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李子俊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10-23 15:45:36

　　姓名：李子俊

　　出生年月：1920年出生

　　籍贯：山西吕梁。

　　215旅60团2营6连担任政治指导员

　　以下是老人自述：

　　我快十岁时，父母送进私塾，开始了学习生涯，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都古典著作，同时学习了国文，算术等等新知识。后家庭迫于压力，从学校出来。去临县恒茂常商店当了学徒，一做三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商店关门。随后回到家里。当时经常有溃兵退到我的家乡，更搞得家乡人心惶恐不安。我的家乡离当时的红色之都延安和120师总部兴县蔡家崖都不算太远，因而，抗日的怒吼叫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抗日救国运动也如火如荼。

　　那时我的我年龄尚不足18岁，满腔热血沸腾，誓死不做亡国奴，拼死争自由的决心在内心酝酿，上前线杀知识成了我的最大心愿。正巧120师政委张平化先生来到我的家乡成家庄村，进行救国动员，并将溃退至我们村的两部分溃兵组织起来，命名为晋西北游击队，任命符罡为该部司令，高照儒为副司令，盛凤仪为政治部主任。

　　同时抽调部分农村青年组成了学兵队，队长由张印文担任，我报名参军并担任该队的一个小组长。同年11月间的冬至那天，离开了我的家乡，走上了抗日的前线，经由临县，岚县，最后到达了崞县(今原平县)轩岗镇。那里是120师359旅的司令部所在地，晋西北游击队司令部设在距轩岗镇5里的后口村，学兵队也随司令部在后方留守，我的军旅生涯开始了。

　　晋西北游击队，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已扩充到三个团的兵力，且装备齐全。但大多是收容的溃兵。

　　1938年3月3日，接到旅司令部的命令，全体游击队后方留守人员到原平县贾家庄村待命。所有后方人员去开会。当时我在家里看家，忽然听到枪声四起，打开院门一看，游击队的自卫队士兵，仓皇逃窜。我们的后方留守人员个个垂头丧气，坐了一片，被举着枪的人包围着。359旅的参谋长刘士奇开始讲话，说你们的司令员不接受调遣，因此被缴械了。我们也被押了起来，一天也没吃饭，晚上给发了些小米。第二天，给每人发了一张护照，一元路费，遣返回家。

　　二次从戎

　　同年五月，山西省保安第四区司令部来到了我们村里，保四区司令部的前身是张培梅领导的赫赫有名的“晋绥军执法队”，当时仍兼备执法工作，声势浩大。保四区司令部统有三个团，附设有政治工作队。属该部二团三营。通过种种努力，我成为了工作队的正式队员，该队有30多个人，其中女性居多。每日扛着队旗，深入到农村搞政治宣传工作，晚上做工作总结。约工作半年多，上级派我到该部二团一营二连担任政治指导员，那年我18岁。

　　连长张忠秀，河南滑县人，虽是个大老粗，没有文化，但治军能力很强。他生活检朴，官兵团结一致，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们军政工作配合得很默契，私生活不分你我。工作上，他化装私访，我做民意调查，两个人努力把风纪工作做到最细致处，老百姓称我们的军队是老百姓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们连是全团模范连。部队驻防，一般是有时限的。在部队调离时，老百姓夹道欢送，依依难舍。

　　我部接着转移到了中阳县付家塔，北崖底前线，我部属防守部队，没有直接参战任务。因我个性好动不好静，成天出出操上上政治课，深感这样的工作，只能在军民关系上发挥一点作用，和我的理想有一定的差距，故而产生了调动工作的念头。同时，我最信赖的领导陈鸿宾，已调离该部，提升为215旅60团团长，我想追随他，做自己工作的依靠。征得团政治部主任樊秀卿的同意，即脱郭保四区部，到了乡宁县南楼村，见到陈鸿宾。很凑巧，215旅随营军政干部15分校的学生将要毕业了，不久即去总校(校址设在陕西省宜川县驿马镇)集训。

　　1939年秋，我随同该校的学生一起到总校报到。这一期集训分十个队，一至九队是军政干部处，十队为参谋队，我被分在四队。队长叫孙绍武，要求非常严格，一天除吃饭外，军事，政治一起抓，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同年冬天，总校集体调至宜川的秋林镇，接受阎锡山亲处领导的“洪炉”训练，那时正值“双十二事件”时期。“烘炉”训练结束后，我又报考了理论研究学院。正在这时，陈又着专人到宜川找我，催我急速返回60团。回团后，我被分到该团2营6连担任政治指导员，仍是我原汁原味的老本行。后来，部队的番号频频更改，215旅被改为独七旅，46师领导关系变随之变化，最终又落脚于九区政卫营。九区政卫营又改为工兵，要开赴河东，安泽，沁水，那里属交错区，环境更为复杂。跟随前往，说不定要做无谓的牺牲，我托故回乡宁县窑沟村安家为由，从此结束了军队生活。我原名开玉，为了避免麻烦，易名为毓琳。

　　在这一段军旅生活中，虽无大的发展，却也充实了自己的头脑，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也遇过两次生命危险。

　　第一次是在1939年8月间，我当时是60团2营6连的政治指导员，驻轧在赵城西庄村。左家沟的日军，气势汹汹，横冲直撞，向我部大举进攻。8月14日，我连与日寇周旋了整整一个下午，终于把敌人击溃了。日寇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我连也牺牲了4人。晚间，我刚把战士的尸体掩埋完，回到连队，就听门卫报说听到了枪声。我来不及休息和吃饭，马上通知了执行排长辛天保，让他协同连长集合队伍。我独自一人，直奔哨所了解情况。还没联系上哨兵，就发生了总想不到的情况：当时4连阵地已被敌人占领，敌人居高临下，发现了我，密集的机枪比弹随即向我扫来。幸好我警惕性高，隐藏得及时，地塄上的土浇了我一头，也没打上我。

　　我隐藏着回到村边，这时，我们的队伍已集合起来，而连长吴文山，因4连阵地已被敌人夺去，他畏畏缩缩的没有了主张。我立马下命令我连进入我方阵地，准备向敌人发起冲锋，夺回阵地。因4连的阵地，地势居高，我们处于被动挨打的下位，被敌人打得抬不起头来，敌人还在继续包围我们，营里原来的部署已成空谈，在此十分危险的时刻，我不能束手待毙，毅然果断转移，不然全连必遭覆没。

　　撤到村西高地，始接到营长撤退的命令，我非常气愤，同营长贾世良翻了脸。我说：“你是营长，为何四连一枪不发，一声不吭地撤走，放弃阵地，使我连处于敌人居高临下的形势，让我连几乎被敌人包围?”闹得营长贾世良一再给我解释。因同着弟兄们的面，一时也说不清楚，我也不愿同他再争论，大敌当前，还是以大局为重。我同连长吴文山研究决定，发起自动报名，选取了20名智勇皆备的官兵，组成了奋勇队，每人配备一支冲锋枪，六颗山西造手榴弹(杀伤力大)，佩戴袖标，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利用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乘敌人进村立足未稳，串至房脊后，给敌人措手不及猛烈的袭击，敌人狼狈溃退。此次战斗，我连轻伤一人失踪一人，敌人死伤惨重。在第二天清理战场时，我们发现，村里整条街头的墙壁上到处遗留血迹，我们打了个漂亮的胜仗。因参加此次战斗，团长陈鸿宾到我又表扬，又批评。

　　第二次是我在独七旅3团5连时，部队驻防在乡宁集上，连长李魁光吃空额(全连三个排，只有两面三刀排的兵额)，如此大的问题，月月让我包庇他。这是严重的违纪问题，我不给签字。在此级派员来点名时，漏了馅儿。他想让他的亲信在逃跑前枪杀了我。有个班长给我透了气，叫我提高警惕，他们则暗中保护我。情况愈来愈紧张，我门前的走动声彻夜不停，我也持枪以待。到拂晓时，终于安静了下来。因为他带了20多人逃向汾南敌占区了，团长卫立功命我带上几十人，把他追回来。已过了一夜，追上他谈何容易，但又不能违抗命令，我带上上山转了半天，即回来复命了，避过了这可怕的一劫。

　　我借故安家，回到了乡宁县窑沟村。后到乡宁县，当里，首脑部正在乡宁县开办兵先集训班，我的老领导陈鸿宾为我报名，并改名子俊。集训结束后，陈鸿宾被任命为第八工作队队长，开展敌占区的工作。我被任命为太原县兵先团副团长。因第八工作队后方办事人选困难，即把我暂留孝义，领导各团后留守人员办理上传下达的工作及薪金的分发事宜。1943年，因受人挑拨，我与陈鸿宾多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上级领导为便于工作，把我调至第四工作队，担任临县进步社主任兼临时县长。

　　1946年春，我偕同妻子和大女儿回到太原，到省政府报到，被分配至要事备员组，为组员。要事备员组仅仅存在了一年的时间就被撤消了。这时，省里为解决一部分少年的教育与生活问题，设立了山西省育幼院，由张琳任院子，省里委派我任管理员，左震海为训育员。这些孩子，主要是来自抗日战争中的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共有30多人。从此出来，我到了干委会，担任该会秘书，主任委员是杨怀丰。太原解放后，在家呆了一段时间，于1952年参加工作。

　　1955年9月28日晚以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1956年3月就宣告无罪释放。1981年退休，退休后，又经营干鲜果品，后得罪人，无法继续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