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胡恒
来源：我们爱老兵网   2019-03-20 09:10:33

 

　　(采访人员及时间：梦回印缅，2012年1月7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胡恒，男，192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部队番号：中国远征军新6军新22师师部少校人事科。

　　现居地：吉林长春(祖籍：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洞心村)

　　胡恒，字为之，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洞心村人，现居长春市二道区，民国十年(192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人，中国驻缅远征军新6军22师64团上尉书记。

　　老人回忆录：

　　民国十年(1921)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洞心村的一个贫下中农家里，父亲胡祈亮，是位目不识丁的务农老手，一生忠厚老实，勤劳耕种;母亲宋氏义贞，是全村里受人尊重的贤妻良母。

　　我们共有兄弟姐妹八人，大哥名叫德喜(天隆)，大姐名叫长凤(夭亡)，二姐才凤，我叫德才(天森)，三弟德宝(夭亡)四弟德富(天启)，妹妹孝凤，五弟德贵，嫂嫂尹氏青凤，大侄女土娥，这是一九三八年我离家前的人口情况，而家中产业却只有半亩多能种稻谷的水田和几块可种地瓜的旱地。全家生活，多亏父亲和大哥终年辛勤耕种从村里富裕人家租来的十多亩稻田，除了交纳租谷，剩下来的尚能维持温饱。

　　洞心村距离新田县城三十华里，我离家时全村共有一百二十多户，而且都是同一个祖宗(华甫公)的同族子弟，没有一户是外姓的。按照家谱计算(孟、仲、季、明、仁、以、建、用、文、玉、玄、自、学、季、祖、开、来、大、显、昌、祈、天、加、熙、久、承)已有二十六代先后生活在这儿，宗族观念确实相当浓厚。村里还有一些祖田，轮流耕种。每年清明节时，村中男女老少都要成群集队前往祖先坟上焚香烧纸表示祭奠，上坟回来以后，凡是会饮酒的男子，都要自备酒菜，带到祠堂里去一块畅饮。村里还有农林协会，会长由村民选举产生，凡有违犯村规的人，都由该会按章处理：有到祠堂向华甫公像烧香、磕头承认错误的;也有被罚跪或捆、绑处分的。记得当年有个名叫狗崽的小伙子，因为不务正业，经常到外村偷盗，会长对他多番训教都没改正，便被宣布驱逐出村(据说以后当兵去了)。

　　我的老家当时固然贫穷落后，可也有些传统文化，例如每逢农历春节，家家都要张灯结彩鸣放鞭炮，丰收年景还要组织龙灯，狮子到附近村庄和本村各户进行祝贺，有时还邀请花鼓戏或木偶戏到祠堂里演唱，唱戏时则不分村里村外，只要你喜欢看，都可随便到场观看，也有因为还愿才请来演唱的。

　　贫困山区的农家儿童，只要能够单独行动就不能在家吃闲饭，一般的工作是：挖猪菜、打柴禾、放牛、担水。我六岁那年，随同村里的小伙伴去大山铺上面的山上打柴，挑柴回家的路上，走到田埂小道时跌了一跤，左手胳膊骨脱节，被人背回家里后，请村里有名水仔先生给托上去了，只因缺乏医疗常识，没有用竹板固定好，晚上睡觉时把胳膊放到脑后边，睡醒时自己拿不下来，吓的直哭，父亲帮忙强行把胳膊拿下来时，又咔巴一声脱节了，也没再去找人医治，以致造成骨节错位，左胳膊不能伸直，力气也大大不如正常了。

　　村的中央，建了一栋相当宽大的饲堂，坐北朝南，北面中央供奉着全村始祖华甫真人的塑像，左右两侧，分别设有孔圣先师和关圣帝君的牌位;南面中央，筑有舞台一座，舞台前面有一片宽大的天井(用料石砌成的坪地)供观众看戏之用。春节时期，龙灯狮子也都在这戏耍。民国十八年，全村集资在这兴办一所私立明德初级小学校，又从集资中置办了几亩稻田出租，这些收入足够学校开支，就读学生无须交纳分文费用，我便侥幸入学读书了。所谓初级小学，也就是只能学到小学一至四年。全校只有一个班，学生五十来人，设有教师三位，其中胡炳文老先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老学究，我的现用名胡恒就是由他起的。学生学习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音乐、体操。按照习俗，一般学生家，每年都要邀请老师到家宴会一次，以表示对他们辛勤教育自己孩子的谢意。由于家境穷困，初小毕业之后我曾一度辍学，在家跟着父亲和哥哥种地。

　　民国十五年，新田各地普遍遭到土匪骚扰。大约刚收完稻谷，有一天晚上一股土匪窜入村中，把我父亲抓走了，后经母亲千方百计筹到大洋拾柒元，托人说情才把父亲赎了回来。真是祸不单行，祖父和大姐、三弟，都先后患病身亡，母亲也因忧虑和操劳过度，于民国二十年病死家中，留下一个未满周岁的五弟，却因终日啼哭和缺人细心抚养，导致双目失明，残废终生。

　　母亲逝世以后，全家饮食，起居等一切家务，统由嫂子尹氏青凤一人承担。未满十三岁的二姐才凤，也艰难地担负起抱养双目失明的五弟的重担。幸亏嫂子聪明贤惠，不仅把家务弄的井井有条，同时还丝毫没有亏待我们兄弟姐妹。否则，孤身辛劳的父亲将会更加苦恼!

　　民国二十三年，经过村中父老和胡克敦老师多翻到家劝说父亲，同时父亲也深切感到目不识丁的难处，终于让我到离家十来里地的南薰高小念书去了。这是一所刚刚组建两年多的高级小学校，全校只有一栋新建木瓦结构的二层楼房，楼上是教室，底层是全体学生的宿舍。因为全班学生还不满五十人，所以并不拥挤。校长宋廷晶，语文教师郑椒英，算术教师宋贤英，历史和地理老师姓曹，还有一位宋老师专教音乐、体操。胡克敦先生负责事务、管理师生伙食与学校经费收支。另外有一个校工，三个炊事员，他们全都食宿在教学楼对面原先南三都使用过的砖瓦房里。

　　那时县里经济不发达，教育落后，全县只有县立高小，县立女子高小和南薰、北达四所高级小学校。县立简易师范则是全县唯一的最高学府。我们村里和我一块在南薰就读的，有久恒、熙陶、乾元与我共四人，每人每月只交大米一斗(约二十斤)，银洋壹元作为全月伙食费用。

　　校方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还明确规定每个学期奖励考第一名的银洋二元。我很幸运，每个学期都是第一名，给家里减轻不少负担。否则能否读完高小，恐怕都是问题。

　　郑椒英老师是位寒士，虽然其貌不扬，但却满腹经纶，他很同情我的处境，利用每天晚饭以后，就寝以前这段时间，在煤油灯下单独教我学习古文观止的各篇文章，另外出题要我做作文，我也深知自己学习机会难得，所以坚持认真地学完了全本古文，陈情表到答颜真卿书等各篇文章，基本上都能熟读和理解，这对以后工作，的确起了相当作用。

　　民国二十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驻在东北的关东军，向我绥远边境侵犯，多亏傅作义将军率部奋勇抵抗，敌军逐未得逞。县教育部门为了检验我们的学习成绩，组织全县四所高小的作文比赛，题目是“慰劳绥远前敌将士书”，我写的那篇侥幸被评为第三名，得有教育局长署名刘璞奖给的铜质方型墨盒及玻璃制青蛙各一具，虽然不算名贵，却也令人兴奋!

　　不管你怎样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时间却无情像流水一般的过去，民国二十五年六月末，结束了两年的高小学生生活。离校时我去向郑老师鞠躬辞行，同时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他却抚摸着我的脑袋喃喃地说：“好读书不好读书，好读书不好读书”。语重心长，使我终生不忘!

　　客观地说：那时我家里如果稍富裕一些，高小毕业后要想考上师范学校或初中，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可按自己的家庭实际情况，却没敢产生这种妄想，只好死下心来，在家跟着父亲和哥哥耕田种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仗着他的军事优势，向我华北地区大举进攻，当地驻军为了捍卫国家领土，挽救国家危亡，奋起抵抗，史无前例的八年全面抗战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接着全国各地纷纷响起了“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东西，一致团结起来，抗战到底!”的响亮口号。那时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九师师长郑作民将军，黄埔一期毕业，是新田县高山村人，他的副官处长何琦、卫士排长胡治国(久荣)于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回到家乡招募青年去充当卫士。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就找父亲和哥哥商量，提出自己要去当兵，理由是：那时的征兵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如果哥哥抽去当兵了，家里生活肯定会极其困难。因为自己体力太差，干农活三个也抵不上哥哥一人，如让我去当兵，哥哥便能不被抽走了。父亲也觉得让我务农的确有些难为我，而哥哥身强力壮已经是个种地行家，如果他被抽走了，确实是家里的重大损失，因此就勉强同意我的要求，并请胡治国到家吃了一顿春节饭，当场决定让我跟他当兵了。村里还有一位名叫胡熙春的，他和我哥哥同岁，曾在县里保安队里当过几年兵，也同时决定和我一道走，彼此有个照应，父亲也就放心多了。

　　正月十六日，吃过早饭以后，胡熙春和我俩人，走上了出外当兵的道路。初次离别生我养我的故乡，心里真有说不清楚的滋味，二姐抱着双目失明的五弟站在池塘旁边，饱含眼泪地目送我们一步一步地离别，久久呆在那里，她那依依难舍的心情，可能会超过任何一位亲人，因为母亲去世以后，她对我和弟弟、妹妹，无形中体现出一种慈母般的爱心。可是谁能料到竟是姐弟之间的生离死别呢?走到庙山旁边的道上，碰见了往家里走的父亲，也许是他特意赶回家来看我出行，拉着我的手，似乎是有歉意地低声告诉我：假如能有钱供我继续念书，也就不会让我去当兵了，他的苦衷，完全能够理解。

　　高山村附近的何家村(何琦家)是那次应募出去当兵那二十多个小伙伴集合的地方，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便跟随何琦与胡治国朝着衡阳出发了。走了三天到达常宁县，然后分乘两只木船，经过半天的航行才到达衡阳，再上火车到武昌市，下车后一会也没休息，我们这群新兵，就被带到武昌市外的戴家山第九师特务连驻地，开始走上漫长而又艰辛的军旅生涯。

　　这里距离市区约三十华里，附近是长满水草的湖畔，成天看不到一个老百姓，除了由班、排长带领我们练习稍息、立正、齐步、正步、跑步和持枪、瞄准、射击等动作。我因年青体弱，左臂又错环无力，遇到练习站着端枪(汉阳造七九步枪)瞄准时，往往不能把枪端平，幸亏班长是位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兵，河南省人，大约四十来岁，非常同情我，因而并不苛责我的姿态。除了室外操练，每天都要在室内坐在床沿听课，内容是军人风纪和军人守则，守则一共约八条，大致是：“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还学唱了“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我对这些功课学的都很用功，比班内别的战友学的较快，班、排长都很喜欢我。我的军衔是二等兵，每月饷金七元三角，扣除六元钱的伙食费，还剩一元三角钱作零花，伙食由事务长经办，主食大是大米饭，有时也吃白面馒头，副食以白菜、豆腐为主，很难见到荤、腥，固然不能算好，但比在家时老是吃地瓜丝掺到米里的红薯饭要强的多，所以我很满足和安心。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我被指派到师部军械处当少校军械官郑华章的勤务兵，他和师长是一个村里的人，文化水平较高，为人和善。军械处住在日租界上一个早已停产的日本工厂里，楼上是办公和住宿的地方，楼下是处属修械所。

　　勤务兵是军队中最下层的工作，其实就是侍奉官长的奴隶，每天要给官长铺床叠被，打洗脸水、洗脚水，用饭时站在饭桌旁边给他们盛饭、上菜，等到他们吃完饭离开餐厅后，才能上桌捡吃他们剩下的菜肴。有时还要把他们换下的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涤，扫地、看门也是日常的工作。

　　大约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底的一个傍晚，军械处全体官兵带着行李和办公用品，迅速地登上了军用列车中鲁南前线出发，因为白天要躲避敌人的飞机轰炸，只能夜间闭着车灯缓慢前进，由汉口到徐州竟花了七天时间，途径开封时见到车站的钢轨已被敌机炸成麻花一样，经过铁路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修，列车才勉强通过，徐州车站则荡然无存，站房和铁道都被敌人的重磅炸弹炸成无数大坑了。

　　火车根本无法开入站内，只能停在距离车站半里路远的道上，匆忙下车之后，我们走进一座早已停产的造纸厂里，在这住了十多天，并没见过军械主任和军械官的人影，警报声和敌人飞机的隆隆声，却天天都是震耳欲聋。为了防止敌人轰炸，大家晚上睡在厂内，天一拂晓就匆匆忙忙地走到厂后小山上的树林里去，夜幕降临之后才又走回厂里睡觉，至于前方战况如何?则丝毫也不知道，后来听说敌人已经占领徐州与开封间的河口车站，为免陷入敌军包围，我们的队伍便又利用夜间敌机无法找到目标的机会，经过半个多月的急行军，途径安徽毫州、涡阳等地到达河南漯河车站，这是我初次走上战场的简单过程，虽然没有和敌人接触或战斗过，但在行车途中见到沿途躺着、坐着和艰难地跟着我们行走的许多伤兵，尤其是那些身负重伤设法行走的躺着和坐在道旁不停地呻吟的人，不禁令人不寒而栗!途中还遇到不少由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中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他们终日忙碌奔波在战区的城市和乡村，除宣传全民抗战的重要意义外，还组织群众在我们经过的道旁设立许多茶水站，他(她)们的抗战热忱，实在令人敬佩。

　　好打瞌睡是年青人夜行军时的最大障碍，这次转移途中，我曾闹过多次一边瞌睡一边跟着队伍走的笑话，有次摔到一个炸弹坑里还在睡觉，幸亏有人把我唤醒拉着我走，否则肯定会掉队，到了漯河车站上火车后，马上就睡着了，火车走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到的汉口也不知道。

　　回到汉口后我们仍然住在前日租界上小路的原住处，不多几天就到中秋节了，恰好就在中秋节的晚上，我们站在钢筋混凝沏的长江堤上，看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敌我激烈空战。记得当时我所看到的情况是：警报声后，接着就有二十多架敌机侵入武汉上空，紧接着便是有苏联志愿飞行员与我空军联合组成的不少战斗机，从武汉市外的四方八方飞到武汉上空把敌机围在中间向他们猛烈攻击，炮弹穿行的红光，下面都看的非常清楚，特别是一架接着一架的敌机，被我空中英雄的正义炮弹击中冒着熊熊烈火向下坠落时，特别令人兴奋，其中还有我方一架战机不幸被敌机击中，冒着明亮的火光和浓烟，神速地冲向敌机和他同归于尽。这种杀身成仁舍身为国的伟大精神，实在使人感动!事后据说那场空战一共击落敌机二十四架，我方牺牲的空中英雄中，还有一位是苏联志愿帮助我们抗战的英雄。

　　中秋节后不久，队伍奉命开到武穴县境内的田家镇担任防守要塞的任务。军械处住在要塞后面的一个村子里，处主任徐镇华被调到军部担任兵站站长，那是一个新设立的后勤单位，其职责范围是负责筹措并供应全军官兵，粮食和枪炮弹药，处里的多数官佐都随他到兵站去了，经过简单的考试，我被提升上士文书，从一个二等兵直接升到上士，不但饷银涨了一倍多(每月十六元三角)，地位也截然不同了，用餐时本来是站在桌旁侍候他人的，随即变为坐在那里由其他勤务兵侍候了。军械主任则由黄浦五期步科出身的梅学孚上校继任，他是湖北黄梅人，忠厚老实，平易近人，我的日常工作是抄写文件，觉得相当轻松愉快!住宿和办公，是在一栋普通的平房里，房东夫妇和他的子女也都在一起，我们睡觉的床，是用两条板凳一扇门板支架起来的，我没有被褥和枕头，整个床上用品只有入伍时分发给我的一条棉毯，用灰色棉布卷着灰布军装当枕头用。因为我本来就是从贫苦中长大的，所以一点也不觉得简陋难受。不幸的是竟然患了虐疾，有文件时虽然也能坚持抄写，没工作时只好躺在床上歇着，那时师部军医院治这种病，只有金鸡纳酸丸，以致拖了十多天才得治愈，腰背则因躺在硬床板上时间久了，疼的直不起腰来，行走也有些为难，得亏房冬老太太怜惜我，每天都用炒热的大米用洗脸毛巾包着，亲自给我搓背。这种土方真也管用，搓过五六天就不疼痛了。遗憾的是自己年轻不懂事，没有记住她的姓名和村庄的名称，加上连年战乱，以致离开她家一直没有给她们通信，更谈不上登门道谢了，脑海深处，至今仍然深感愧疚!

　　武穴乡村的封建习俗比边远山区的湖南老家浓厚许多，当时房东有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房东老大娘天天都用绷带给她缠足，那女孩就天天疼得啼哭不止，有几次见到房东不在家了，我便过去把她脚上的绷带给拆了下来，房东事后知道了也不好意思责怪我，也许我是军人的缘故吧!

　　军械处是师司令部的业务部门之一，距离前沿阵地有好几里地远，所以战场上的枪炮声和战况，根本就听不见看不到，但从每天向上呈报消耗和请补的枪炮弹药数量中，也能估算到战斗的激烈情况，特别是每当敌机频频在我附近轰炸时，就会觉得敌人又向我方进攻了。那时的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敌方，任凭它们低空飞行，也看不到一架我方飞机去阻击它，真正叫人又气又恼!

　　大约是十月末或十一月初，部队又向后方撤退了，军械处因为还有不少弹药没有发到部队手中，所以是用木船装着弹药和人员向武汉方向撤走的，航行到团封县附近的江上，碰上了被敌机炸沉在江里的轮船，我们乘坐的木船船底被撞破了，船慢慢地沉了下去，幸亏不远的江心有个沙滩，大家就毫无费劲游上沙滩，呼唤过往的船只把我们运送到岸上去了。没有通过武汉，部队是用步行走到了两湖边界的咸宁车站，然后经过羊楼洞，羊楼洞几次小规模战斗，又在长满树林的山上走了四五天，到达湖南平江县的一个村里休息整顿。一九三九年的春节，就在这里渡过。同时我又被提升成准尉司书，开始走上官佐的行列。

　　一九三九年三月上旬，部队到达湖南的耒阳县，军械处随同师部驻扎在县里，因为耒阳距离新田只有二百多华里远，父亲接到我的去信后，随即赶到耒阳，一个从未出过远门而且不懂普通话的乡下人，孑然一人跑到那里去看我，父亲思念儿子的心情可想而知。梅学孚主任也很感动，不但让他在处里住宿，还特意告诉伙夫添了一些好菜招待他，父亲见到这些情景，也就放心让我继续留在部队了。

　　在湖南耒阳呆了二十多天，又随部队向四川前进，途径桃源、沅陵沿湘川公路一天天地走着，在湘、川两省交界的乜架，是一条长达一里多地沿江街道，西头是四川，东头是湖南，茶馆、饭店和杂货商店一个挨着一个，倒也相当热闹，街的西头不远便是一座高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爬到山顶，到达酉阳县时，已经是五月中旬了。

　　整训附带禁烟(鸦片烟)是第二军这次入川的双重任务，驻区共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个县，与湘、鄂、川、黔四省相连，大小山岭连绵不绝，是苗族和土家族聚居的地方，只有县城里汉族人才多一些，种大烟、贩大烟和抽大烟者比比皆是。军部驻在秀山，第九师驻酉阳，我们军械处和军需处驻在县城城区小学里，学校中的操场成了堆集大烟和土枪土炮的仓库，有次焚毁烟枪时，还集中了不少烟民，他们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圈站在烟具四周，焚烧时的大烟味，弄得这帮瘾君子个个垂延三尺，鼻涕满脸。

　　师司令部对面小山下，有个二酉洞，洞高约有三丈，宽有丈余，洞底有条长年奔流的小溪，那水是从洞里湧出来的，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有些名儒志士，曾将许多经传藏在洞里没遭焚毁，故有“二酉藏书”之说。

　　那年七月下旬，师参谋处代替中央军校在师部招考第十五期学生，主考官是上尉参谋唐文，当时自己年幼无知，竟然冒昧地参加考试，但一进考场看到用英文出的题目时，一个字没写就吓跑了。天知地知，中学门都未进过的我，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哪还谈得上用它做文章，这才真是不自量力、自我难堪了。

　　副师长夏德贵(少将)安徽合肥人，黄浦三期毕业，酷爱京剧，自己虽然不大会，却非常热心组织别人学京剧，他还单独找我谈了几次话，非要我参加他们学戏不可。我无法推卸，只好答应了。剧社聘请了一位精通京戏的北京人为老师，他不仅会写剧本，还会各种唱腔和身段，一位上尉军需和我共学一曲坐宫盗令，他学杨延辉，我学公主，利用傍晚业余时间，经过五十来天才学会坐宫那段的演唱，因为全军的整训和禁烟任务基本完毕，就奉命向广西开拔了。通过贵州的铜仁、玉屏、黄平、炉山、都匀、独山诸县进入广西河池、百色到达武鸣，迂上从昆仑关前线胜利归来的第五军新二十二师，梅学孚主任和二十二师工兵营营长梅作楫，不但是湖北黄梅的同乡，还是黄浦五期的同学，他俩相会以后三言两语便把我调到工兵营去当中尉书记了。在柳州市郊的乡村里歇了二十多天，由副营长汪君勃、二连连长长田子永两人作介绍人，于一九四零年十月我被批准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党证为军傍字零零四四八号，可并没告诉我国民党党员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始终都没参加过一次党的会议，可能国民党的普通党员，大都如此吧!后来又随部队乘湘桂路火车到湖南省东安县呆了半年，又从东安坐火车返回柳州，然后改为步行，经河池、南丹、独山、都匀抵达炉山，师部驻在炉山县城里，工兵营则驻扎在离城十多华里的大风洞村，这是湘、黔公路间的一个小镇，凡从贵州去湖南由湖南去贵州做买卖的商人，大多数都要经过这里，并在这住宿一夜，所以地方虽然不大，客栈生意倒也兴旺。

　　二连连长周中峰，字秀三，河北庆云人，军校十三期二科毕业，文字相当秀丽，好拉京胡，我俩交往比较密切，经常在晚饭之后他拉、我唱作为消遣。一九四一年春节，师长廖辉湘率领一个由师政治部临时组成的歌剧队到驻在凯里的六十四团慰问演出，其中有个红鸾嬉的京剧节目，我被指派担任莫稽(小生)，营长夫人饰金玉奴，因为她是老票友，所以这次演出还算成功。得到了全团官兵的一致好评，团部更加热情招待。

　　端午节后，我辞掉了工兵营书记的职务，由师政治部郑政推荐到六十四团任上尉书记。

　　一九四一年冬，我随部队到达中缅边境的芒市，这里的居民以彝族为主，还有傣族和哈尼族等少数民族，他们信奉佛教，庙宇和尼庵都修建得富丽堂皇。我们是沿着滇黔公路、滇缅公路，途径贵州的贵定、贵阳、安顺，关岑场和云南的曲靖、昆明、楚雄、保山和腾冲等地，一路走走歇歇，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芒市的。经过楚雄时，曾观看了文艺界慰问部队的话剧(天字第一号)名演员欧阳沙菲饰红玫瑰，不但剧情紧张，演技也很好，真称得上是一曲抗日名剧，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一九四二年春节过后，上级宣布我们的部队被组成远征军了，还发了一些缅文宣传标语，团部配有一名缅语翻译官，三月下旬过畹町进入缅甸境内，在曼德勒住了一宿，再乘火车朝仰光方向推进，走到塔根雅一下火车就碰到日军先头部队的骑兵，双方在铁道旁边的竹林里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敌人被击退了，全团共掳活敌军战马七十多匹，都是大家从未见过的高大洋马，因而意外高兴!

　　为了阻击敌人，全团在斯瓦河南面匆匆地构筑了阵地，团部是利用一座公路桥做指挥部的。黄昏以后，战斗越打越激烈，一夜之间我方这片不足五万平方米的阵地上，共计挨了敌人一千多发炮弹，一营营长负伤后由团附师临先接任继续指挥作战，不久三营营长李平又负重伤，副营长也随之阵亡，团长只好又叫团部上尉副官何绍伍去接替营长职务，这样团部指挥所就只有团长、我和另外一位中尉副官丁凯三个和一个传令班了。这是我参加部队四年多来的首次与敌作战，开始时精神比较紧张，团长就让副官丁凯把从国内带来的茅台酒倒给我喝，好给我壮壮胆。从团部下去接任营长的师临先和何绍伍，去了不到两个钟头，就都负伤送往后方，一营机枪连长王凤山和九连连长祝能又分别接任为一营和三营营长，只有二营营长王明儒(黄浦七期步科毕业)安然无恙。

　　为防敌人在天亮后利用飞机、坦克对我不利，部队利用拂晓时机转移到瓢背，这是一座小山，对我防守比较有利，谁知敌人的坦克并没有被山坡阻住，就在我与无线电报务员用电台向师长报告作战情况时，团部连同三个营全都撤离阵地移到平满纳去了。我俩发完电报后，发现部队撤走了，也不知道大家从哪里走的，同时又不敢大声呼唤，以免遭到敌人捕杀，正在焦急万分时，见到梅庙(泰、缅边境)方向火光冲天，人声刺耳，我俩便朝那边走去，果然不远便找到了自己部队。昼伏夜行，走了七八个夜晚，到达猛拱，由于缜缅边境的密支那也被敌人攻战，部队便转入猛拱河谷，爬山越岭朝印度边境走去，头十多天还能在一些山里遇到有限的少数民族，他们不穿衣服，身上只系条布遮盖下身，领头的头上还绑了两只羊角。种的是旱稻，没有固定住处和田地，放火烧光一片树林，不用施肥，稻子也长的很好。他们煮饭也有一种特殊方法，就是把米淘干净后，装在新砍下来的竹筒封闭扔到燃烧着的柴堆里，竹筒外面烧糊之后取出来吃，确实特别清香可口。再继续往前走时，便根本见不到人烟了，尽是树木参天的原始森林，大白天也很难看到天日，所以飞机也找不到我们，于是便和上级失去了联系。既缺乏地图，又无处询问，走在什么地方，谁也不清楚，大家只好叫它(野人山)。

　　各自背着的大米和食盐全吃光了，加上雨季来临，行走越来越困难。费尽全身精力，一天也只能走二、三十里远，病、饿造成了死亡，我们团是师的后卫部队，所以天天都会在行进中遇上倒卧在身旁的尸体，而且越来越多，大家都自顾不暇，哪还有人去掩埋!还有许多死尸，由于雨水的浇淋而腐烂得不堪入目，豆粒大的蛆虫爬的一堆一堆，的确惨不忍睹。

　　大部队在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行军，作为后卫部队的成员，有好处也有坏处，主要的好处是本来没有道路的山野，经过前面部队的行走，已经踩出来一条小道，再也没有找路的折腾了。还有前面睡过的临时窝棚，可以接着使用，他们煮东西残余的火堆，接着添柴煮东西，也比新起炉灶省事得多。最大的不利是树林凡是能吃的野果山菜，都被前面经过的人摘去吃了，后续部队必须去离宿营地较远的山里寻找一些芭蕉树和其他野果煮来充饥。

　　艰难地走了六十多天后，我的脸部和身上也肿起来了，幸亏我和勤务兵两人有一天在无意中采到一大包形状像花生米的山果，因为饥不择食，不管它有毒无毒，煮熟以后我们就把它吃下去了，第二天清早起来，勤务兵便高兴地大声对我说：“你不肿了”，可惜当时并没想到把它带点回部队交给医疗部门试验，很有可能它是一种治疗浮肿的中药。

　　经过九十多天的艰苦跋涉，终于走出这片原始森林到达印度边境的新平洋。这里虽然没有街市，都是一片辽阔的草坪，先头部队刚到，就被搜寻我们的飞机发现了，接着大米和罐头便源源不断地投送下来，真可说是绝处逢生，自然都很振奋。但是也有乐极生悲的，我们团里就有好几个人由于吃的太多，肠胃又因多日没吃粮食以致消化功能脆弱而病倒，加上缺医少药无处抢救而死掉了。

　　休息十多天后，部队遵照上级指示地点上了火车，越过恒河然后抵达兰姆伽，那里有许多现成的营房供大家居住，据说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部队使用过的，自来水和电灯、浴池(淋浴)仍完好无损，同野人山的生活相比，简直到了天堂一样。从此我们由原来的中国远征军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军长由第五军副军长郑洞国担任。起初全军只有我们新二十二师和曾在缅甸战场上解救过英军一个被日军围困的骑兵旅的三十八师，当时新二十二师剩下不满三千人，三十八师也是如此。为了便于整编部队和补充装备。担任远东战区参谋长的美国陆军少将史迪威将军，也进驻在兰姆伽，他在我们各个师、团部都分别派来一位美籍联络军官，同时又从西南联大的外语系中抽调了一些擅长英语的大学生分配到各单位担任翻译官。营房中间设有一所设备完善的军医院，医生多数都是美国人，护士都以缅甸女孩为主，也有少数日本女子，凡从远征军中过来的，人人都得到医院检查体格，然后根据健康情况定期住院疗养，我在那儿住了二十多天才被批准归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驻印军所属两个师的官兵基本都从国内陆续空运一批知识青年和一部经过师管区征集的士兵来补充完毕，服装和武器，全部换成美军供应的，另外还增添了一个轮汽六团(也是新由美军装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消沉多年的兰姆伽，无形中又变得热闹起来了。随着一九四三年春节的行将来临，为了解决部队官兵的文化娱乐和欢度在海外生活的头个春节，两师和轮汽六团都先后组成了各自的京剧团，新二十二师的命名为“二二剧团”，郑洞国军长曾亲笔题赠了一面“振大汉之天声”的巨大横幅。从此以后，二二剧团每次演出时，都在舞台前沿的上方，悬挂着那副横联。一九四三年四月，二二剧团曾去加尔各答演了几天的戏，因为当时那里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都市，中国驻印总领事馆就设在那里，华侨能在国外看到祖国的京剧，自然都很积极地前来观看，场场座无虚度。

　　兰姆伽主要是部队的营房，当地居民并不多，只有一条近半华里长的街市，一栋两层以上的楼房也看不到，街市外边，还有不少相当矮小的窝棚，都住满了穷苦印人。我们傍晚上街散步时，都会遇见这些人爬到你跟前，用右手掌先摸一下他自己的上额，再用这手摸着你的鞋尖连声喊道“巴布，巴格洒时，巴格洒时”——意思是说：先生，给我一些，给我一些——被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人，凄凉情景可想而知。

　　驻印军军部附近，还设有一个将校班，由美军教官培训中国校级以上军官，第二军第九师蒋继英旅长去集训时，我以新田同乡的名义，请他到团里消费合作社附设的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请他把一套黄卡叽布衣料和一支派克钢笔带回国去转交给梅学孚团长(原军械主任)和李芳书记，以表示当年他们照顾过我的谢意。一九四三年九月，师部人事科长萧然离职回国，我被调去接替他的职务，不久，六四团团长刘建章也调到师部升任为参谋长了。一九四四年初夏，驻印军全部迁到中、印、缅三国的列多，做了两个多月的森林作战训练，参一科黄锦华兄(军校十三期步科、原籍贵州)在我的象牙筷上用篆体字刻上了“食鸡鱼猶忆蕉根味，怀家国毋忘切齿仇。”两句话。这双筷子至今依然存在，遗憾的是上面的字句都被完全磨掉了，原因是十年动乱时恐怕因它招来大祸。其实牢记当年过野人山用芭蕉树根和山里野果充饥的困苦和日军侵略我国肆意屠杀我军民的仇恨，应该都是无可非议的!

　　夏末秋初时候，驻印军开始沿胡康河谷向侵战中、缅边境的日军前进了，从掳获敌军的战俘与文件中，获知正面敌军为板垣师团，当年他们和我远征军作战时，曾经疯狂一时，颇有不可一世之慨，现在我驻印军已是今非惜比了，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不久便胜利用到达卡马英。这是一座没有树林的山丘，从那些残垣断壁中不难看出它曾经有过多栋房屋，由于炮火的轰击，才被夷成平地。

　　当新二十二师开始敌攻击时，史迪威尔将军便带着他的印尼侍从搬来师部一块行止了，将军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中国话，我们一些民情风俗他也知道不少，是个名符其实的中国通，日常同我们交谈，从来不用翻译官。另外，还有一小队皮肤漆黑，身材高大的美军工兵，驾着庞大的推土机随着部队修筑公路，直至密支那的敌人被肃清后，这条公路和云南腾冲连接一起，当时人们都叫它“史迪威公路”，后来又更名为“中印公路”。

　　一九四四年九月，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与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同时被提升为新六军和新一军军长，新二十二师师长则由副师长李涛升任，我也升为少校，仍主管师的人事工作，十二月末，新六军空运至云南曲清，新二十二师师部驻在曲靖中学，虽然正是隆冬季节，但穿上罗斯福尼军装后只需添上一件毛衣就丝毫不觉寒冷了，昆明一带的气候实在使人留恋。曲靖距离昆明不远，坐上火车只用一个钟头便可到达。一九四五年春节过后，我由一位衡阳老乡伍永芳陪伴曾去昆明湖游览一天，湖水清平如镜，风景宛如西湖，游人云集，谈笑风生，一点也显不出是在战争年代。六月，全军又由曲靖空运到湘西芷江、安江一逞，我们住在湖南第二纺织厂内，八月十四日深夜，师长的警卫班长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后放大嗓子兴高采烈地和我说“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我立刻起来随他走到师长办公室时，已有不少人聚在那里，师长正在高举酒杯喊道：“大家为胜利干杯”!我们几个年青人不顾天还没亮便走到安江街上大声欢呼“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最后胜利是我们的”!随之家家户户都燃起了鞭炮，部队官兵也有举起冲锋枪对着空中射击的，炮竹声和欢呼声连在一片，响彻云霄，一星期后，新二十二师全部空运至南京市，随即顺利用地收缴了日本驻南京及其附近所有部队的军械武器。十月十日，全师少校以上官佐集体参拜了中山陵，月末全师迁到上海，新二十二师师部驻在江湾复旦大学里，我曾随同周中峰，窦思恭等前往市内参观过八百壮士淞沪战争中英勇守卫过的四行仓库，不太醒目的苏州河静悄悄地躺在那里，但愿昔日的战火今后不会再在这里出现了。苏州河的清水啊!安详平静地奔流吧!

　　(感谢吉林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