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段逊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11-08 15:50:11

 

　　姓名：段逊

　　原籍：湖南湘乡

　　从军时间：1944.11

　　所属部队：宪兵补充第二团后改为宪兵第二十一团战士

　　黄埔：23期

　　我于1928年(中华民国17年)农历二月初一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现已改为市)，山田观毛塘子一个小山村，这一年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年月，“五卅”惨案就在这一年发生。

　　我们兄弟五人，姐妹三个，我居老二，1934年我七岁开始上小学。1944年夏天是国民党军队与日寇在湖南长沙四次会战的前夕，当时我正在湘乡县立中学读初二，长沙离我的家乡不到二百华里，同样我也是不愿意当亡国奴，所以决定投笔从戎，报效祖国，参加了国民党宪兵部队，以后又考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是黄埔军校)二十三期，后来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转业到地方。

　　1937年我十岁，那年的卢沟桥事变给我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记忆，当时就立下报仇雪恨的念头，到了1944年夏天，已经到了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大半个中国国土沦陷，湖南省省会长沙正逢国民党军与日寇四次长沙会战前夕，有即将沦陷的危险。长沙离我家不到二百华里，我当时作为青年学子，充满了爱国热忱，立志不当亡国奴，要为国家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报效中华此其时也，于是我决定投笔从戎。

　　这时正好国民党宪兵部队在县城贴出告示招考宪兵，我毅然和四个同学未得父母同意就报考了宪兵，招兵人员一看我们只有十五六岁就不要我们，经我们苦苦要求才把我们留下，但必须有人担保才行，当时我有个远房叔父叫段翠松在县城开印刷门市部，我去找他做担保，他知道我父亲不会同意我去当兵，就不给我担保，但是架不住我哭着闹着苦苦央求，只好给我担保盖了章，可即时派人去了乡下将此事告诉了我父亲。我到报名处报到后就多了一个心眼，怕我父亲不同意来找我，就要求招兵处的人把我们马上送往受训地点，所以当我父亲第二天从乡下坐轿三十多里来到县城时我已经出发走了，我的几十年坎坷人生就算从这里开始吧，如果当时不使那小心眼要求即时出发而被父亲追回，也许我的人生另有安排，个人历史也将另写。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湖南西部与贵州交界的芷江县，离我们湘乡只有一千多华里，虽交通线被破坏，走路最多二十多天就到了，到现在也搞不清当时为什么不是直接去，而是向东到湘潭火车向南，再步行向西，转了一个大圈。当我们住宿在衡阳市的那天晚上，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我们都到市郊爬卧在塘埂下，看到我们的高射炮从三个方向向敌机开火，不一会一架敌机被击中尾部冒着长长的黑烟投在地上发出剧烈的爆炸声，因为是在夜晚又在我们前面不远的空中，所以看得很清晰，当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然后由衡阳向西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晓行夜宿终于到达了我们受训地点—芷江。

　　芷江地处湘西边陲，素有西南门户黔楚咽喉之称，当时是二战盟国军部基地，湘西会战指挥中心，现已经建芷江侗族自治县，我们的驻地是在一个叫上坪的小地方，这个地方四面环山，山下有一条公路叫湘黔公路，直通贵州贵阳，还有一条小河从盆地边上流过，山青水秀。

　　盆地中住有不少人家，但都是零星居住。他们大都是侗族同胞。我们这个团叫宪兵补充第二团，团长叫孙斋，我分在第五连，连长叫万晓骥，和老百姓相邻而住。小河边有一块平地，全团会操就在此平地，平时出操都在营房附近的小场地，不过我们来后并没有立即开始正式训练，因为这里只有居住的宿舍，没有食堂教室，所以我们来后除早晚有一定的操练，白天时间就是上山砍树割草，运回来自己动手盖房子。有一天不小心将左脚踝骨撞掉一块皮，如果是现在只要涂上一点红汞就没有问题了，可当时是抗战时期，药品非常缺乏，连最普通的红汞酒精之类的药品也很难找到，再说自己也没把这点小伤放在心里，久而久之由于感染发生了溃烂，最后已经严重到走路也困难了，大夫后来要用剪子把腐烂的肉剪去而没有麻药，他们用一个人把我的脚死死按住，然后用剪刀把那些烂肉一点一点剪去，真是钻心的痛，可我一想长痛不如短痛，一咬牙总算挺过来了，后来上了药渐渐痊愈了，不过至今还留下一处明显的伤疤。

　　由于卫生条件生活条件都不好，我们都长了虱子，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了，那时却是司空见惯，我们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坐在太阳底下脱下衣服抓虱子，有时甚至用牙沿着衣服的线缝去咬，叭叭直响，也是这种小东西给我们传染了叫“回归热”的疾病，夺去了我们不少人的生命，和我一起去的四个人死了两个，我也患上了这种病，躺在床上四天四夜不省人事水米未进，大概只有等着死了，可是到了第五天开始好转，奇迹般的活过来了，慢慢的恢复了身体，也算上是大难不死吧。

　　当正式训练时我们都重新编班睡通铺，我的旁边睡着一位广东普宁人，他叫方时锋，个性及文化和我都差不多，因此我俩很要好，情同手足，受训完后我们又分配子在一个连队，以后又同时送宪兵学校军士大队受训，1949年12月我们又同时在四川成都起义同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我参加抗美援朝到东北，他复原回到了他的老家，虽然我们一个天北，一个地南，但几十年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尤其是我在矿上开不出资的时候，他还慷慨解囊帮助了我，还为数不少。

　　自1931年至1945年长达十四年之抗日战争，我们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付出一千七百万同胞的生命，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迎来了彻底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我们虽然还驻扎在偏远的乡村，但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和当地的百姓一道庆祝，鞭炮齐鸣，载歌载舞，我们高举枪支高呼“胜利万岁…”，忆当年我们弃笔从戎不就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吗!今日已经实现了我的理想真是欢喜若狂。

　　抗战胜利后，我们宪兵补充第二团改为宪兵第二十一团，我们接受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日本在芷江投降仪式，时间是在1945年8月21日下午，这天芷江城一片节日景象，到处彩楼高塔，上书“胜利之门”四个大字，家家户户挂上国民党国旗，墙上处处都是红纸标语，人们载歌载舞热泪盈眶。只可惜我们当时是担任外围警戒任务，受降会场及受降具体情况未能目睹，事后听说受降者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中将和副参谋长冷欣中将，还有美国的泼特勒准将，日本的投降军官是日本陆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当时受降会场如三堂会审一般，今井武夫等一片狼狈，让在场的所有中外记者人人欢呼雀跃，用镜头记下了这一庄严时刻。参加完芷江受降仪式后，我团即由陆运水运海运最后到达福建省福州市，最初分配在团部警务室，警务室分两个组，一个是行政组，一个是司法组，行政组主要是汇总全团各连上街巡查发现国民党各部队的官兵违犯军纪情况及社会各项活动情况，每十天用书面向宪兵司令部汇报，我当时就分配在行政组负责这项工作，司法组主要是对当地的异己活动也就是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侦查及对可疑人员进行秘密逮捕和初步审讯，他们组还有从事这些工作的外勤人员，也属于特务性质。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但彼此之间互不过问。可是有一天我们的警备团副团长命令我带一块黑布跟他出去，到了城里不知道什么地方，他和一些人交谈一会就暗示我抓人，可因他事先没把情况告诉我，我不知道该抓什么人便迟迟没有动手，他见此情况便明确指向一个三十上下年纪的妇女，于是我便用布把她眼睛蒙上坐车带回了团部，以后经司法组审问后送往福州市警备司令部，结果不知。这一行动虽受人指使，但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有愧于人民之事，深受良心之谴责直至现在。

　　在福州过了两年的时间，到了1947年秋我和方时锋等人又选送至安徽省芜湖赭山宪兵学校军士大队接受军士训练，要求和训练要比宪兵更严格，就这样一直到了1948年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大败上海吃紧，南京也岌岌可危，人心大乱，形势非常紧张，学校便提前毕业，大部分学员分配到宪兵各团当基层干部班长等，学校也于1948年年末仓促迁往湖南省莱阳县，湖南湘乡是我的家乡，十六岁出来当兵这时已经二十多岁了，当时战火连天时局动荡，更是怀念父母及亲人，我便请假回家探亲，并邀请我的好友方时锋到我家做客。我们在家过了春节后到湖南省省会长沙市，在那里看到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招考二十三期学生，我和方时锋一起去报考并被录取，当返回学校办理手续时，因当时只请了十五天的假期，却一个多月后才归队，学校为了严肃纪律，将我俩关了一个星期的禁闭，出来后那个大队长叫吴征没在为难我俩，同意我俩去军校并为我俩做了担保。告别学校领导及伙伴们又再次回家告别父母后到达长沙军校招生办事处报到。并在这时我把从小用的名字段国璋改为段逊(谦逊之意)一直沿用至今，方时锋也改名方宁(后由部队转业后仍用原名)。我们由长沙坐火车到武汉，再坐轮船沿长江西上，途径三峡，到白帝城时轮船在此停留，我们上岸游历了白帝城，再经巴东巫山等地到达国民党临时首都重庆，再坐汽车到达成都。(当时还没有成渝铁路)

　　到达成都军官学校后，我和方时锋又同时编入二总队四大队一中队，驻地在成都西南方向的双流县，校本部在成都北校场，我们出操地在双流机场，不过当时的双流机场只有其名，场地荒草丛生从未见过飞机降落。在军校的时候照了一张免冠照片，当时在领章上有“军校学生”四字，在文化大革命时不敢保存，把“军校学生”四字剪去了，这是我在旧部队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我们学习分前期和后期，前期也就是入伍生训练，士兵教育，教练内容几乎全部是基本队列动作，整日操练“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和各种步法和转法，这一阶段是学生最苦的时刻，不过我因曾在宪兵中队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在这里一点儿也不觉其难，但是辛苦还是有的，渐渐又增加实弹射击和野外演习。记得有一次在做手榴弹投掷的实地演习时，每隔三米一人，轮流往水塘里投，我的上一个人投的时候，他把导火索一拉，手榴弹却没有甩出去，就掉到他前面的地上，眼看手榴弹就要爆炸，我急中生智马上就地卧倒，就在我倒地的一瞬间一声巨响，我爬起来一看，那个士兵倒在血泊里，惨不忍睹，据我三十多米的一个人也因中弹片受伤，而我在距离三米的距离却安然无恙，可以说是又一次死里逃生。

　　在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军校学生都是国民党党员，我们入校不久后即全体宣誓以总队为单位整批入党，这样就稀里糊涂的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政治枷锁，以后的每次政治运动都受到清查，已经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坎坷。

　　前期入伍生教育完成后进入后期教育，也就是预科训练、士官教育、军官教育，也称升学分科，我所在第二总队于1949年7月下旬升学分科，分步、骑、炮、工、辎重及通讯等科，我和方时锋等人分配在步科，驻地由双流迁至成都市里皇城，皇城也是三国时期蜀国的皇城所在地，不过这时皇城的原貌早已破烂不堪，后期教育主要是军官养成教育，以备毕业后分配到部队任排长，学习以学科为主，大部分时间在教室内学习各种军事理论，如四大教程，战略战术、操场和战场的指挥等，当然也有政治课程，除三民主义、蒋介石言行及黄埔军校的光辉历史外也有一些反共宣传教育，其教育方式无非是一些谩骂，称共产党为共匪，什么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吃人肉一类之词。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9年的秋天，解放军势如破竹，席卷大江南北，南京、上海、武汉、长沙、贵阳相继被解放，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大追击，到十二月初刘邓大军自川东入川接近重庆，一野击败胡宗南部队自川北攻入四川，三面包围了成都地区国民党残部，成都在瑟瑟秋风中，风雨满楼，在这国民党江山岌岌可危之际，蒋介石曾先后先后两次来到成都并到军校检阅学校学生，第一次是在1949年9月14日，第二次是同年12月3日，两次检阅无非是为我们军校学生打气为他卖命，当他第二次来检阅时的情景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他给我们每个学生三块银元的奖赏，因当时物价暴涨，这大概是一斤肉钱，在检阅部队的时候蒋介石正好从我的队列前走过，他的形象和我们平时在照片上看到的一样，秃顶有几根稀疏的白发。十分凑巧，当时蒋介石第一次来检阅训话时把满口假牙掉在地上，不过我站的远没有看到，前排的同学都看得很清楚。第二次检阅在升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时，升到一半时绳子断了。旗从半腰掉下，这是几千学生亲眼所见，回来听说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做的手脚，也不知是真是假，这两件事情也预示着国民党的失败是无法避免的了，我们也在十二月中旬提前毕业了。

　　重庆于1949年12月15日解放，成都已听到隆隆的炮声，硝烟腾起，国民党高层及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高层一片混乱，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学校在十多号的时候就准备搬迁，目的地是西康省省会西昌，然后由西昌坐飞机逃往台湾，当行到一个叫白马坡的时候，部队停止前进并开大会告知部队不往西昌去了，说是因为美国已从上海登陆，我们要返回成都(后来才知道是刘文辉在西昌起义了)。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这次跟随部队到了西昌，再飞往台湾，这些二十三期学生的后半生将是另一番景象，很多人的历史就会重写。当我们返回成都附近时却不进城，而是离城很远就折向成都西北方向的大邑县，到大邑时大部队驻大邑城内，我们排担任前哨，驻扎在城外城隍庙内，墙壁是木板做成的，我们都挨着木板墙睡觉，当天晚上我们睡到半夜突然枪声大作，子弹穿透板墙射进来，睡在我身旁的一位同学不幸被射中死去，我一时惊慌失措，虽然当兵这么多年，但是从未参加过战斗，大伙都爬起来披上毯子背着枪往外跑，毫无目的的一气跑了七八里才停下来，这算又一次死里逃生，我们队伍也一塌糊涂的不成建制，经过好几天队伍才在郫县集中，12月24日，在军校教育处长李永中的率领下，我们集体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天也是我生命新生的起点。关于具体起义过程，后来听说是共产党早就派地下工作人员做军校的策反工作，详情就不得而知了。

　　形式上我们是起义了，投向了人民的怀抱，但是由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多年受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起义后又有一些国民党的死党散步谣言，因此起义后还心存种种疑虑，当时号召上缴武器时有的人就留下手榴弹，有的人就留下刺刀，准备必要时拼命。幸好不久我们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十四师随营学校，在1949年12月30日成都市雨后初晴，霞光万丈，上午九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仪式，我们军校起义官生三千余人分乘五十余辆卡车，队伍长达三里，前往市区欢迎解放军入城。过了1950年元旦不久，我们分配到解放军军大川西分校学习改造，从二月份开始进行为时五十天的学习，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及拥政爱民等一系列课程。接着就是开展说“老实话”，交代我们的历史和对人民的罪恶，把旧的东西吐出来，把新的东西吸进去，所谓“吐故纳新”也!同时经过解放军干部的实际影响，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六)

　　1950年6月我们经过半年学习之后学校对我们进行了分配，有的被遣返原籍，对无历史罪恶又在学习改造中表现好的继续留在部队使用，我便分配在成都近郊的华阳县警卫营营部当文化教员，除了帮助一些新老战士学习文化外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宣传工作，向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尤其当时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首先组织战士扭秧歌、演街头小剧，待群众多了便开始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使当地这一运动开展得很顺利。由于这段时间工作成绩突出，又加上自己主动积极要求，经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青年团员。

　　1950年10月25日朝鲜战争正式爆发，我们西南军区也成立了补训七师，将四川新参军的新战士支援朝鲜前线，我也主动要求参加抗美援朝，经领导批准我被分配在该师三十四团团部宣教股，师长黄运昌、团长康 福都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股长李逢标，当时挑选了十一个有文化的战士成立了团部宣传队由我负责。于1950年11月由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的成都出发，由于宝成铁路是解放后修建的，所以我们当时由成都坐汽车，经新都、广元、德阳、剑阁出剑门关到达陕西宝鸡市，在宝鸡市略略休息后做闷罐车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出了山海关再经过辽宁、吉林来到了白雪皑皑滴水成冰的黑龙江省绥棱小县，从南到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

　　绥棱是一个农业小县，城里横直两条主要街道，而且全是土路，街道两边用木桩木板钉成栈道，以便下雨天行人。街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店铺，因为是冬天，店铺的们都是关着的，出入的人也不多，不像南方的商店门都是敞开的，所以我们当兵的也不敢随便走进去看，最后我们看到有一小店门前卖冻梨，我们抱着好奇心理买了几个回来，可又不知道怎么吃，咬也咬不动，真是啼笑皆非，最后还是房东的小孩告诉我们才知道怎么吃。其实东北很多东西经过很长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吃，譬如1954年转业到了矿山，婚后邻居送我们冻子，因为我们不吃凉的，便把冻子用锅蒸了，结果成了汤。来到绥棱不久部队开始大练兵及文化学习。我编了一些小节目、小快板带领带领宣传队的同志下连队演出，鼓励士气，并教战士们唱歌，当时主要是教雄赳赳，气昂昂一类的抗美援朝一类战歌，我并主动提出编辑出版内部小报“十日滴点”，每隔十天把部队练兵及文化学习中的好人好事和一些经验事迹用文字形式发到各个连队，我们宣传队的人员下连队除了过去的宣传和教歌的任务外，还要把各个连队中的好人好事及经验收集上来，往往在小报出版的头一天，我一人就忙的脚打后脑勺，我一个人就要编辑又要刺钢板，还要油印，往往忙的连饭也顾不得吃，有时到下半夜才干完。因此在练兵及文化学习告一段落时，我得到领导的好评立过小功一次，时间是1952年的10月，其实我在起义后在西南军校川西分校学习时因接受新十五块而思想改造的好也立过小功一次，立功证件仍保存。

　　到了1952年年末，新战士都补充去了朝鲜前线，补训七师随之撤编，所有干部都留在国内，编入东北军区文化学校，我们文化教员，宣传干部及参谋长等，因为都有初中以上文化，都分配在学校当文化教员，我分配在二队当教学组组长，教数学。从小学开始教，学员都是东北地区及从朝鲜轮换回国部队中的排连营级干部，由于他们都是多年的军队干部，虽然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但他们生活经历丰富，理解力强，再加上我们积极负责认真教学，所以他们学习进步快，记得我那时干劲真是十足，星期天大伙都上街去玩，而我很少去，总是在学校对我负责班级的个别学习跟不上去的进行个别辅导，讲课我采取了启发式的教学方法，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寓教于乐，使学员易学易懂又爱学，学校肯定了我的这种教学方式，还组织学校各队数学教员来我班观摩教学。我不但讲好每一堂课及课外辅导后进学员，同时我还拿自己每月的一半津贴四万元(货币改革后折合人民币四元)给学员买学习用品，对有病学员照顾，所以学员对我印象都很好，当时我还是队里的团支部书记，并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校本部有什么宣传活动也找我，因为我会写美术字。

　　我们在教学中同广大的工农兵出身的学员生活在一起，他们高贵的品质也深深的影响教育了我，使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对党的事业有了更高的认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由队里的一位组织干部及我班一位学员王秉福(战斗英雄)他们两个人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当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还要我参加旁听，最后一致通过，报请党委予以批准。当时校党委有一位同志找我谈话，大意是我的历史只有我自己的叙述，还没有调查核实，另外还告诉我不入党也一样好好工作。后来到我转业，“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活动也陆续开展，入党之事也就不敢再想了。

　　1954年春节过后，学校给了我们在教学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员一项最大的荣誉，就是组队去北京游览，建国初期能去一趟北京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我们游览了天安门、故宫和颐和园，那几天我们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2004年我曾以“一项最大的奖励”为题写了一稿连同天安门前的集体留影，刊登在夕阳红发展有限公司出版的“人生一瞬间”第二卷上。1954年8月东北军区文化学校已经开办了一年多，学员一般都具有了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学习告一段落，进行学末评比，我在评比中被评为三等功，我们教学组也被评集体三等功。为了支援地方经济建设，教职员工及学员绝大部分转业到了地方，我也于1954年8月24日转业到了黑龙江省鸡西矿务局小恒山煤矿。至此，我的军人生涯算是完全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