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湖北崇阳地区的游击队
来源：崇阳政协网   2019-06-19 10:20:14

　　崇阳县地处湘鄂赣边境。境内多崇山峻岭，武长公路东西贯穿，县城又有公路到达赵通李桥，与粤汉子铁路衔接，就鄂南山区来说，交通尚属便利，崇阳民古朴，素有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精神。据县志记载：北宋靖康年间，金兵侵入汴京(现在开封)，掳走微，钦二帝。当时崇阳县令率领崇阳义军七百人勤王，和外来侵略者及其走狗血战士豫鄂境内。以敌众我寡，后援不济，自县令以下，大部壮烈牺牲。满清入关时期，崇阳人蒙正发起兵抗清，兵败之后，家族惨遭杀害，屋舍夷为丘墟，但他百折不挠，只身赴湘，投入章旷、何腾蛟麾下，继续从事抗清斗争。

　　正因为崇阳人有反对外来侵略者的传统，所以当一九三八年日本强盗逼近武汉时，崇阳各乡便风起云涌地组织起抗日游击队来概括起来，可以说有四个方面的游击队伍：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陂抗游击队”和“崇阳县抗日大人”;二是崇阳政府控制的确下的“游击支队”和“崇阳县游击人”;三是以原联保武装为基础的游击队;四是由行伍出身军人，白人世手起家的游击队形。其中一、二两个方面游击队，组建情况比较单一，而三、四两个方面的则非常复杂，因得首概括交代一下。

　　以原联保武装为基础建立脚点的游击队，约计为七家：

　　一是雷城联保雷承鸣的游击队，有人枪二十余，后被刘定一缴械.雷被杀害。

　　二是石洪西联保陈国骅的游击队，有人枪数十，曾配合军在石城湾的叶家湖截击日寇汽车支输队，歼敌二十余名，夺取军用物资甚多，五辆汽车除一辆逃到敌人据点桂口外，其余四辆均被烧毁在公路上。陈国骅听命于崇阳县长郎维汉，郎后编入一九七师，陈去后方学习。

　　三是路口联保周式辉和汤哲卿的游击队，有人枪百余，听命于县郎维汉，郎受编后，他们留在崇阳，后合编于刘定一名下。

　　四是宋国模建立了百余人枪的游队，后编入李勋伯部。

　　五是胡笃生建立了人枪近三百游击队，后编入李勋伯部。

　　六是蔡文彬、沈少仁也建立了人数不多的游击人，最后编入刘定一部下。

　　七是熊铭缨(墨馨)以城厢联保武装为基础，建立了四十人枪的游击队，后主动编入刘定一部下。

　　旧军人和地方势力的游击队，约计有六家：

　　一是刘定一的游击队：刘定一趁国民党撤退武汉的混乱机会，将自己押运去后方的三百多支步枪、机枪以及弹药，运回家乡，成立了抗日游击大队。

　　二是西冲陈鹤鸣的游击队。陈是行伍出身，他组织六七十人的游击队，曾和驻扎在青山的日寇作过战，并生俘日寇一名，缴获战马一匹，步枪一支。由于人勇于和日本侵略者战斗，思想较为进步，中共崇阳县委王佛炳同志准备收编他的部队。但不久就被刘定一火并，陈遇害。

　　三是邓占魁、邓养林在蔡墩梓木建立的游击队邓占魁是巡察队长出身，邓养林曾经当过团总。他们收集散兵游勇和挖出原先窑藏的枪支，组建都市四十余人的武装，但不久便被要伯勋缴械。

　　四是夏荣光在雨山一带成立的游击队。夏原先是崇阳保长集训班的干事，收集溃兵武器，建立了百余人的武装力量，初编入县支队，后编入刘定一部下。

　　五是李伯勋、熊鹤林在西山成立的游击队。李原先是鄂保五团七连连长熊鹤林名下的班长。趁国民党军队撤退武汉动乱局面，一面枪劫溃军枪支，　一面抢劫羊楼洞商号，在西山成培养了枪支数百、人数上千的游击队。接着拉拢了宋国谟、胡笃生的人枪林弹雨　，又收编了周道垣的游击队，在由西山到高枧的途中，又缴了邓占魁的械。这时，他是崇阳境内人数最多的一支游击队形，因此号称“西山支队”。李伯勋嫌自已不孚人望，就让原先的老上司熊鹤林任支队长，但实权仍操在自己手上。一九三九年，李伯勋部随郎维汉受编于一九七师，并该师野战补充团第一营营长。

　　六是曾敏实、孙克俭、曾中谷、曾德明等人的游击队。这些人都是地方封建势力的头头，其中由曾中谷

　　的势力较为雄厚，后来刘定一、熊铭缨虽然统一崇阳各派的武装力量，但曾中谷仍以崇阳县政府西北办事处名义，独树一帜于公路北面。

　　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春，崇阳沦陷前后，崇是境内的国共两党以及自发势力所组成的抗日游击队，大小数十支，合计数二千有余。在这庞大的队伍中，自然混进了很多拦路抢劫、勒索中饱的歹徒，但更多功能的是同仇敌忾，和日本侵略者作艰苦的斗争，其中许多为人国民党民族献出了生命，成为无名英雄。

　　· 中共领导下的：崇阳县抗日大队“和高枧事件”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七年秋，终于建立了湘鄂赣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湘鄂赣特委根据新的政治任务的要求，积极培养地方干部，恢复和整顿各县党的组织布，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崇阳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员邓勋元、王佛炳、周治真等被派往黄安七里坪“战地部青年训练班”学习。七月，王佛炳等三人学习结业后，随鄂南特务巡视员陈约耳(王锡珍)回崇，整顿组织，恢复县委。一九三八年八月份，重建了崇阳县委。

　　崇阳县委刚一建立，便按中心县委和省委钱同志关于特别加强武装力量方面工作的指示，集中力量，筹集枪支，组织力量，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当时，日寇已逼近武汉，崇阳各界人士抗热情高涨，纷纷要求武装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这种形势下，中共崇阳县委利用各界舆论压力，就建立抗日武装问题与崇阳县国民党方面谈判，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从保安大队九支队拔出十条长枪，组建一支小部队。这既是抗日游击队，也是中共县委的警卫队形。随后，县委又通过我党打入国民党六十军一八四师的薛子正(薛孤帆)弄到期几支步枪和一支驳壳枪;党组织还发动华陂地区的青年积极分子，收缴了国民党溃军的几十条枪。于在八月底，建立了：华陂抗日游击队“。队伍拥有六十余人，四十多条枪，由王佛炳兼队长，程澎棠任副队长。队伍的基本成分为党员和青年抗日积极分子。

　　在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同时，崇阳县委还积极争取和改造“西山支队形”。“西山支队”是以李伯勋为首的一班兵痞组成的。李伯勋原在鄂保五七连连长熊鹤林名下当过班长，他靠一支手枪起家，收缴溃军枪支，抢劫羊楼洞商家，在崇阳西山的石门成立了“西山游击队”。他又拉拢联保主任宋国谟和胡笃生的武装，并收编者了周道垣的游击队，便改“西山游击队“为”西山支队形“。因为熊鹤林是他的老上司，便请熊任支队长，借以安抚人心，其兵权仍操在自己手里。

　　支队长熊鹤林在国民党地方部队混过七、八年，曾是“剿共”的急先锋。七、八年里，他在国民党军队的山头之争、强肉强食、互相倾轧中，几次险于丧生。混到这时，也不过是徒有空衔而无实权的支队长。在“剿共”和红军是爱广大民众拥护的，比起腐败虚弱的国民党反动派来，真是天渊之别。所以他时常在同事中流露出国民党里找不到出路的思想。根据这一情况，县委王佛炳通过统战工作，多次与熊接触，向熊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表示不计前嫌，欢迎他参加抗日。在王佛炳同志的开导下，熊毅然决定，听共产党的话，把“西山支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考验，中心县委同意将熊鹤林吸收入党。一九三八年九月，王佛炳同志在熊鹤林的配合下，进西山与该支队的大小头目见面，进行改编谈判。王佛炳同志开诚布公，晓以大义，取得了谈判成功。至此“西山支队”与“华陂抗日游击队”合编为“崇阳县抗日大队”，华陂抗日游击队为直属中队。

　　“西山支队”虽然接受骗上当了改编，但我华陂中队(此时已发展为八十多人，六十多支枪)力量较小，我党一时无法完全控制该队，他们仍保留原来建制，兵权仍由原大小头目把持。鉴于这情况，县委让两支部队暂时合编而不会师，各部仍驻原地，打算通过正面教育，分化瓦解，渗进党员等办法，逐步让“西山支队“的兵权掌握在抗日积极分子手里。正当改造”西山支队“的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已向该支队插手了。崇阳县郎维汉出面，收买了支队附面层李伯勋等几个主要头目，“西山支队”基本上倒向国民党顽固派。

　　崇阳县城沦陷后，“崇阳县抗日大队”准备全部拉进高枧山区。县委计划在高枧由熊鹤林出面，开一个会师宴会，在宴会上夺下“西山支队列训练”各大、中队的兵权。十二月中旬，李伯勋带“西山支队”先进高枧。华陂中队留下一部分保卫县委机关，由县委负责人周治真、邓勋元和中队方要干部程乐生、甘佐皋、刘俊臣等带队进山。不料夺兵权的计划泄露，李伯勋按郎维汉的旨意，抢先一天，缠住熊鹤林打牌，晚上突然包围我华陂中队驻地，缴了华陂中队的枪。周治真、熊鹤林、程乐生、甘佐皋、刘俊臣等被捉，熊鹤要在混乱中只身逃回华陂。这就是崇阳的“高枧事件”。

　　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日益暴露。“平江事变”后，鄂南中心县委有计划地组织崇阳露红干部转移江北

　　一九四二年底，国民党鄂南专署的党政党政军机关糜集崇阳的大源，崇阳成为鄂南国民党支部元曲固势力的中心，崇阳县委领导成员有的被杀害，有的被迫转移外地，县委遂告解体。自然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也没有重建了。

　　三、“崇阳是游击队司令部”与一九七师的“野战补充团”

　　一九三八年秋，崇阳县城沦陷。这时，国民党崇阳县政府已搬到龟背山办公。县长郎维汉，与在通山境内驻军一九七师师长丁柄权取得联系，成立“崇是县游击、司令部”郎维汉兼司令，周兼侯为参谋长，以原县府的两个中队的武装基础，集合一部分联保武力，编成游击队，周兼侯兼支队长。周为本县人。在地方上有传统势力。

　　司令部成立，随即恢复沦陷地区的雷城、石洪西两个联保，作为前敌战略据点，监视敌人行动，并阻挠敌人推行伪政权。

　　雷城联保以雷春鸣为主任，有人枪二十余，驻铜坪。驻地与刘定一接近，有利害冲突，而刘、雷都是野心的人，互不相下，因而不久就被刘定一火并。

　　石洪西联保以陈国骅为主任期目标制，指令组成“直属中队”，由陈国骅兼任中队长，刘秋禾犀(人瑞)为指导员。该中队有人枪数十。一九三八年十月，直属中人工智能在石城湾附近的叶家湖，配合国民党军歼敌二十余名存实亡，夺获步枪杆子、轻机敌共二十余支。后来陈去后方学习，刘到崇阳中学任教，武装最后亦归并于刘定一部下。

　　路口中联保主任周式辉，系周廉侯之子，他和汤哲卿组建了百余人枪的游击队，首先听命于郎维汉。郎维汉离开崇是之后，周式辉的武装的隶属于刘定一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郎维汉接受一九七师师长丁柄权的命令，撤消“崇阳游击避司令部”番号，将崇阳游击队改编为一九七师的“野战补充团”，郎任团长。团属第一营营长为李伯勋，部队以原“西山支队”为基础;第二营营长为曾拔超，部队以原县府武装为基础;第三营营长为刘定一，部队以自己建的武力为主体。郎维汉改编崇阳游击队为野营训练战补充其量团后，将队伍开往通山横石潭驻防。行军部署是：李营为前卫，自己同曾营居中，刘营任后卫。郎偕一、二营开拔之后，刘定一则返回崇阳，并向上级控告郎维汉丧失“守土保民”的县长职责。按当时法令，县长是不应擅长自离开辖地的。刘定一回崇之后，即将其部队改名为“崇阳县自卫总队”。刘定一任总队长，吴月亭任副总队列训练长，熊铭缨(墨馨)任总队附。

　　· 刘定一和他的“九支队”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的军队撤退武汉、刘定一是某军的军械员，率领士兵荒马乱陈求信、李谟玉等押运枪支弹药，经路口去后方。刘想留在家乡，建立一支武装抗击日寇，星夜回乡，邀集其亲邻百余人赶到路口，说服李、陈，将枪支弹药取回，在马鞍山成立游击大队。刘为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由其故旧吴月亭、赵荣华、冯占魁分别任中队长。由于他的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官佐是行伍出身，战斗力较强，迅速火并和收编了崇阳境内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队伍扩大到三个大队，人数近千人。

　　一九三九年三月，崇阳县长郎维汉离开崇阳。不久，湘鄂赣边区区小事总指挥部派宋英华来崇阳任县长，收编刘定一部，定名为“挺进军第九支队”，简称“九支队”。宋英华兼任支队长，刘任副支队长兼前敌指挥官。宋只挂个名，刘操实际兵权。但不到两月，宋将整个支队的确良薪饷拐款式潜逃。至此，刘便正式被上级任命为第九支队队长。

　　刘任支队长之后，和日寇作战数十次。其中歼灭日寇数十名以上的战斗有三次：一是攻打雷鼓山之役，歼敌三十余名，夺取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二是防守铁路岭之役，打死敌人二十，缴获步枪、机枪十余支，并缴获掷弹筒一个三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偷袭金沙桥人的桥头据点，歼敌四十三人(全部敌人四十四名，只跑掉一人)，所有步枪、机枪、掷弹筒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全被缴获。

　　刘定一抗日有功，但是最大过错是酗酒杀人。听了挑拔离间的话，先后把自己的亲信吴月亭、李谟玉等人杀了;甚至被人家一激，连抚育他成人的亲姐姐也把她杀了。这就使他的部下，人人自危，从叛亲离，最后让熊铭缨取而代之际。

　　· 熊铭缨和他的“六支队”

　　熊铭缨原任城厢联保主任。一九三八年秋，崇阳沦陷，他把城厢联保的武装拉到东堡沈家。沈和侯是熊的姨夫，而沈则是北洋政府时代崇阳大团总沈桃清的儿子，在地方上有雄厚的旧势力。在沈家的帮助下，熊迅速建立了百余人的游击队。

　　这支游击队开始建立时，比其他游击队有较雄厚的物资基础，参加的队员，很多是猎人，因此比较精壮。譬如初期的游击队员中有位叫沈保清的，在野兽和日寇面前，无比英勇机智。以前，他单独一人，扛着猎枪上山，猝然间，从林中窜出一只金钱豹，来不有开枪，便把猎枪一甩，和豹了格斗。人和豹子一齐从山坡翻到山窝。正当累得不行，稍息喘口气时，忽然听到什么东西撞击枝桠的声音。定睛一看，原人是甩下的猎枪慢慢滑到脚下了。于是无比兴奋，竭尽全力，将上身压住豹子孙，伸出右手拾起猎枪，对准豹子的头部“轰”的一声，结果了豹子性命。后来用刃一个日本强盗，几乎也是同惊险。那天，沈听产敌人在西岔窝放火烧房，他扛起熊发给的一支快枪，出去摸摸情况。正好一个鬼子摸到里边冲里来了。隔几丘田时，他发现了鬼子，鬼了也发现了他。于是两人对视，互不后退，而且越来越近。后来枪不能用了，双方都把枪丢掉，肉搏起来。鬼子自恃其武力道精神，沈则激于爱国义愤，几个回合之后，终于按住了敌人。按是按住了敌人，但如何致敌人于死地呢?这时，敌我都扭滚在地上，忽然听到金属的声响。沈机智地意识到敌人的佩剑是最好利用武器，便以当年身压豹子的故技，猛力夺取敌人腰间的短剑，对准其胸窝狠捅一刀。这个杀人放火的强盗，就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熊铭缨为人极为阴险，攻于心计。他审对度势，知道自己的武装力量，不是刘定一的对手，便主动把部队编入刘的部下。刘爱听奉承话，他就百顺百依;刘爱搞个人崇拜，他连向刘打电话时，都站得必恭必敬。经过四、五年的工夫，把刘原先的亲信一个个去掉，这插上自己的死党。

　　一九四三年春，趁刘定一到期“九战区干训团”受训之机，熊便以崇阳党政军各界名义，罗列刘许多罪状，告到九战区长官部。刘素来不把纵队司令和长官部派下来的人员在放在眼里，而熊对他们则竭诚殷情。这时他们一齐在长官部人熊说话。于是党员部但把刘定一扣押起来，而九支队长的头衔就合法地由熊接替了。不久，熊的九支队奉命改为挺进军第六纵队第六支队，熊擢升为六纵队副司信兼六支队支队长。

　　刘在被关押期间，碰巧二十军副军长夏炯到长官部述职。夏炯驻崇阳时，对刘抗击日寇的勇气和战绩极为赏识，便向薛岳进言，把刘从牢里释放出来，并派一营兵送刘回崇阳招集旧部。但刘回崇阳之后，发觉大势已去，旧部整个倒向熊铭缨了，于是不得不落荒而逃。

　　熊和刘共事的前几年，在对日寇的战斗中，也是出了力的。象歼灭金沙敌人的战役，熊就亲临前线指挥。但取代刘定一之后，却没有主动出击日寇的战功。，相反的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反共和消灭刘定一的勾当上。象杀害刘光前烈士，就是极其恶毒的一箭双雕。他暗地派原来刘定一从外地带回崇阳的亲信刘全告，打入新四军刘光前同志部下;等到刘全告杀害了刘光前同志，欣然回来领赏的时候，熊却把脸一翻，历数其反覆无常、一再背叛的罪行，立即将他就地枪决。

　　熊任副纵队司令之后，更加为国民党顽固派卖力，将六支队的人枪分出一部分给他的干将邓美人去组建七支队。邓是反共的急先锋，是镇压华陂中共地下党员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春，王震带领八路军和张体学带领新四军来崇阳。在高枧摧毁了国民党的崇阳县政府，县长李睽庭化装老百姓逃出;在大源摧毁了国民党的鄂南行署，专员蔡文旭率保安队逃往江西修水，俘获了前任专员，当时银行行长的龚熏南。由于国际、国内关系，王、张并没有打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旗帜。当时熊铭缨和邓美人的六、七支队驻在湖南，听说新四军戳了他的老窝，便气势汹汹地率部赶回来，要与新四军决战。但走到通城塘湖，一经接战，邓美人当即中弹身亡。这时熊铭缨才发现对手是八路军，便大惊失色，迅速撤加湖南长寿街，构筑工事，固守待援，可见其死心塌地的顽固程度。

　　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春，熊奉命将崇阳的这支游击队开到湖南浏是整编。士兵由国防军队接收，任其去留;官佐一律调军官总队，办理退役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