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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忻县)张挺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网   2019-11-29 11:43:36

  15岁的“三少爷”投笔从戎

  1922年9月11日,张挺出生在山西忻县一个富裕中农兼商人家庭。“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正在上学。

  “我们的体育兼语文老师常笑仙上课时,常常给我们讲国家大事,纵论古今英雄。说到日寇入侵,国破家亡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张挺至今还记得这位给他灌输了进步思想的老师。

  “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13岁的张挺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小小年纪,成群结队出入城里关外,张贴抗日标语,宣传抗日救国,在老百姓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两年后,张挺高小毕业,因为在全县高等学堂会考中,成绩名列榜首,名字登在了《山西日报》上。“我父亲本想让我守着家里80亩耕地,继承家业,看到报纸后,认为我可成大器,要我继续上学”。

  “谁知,我在忻县中学学习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狼烟四起,人心惶惶。学校被迫停课。面对破碎的山河,热血男儿岂能熟视无睹?”

  是去南京,还是去延安?这时,一位叫张维汉的先生把他引向了延安,指引他找到了共产党,参加了八路军。

  直到今天,93岁的抗战老战士、原电子工业部部长张挺,依然怀念那个人:“张维汉先生,是他,指引我找到了共产党,参加了八路军。”

  抗战胜利后,张挺给张维汉写信,没有回音;新中国成立后,他寻访过张维汉,依旧无果。

  张维汉消失了?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中,有无数个张维汉,在传递完革命的火种之后,消失在烽火之中;他们的青春和热血,融进了历史的底色。

  但他指引过的张挺,从此浴血战斗在抗日的前线。

  当这位吃得好、穿得暖,人称“三少爷”的张挺穿着军服,打着绑腿,以一个八路军战士的模样站在父亲面前时,父亲一阵惊讶,又有些不放心。

  “请父亲放心!这些事情我已经想过好多次了。我是个热血男儿,岂能只顾自己享受?我决心参加革命,上前线抗击日本强盗。我选择的这条道路,可能布满荆棘,曲折坎坷,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但为了国家民族,必须有一批勇于献身的仁人志士,才能挽救危亡。我要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

  说这些话时,张挺只有15岁。

  山洞历险,“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三营十连,张挺是唯一的知识分子,搞文书工作非他莫属。当时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能识字的很少。张挺说:“我给战士们上文化课,教他们读政治课本,替战士们写信,帮事务长记账。他们都叫我‘先生’。”

  但张挺觉得自己这个“兵”既不扛枪,也不打仗,实在名不副实。他多次跟连长请战,希望可以像真正的战士那样,或威武雄壮地站岗放哨,或冲锋陷阵于枪林弹雨。

  机会终于来了。他随部队转战山东后,第一次参加了真正的战斗。

  一日早晨,曙光未露,突然传来紧急命令:四五百名日本鬼子正向司令部驻地发起进攻。“我当时是警卫连指导员,接到命令后,战士们很快便做好了战斗准备。可这是我第一次打仗,心里实在太紧张,连枪栓都拉不开,直到打出第一枪后,我才慢慢平静下来。”

  张挺笑着回忆:“敌人用小钢炮、掷弹筒向我们山头射击,接着重机枪像刮风一样向我们扫射。相比之下,我们仅有的一挺歪把机枪和一些步枪,实在太弱。只好等敌人靠近了,猛投手榴弹。日本鬼子冲上来了,全连又拿起刺刀跟他们肉搏。战士们一鼓作气,杀死二三十个鬼子,敌人没再前进。”

  在山东抗战中,张挺度过了他“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941年11月,日伪军向沂蒙山区疯狂“扫荡”。在部队撤离时,张挺却患了重病,疟疾与伤寒并发。他被命令去“后方医院”治疗。所谓“后方医院”,其实就是在农家院子临时搭建的一个棚子,敌人来了就得疏散。

  身患疟疾的张挺,走了一天一夜,60多里路,好不容易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了后方医院。军医大夫给了他一大包硫苦(泻盐),让他泻肚子。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天一早,敌人逼近,后方医院必须紧急疏散隐蔽。一个轻病号架着张挺就往半山腰跑。“我泻肚子后浑身没一点劲儿,哪里跑得动?我就让他先走,免得被我拖累,能活一个就是保存一份抗日力量。”

  一直爬到黄昏时刻,张挺才爬进了半山腰的一个山洞。“我在山洞里待了三天三夜,饿了吃干粮袋里的煎饼,渴了喝岩壁上渗出的水。脑袋里想了很多,想到对我关怀备至的战友,想到官兵间的团结友爱,想到家人,但从未想过不跟日本人干仗了。有一天,忽然听到洞口有脚步声,心想不会是鬼子进山搜索了吧?我攥着一块石头,就算今日大难临头,临死也得跟敌人拼了。”张挺说。

  幸运的是,进来的是一个战友。

  临危受命,创办兵工厂

  沂蒙反“扫荡”后不久,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上级交给张挺一项新任务——参加创建敌后小型兵工厂。

  “我刚满二十岁,连兵工厂是个什么样儿都不知道,领导便任命我为兵工厂政治指导员。没有厂房、没有车间、没有资金,好在厂长是个产业工人,干过车工,是难得的‘技术人员’。”

  说起创办兵工厂的过程,张挺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请乡间的铸锅师傅帮着做手榴弹壳,鞭炮师傅指导我们做炸药,老木匠做木柄……就这样七拼八凑,小型兵工厂诞生了。厂里百十来个工人,都是战士和当地农民,大部分产品都是在老百姓的炕头生产出来的。”

  “职工的报酬极其低微,技工每月五元,我这样没有技术特长的干部,每月只能领到一元。”张挺说,但那时谁也不计较报酬,想的只是如何能制作出更多更好的武器,最大量地杀伤敌人。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做试验,每年生产手榴弹两万枚左右。兵工厂还制作地雷等。由于兵工厂对抗战的突出贡献,他们还受到罗荣桓表扬。

  脑海里是漫天烽火,窗外却是和平的阳光。在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回忆往事,张挺不胜唏嘘,赋诗一首:“艰苦抗战八年整,打败日本野心狼,可歌可泣英雄汉,一腔热血洒疆场,时今相距七十载,血泪历史永不忘,同心共铸中国梦,强大祖国立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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