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韩辉之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11-08 16:02:55

 

　　姓名：韩辉之

　　出生年月：1924、02、09

　　民族：汉族

　　籍贯：河北天津静海县

　　现住址：辽宁鞍山 有三子

　　从军时间：1944年冬(穿棉衣)，

　　部队番号：青年军207师战防炮营战防炮连、远征军军政部辎重汽车第二团一营一连一排战士

　　我2岁时父亲过世，我是哥四个中老四。小学时，日本人占领了我的家乡，我的日语是那时学的。

　　抗战时期，我在唐山丰滦中学读书，家贫。高二放假时，经人介绍我去唐山开滦煤矿医院的高级护校食堂帮忙，因食堂里出现我这个学生，引起好多人注意，这所护校校长说认识我们中学的杨少康老师(燕京大学毕业教音乐)，说他弟弟杨保国(当时在燕京上大学)要去抗战后方，后方上大学所有费用全免。我们中学在国立唐山交通大学(吴稚晖提字)旁边，每天上学都要路过。经杨老师联系，我和杨保国约好分头出发，我经过天津，我们到安徵宿县车站汇合。

　　当时年轻气盛，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家人凑了伪币20元，经过安徽宿县、漯河、洛阳到达西安。当时宿县被日本占领，我们不敢暴露学生身份，假说做生意，穿着大挂儿。我们住在20里铺，夜里有国民党便衣查房，店老板看我们是学生，有学生证，鼓励我们去抗战。以涡河为界，河的两侧就是日本和国民党的部队分别把守。经便衣和店老板安排，早晨天没亮时，在两边岗哨间隙，正好日本这边没有人，我们从桥上疾走过去了。

　　脱离了日战区，我高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抒发出胸中多年的压抑!心情一下开朗敞亮啦!过桥不远，就是战壕，出来几个穿灰棉袄的士兵，他们的枪特别破，每人的枪还不一样，我看到其中一个枪把子上还打着锔子。一查我们确是学生，放我们过去。我俩雇了一辆两轮小车，实在累了我们就上车坐会。过了漯河、蒙城，路上住一小店，晚上要外出解手，天特黑，突见一亮，以为看见鬼，我一脚踹出去，踹到一人。其实是人拿手电正照自己的脸解手，可见当时也是很紧张的。在国统区时用这20元伪币换了法币，省吃简用，不敢吃饱。沿途遇有好多学生，一部分学生去了延安，去延安的这部分人需要有人介绍，我们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人帮忙，就只能去西安了。这时正遇河南旱灾，路两边到处是坟头，百姓面黄肌瘦。我们一旦住下能不动就不动，以便节省体力。有次实在太饿了，忍不住买了两根油条，付完钱，刚到手就被人抢走了，撵都撵不上，可见当时百姓都活得很艰难。

　　经黄河南边(日本和国统区分界线)，壕沟有一房多深，沟里可以走人走车。到洛阳就是城市了，没亲人，不知往哪去，不知找谁，特别茫然。当时有两条路：一是去收留流亡学生的地方，现在看应该是当地政府，有专员接待，另一条是中央战时训练团的办事处。杨保国给我一条被子，他去了西北大学。为找饭吃，我到了中央战时干部训练团招生办事处，写完简历，给了两个馒头。几天后大约集中一批十多个人后，坐闷灌火车，车上车下都是难民，一开车，人都往下掉，不卖票。经临童到西安。

　　中央干部训练团，名誉团长蒋中正。我被分到学生队东北总队，总队队长姓熊，他应该是老东北军，另外还有一个学员队。学习内容有三民主义、地型、操练、打把、野外实射，枪有很多种，有汉阳造，好象还有光绪年的枪，又老又破。学习了两个月，其实这时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路要往哪走。当时西安要建西北音乐学院，正招生，允许我们去考，我考入声乐组，校长叫赵梅伯，是原上海音专声乐系主任，毕业于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此人后来听说到美国去了。我和石静宜是音乐学院同学，她是蒋纬国的女朋友，后成为蒋纬国夫人，去了台弯。向大勋介绍给我说这是蒋纬国，我们握手。到台湾后，听说前几年石静宜去世，她是著名大华纱厂的老板的女儿。

　　此时蒋介石发动“十万青年十万军”，青年学生的心都沸腾了。“好铁才打钉，好人才当兵”，“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那时我们没有任何私心，一心只想报效国家，打败日本强盗(老人痛哭)。我本已考上音乐学院，但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参军。我们学院当时有两人报名，另一人叫王星海。我们俩人从军，西安的西京日报特意做了报道。

　　此时的时间大约是1944年冬，我记得我穿的棉袄。

　　我们坐飞机到了云南曲靖，美国人当时看到我们这些青年精神饱满，满面红光，斗志昂扬，与之前他们见到的中国士兵比，对我们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状态直竖母指。

　　我被分到207师战防炮营战防炮连，发了灰色军装，其实我们只有编制根本没有炮。两个月后，有两个团约2000人被分配到印度去。出发前，杜聿明给我们做战前动员，我们也就脱离了207师。

　　去印度坐的是美国两个引擎运输机，30人左右，大概是白天上飞机夜里到印度，在哪下的飞机不知道了，过驼峰时，飞机的一个螺旋浆不转了，飞行员处理完才告诉我们，之前我们没感觉。

　　下飞机看见印度人，讲英语，看见我们说“顶好”，我们看见印度人赶着牛车，光脚，有顶灌子的，吃饭用手抓，旁边放一小水灌。坐火车到汀江，火车是宽轨的。这时我们还穿着棉袄。

　　到汀江后，脱光，美国医生检查身体，写英文拼音的名字，消毒。衣服脱下全烧了，小山一样的棉袄!换了英国式服装，黑高腰皮鞋，绿色毛衣，裤衩，呢子裹腿，没发枪，发两张毛毯，灰色深浅各一个，一样厚，有蚊帐，水壶蓝色的，唐瓷的，还有太阳帽;我们就住在森林边，蚊子特别多。复员时，我穿这身军装照了一张照片。

　　我们被编入远征军军政部辎重汽车第二团(是否有军政部三字不确定)，团长黄占魁，另一个团叫第一团，以西南联大学生居多。

　　连长带我们去江边洗澡，雷多也有江，洗澡淹死的也有。

　　从汀江到兰母伽受训，过恒河，有招待站，准备的咖啡，发两个饭盒，可扣到一起有个铁丝活动把，一大一小，两底朝外。去学辎重，教练是美国兵，学习初中高级驾驶，学汽车原理、机械构造。

　　在兰母伽，营房原为英国人的，平房，一人一床，发白色和深绿两条浴巾，早上有人检查，叠得有楞有角，吃牛肉，大头菜、洋葱。会定期给我们每人发一个纸箱，里面有成盒的饼干、牛奶、奶酪、香烟、罐头、沙糖、红茶，我们外出时有外出服。印度人见我们，我们觉得很体面，大人小孩围上来，要香烟。我们开饭时他们也来，大锅饭的锅巴和剩饭都拿走了。

　　我在兰母伽得过一场病，蚊子咬后打摆子，住在英国的医院，是男护士。这时中国军队在战争中打出了名堂，英国兵怕我们，我们合群，有士气，也看不起他们，护士对我们态度不好，我们看他们别扭，用英文骂他们，他们也不敢回嘴。年轻气盛啊!

　　我在207师时每人发过一个戒子，银的，上面有个鹰翅膀，正面有个国民党党徽，反面有字，记不得了。我洗脸时被印度人拣走了，他们负责在医院打 扫卫生，没有要回来，很是遗憾。

　　军响是21个卢比，是金属币，下面单位是安达(音)，是圆角铜质金属币。

　　平时我们训练。放假时，穿外出服出去，看见印度人围在一起说书。兰母伽有小吃，有华侨商店，卖象牙筷子。华侨慰问我们，慰问品是笔、本，华侨代表讲话，能感受到华侨们很爱国。

　　兰母伽是初级、中级驾驶，到雷多是学高级驾驶，大型卡车。因路况复杂，年轻，又是新手，总有翻车的，死就死了，没人追问。

　　刚到雷多时我们住帐篷，自己砍撑蚊帐的竹杆，找先头远征军丢掉的床。六个人抬一个大床过一个小桥，小桥原本也不结实，桥断了，床把我们六人压在水下，我这一侧被一块大石头挚住，我没有受伤，换来一周不出操的待遇。

　　住地附近的杂草需要清理，我们将草堆成一堆，有人将汽油淋到草上，大家正围着草堆干活，火被点燃，挥发的汽油一下子变成一个大火球，好几个人脸和胳膊被烧掉皮，我正在外围干活，逃过一劫。

　　雷多森林里猴子太多，晚上吵得我们睡不着，偷我们的皮鞋，挂树上。野兽也多。我们一共学了有半年，其实路上也花费了很多时间。

　　一台车一个老师两个学生，我的教练是西班牙人，与我同车另一个人叫李克明。车是驾空起来的，我们在车上实际操作相对安全。真正上路时另外有车，爬山、过河、过沙地，吉普车加力大，前边车轱辘有动力。汽油用加伦计单位，不配武器。回国内才配的武器，我看见枪用油纸包着。

　　有次错车休息，一个美国兵想要我的帽徵，帽徵是我当兵的标志，我没给，我从身上摸出两张法币给了他，他给了我一美金，还不让我动，回到车上抱来一堆水果灌头。当时我们只能吃到肉灌头，水果灌头对我们来说很珍贵，我与战友们分吃了，很开心。复员路过北京东单一个广场时，路边很多卖杂货的，我用这一美金买了一大摞贝多芬、莫扎特、巴哈等名家成套的西洋古典名曲音乐唱片，在鞍山买了留声机，有年轻同事常来我家欣赏这些唱片，文革中被检举，说我保留日本军国主义唱片。其实这些唱片是日本翻版的，有几个日文，也与日本挂边。我被吓坏了，砸掉一部分，上交一部分，这也是我文革的罪证之一。

　　雷多是最后一站，在雷多领车，领的是吉普，我们开车回国。

　　从雷多出发，经缅甸依洛瓦底江、密支那，八莫、腊戍、野人山。在密支那时，遇两个缅甸女人惊慌的跑向我们，后有两个美国黑人追，我们制止了黑人，两个妇女特别感谢我们。。在一处山路上，我差点被一个黑人给挤下去，他在前边，我想超他，他不干，他开始左右别我，一侧是山，一侧是山涧，我当时停车了，没与他斗气。

　　经南坎，边境蜿汀就是一小水沟，过水沟就是中国，过腾冲，共走了21天，两人轮着开，星夜兼程，眼睛都红了，一个连的长龙，很壮观。一路有后勤提前打前站，找有水的地方，等我们到时就开饭，吃过饭就出发，路上常遇有牌子写着“毒水”，是日本人下的毒，日本人太坏了。

　　到昆明，住到小石坝，那里少数民族罗罗族人较多，他们的生活挺苦。

　　在西安的时候，有一个记者王亚平说，我看好你们，我们有个组织叫“新中会”，希望你们加入。“新中会”章程的主要内容是孙中山革命这么多年，看到国民党现在的所作所为，孙中山活着也会掉泪，拯救中国是我们青年人的责任。我听了有道理，一心想报效国家，也没有多想，就答应参加了。给我一张纸，写上名字等个人信息，王亚平签字，就是会员证了。我还介绍了两个人，于钟昆，崔致中，其实后来知道王星海也是会员。王亚平介绍说“新中会”是从西南联大发起的，那里会员最多。王亚平也参加了远征军，与我在一个团。回国后，在昆明郊区小石坝的一个小山头常偷着召集开会，王亚平是召集人。后来知道这是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现在想来当时很单纯，但我并没有其它私心杂念。

　　回国后，在小石坝有一次轮我站岗，看别人有去睡觉的，我也偷着睡觉去了，副排长邵子璋夜里2：00查岗，看我脱岗，到我的纹帐来打我，我在纹帐里，他在外，他看不到我，乱打一气，并大喊大叫。我们住的是帐篷，他这么一喊，全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炸营了。大家只看见他打我，原本大家对当官的打兵就看不惯，于是大家都以为排长又欺负人，要打他，排长吓得带枪跑了。这事儿就大了。过几天，全营大会，团长黄占魁(黄埔六期后台总统府参谋?)把事情的经过讲了，我被禁闭三天，王亚平拿着牛奶来看我，说我做得对。我的排长姓范。

　　我们是抗战胜利以前回到国内。部队给我们做动员时，让我们积极训练，要对日本有一场大仗。回国不久日本投降， 这期间一、二团分别改成辎重兵汽车第14团、15团，我们是十五团。

　　在国内，从贵阳到重庆，我们还运送过地图、炮弹、飞机油。有次车上装的是飞机汽油，我们行车路上，汽车没油了，实在没有办法，我们打开了一桶飞机油，油桶不满了，又不能渗水，正在过一道河，是铁索桥，我们自作聪明用鹅卵石将油桶添满。等到机场卸车时坏了，油桶是要轱辘走的，这一推，石头在桶里响，越怕越响，我们吓坏了，以为要被枪毙，后来，领导批评两句也没追究，现在想想，这桶油肯定是不能再给飞机用了。

　　经24拐时，路太险，好多人翻车再也回不来了。我亲眼看着的，有的车直接就翻下去了，有的车前边一半悬在涯边。那时车掉下山涯的话，车、人和物资都没人问，就是在路边立个牌，写上中国远征军XXX完事，战时嘛，没人追查的。

　　远征的战友还有孙在(?)源河南人，退伍后考上医学院，还有一个叫赵鼎昌。复员后大家各奔东西不再联系。

　　日本投降我们没放假，也没庆祝，我们在山上站岗，怕散兵乱跑。戴立死时我们开过追悼会。

　　连队通知我们日本投降了。小石坝有个小教堂，牧师是中国人，他告诉我们内战要开始了，不要打内战。此时国共两党关系紧张，报纸说抚顺一个煤矿专家被打死了。

　　八年全面抗战相当艰苦，我们不懂政治。因蒋有诺言，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可以回家。内战开始后，14团联大的学生要去南京请愿，我们要复员，蒋介石允许我们复员。

　　我在贵阳退役，大约时间1946年。我们有复员证，到哪都有接待的，管吃住，愿意去哪都行，我去了唐山，当时老母亲还活着，哥哥在唐山谋生。家人让我复学，唐山有好多唐瓷厂，当时北平有几个学校，北平燕大、艺专都有陶瓷系，我选了艺专的陶瓷专修科，当时校长是徐悲鸿，老师是叶鳞趾，佟明达是燕大老师给我们代过课，文革期间被打死。

　　大学毕业后，我同科的同学潘孟齐的姐夫在鞍山钢铁厂当总工，叫周同藻(北洋大学毕业)，给我安排到耐火材料厂工作，我们的专业与这个厂有交集，厂长叫李力，总工程师雷天壮，呆了八个月，去了鞍钢检验室在耐火制造组，做技术员，因为当时实验器材极缺乏，做化学分析用的瓷器，钳锅、蒸发皿、气体分析的瓷周等。后研究所发展成中央试验室到鞍钢研究所到钢铁研究院，我在耐火研究室当工程师，直至退休。

　　我远征时的东西除一张照片外全烧了，不敢留啊。

　　到鞍钢后，我得了一种传染病，肝肿大，叫“哈啦扎尔”就是黑热病，这是从印度带回来的，潜伏了差不多十年，发热不止。当时鞍钢有很多日本大夫，有个日本女大夫叫长理，给我确诊，打“T” 制剂，全称“司惕方森”，这药中国很少。

　　我老伴是高中生叫殴明，浙江人，家庭成分不好，但家里都是读书人，他哥在台湾，叫殴乃文，前年才去世。我老伴2010年去世。我哥在76年唐山地震时没了，还有两个侄女有来往。

　　我九十多岁好多事记不清了。你们来看我，我特别高兴，我的一生反差太大，一直被认为是有污点的人，被人瞧不起。你们的到来让我落泪。我只希望国家好，希望百姓好。

　　后记：韩老声音洪亮，精神饱满，思维清晰健谈，眉宇间仍然英气逼人，但时间节点记忆不太确定。老人家小学学过日语，中学学过英语，在鞍钢时学过俄语，现时闲来背古诗词练脑，时至今日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兴衰，并感叹大时代背景下，做为百姓的我们，很少有选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