea Deng报道。 那些逝去的人的面孔仍然深深地印在刘春兴的记忆里。这位87岁的退伍军人曾效力于港九独立大队，他曾目睹了无数的朋友，战友都在抗日战争（1937-1945）中不幸牺牲。 很多不幸死去的人都是刘春兴的同姓老乡。他的朋友刘坤春（Liu Kum-chuen音译）是在骑自行车时被一名日本军人刺死的。还有刘宏储（Liu Hung-cheuk音译）被砍了头，还有刘叔万（Liu Shu-wan音译）是为因未向日本人鞠躬而受惩罚的老乡偷面包而被日本人打死的。刘浩宇（Liu Hap-yau音译）是在卸载火车上的货物时被枪击的。

　　日军持续的杀戮让刘春兴决定前往内陆，在那里，他加入了东江纵队的港九独立大队。“我那时候还是一个14岁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夺。因此，当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打鬼子的机会，我就还不犹豫加入了，”他说。另外，港九独立大队也杀那些汉奸，他补充道。

　　刘春兴带了几件衣服和几斤大米就出发了。当时大米的价格高得惊人，于是他卖掉了大米，从而有了前往东江纵队征兵地广东的路费。

　　我的生活只需要5美元就可以满足了——两个鸭蛋，九两米饭和两斤油，这就是我生活的需求。因此我想如果我战死了，我的生命就只值五美元了，”他说。

　　偷袭

　　刘春兴成为了东江纵列游击队的战士，在广东一带包括白芒花（今白花镇），屏山，铁冲，平海，赤石和梅陇等镇与日军战斗。 游击队没有先进的武器。大多数军人用的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旧式步枪或是从死去的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枪。刘春兴和他的战友们足智多谋，想出很多偷袭敌人的办法。 有一次我们在日本人军营外舞狮。他们觉得这很平常就没在意，然后我们就向他们扔手榴弹，向他们开枪，”他回忆道。

　　还有一次我们伪装成乞丐，向他们乞讨，时机一到，我们就投手榴弹，”他说：“我们没有任何炸药。当我们用锅，钨丝，锁制成简易的炸药。我们也使用渔民用来炸鱼的炸药。“ 装备落后的游击队为抗击日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争结束后，刘春兴是唯一一个毫发无损回到香港老家的人。

　　图：这张照片展现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抗击日军的情形。（图片/中国日报提供）

　　图：刘春兴画出当时他帮助护送著名学者和政治局逃离香港的路线。埃德蒙·唐/中国日报

　　持续抵抗

　　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被日军占领期间（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唯一的武装抗战力量，香港岭南大学记录办公室副主任的刘书勇（Liu Shuyong音译）说道。 陈章瑞是香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的荣誉研究员，他称港九独立大队成员大多数是农民，渔民，有些12岁，有些17岁。他们因为见到了日军太多的不人道行为，而打算加入游击队抵抗日军。

　　很多在战争中幸存的港九独立大队在随后的几年去世了，而活到现在的人，也进入了80,90岁高龄。

　　历史学家们认为关于独立大队的记载很有限，刘书勇认为要想分析港九独立大队及与其相关的历史，应该依据那些曾经经历过这些历史的军人们的口述。

　　鉴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历史学家与当地的居民们都致力于再现历史，找到那些抗日战争中为国战斗，却被遗忘的英雄们。

　　在２０１４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来自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 Chan Yung提议应该举办更多的活动来纪念那些抗击1941年12月7日登陆香港，同天也袭击了珍珠港的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战士们。

　　陈章瑞陪同学生们参访了当年独立大队的成员。于2008年成立的香港东江纵队历史研究委员会与尹凌平（Yin Linping）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尹凌平是纵队中一名杰出的军人，他曾在战争中救下了一名美国飞行员。这个故事后来被尹家的一名成员写成了书。其他的历史学家，包括岭南大学的刘书勇也发表过相关的论文。

　　迫害威胁

　　港九独立大队以营救了超过800名的反日学者，艺术家，军事领袖，政治家而出名。英国投降不久，日军就要求所有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者投降，否则就要逮捕并杀害他们。 沈德鸿是中国的重要作家，笔名茅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他被独立大队成员营救的情况。在陈章瑞的一本书中，沈叙述了游击队如何与当时的黑社会组织三合会合作，将那些被胁迫的人带离至安全区。“黑社会最了解如何安全的逃离日本人的魔爪。”

　　沈还补充道，那些匪徒通常都会为他们提供协助而收取保护费，但是他们并不向在游击队保护之下的人收取，也许是出于尊重，或者是他们被游击队的武器和组织震慑。

　　“对于日军控制下的城区人员营救通常在晚上进行，”陈章瑞告诉中国日报的记者：“港九大队在六，七个月里营救了近乎800名重要人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一些学者和政要年纪已经很大了。对他们来说，爬上新界的山并不容易，因此港九大队队员不仅要帮他们提行李，还要照顾他们。

　　从1980年开始，陈章瑞就是西贡区的官员。2009年，他完成了他的书。由于西贡区是当时港九游击队的据点之一，他在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前游击队的故事，并从1983年开始为他的书搜集资料。

　　港九大队成员告诉他，新界是三合会成员和其他强盗活动的地方。“游击队杀了那些强盗和叛徒。比如，在西贡泰隆长大的祥兴杀了很多叛徒。他也杀了很多日本人。”陈章瑞说道。

　　“他们很好的维持了秩序。日本投降后英国人回来了，他们邀请大队成员作为农村防御力量，直到1946年才解散。”他补充道。

　　今天，刘春兴成为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退伍军人联合会的志愿者。他致力于帮助小学生和历史研究者了解日本侵略时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