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李省增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10-22 18:45:24

　　姓名 李省曾 (身份证李省增)

　　籍贯 河南林州

　　出生日期 1917年阴历四月十四 属蛇

　　毕业 黄埔洛阳分校13期

　　部队番号 国民革命军51军118师长652团3营9连 后编入51军113师677团

　　长官姓名 军长 于学忠 周毓英(后) 113师长周x x

　　652团团长 孟宪周 营长 张植孚(音) 连长牛林泉 李功臣 侯希哲

　　当年熟悉的一部分同事及战友名字

　　王义鸾：国民党陆军总部特务营中校营长，后升任上校副团长，祖籍林州水车园村，去了台湾。王义鸾的父亲叫王任广，曾在闫锡山的部队任参谋长，毕业于山西学兵团。李省增老人的叔叔李佩模和王仁广是同学，曾在傅作义的部队副团长，抗日战争期间，在内蒙古八岭庙战役中阵亡。因为李省增叔叔和王仁广的关系，李省增老人和王义鸾在山东兖州认识。

　　马汉广：兖州县长，后去了台湾。王振宇：曲阜县长。巩振环：山东邹县县长。

　　李正中：兖州县长。

　　黄浦军校洛阳分校同学及校领导：

　　胡泽民：北京人，原住安定门内40号，后迁居乡下。郑邦兴：湖北人，地址不

　　详。 翟庆昌：河北省徐水人。王彪：会说快板书，地址不详。

　　祝绍同：军校主任，中将，代校长。刘海波：副主任，少将。赵云飞：大队长，上校。易起详：中队长，上校，广东人。毛国英：中队长，辽宁人。毛腾蛟：分队长，山西侯马人。

　　以下为老人写的回忆录片段节选

　　1917年，我出生在林县(今林州)红土岗的小山村。这里交通不便，全村只有五六户人家，30多口人。小时候，由于家里穷，尽管我的学习成绩优异，期中考试第一，毕业考试第二，也只上到高小毕业就辍学了，那年我16岁。第二年，堂兄的一位朋友——张廷选(林县泽下人)利用回家探亲之便前来看望我的祖父时说，他能带我到外面找个公费的学校继续上学。张廷选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在东北军于学忠部当了一个副官。听说能上学，我心里当然很乐意了。就这样，我跟着他来到他们当时的驻地天津杨村，但后来不知为何他未能给我找到一所公费的学校，而是把我送到连队当了兵。

　　在部队里由于我诚实好学，深得连营团领导的赏识。17岁那年，我当了中士班长，当时我们部队驻在天津以西的杨村(现武清县)，1935年部队调往甘肃，我团驻临洮县，团长把我调到团部担任收费中士。1936年从临洮移防宁夏固原三营一带。奉上级命令，每团选拔两名优秀军士到到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教导队学习深造，我和一个上士胡泽民被选中，到洛阳后经考试、体检，被编入第二大队五中队。军校校长是蒋介石，主任代校长是祝绍周，副主任刘海波，总队长李强，大队长赵云飞，中队长易启详，分队长马腾蛟。

　　我们在洛阳学习期间，经历过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蒋校长在洛阳庆祝五十大寿，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程潜等大官要员参加，全校师生集体参加了寿礼并演出了节目。第二件大事是张学良来洛阳请蒋介石到西安为官兵训话，随即发生了西安事变。

　　我在这里上了一年零两个月，“七七事变”前几个月回到原部队。我军(51军)当时已调驻苏北宿迁窑湾，我在八年抗日期间历任司务长、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平射炮连上尉连长三营上尉副营长、副团长等职，历经淮河蚌埠战役、大别山独山开源街战役、台儿庄战役、山东穆陵关战役、费县脱衣战役、安徽砀山战役等一系列战役。

　　台儿庄战役回忆

　　那次战役，日军三次进入台儿庄三次被击退，最后被赶到离台儿庄40里外的地方。我们是在战役接近尾声时进入台儿庄的，弹痕累累，有的地方已垮塌，用袋子垒着;有的战士牺牲了，手里还攥着一个手榴弹;一棵棵大树千疮百孔，没有了枝叶;房子没顶了，台儿庄内连一个百姓的影子也找不到，

　　一个师8000多人的兵力，在与日军一天一夜的对抗之后，只剩下3000人，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役——淮河战役。当时我是连里的司务长，那天到前线去送饭，我亲眼看到一名十七八岁的小战士在看到敌人冲上来时，奋不顾身端起枪打死了好几个敌人，而他自己也光荣牺牲了……

　　21岁那年，我任侦查排长，我们一个团的兵力驻扎在大别山，奉命阻击从安徽柳安过来的日军进攻立煌县。一次，我带领几个侦察员前去侦查敌情，当我们从山上抄小路迎着敌人来的方向走了一段路后，发现山下敌人的装甲车队、步兵队正向山里挺进。我接连把身边所有人派回去报信，让部队设伏，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一路监视敌人。到我军埋伏地区后，我左等右等不见敌人过来，便返身去侦察，谁知一转过路口，迎面便碰到了日军。我急忙转身狂奔，敌人的子弹在身边嗖嗖飞过。这次伏击取得了大胜利，我们全歼了日军6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部队为我记大功一次，师长还表扬了我。从这次战斗中，我深深体会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犯是有备而来的，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我们必须出其不意，以奇制胜，而不能硬拼。

　　作战砀山 身负重伤

　　1942年，我25岁，时任51军113师673团三营副营长。那年9月13日(阴历)，我奉命去安徽阜阳领运军饷和军用物资，当时部队驻扎在山东沂蒙山区。返回途中，在砀山一带我们遭到日寇的前后夹击，从望远镜中，我清晰地看到日本装备精良的步兵和坦克车队、摩托车队。而当时我方只有二营、三营两个营的兵力。为了保护好军饷和军用物资，我们依靠村庄的土围墙，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敌人愤怒了，用坦克炮对我们进行轰击。我在指挥战斗时，感到有什么东西砸在了胸部，低头一看，鲜血从胸部汩汩直流。警卫员解下绑带给我包扎好，搀扶我到夏邑县彭家大楼村一位百姓家。第二天，日本兵前来搜查，在老百姓的保护下，我逃过了一劫。在我受伤的当天晚上，大部队继续北上，在那次战斗中受伤的30多名战士也先后转到后方。我因伤势太重，不能往后方转移，当地群众以老百姓的身份把我送到河南商丘日本鬼子接管的美国教会医院。当时因无钱医治，我的伤口化脓、高烧不退，躺下便喘不过气来，医生说我可能不行了。就在此时，彭家大楼村一位70多岁名叫彭省斋的老人毅然前来给我交了住院费，并给我订了一份牛奶和蛋糕。老人临走时安慰我好好养伤，还说即使把家田卖掉，他也要救治我。之后，医生给我抽掉一根肋骨，从背部开了一个口，这样从胸前打进药水，把血和脓水从背部抽了出来。现在我的右肺只剩下三个叶，另外两个因化脓烂掉了，右膀内还存有一块日军弹片未能取出。后来，彭省斋老人又先后来医院三四次，替我交了近千元的费用。这位老人与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么慷慨救助我，令我感激涕零。在我住院期间，还曾来过一位皇协军少将，说是先前在砀山与日作战的二营副营长晏奎英让他来看我的。我和晏奎英是好朋友。从这位少将口中，我得知砀山战役结束后，部队在北上途中过陇海铁路时又与日本遭遇，晏奎英和两位连长、几十名战士被俘。鬼子本打算把他们送往徐州，然后再转移到东北去采煤，后来一位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把他们保下，并重新编了一个营，晏奎英任营长。

　　两次选择 两次牢狱

　　当我的伤势接近痊愈时，晏奎英派人把我接到了他们的驻地——山东临城向西20多里的夏镇。一天，我对着他们三个连长问晏奎英：“你们是死心踏地在这里当汉奸，还是另有打算?”他们说：“我们抗战七八年了，谁愿意当汉奸，我们是不得已才在这里，当时有三个方面想吸收这支部队，并分别派人打入内部。一个是徐州国民党的董专员，一个是山东国民党的周专员，另一个是八路军在当地开的一个诊所的医生。我当时处在养伤期间，行动相对自由一些，所以由我负责和他们联系。第一个接触的是山东一区专员兼14旅旅长周同，接见地点是在他的办公室兼寝室的一个房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四个凳子，一杯白开水简单朴素，言语诚恳，没有客套。中午由该部保14旅三团马团长陪同，以普通午餐招待。第二个接见我的是徐州专员董汉差，非常客气，以丰盛宴席招待并许以高官(团长)。两相比较，我认为山东专员像个真正为国抗战的，因此我们决定投向他们。

　　当时山东专员所属的保安14旅驻在一湖(微山湖)之隔的鱼台金乡一带，当我去湖西与他们联系时，正赶上我的老部队51军全部由鲁南转移到安徽阜阳路过此地，我很高兴去见我们的团长。但此时的团长已换了人，这位新团长带我去见了军长。军长由于过铁路时受了伤，一般很少见客，对我还算特殊。原因是这位军长是我们原来的师长，名叫周毓英。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对我印象较好，在大别山时，师里曾将100多个连长、排长组成了一个干部训练班，当结业考试时，我名列第一。由于我成绩优秀，当时师里决定把我从677团五连的排长提升为673团平射炮连当连长。见到军长后，我向他报告了我的经过和现在的情况。他让我回去告诉晏奎英等人，让他们赶快回来，既往不咎。当晚，我住在我当连长时的平射炮连，第二天便回去了。由于晏奎英等人对老部队失去了信心，又怕回去受处分，所以他们都不愿回去。我说我已经给你们联系了山东这条出路，你们可继续联系，而我必须回去。没有想到的是我回去后，没有见到军长，团长竟然把我交守卫连扣押起来，说我在平射炮连住过那一夜后的第二天，就跑了一个班，还带走了一挺轻机枪。对这事我是一点也不知，但他们认定这事与我有关系。我被扣一天一夜后，经副团长和三个营长力保，才算把我释放，并命令我不能在驻地停留。我为国受伤，不但没有得到安慰，相反却落得个罪犯，被人关押。我心里非常难过，决定回到后方，寻找我在军校的同学、师长，继续上学深造。

　　正在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时，晏奎英给我来信，要我速回，信中说如果我不回去，那件事可能流产。我考虑再三，觉得如果让这支300多人的部队回到抗日阵营，对民族也算做了一点贡献，于是我接受他的邀请，千里迢迢又回到了山东。

　　1943年5月间，晏奎英这个营在徐州接受郝鹏举检阅后，奉命到砀山负责看管铁路线上两个车站一座大桥的任务。这时，日寇正在进攻郑州，每天火车运送军火和军用物资，我认为这是个最好的时机，便通知山东方面派部队前来接应，并率领爆破组、携带炸药将两个车站和一座大桥全部炸毁，阻碍日军进攻郑州，举事那天游击队没有如约前来，原因是徐州专员担心大举破坏日寇交通线会引起日寇大扫荡。我们按预定计划起事，将车站烧毁，并利用夜幕炸掉了日军在车站的炮楼，缴获了一挺机枪、数枝大盖步枪。我们的行动导致日寇火车停运两周，飞机频频出动侦察。我们这支300多人的部队来到山东鱼台金乡一带编入保安14旅3团，即马光汉团长的属下。马是山东滕县人，北京朝大毕业，除任保3团团长外，还兼山东滋阳县长(即兖州县长)。晏奎英任副团长，我被任命为少校团副。这支队伍最终回到了抗日的阵营。

　　这时我已28岁，还是光棍一条。部队中有个连长是我刚当兵是的班长，他家兄在太原经商很富裕，他回家探亲并辞了职，在太原结了婚。他认识一位女子叫张兰秀，系太原女子师范毕业，在铁路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年已21岁。她很同情抗日，我朋友向她介绍了我的情况，她给我写来一封交友信。征得马团长同意，我们彼此相爱，她不顾家庭反对，毅然辞去铁路工作，来山东与我结为伴侣。

　　我们在邹县一个老乡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被兖州汉奸大队得知，由伪大队长王士玉带领大队人马，将村子围住，把我捆绑带到兖州交与日寇宪兵队，并将我女人的两箱嫁妆和首饰抢掠一空，甚至将外衣也脱去。我在日军宪兵队关押了两个多月，受到酷刑审讯，幸亏不久日寇投降，我才得以获释。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接管了兖州县保三团，缩编为县大队，马团长接任兖州县长，我被派接管伪警察所，任警察局长。警察局人员不少，但质量很差，因为除科队长以上干部是新派的以外，其余均为日伪旧人员。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兖州成了一个军政重地，大军云集，官署林立，行政方面除县政府外，专员公署山东省鲁南行署都设在这里，主任彭国栋，第一行署专员公署换成戴久峰，再就是我的直接上司县政府先为马广汉，后为李正中。军事方面，绥靖区司令是山东的李玉堂(黄埔一期毕业)，另外陆军总部前进指挥所宪兵营，还有许多中统军统特务，城防由84师吴化文部担任，并成立由84师军法处为主的军警宪联合稽查处。警察局是个很小的单位，没有一点主动权，仅仅是供他们传唤的大当差的，只是负责指挥交通，找找房子，借借家具，查查卫生，帮助查查户口，防防火警，抓抓小偷，清理一下街道等小事，因此没做出什么成绩，也没做什么坏事。我利用军队中的所谓黄埔同学关系，与他们相处得比较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