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区）赵振英
来源：我们爱老兵网   2019-03-13 12:59:55

 

　　(采访人员及时间：李明辉，2009年7月15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赵振英，男，1917年

　　原部队番号：中国驻印军(新六军)第14师40团1营营长

　　现居地：北京

　　大概简历：黄埔军校14期学员，1939年加入54军，1944年任中国驻印军第14师40团1营营长，后归辖新六军，亲历1945年8月湖南芷江的恰降仪式，和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受降仪式。

　　北京电视台在采访赵振英时，他说：

　　南京日本投降是1945年9月9号上午9点钟开始的，仪式只用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当时中国受降的官长一共五个人，日本人有七个，日本驻中国的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这七个人签字。

　　当时，在侵华日军受降仪式的会场上，我是警卫营营长。

　　我是14师40团第一营，我们营是从芷江空运到南京的。

　　本来我们原来是负责南京大校飞机场的警戒，以后又把我们的营调到担任受降仪式的警卫营。所以那个场面是很大的，受降仪式是在黄浦路军官学校大礼堂。外边那个路上两边都有旗杆，各联盟国的国旗，每一个旗杆下边都有我们营的士兵，武装警戒着。那个会场里边也是很庄严的，都有我们那个营的兵武装警戒。那个会场有记者席，还有外国的很多参战国的，或者没有参战的，也有他们的席，很多人在那个会场里边，当时那个会场的气氛非常严肃，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边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走动，那时候因为我当了营长，营里那个兵都是我营里边的，所以我要负责任，在那个会场里可以走动看一看警戒情况。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许，曾经最凶残的敌人向中国军人双手捧上投降书。

　　那一刻，中国人民终于在8年艰苦抗战后取得了彻底胜利;

　　那一刻，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说，喜悦浸润着泪水。

　　赵振英回忆：

　　受降地中央军校也作了专门布置，大礼堂正门上，悬挂着中苏美英的国旗。正门上方的塔楼上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下面悬着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14个金字。正门和其他出入口均有新六军战士和宪兵守卫，戒备森严。

　　礼堂正中就是签降地所在，被用淡蓝色的布包围起来。受降席桌子边放着5把皮椅，桌子中间预先放置了文具盒、文件夹和广播电台的麦克风。投降席桌子比受降席窄，旁边有7把木椅。受降席西侧是中国和盟国高级官员观礼席，东侧为记者席，楼上是中外一般官员观礼席。礼堂大门的两侧各设一个签到处，备有两本签名册，签名册上印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签名册”字样。

　　8时52分，悬挂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个大型水银灯突然放光。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由礼台后方休息室走进来，全场迅速肃立，摄影记者纷纷拍照。

　　8时58分，由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小林浅三郎等7人，自大礼堂正门步入会场。日军军官们都是低着脑袋、哭丧着脸，呆呆地任由中外记者拍照。

　　冈村宁次当时戴着眼镜，深深地低着头，一言不发。受降方代表何应钦，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曾是冈村宁次的学生。冈村宁次这次不仅为失败而低头，也为颜面扫地而羞耻。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举行。受降席居中座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左为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将张廷孟，右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投降席上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驻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茂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7人。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方面，还有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等。盟军将领有美军麦克鲁中将、柏德勒少将，英军海斯中将等。

　　9时04分，何应钦命冈村呈验签降代表证件。接着，何应钦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各一份交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用双手捧接，低头阅读。小林则在一旁替他磨墨。冈村阅毕，取笔蘸墨，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从上衣口袋内取出印章，盖于名下，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此时是1945年9月9日9时07分。因为紧张，冈村的印章盖歪了，他面露难色，又无可奈何，只得让小林将他签名盖章的降书呈交何应钦。随后他立即起身肃立向何应钦深鞠一躬，骄横跋扈的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刻，终于无条件宣告投降。

　　9时10分，中国战区日本受降仪式完毕，日本代表退出会场。随后，何应钦向全国及全世界人士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南京受降仪式顺利完成。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全面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纪元。”

　　日本投降后，侵华日军从11月开始被陆续遣返回国，到1946年底遣返完毕。其中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遣送回国的日军共123万余人，日侨175万余人。从此，中国的神圣领土上不再有日本侵略者的踪迹。

　　赵振英回忆起那一天，“重温胜利时光”的情景仿佛仍然历历在目：

　　“黄埔路一路彩旗高挂，大门口里的广场道路两旁，每十步就竖有彩旗(笔者注：实际为52个联合国国家的国旗)，每根旗杆下就有一名我营的警卫士兵肃立，我营担任整个仪式的警戒任务。我在前一天已经分别布置了任务给部下。我们营的士兵全部换上了吡叽呢的新军装，头上戴着美式钢盔，全部戴白手套，端美式冲锋枪，精神焕发，威武庄严。”

　　“我在会场里面，我肯定在会场里面，因为我营是14师的第一个团的第一营，第二营是谢济踪，任务交给第一营完成，有点儿象征意义。我看见了各国的记者聚集在上面的记者席上，当然我亲眼见到了何应钦、顾祝同、冷欣等大人物，也看见了盟军的几位高官，我叫不上那些人的名字。还有，我们军长廖耀湘、副军长舒适存和师长龙天武也在场内。”

　　“受降仪式结束后没几天，南京举行军民大庆祝活动，倾城欢庆，军民上街游行，全南京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飘扬，热闹极了。我还记得，在游行的队伍中，我曾骑着一匹大马，那时营长配有座骑，走在第一营的队列最前面，非常威风，后来留有一张那时拍的照片，我一直视为珍贵纪念品珍藏，后来文革中我不敢保留，销毁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理念，赵振英没有参加内战，解甲归田。

　　赵振英对我说：“国军一再通知，迅速归队，消灭共产党!否则，枪毙你!”

　　赵振英审时度势，坚决不参加内战。他以上校军衔，潜逃了。

　　赵振英在政权更迭之际成功考入南京的一所化工学院，读完本科后分配在一家国营工厂任技术员，直到文革爆发前他一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历史问题没有带给他太大的厄运。

　　身为前国军抗日军人，赵振英终于没能在文革动乱时期逃脱深重的一劫，惨遭十年牢狱之难，心灵深处留下永不复合的创伤。

　　(感谢北京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