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港九大队概况
12月25日,圣诞节。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一天应该是安详平和的。但对于1941年的香港人来说,却是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噩梦的开始。在大英帝国攫取这颗“东方之珠”100年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又把他们的魔爪这里来。就在1941年12月25日,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Mark Young)在微弱的烛光下向日军投降。从此,香港成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又一战利品。
当日本人以为他们在香港的统治高枕无忧的时候,在港九地区活跃着一支由中共领导的,颇富传奇色彩的游击队武装,把日本人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碎了,它就是本文的主角——港九大队。
就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的同时,活跃在广东东江地区的中共游击队武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先后派遣了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的几支武工队进入香港的新界地区。他们一边收缴英军遗留的各种武器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一边打击日军、肃清土匪,发动群众、保卫家乡。这样,就为游击队日后在香港的发展打下基础。
为了统一指挥在港九新界各地活动的游击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决定在香港成立一支正式的部队。于是在1942年2月3日,港九抗日人民游击队在西贡黄毛应村的教堂成立,蔡国梁任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扬任政治部主任。到了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称为东江纵队,而港九抗日人民游击队也改称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直属东纵司令部。港九大队的总部位于西贡,并根据地区和任务的不同,先后组建了沙头角中队、元郎中队、市区中队、西贡中队、大屿山中队、海上中队等6个中队,拥有游击队员500余人。
二、市区游击战与海上游击战
港九大队成立以后,除了在香港新界地区的元朗、西贡、沙头角等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以外。还先后组建了市区中队、海上中队和大屿山中队,在香港的市区和附近海域展开游击战,打击日军。
说到港九大队的市区游击战,我们不得不说到一个传奇人物——刘黑仔。刘黑仔是港九大队的短枪队队长。当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的时候,他跟随大部队进入香港,开始其颇负传奇色彩的战斗生涯。他先后生擒了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在九龙市区的金棠酒家,处决了大汉奸肖九如;在日军重兵把守的军火库里盗出军火。1944年2月,为配合西贡地区的反“扫荡”作战,刘黑仔与战友们潜入香港启德机场,放置定时炸弹,炸毁了日军的飞机和油库,从此刘黑仔和港九大队威振香港。
1943年底,为了加强在港九市区的作战,发动香港市民参加抗日斗争,港九大队成立了以方兰为中队长的市区中队。市区中队一成立就开始了对日寇的作战,1944年2月,日军为了搜捕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克尔中尉,派重兵扫荡港九大队在西贡的根据地。为了配合大队的反扫荡作战,市区中队在港九时区展开“纸弹攻势”,在港九各地的工厂、船坞、街道派发和张贴了《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借以鼓舞香港人民的斗争意志,从精神上打击日本的统治。除此以外,市区中队还对香港市区一些重要设施展开破坏活动。1943年3月,为了配合大屿山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市区中队派出了由队员梁福率领的破坏小组炸毁了九龙窝打老道的四号火车铁桥。此举迫使日军从“扫荡”大屿山根据地的兵力中,抽出一部分部队加强市区的防御。另外,市区中队还派遣交通员深入各个工厂展开破坏军工生产、盗窃敌人物资;建立地下情报站,提供驻港日军各种军事情报等活动。
香港不仅是一个商业中心,而且还是一个优良的天然港口,是日本由冲绳、台湾到新加坡、南洋群岛的中间枢纽,也是日本战时海上交通运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对日本海上运输线的打击,不仅能够起到打击侵华日军的作用,同时也能够配合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作战。因此,在1942年7月港九大队成立了一 支海上游击队——海上队,海上队活动在西贡龙船湾、坑口、果洲岛及大鹏湾一带。到了1943年10月,以海上队为基础,正式成立了海上中队。海上中队的活动范围在大鹏湾内、九龙的西贡地区到担杆岛一带。海上中队成立以后,发动广大渔民参加海上游击队,开展海上游击战争,狠狠地打击日本在香港海域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在与日伪军、海匪作战的同时,海上中队还展开了税收工作,筹集抗日经费,保障了港九大队的给养。海上中队在成立之初到抗战胜利的三年时间里,先后进行了大规模战斗1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28人,解放船员120人,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24支,山炮一门,电台一部,指挥刀一把,还有大批军用物资,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海上运输线。
三、生死大营救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内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化。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辗转来到了香港。一时间,香港群英荟粹,人才济济。但到了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这些文化界的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日军在占领香港以后,企图把这批人一网打尽。而且这些人都不是广东人,不会说粤语,而且社会关系单一,因而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
为了把这批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尽早脱离陷境,当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紧急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批滞港的文化界的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从被日军占领的香港转移到内地的抗战大后方。一场与日军争夺时间的生死大营救就开始了。
廖承志接到命令后,与负责这次营救行动的连贯、张文彬、乔冠华等同志以及东江纵队的部分领导,经过周密与细致的筹划和安排。最后决定由港九大队的交通员通知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到香港岛隐蔽下来,等待机会撤退。并利用1942年元旦,日军为了解决粮食困难,疏散大批难民回内地的机会,从陆、海两路撤回内地。
1942年1月9日,包括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第一批文化人士,在香港岛洛克道临时集中点,化装成难民。在港九大队的交通员李锦荣的带领下,于黄昏到达铜锣湾避风塘。然后利用日军换岗的机会,乘小艇到达九龙市区。
1月10日凌晨,在港九大队的游击队员护送之下,这批文化人士从青山道往北行,由荃湾翻越大帽山。在翻越大帽山的过程中,为了使这次营救行动能够顺利进行,港九大队的游击队利用谈判和武力威慑等手段,迫使当地的土匪让出道路,从而使这批文化人士顺利通过大帽山,到达元朗。然后由元朗经落马洲进入宝安县白石龙东江纵队根据地。而另外一部分的爱国民主人士则从西贡乘船,经过宝安的大、小梅沙,到达惠阳的坪山抗日根据地。最后这两批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经惠州、韶关抵达抗战大后方。
一部分电影界、戏剧界的明星,如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则由交通员护送到长洲岛。再转船到澳门,转抵大后方;作为营救重点的民主人士柳亚子、何香凝则直接由专人护送到海丰的马宫港,安全脱险。
至此,这场为使滞留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文化界的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脱险,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大的抢救”的生死大营救胜利完成。这次营救除了营救出茅盾、邹韬奋、金山、柳亚子、何香凝等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外,还营救出包括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在内的一大批国民党官员和家属。
四、与盟军的合作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日战争离不开反法西斯盟国的支持;同样,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支援着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战斗。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驻港英军兵力单薄,港英当局希望能与中共合作,让东江纵队成立一个团,来保卫香港。在与中共的谈判中,港英当局同意为我军提供二三千人的装备,每个连装备轻、重机枪各9挺,另加一批弹药。但这个方案由于港英当局一再拖延,加上日军入侵香港,最后不了了之。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把英军战俘囚禁于七姐妹、深水埗和亚皆老街三个集中营,把港英政府的文职人员囚禁于赤柱集中营,把印军官兵囚禁于马头围集中营。由于日占领初期,日军统治不十分严密,不少英军战俘成功集中营逃跑出来。1942年1月9日,英军赖特上校成功从日军的集中营逃跑出来,在经过新界地区,得到我抗日军民的帮助,成功到达内地的抗战大后方。1942年7月,曾经在港九大队帮助下逃出日军集中营的赖特上校,在桂林成立了一个营救在香港的盟军战俘的团体——英军服务团(BAAG)。英军服务团在港九大队的帮助下,先后成功地从日军的战俘营中营救出200多名盟军战俘。对于港九大队的帮助,赖特上校对东江纵队领导表示:“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
除了与英军合作以外,港九大队还积极营救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1944年2月11日,美军飞行员克尔中尉在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的时候,被日军击落跳伞逃生。克尔中尉在港九大队和新界人民的帮助下,躲过了日军长达三个星期的围困和搜捕,安全抵达大后方。克尔中尉的脱险经历,引起了盟军情报人员的重视。1944年10月,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来了情报人员携电台,与东江纵队展开情报合作。港九大队为了向盟军提供情报,进行了大量工作。市区中队利用渗透到日军各个要害部门的队员,将日军重要的军事机关、机场、油库、船坞等重要情报,提供给盟军。这些情报包括:日军雷波部队129师团秘密南下及其布防,香港启德机场详图、香港太古船坞详图等,这些情报提高盟军的轰炸精度。对此,陈纳德将军大加赞扬。而美军的情报人员则赞扬,“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在质和量都经常优越”、“对美军的战略部署在中国的成效,有着决定的贡献”。
五、尾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未能在抗战胜利后收回香港的主权,香港又重新回到英国人手中。由于战后香港社会情况复杂,港英当局要求港九大队延缓撤出香港。港九大队在新界组织自卫队,协助英军恢复社会秩序。直到1946年8月,港九大队才撤回内地。
港九大队的一部分人员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而大部分港九籍的队员则解甲归田,重新过上了和平的生活。由于港英政府刻意淡化,港九大队的抗日事迹长期鲜为人知,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大陆,他们的事迹才为香港市民所知。
参考资料:《香港抗战——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论文集》、《香港野史》、《粤、海军民》、《军事历史》2005年10月刊,以及东江纵队纪念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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