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被遗忘的“铁道游击队”
来源：腾讯短历史第323期 作者：谌旭彬   2015-04-02 11:28:47

　　在“借庙躲雨”的生存模式下，该部队的战绩，自应属国共两党所共有。

　　平汉铁路破坏队“借庙躲雨”，成为沦陷区最大规模的铁道游击队

　　说起“铁道游击队”，很多人立刻就会想起“刘洪”、“李政”，和他们“血洗洋行”、“飞车夺枪”的经典桥段。其实，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在日军最重视的交通命脉平汉铁路沿线，也活跃着一支规模甚大、战绩彪炳的“铁道游击队”。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叫做“平汉铁路破坏队”。

　　该部队的由来，与国民政府抗战重心的转移有直接关系。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要求国军全面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敌后游击战被提升至战略层面。同月，秉承该会议精神，天水行营在洛阳成立了“平汉铁路破坏队指挥部”，委任刘文松为总指挥。①

　　值得一提的是，该部队的成立，与中共地下党密不可分。刘文松其人，1920年代入党，后脱离组织，任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抗战爆发后，被委以“战地特种工作团第二团”团长之职，刘遂以此名义，发动铁路工人组织“铁道破坏队”，此即“平汉铁路破坏队”的前身。大约同时，刘通过长江局，与中共“恢复了组织关系”。②

　　武汉沦陷后，汉口铁路局撤销，“铁道破坏队”内的工人顿失生活经费来源，部队面临散伙。“周恩来、董必武、项英就指示刘文松：成立铁道破坏队指挥机关，以资‘借庙躲雨’，解决存在问题。……刘文松……前往洛阳，与在北伐战争时期就熟识的程潜、晏勋甫等人联系成立铁道破坏队指挥机关事宜，获批准。”③

　　“借庙躲雨”策略运作成功后，“所需的子弹……爆破器材，均由指挥部统一向第一战区领取并分发，或请所配属的单位转发。……所需的给养，由第一战区按定员出具口粮证明，在驻地筹粮，地方凭此证明抵偿公粮．此外，第一战区还按定员发给每人每月4.5元生活费。”至1940年，“平汉铁路破坏队”已下辖五个大队（团编制），每大队下设三分队，每分队下设三支队。每大队少者六、七百人，多者一千六百余人。是当时沦陷区规模最大的铁道游击队。④

　　此一期间，“破坏队”与第十八集团军合作极多。譬如，破坏队第二大队曾参与了1940年的百团大战；第一大队“名义上是配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作战，实际上内部是由中共组织领导的。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党总支成员兰田（化名，原名黄明鉴）、颜玉声在队员的掩护下，配合八路军地下工作者秘密绘制出朱怀冰部的机枪阵地图，交给了八路军。他们还派中共党员、分队长贺群东和副分队长张冠洲，率领所部在北佳壁附近的袁头村封锁交通要道，不让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通过。”⑤

1938年5月1日，“铁路破坏队”部队骨干队员在延安参加国际劳动节大会

　　1940年后，该部升格为“江北交通工作队”，对日战绩颇为可观

　　自1939年起，国民政府已觉察到“破坏队”内部可能存在中共的秘密组织，对该部的监督力度逐渐加大。压力之下，该年3月，刘文松曾派人前往延安，“商讨破坏队全部转移到抗日根据地事宜”，但终因顾虑到大多数队员家属仍在国统区，难以做通工作而作罢。为策安全，1940年5月，刘文松公开让第一大队所有官兵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并将一批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送入国民政府所办的“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强化伪装；存在暴露危险者，则被疏散至正配合百团大战的第二大队。⑥

　　1940年末，“天水行营铁路破坏队”被改组为“江北交通工作队”，直属军委会所辖。此番改组，既有强化领导，防止部队变色的考量；也是鉴于数年来，“破坏队”在断敌交通方面战绩颇佳，欲寻求其协助作战的正规军甚多。如1941年，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曾亲自拜会刘文松，拟借调一个大队，配合破坏陇海路东段；苏鲁战区指挥官韩德勤，也曾请借拨一个中队，配合破坏津浦线徐州以南段。改组后，部队由军委会直辖，自可使上述需求的调配更为顺畅。且为增加调度的效率，军委会还为“工作队”特别配发了6部电台，总指挥部与各大队队部各一台。⑦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交恶升级，“江北交通工作队”也不可避免受到波及。1942年6月，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会同第一战区长官部，在洛阳扣押了“工作队”的副指挥官刘松山、政训主任萧汉庭和副官主任潘希贤，并下令捉拿部队中其余二十余名中共干部。不过，因国民政府农工总部部长马超俊等人，在重庆发起抗议运动，此次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1943年9月，刘文松去世，“工作队”总指挥一职由地下党员刘松山接任，直至抗战结束。据河南省档案馆《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历年战绩统计表》统计，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工作队”共炸毁机车1690余辆、铁路钢桥110多座，钢轨330多华里，毙伤日军13000余人。⑧

　　在“借庙躲雨”的部队生存模式下，这一战绩，自应属国共两党所共有——譬如：1944年1月21日午夜，“工作队”在军统别动队354人的掩护下，以其专业的桥梁爆破技术（笔者注：来自中美合作所的技术支持），将长达四华里、梁柱多达119根的黄河新铁路大桥炸断，摧毁梁柱50余根。该桥被毁后，平汉铁路交通中断，日军被迫调集大军监护、抢修，直至3月25日，才勉强重新通车，日军自东北调集的军队车辆，才得以再度进出黄河南岸，与集结在开封的日军会合，于4月18日发起攻势。换言之，此次行动，使日军之行动，被迫迟滞了三月之久。这是抗战后期，“工作队”明（国民党）暗（共产党）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⑨

日军列车通过平汉铁路某铁桥，该铁桥疑似曾被中国军队破坏

　　注释：

　　①《中日战争史略》，（台）正中书局，1986，P433。②《中国劳工运动史》，（台）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66，P1392。③周北泉，《我所了解的平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二）》，河南文史资料2010年第2期。另可参见：信阳县委党史办，《平汉铁路破坏队在信南组建及其活动》，收录于《信阳党史资料汇编》第11辑，P194-224。④参见：黄明鉴，《忆平汉铁道破坏队》，收录于《中原抗战》，1995，P655；《中国劳工运动史》，P1393。⑤周北泉，《我所了解的平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三）》，河南文史资料2010年第4期。⑥同上。⑦《中国劳工运动史》，P1443。⑧转引自：李良才，《我的外公是特务》，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P240。⑨张霈芝，《戴笠与抗战》，P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