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九大队：插入香港敌后的尖刀
来源：炎黄春秋网   2023-01-04 08:40:37

　　导语：1941年12月，在日寇攻占香港的时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在广东一带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与此同时也进入香港抵抗日寇。1942年2月，东江纵队在香港成立港九独立大队，并吸纳香港居民加入其中。此后，港九独立大队成为香港抗日的中坚力量，为打击和牵制日寇、营救在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盟军飞行员，及为盟军提供情报等任务中作出重要贡献。

　　走进香港新界沙头角的“乌蛟腾烈士纪念园”，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亲笔题词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屹立园中。2015年8月，国务院公布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时，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成为香港唯一、也是首次上榜的地点。在香港新界西贡，也坐落着一座由曾生题词的抗日英烈纪念碑。两座纪念碑共同记述了香港抗战中港九大队浴血杀敌、气壮山河的传奇历史，熔铸着港九英烈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一把锋利的尖刀，深深插入日寇的心脏

　　素有东方明珠美誉的香港，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战时期，他既是英国在远东控制的重要金融、经济与军事基地之一，又是中国对外联络与物资秘密输入的重要渠道，被日寇觊觎已久。

　　1941年12月8日，日寇成功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同日凌晨，为进一步实现南进计划、彻底破坏援华路线、迫使中国屈服，日寇下达代号为“鹰”的作战命令，令陆海军协同攻占香港。遂即航空兵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海军从海上实施封锁，尔后以1.5万余人兵力从深圳以东迅速入侵九龙半岛，12日突破英军防线，18日渡海登陆香港岛，切断市区水源。尽管21日时，丘吉尔仍声称驻港英军“无论如何决无屈服的念头”，但驻港英军已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本占领，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

　　沦入黑暗的香港，仍有指引前进的星光。其实对于日寇的作战行动，中国共产党人早有预判。同年11月下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即接到了正在香港开会的该队政委尹林平(林平)的指示：“作好应变的准备，一旦战事发生，立即派部队进入港九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根据这一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于12月9日派一部兵力进入新界元朗地区活动;11日，派茜坑、马鞍岭抗日自卫队挺进西贡半岛的赤径、企岭下、深涌附近，并从第三大队第一中队抽调20人组成小分队，从惠阳短枪队等部抽调10余人组成短枪队，同时进入西贡。随后，这3支队伍组成武工队性质的短枪队，并设立临时中共党支部。至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挺入九龙、新界地区有近百人，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深深插入日寇的心脏。

　　1942年2月，为加强港九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上述部队统一编为港九大队，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治委员，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鲁锋任副大队长，并根据港九地区的特点，分别组建了短枪队、长枪队和海上队。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港九大队经过艰苦斗争，在西贡、沙头角、元朗、大屿山、上水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人数也于1943年春夏后增至约800人，下辖5个地区中队、1个海上中队、2个长枪中队和1个直属中队。

　　以隐蔽斗争的形式，灵活进行城市游击战

　　苦难始于血腥的屠杀。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后，为巩固香港的重要“堡垒”[2]作用，日寇任命其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港督，以军警特宪钩织成严密的殖民统治网，大肆进行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

　　港九大队利用日寇占领香港初期兵力不足、无暇顾及乡村的有利时机，派出大批民运队员深入到九龙新界的650多个村庄，积极发展、组织和武装群众，肃清土匪，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组建抗日团体，不断扩大队伍。

　　港九地区城镇密集，遍布日伪军。面对新环境新情况，如何开展游击战?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回忆道：“在港九这个地域狭小，回旋余地不大，而又是敌人军警林立的地区，港九大队进行的游击战争，主要采取隐蔽斗争的形式，着重发挥短枪队机动灵活的特点，运用奇袭、伏击等游击战术打击敌人。”[3]港九大队充分发挥短枪队的高机动优势，多打小仗、打巧仗，时聚时散，神出鬼没，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其中威名远扬的，要数西贡区沙田短枪队副队长刘锦进。

　　刘锦进原名刘黑仔，广东宝安县大鹏镇人。据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回忆，“刘黑仔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孤胆英雄”[4]。他和队长黄冠芳率领短枪队曾在窝塘村联合抗日自卫队夜袭日军兵营，全歼日寇1个工兵班;在狮子山遭遇战中全歼日军1个班;化装奇袭日军牛池湾哨所，全歼日伪军16人。刘锦进曾智擒匪首李观姐，活捉日本高级特务东条正芝;三次化装挑着菜担进入九龙市区，击毙日寇4名岗哨;驾船在九龙太古船坞海面跳过敌船，活捉了两名密探……他们以观音山、吊草岩一带为依托，频频奇袭日寇，屡建战功。

　　既是旱地老虎，也是海上蛟龙

　　日寇侵占香港后，为把从华南掠夺的战略物资运往日本、再由日本运输武器到东南亚和中国战场，特意开辟了从广州经香港、汕头至台湾的海上运输线。为了破坏日寇的运输线，保护我方交通队、商船和渔民，港九大队组建了海上队。队伍最初建立时，人员装备十分简陋：队员只有19个，舰船只有和西贡半岛渔民借的两艘风帆小木船(当地俗称“槽仔”)和1艘拉网船，武器只有1挺轻机枪和十来支长短枪。尽管条件有限，但全体指战员始终以乐观的精神投入训练战斗，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苦学苦练海上杀敌技能，从“旱老虎”变成了“深水龙”。日寇原以为万无一失的海上运输线屡遭破坏，海上队却壮大扩编为海上中队，游弋在大鹏湾内及九龙西贡沿海至担杆岛附近，以弱胜强，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海上游击战。

　　每日清晨，太阳刚出海平面升起，海上中队的战士们就化装成渔民，扯起风帆，与渔民一起出海。1943年2月的一天，海上中队4艘武装船(在风帆船上配备大口径平射机枪或重机枪和1个步兵班)和往日一样出海巡逻时，在坪洲海面与日寇两艘炮舰遭遇。鉴于敌我火力和机动性能对比悬殊，海上中队迅速返航停靠坪洲沙滩，登陆抢占制高点，猛烈反击追击日舰，重伤日寇1艘炮舰，毙伤日寇数人。同年11月下旬，海上中队两艘武装船在西贡以东果洲的外海巡逻，发现从汕头方向驶来1艘日海军机帆船，拖带着1艘武装木帆船(被当地人称为“大眼鸡”)，逆风向香港方向航行，当即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日船。日机帆船突然遇袭张皇失措，一边还击，一边赶紧切断拖带“大眼鸡”的缆绳，仓皇向香港逃窜，“大眼鸡”上装载的瓷器、高丽参及数十吨白纸等全部被我缴获。

　　在3年多的海上游击战中，海上中队为破坏日寇海上运输、保护我方交通队、商旅和渔民安全、抢救物资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与护航大队一起，共击沉敌船7艘，俘获43艘，击毙日寇52人、俘36人，日寇溺亡40余人，击毙伪军近百人、俘5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50支、山炮1门及大批物资。对于这支被誉为中国的“土海军”，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曾作出高度评价：“护航大队和港九大队海上部队驰骋在南海之滨，勇敢地以小船攻打敌人大船，多次取得击沉或俘获敌船、全歼敌人的重要战果，使大亚湾和大鹏湾成为我军的内海，应予高度赞扬。”[5]

　　营救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

　　早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曾有数百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疏散到香港，继续开展抗日宣传和进步活动。他们抵港后，将香港颓唐的“文化沙漠”改造为宣传抗战和民主自由的海外进步文化据点，因而引起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不满。日寇侵占香港后，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上交通，大肆搜捕、诱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分子，试图将其一网打尽。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南方局一直密切关注着香港的局势。在日寇进攻香港前一天，即12月7日，周恩来就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迅速作好应变准备。8日战事爆发当日，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的急电，“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8日至9日，周恩来连续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要不惜任何代价，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

　　12月8日下午，廖承志在港岛召集中共在港各机构负责人会议，决定必须以最快速度，抢在香港局势稳定之前加紧进行营救工作。由于这些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日寇入侵香港期间反复转移，港九大队与中共地下组织一起动用各种关系，层层串联，才设法与全部滞留人员逐一取得联系，而后帮助他们摆脱日寇特务的监视跟踪转移住址，分东西两线，秘密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处，再转送至东江抗日根据地。

　　1942年元旦，紧张的秘密大营救揭开了帷幕。1月9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也开始踏上离港的旅途。在香港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茅盾、叶以群等人乔装混在难民群中，由也装成难民的交通员带领着穿街越巷，黄昏时来到铜锣湾避风塘，穿过被剪开的铁丝网缺口偷偷上船。次日凌晨，又与前期抵达的邹韬奋、胡绳等一起，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改乘三只竹篷小艇，趁日寇换岗之机疾驰渡海，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11日，一行人再次扮作难民，在武工队的护送下翻山越岭，历经艰辛终于抵达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同时，从九龙西贡乘船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也辗转抵达坪山抗日根据地。此外，由于何香凝、柳亚子等体弱不易跋山涉水，只能乘风帆船至汕尾，偏偏海上无风可乘，被迫漂泊多日，缺粮少水，多亏港九大队送粮送水才化险为夷。

　　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营救工作，800余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终于逃离日寇“虎口”，突然出现在内地大后方，极大地震撼了日寇。这一壮举蜚声海外，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邹韬奋到达东江敌后，曾亲笔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赠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并深情地说：“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6]对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夏衍评价道：“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7]。

　　努力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

　　香港沦陷后，囚禁在集中营中的港府官员、英军官兵和英、印、荷、比、俄、丹、挪、菲等国侨民，成为港九大队营救的另一主要目标。

　　1942年1月9日20时，在离集中营不远处的海边防波堤外，火柴点燃的亮光被连续遮断三次，英军赖特上校、海军上尉摩利和中尉戴维斯等人悄悄越过日军的警戒线，爬上了火柴亮光处的小舢板，开始艰难的逃亡。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追捕，闻讯赶来的港九大队经过与时间激烈地赛跑，终于将其营救，护送回大后方。后经赖特建议，英军成立了专门营救战俘的英军服务团，由此开始了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2年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而成，该队于1943年12月改编为东江纵队)营救盟军、互通军事情报的短暂合作。至同年4月，港九大队还营救出香港警司汤姆逊先生和波利斯屈特夫人，陆军军官比尔斯中尉、怀特中尉和祁德尊中尉，英军士兵格尔拉夏，等等。对这段经历，比尔斯中尉回忆道：游击队“从上至下的普遍热情，他们的极大愿意帮助我们，和他们对我同敝人的明确的认识，使我们坚信中美英荷(A.B.C.D)阵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敌人一块严重的绊脚石”[8]。

　　随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调派熟悉英语、有合适社会关系的干部，在港九大队建立了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任组长，并在香港和九龙设立了秘密的联络点。尽管受国民党方面的干扰，英方同年8月断绝了与我的联系，但港九大队本着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仍冒着极大的危险积极展开营救活动：或通过牧师、神父直接打入了集中营;或乔装成小商贩，趁战俘集中营外出劳动之机，帮其藏匿再伺机转移;或将写着英文的木板漂流到驻扎在海边的集中营，秘密取得联系后帮助战俘逃离。这些获救人员多次致信感谢港九大队，英军服务团负责人赖特对游击队的壮举也深表敬意，曾向游击队首长表示：“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9]港九大队努力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赢得了盟国的赞扬，在国际上声誉日高。战后，英国政府对我们营救英军的这一珍贵援助“表示钦佩”，给予高度赞扬，并授予黄作梅一枚奖励勋章。

　　同时，港九大队还营救了多名美军飞行员。1944年2月11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克尔中尉驾机轰炸启德机场时，座舱被击中起火，被迫跳伞逃生，降落在九龙山区，当即遭到日寇追捕。危急时刻，送信路过此地的14岁港九大队交通员李石恰巧发现了克尔。在游击队员和当地村民的一起努力下，克尔多次转移隐藏，躲过了日寇持续半个月的搜捕，而后由短枪队送到港九大队队部，再送至东江纵队司令部治疗，伤愈后又被护送到桂林美军航空队基地。当时游击队物质条件困难，但小战士陈勋仍拿领发的5角钱生活费，买了糖果送给克尔，令克尔非常感动。他曾对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记者说：“似陈勋天真、活泼、能干、懂事的孩子，真是世界少有”，他要把这些糖带回桂林给第十四航空队的战友看。事后，克尔给陈勋50元钱作为答谢，陈勋始终没有接受。克尔后来在给东江纵队的感谢信中写道：“中国抗战已赢得了全世界的敬仰，而我们美国人亦以能与您们兄弟般一同作战而自豪。”[10]

　　成为美军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情报站

　　抗击日寇、营救盟军和爱国志士的同时，港九大队悄然编织起自己的情报网络，与盟军合作广泛侦集日寇各类情报，如：香港日寇的海防详图，日寇在港机关、油仓、机场、船坞等详细图样，日本华南舰队密码，香港政府组织详情、文件报告和军事图册摘录，日寇在香港的防卫力量，广九沿线及大亚湾海岸区、虎门、新界的日寇工事图解，等等。美军盛赞其情报工作“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11]，是“美军在东南亚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12]。

　　位于香港的启德机场，是日寇在东南亚的重要据点，也是盟军的重点轰炸目标之一。对此，港九大队积极配合了盟军的行动。黄冠芳领导的短枪队率先甄选好拍摄机场的最佳地点，由黄作梅带领美军侦察队从赤径村出发，沿高塘抵达深涌秘密交通站，当夜乘船至沙田海口的大水坑，翻山到达梅子林村，与黄冠芳接头。短枪队再带领美军迅速进至狮子山，在事先选好的地点近距离隐蔽侦察和拍摄日寇飞机的数量及分布情况，这对于美军日后准确轰炸启德机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获取维多利亚港的日寇情报，港九大队女队员文淑筠天天站在中环半山“儒林台八号”的4层楼阳台上，用望远镜观察记录下港口日寇舰艇进出港及锚泊情况。同时会讲英语和日语的情报员李成，冒着生命危险设法打入驻港日寇宪兵总部特高课，偷取了驻港日寇的军用地图副本，交给地下党员黄施民，通过港九大队地下交通站送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而后转交美军。凭借此图，美军于1944年底至1945年初，连续轰炸了日寇的香港军事设施。像文淑筠、李成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港九大队的优秀情报工作人员兢兢业业、无畏牺牲，为美军提供了大量情报。

　　在香港沦陷期间，港九大队还利用香港集散港的优势，将武器、弹药、药品、物资等源源不断地运回内地，还经常转移、安置伤病员，成为重要的中转站和安置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英军抢先接收香港，于8月30日抵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江纵队司令部决定港九大队撤离香港。9月28日，油印的《撤退港九新界宣言》散发张贴在香港各区，宣称：“三年又八个月，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卫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出了许多成绩……今天，全世界和全中国和平建设的时期来临了。在这新情况下，我队奉司令部命令，从港九新界地区撤退”，并郑重声明：“在宣言之日起，一星期内撤退完毕。”[13]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1998年12月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隆重举行了“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将港九大队牺牲的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香港大会堂供市民凭吊，并宣布：港九大队“是香港沦陷时期一支正式的武装部队，在保卫香港的战斗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香港沦陷的危亡时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慨然而起，挺身担负起香港抗战的重任，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

 

　　注释：

　　[1][3]曾生：《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209页，第316页。

　　[2]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

　　[4]王作尧：《东纵一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5][7][9][11][12]《东江纵队志》编辑委员会：《东江纵队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第140页，第144页，第148—149页，第149页。

　　[6]陆茂清：《邹韬奋的最后岁月》，载《文史精华》，2006年第12期。

　　[8]广东省档案馆：《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6—687页。

　　[10]《胜利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13]1945年9月28日，《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