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的家乡——河南省卫辉市政府、市政协组织了“重走‘知侠’路,传红色基因”活动,各界群众奔赴山东,前往枣庄、莒南、沂南、蒙阴等刘知侠生前工作过的地方,重温红色历程,参加“纪念刘知侠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我们难忘刘知侠笔下这些新中国的创建者,请跟随作者的脚步,听刘知侠夫人刘真骅讲述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刘知侠”名字的由来
刘知侠原名叫刘兆麟,出生于河南卫辉柳卫村。其父亲在途经村边的道清铁路当护路工,年幼的刘知侠常跟着父亲在铁路道班房里听工友们闲聊,知道了许多发生在铁路上的传奇故事。由于家境贫寒,他经常去铁路边捡煤核、在荒堤上放猪,讨生活的过程让他学会了扒火车。刘知侠11岁时开始上半工半读学校,后来考取了卫辉一中。这段经历为之后创作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7年夏天,刘知侠从报纸上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约了3个同学满怀报国之情一起奔赴陕北。“他们同学4人一路步行,风餐露宿,半路上有两个实在受不了了,中途退出。只剩下他和颜正兴,历尽千难万苦,狼狈不堪,终于在1938年2月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送往延安。”
几个月后,刘知侠作为一名抗大学员,跟随抗大一分校辗转来到山东,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到抗日的烽火中。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他作为一名文工团战士,一手握笔,一手拿枪;既是战士,又是战地记者,一边打仗,一边创作。因为在延安抗大时,他学习过军事作战,能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找到参照物来辨别方向。所以,除了写作,他还要承担保护文工团的任务。
有一次,文工团小分队被日本鬼子赶到了一个小山包上。当时是冬天,夜里跑了很长时间的山路,战士们的腿都僵硬了,坐都坐不下来,只好仰脸躺在地上,谁知刚躺下来,敌人的机枪便扫射过来,刘知侠忙喊了一声:“撤!”战士们便一股脑儿地从山上滚了下来。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刘知侠在枪林弹雨中撰写了100多万字的新闻稿件和文学作品。
说起刘知侠名字的由来,他的夫人刘真骅说:“刘知侠是卫辉人民的儿子,是卫辉养育了他。小时候,知侠不爱说话,村里人都说他‘迷瞪’。到延安时,不到20岁,他就把兆麟名字改成痴侠———痴,痴迷,痴心,干啥事全身心一根筋的意思。”
“有一次他在油印版的小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他发现署名变成了‘知侠’,就去找编辑问:你怎么给我改名了?编辑说:我把你那个病字旁去了,你既不傻又没病。从此‘痴侠’就成了‘知侠’,后来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刘知侠结缘“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从小生活在铁道边,心里埋藏着深深的“铁道情怀”。他与“铁道游击队”的结缘始于1943年夏。在一次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他被鲁南铁道大队的战斗英雄徐广田的英勇事迹所感染,随即找到鲁南铁道大队的政委文立正(《铁道游击队》中李正政委的主要原型,1945年2月遭敌伪突袭,壮烈牺牲,时年34岁),深入了解情况。
从1944年起,刘知侠多次到临沂、枣庄一带的敌占区,与铁道大队战斗生活在一起。队员们机智勇敢地与敌人作战,截火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令日伪闻风丧胆的生动事例感染着他,为之后创作《铁道游击队》积累了大量素材。
1953年,刘知侠请了一年创作假,创作完成了《铁道游击队》,送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当时王元化是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由于社长刘雪苇兼任华东文化局领导,出版社的日常工作由王元化主持。
“可以这么说吧,没有王元化,就没有《铁道游击队》。”刘真骅说,“刘知侠生前多次跟我讲,王元化同志过问《铁道游击队》那个稿怎么样了。编辑说,这是一堆素材,故事不完整。王元化说,拿来我看看。他看了以后,说:太好了!这部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可见,一个好编辑,对一本书来说,多么重要啊。王元化对知侠有知遇之恩。”
传记作家罗银胜曾这样介绍当时的情景:
对艺术有着敏锐感觉的王元化多次与刘知侠交流、探讨作品的修改。谈到写作的表现力问题,他打比方说,写作要讲究技巧,木工还有粗细活之分,把人物写活了,作品就成功了。王元化还为《铁道游击队》落实了责任编辑,请刘金(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学报》总编辑)担任。后来通过加工处理,那些过于繁琐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余下的则有所加强。《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元月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当年即再版。
《铁道游击队》使刘知侠一举成名,作品后被译成多国文字版并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
“作为一个作家就要死在呐喊中”
刘知侠总爱说自己是一个老兵,多次说过:“作为一个士兵就要死在战场上,作为一个作家就要死在呐喊中。”谁知竟一语成谶。
刘知侠是1991年9月3日突然辞世的。当时,青岛市政协邀请老干部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刘知侠在发言时,慷慨激昂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知侠当时讲话很激动,他去拿杯子,拿了两次没拿着。有位老同志说,知侠你别这么激动,咱们还有群众哪!刘知侠说,对!群众!群众!”他的语调突然发生变化,一连说了三句“群众”之后,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讲台上。刘知侠一生都在战斗,最后牺牲在了冲锋的路上,经中央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刘真骅说:“刘知侠病危之际,我在烟台出差,参加一个笔会。我赶回来的时候,他气若游丝,还有一口气。我抓住他手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和我说话了,但是脉搏跳了几下,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了一下……”
轻轻一握,是深情嘱托。刘真骅当时就下决心:要去完成刘知侠的未竟事业。“我和知侠1968年起,共同生活了23年。他去得很突然,留下了大量笔记、书稿没来得及整理。到今年,他离开27年了,我一直在为他工作,整理、编辑、校对、出版。”
从此,刘真骅成了一名“侠痴”。她用8年时间将刘知侠留下的400多万字的作品编辑成250万字的《知侠文集》五卷本;根据刘知侠生前对她讲的创作构思,续写了刘知侠未完成的《战地日记》;又从他俩共同写成的160万字的“两地书”中,选编出45万字的《黄昏雨》。刘真骅还参与了电视剧《刘知侠与芳林嫂》、电影《红嫂》的剧本创作,以及电视连续剧《小小飞虎队》和《铁道游击队》的重拍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红色经典的传播中去。
2017年,刘真骅查出患上了癌症,这位82岁的老人说:“我告诉自己,勇敢面对吧,大夫都说我创造了奇迹。小车不倒只管推,我每天都在提着劲儿干……”
(作者系河南省卫辉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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