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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被遗忘的“铁道游击队”
来源:腾讯短历史第323期 作者:谌旭彬   2015-04-02 11:28:47

  在“借庙躲雨”的生存模式下,该部队的战绩,自应属国共两党所共有。

  平汉铁路破坏队“借庙躲雨”,成为沦陷区最大规模的铁道游击队

  说起“铁道游击队”,很多人立刻就会想起“刘洪”、“李政”,和他们“血洗洋行”、“飞车夺枪”的经典桥段。其实,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在日军最重视的交通命脉平汉铁路沿线,也活跃着一支规模甚大、战绩彪炳的“铁道游击队”。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叫做“平汉铁路破坏队”。

  该部队的由来,与国民政府抗战重心的转移有直接关系。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要求国军全面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敌后游击战被提升至战略层面。同月,秉承该会议精神,天水行营在洛阳成立了“平汉铁路破坏队指挥部”,委任刘文松为总指挥。①

  值得一提的是,该部队的成立,与中共地下党密不可分。刘文松其人,1920年代入党,后脱离组织,任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抗战爆发后,被委以“战地特种工作团第二团”团长之职,刘遂以此名义,发动铁路工人组织“铁道破坏队”,此即“平汉铁路破坏队”的前身。大约同时,刘通过长江局,与中共“恢复了组织关系”。②

  武汉沦陷后,汉口铁路局撤销,“铁道破坏队”内的工人顿失生活经费来源,部队面临散伙。“周恩来、董必武、项英就指示刘文松:成立铁道破坏队指挥机关,以资‘借庙躲雨’,解决存在问题。……刘文松……前往洛阳,与在北伐战争时期就熟识的程潜、晏勋甫等人联系成立铁道破坏队指挥机关事宜,获批准。”③

  “借庙躲雨”策略运作成功后,“所需的子弹……爆破器材,均由指挥部统一向第一战区领取并分发,或请所配属的单位转发。……所需的给养,由第一战区按定员出具口粮证明,在驻地筹粮,地方凭此证明抵偿公粮.此外,第一战区还按定员发给每人每月4.5元生活费。”至1940年,“平汉铁路破坏队”已下辖五个大队(团编制),每大队下设三分队,每分队下设三支队。每大队少者六、七百人,多者一千六百余人。是当时沦陷区规模最大的铁道游击队。④

  此一期间,“破坏队”与第十八集团军合作极多。譬如,破坏队第二大队曾参与了1940年的百团大战;第一大队“名义上是配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作战,实际上内部是由中共组织领导的。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党总支成员兰田(化名,原名黄明鉴)、颜玉声在队员的掩护下,配合八路军地下工作者秘密绘制出朱怀冰部的机枪阵地图,交给了八路军。他们还派中共党员、分队长贺群东和副分队长张冠洲,率领所部在北佳壁附近的袁头村封锁交通要道,不让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通过。”⑤

  

1938年5月1日,“铁路破坏队”部队骨干队员在延安参加国际劳动节大会

  1940年后,该部升格为“江北交通工作队”,对日战绩颇为可观

  自1939年起,国民政府已觉察到“破坏队”内部可能存在中共的秘密组织,对该部的监督力度逐渐加大。压力之下,该年3月,刘文松曾派人前往延安,“商讨破坏队全部转移到抗日根据地事宜”,但终因顾虑到大多数队员家属仍在国统区,难以做通工作而作罢。为策安全,1940年5月,刘文松公开让第一大队所有官兵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并将一批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送入国民政府所办的“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强化伪装;存在暴露危险者,则被疏散至正配合百团大战的第二大队。⑥

  1940年末,“天水行营铁路破坏队”被改组为“江北交通工作队”,直属军委会所辖。此番改组,既有强化领导,防止部队变色的考量;也是鉴于数年来,“破坏队”在断敌交通方面战绩颇佳,欲寻求其协助作战的正规军甚多。如1941年,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曾亲自拜会刘文松,拟借调一个大队,配合破坏陇海路东段;苏鲁战区指挥官韩德勤,也曾请借拨一个中队,配合破坏津浦线徐州以南段。改组后,部队由军委会直辖,自可使上述需求的调配更为顺畅。且为增加调度的效率,军委会还为“工作队”特别配发了6部电台,总指挥部与各大队队部各一台。⑦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交恶升级,“江北交通工作队”也不可避免受到波及。1942年6月,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会同第一战区长官部,在洛阳扣押了“工作队”的副指挥官刘松山、政训主任萧汉庭和副官主任潘希贤,并下令捉拿部队中其余二十余名中共干部。不过,因国民政府农工总部部长马超俊等人,在重庆发起抗议运动,此次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1943年9月,刘文松去世,“工作队”总指挥一职由地下党员刘松山接任,直至抗战结束。据河南省档案馆《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历年战绩统计表》统计,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工作队”共炸毁机车1690余辆、铁路钢桥110多座,钢轨330多华里,毙伤日军13000余人。⑧

  在“借庙躲雨”的部队生存模式下,这一战绩,自应属国共两党所共有——譬如:1944年1月21日午夜,“工作队”在军统别动队354人的掩护下,以其专业的桥梁爆破技术(笔者注:来自中美合作所的技术支持),将长达四华里、梁柱多达119根的黄河新铁路大桥炸断,摧毁梁柱50余根。该桥被毁后,平汉铁路交通中断,日军被迫调集大军监护、抢修,直至3月25日,才勉强重新通车,日军自东北调集的军队车辆,才得以再度进出黄河南岸,与集结在开封的日军会合,于4月18日发起攻势。换言之,此次行动,使日军之行动,被迫迟滞了三月之久。这是抗战后期,“工作队”明(国民党)暗(共产党)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⑨

  

日军列车通过平汉铁路某铁桥,该铁桥疑似曾被中国军队破

  注释:

  ①《中日战争史略》,(台)正中书局,1986,P433。②《中国劳工运动史》,(台)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66,P1392。③周北泉,《我所了解的平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二)》,河南文史资料2010年第2期。另可参见:信阳县委党史办,《平汉铁路破坏队在信南组建及其活动》,收录于《信阳党史资料汇编》第11辑,P194-224。④参见:黄明鉴,《忆平汉铁道破坏队》,收录于《中原抗战》,1995,P655;《中国劳工运动史》,P1393。⑤周北泉,《我所了解的平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三)》,河南文史资料2010年第4期。⑥同上。⑦《中国劳工运动史》,P1443。⑧转引自:李良才,《我的外公是特务》,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P240。⑨张霈芝,《戴笠与抗战》,P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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