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韩光武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11-08 17:44:50

 

　　姓名：韩光武

　　出生年月：1924年12月

　　籍贯：云南昆明市宣威县热水镇关营村

　　现住址：辽宁省葫芦岛高桥镇

　　部队番号及军衔：93军军部野战医院救护排排长

　　我生于1924年，家中四男二女排行老五。1938年三丁抽一被抓当兵。一起当兵的有单义德、陆开金、张玉坤、韩召勇、黄益佩、宁伯昌村里共7人，被带到云南开远草坝，大约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草坝的石榴村军垦，栽甘庶栽了两季、养牛养鸡等。93军军部在何家寨，军垦快两年时，我去野战医院卫生队，学习救护。93军做为边防部队驻守在中国境内云南边境线新县、屏边、河口、蒙康一带。日本飞机常从越南老街飞来炸我边境城镇如蒙自、昆明等。

　　1940年我被调到到93军野战医院卫生队时，主要是受训，没有一天是没事的，每天都安排很满，训练项目有出操、到野外拉练等。我们不发枪，配救护包和担架，发锹和镐。我们学习包扎、打止血带、打马非，马非象牙膏一样，可以挤到伤口上，不是用针打，用来止疼。马非就是大烟，有马非片，马非水，都是止疼的。我们救护班每人都发救护包，里面能装二、三十的药包，药包是个铁盒，里面没有针，有两支马非，一个止血带，一个附料，一个止帽带，找到负伤的就拿出一个，如果是脑部负伤，就将附料(老人比划的应该是三角巾)贴到脑部受伤处系好，用止帽带一扣。药包是美国的。大家分工明确，救护的，抬担架的，如果看到人死了，就翻他的衣服找证件，由班长记下他的名字和番号，脸一盖，就地掩埋。如果在开扩地救护伤员，我就会四肢着地，让伤员双手搂紧我的脖子，我跨在伤员身上，脸对脸拖着他爬回来。(此时老人让志愿者仰躺在炕上，灵活的骑到志愿者身上，志愿者双手抱住老人的脖子，做爬行状。老人演示的是一种搬运伤员的方法。)战场上子弹嗖嗖的，根本直不起腰。还有一种搬运伤员的方法叫大跨，就是伤员两手分别搂住两个救护员的脖子，救护员每人平抱伤员一个大腿，快跑，这样的效率高(老人边讲边比划)。

　　因93军的医疗设备很多都是美国给的，救护常识也美国人训练我们，遇伤兵，擦点“二百二”(一种消毒药水)后再用担架抬走。在云南演习时美国人参加，真正上战场时就不去了。

　　93军的军长叫卢俊泉，云南昭通人，解放战争被俘，被押到抚顺战犯监狱，后得到特赦，属于高级战犯。野战医院院长叫陈小志，医务长张寿(少)森，看护长张吉林，军需官李国泉。

　　云南没有打大仗，以守边防为主。大仗是在东北打的。

　　我们军部有电台，通过电台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1945年大约7月份，接到消息，人们奔走相告“日本投降啦!中国胜利啦!日本被中国打垮啦”，人们上街游行，我们去东山放八二五迫击炮、流弹炮，打了好多，以庆祝中国胜利，象部队演习一样。这样待了18(七八天?)天，出发去了越南。93军和60军是龙云的部队，服老蒋管，但不服老蒋调遣，老蒋没有兵权。

　　日本投降时，日本部队集合在一个大的操场里，我们部队进去，对面站着，他们把枪斜着架在一起，背包、手留弹都摆的很整齐，他们向后转，退后三步，再转过来，面向中国军队抬手敬礼。日本投降时，交过来不少汽车，日本大洋马也很多，马站得齐齐的一起交给了我们部队，但马不懂中国话，不听我们的，后来知道，一拍肩膀它跪下，手一抬它站起来，手向前它就向前走，遇叉道想往哪走就往哪摆手，这些都是后来日本人教给我们的，不用这些手势你是整不走那些马的。学会指挥马以后，我们经常骑着马，在河内老街溜达玩儿。日本马喂黄豆，所以都挺胖。日本人数不少，飞机都在越南河内老街飞机场，离云南河口不远，日本飞机常从老街起飞去炸云南的昆明、蒙自、小龙潭大桥，也炸火车。当时法国人修了火车(到昆明?)，日本人占领了越南，老蒋把云南河口大桥给炸了，以阻止日本人进中国。

　　我在越南时，接管了医药仓库，那时也没人管我，仓库里的东西，用黄包车拉到广州卖钱，也没人管，大药箱里什么药都有，我给自己买了皮鞋，一走“咔咔”响，手上戴了十个金溜子，因为我没有家，钱也没处花，等到锦州都丢了。

　　越南山太大，一般人进去就出不来了，双方边境竹子长得太密了，人都过不去，只有边境口岸处砍了可以过人，其它地方都过不去。日本人去了越南后，越南人都跑了，家里的坛子什么的都是空的，什么粮食也没有。中国人管女孩叫小姐，越南人叫“国”，吃饭叫“你弯沟弯沟”，数钱时，“摸斗”是1块，“抬斗”是两块，“金”是十块钱。越南人穿的是木头鞋，日本人不让越南人的鞋出声音，必须套上一个套。

　　当时有很多法国人在越南做买卖、开工厂，我们医院的街对面就是法国医院，我们去过法国人的家里，他们家有个小姐，法国人叫“尤该”，那个法国小姐也来我们医院吃过饭，她们吃饭用插子，不会用筷子，我们做大米饭开饭时她们就过来一起吃，法国医院专门给法国人看病。

　　从云南到越南全部是走过去的，不知道走了多少天，天很热，用帽子擦汗都能拧出水来，过江时没有桥，坐船过去。越南吃的一律是江米饭，吃了几天就受不了了，日本人看守的仓库里有很多大米，天太热仓库里开着大电扇，我们去找日本人要，日本人要长官的条子，我们就写个条，用我的手戳(篆字戳，老人至今保留着在越南河内刻的黄色高约2公分，1厘米长宽的手戳，“韩光武印”，直后悔当时没有刻上‘越南’两字)盖上，就领出了大米(老人的表情、口气相当得意)。

　　93军有3个师，其中有一个是18师和20师，师长叫什么就不知道了。野战医院我们排有三个班，一个掩埋班，一个担架班，一个救护班(负责包扎)，其它有后勤司务长等，救护班班长叫李顺，其它还有宋开义，肖振华，救护班有个女护士叫郭义，急救王开欣、康国枝，在锦州时还有包扎庄采华、庄采义，白家蓝，还有个义县姓孙的，后边几个都是东北人了。

　　在云南时，谁管哪个病房由看护长来分配。到越南时，我也管过病房。从越南回国到黄埔换了军装，有明白人听说要到东北打仗就开小差跑了。那时管的也松，日本都投降了，还要打仗，不干了，趁乱带枪开小差了很多人。打日本都愿意，回国再打就想不明白了，那时我有日本、法国、美国大衣共三件，还有鸭绒被装在一个袋子里，到锦州时，存在一个姓何的老乡家里，后来再去找，连人带东西都没了。在广州时，我在孙中山塑像前，穿着美国大衣，眼望珠江，照过一张照片，也没了。

　　1945年8月份日本投降，到越南我被提为救护排排长。

　　我们在河内待了半年多。去河内路线是邓晚、佛留(六)、夜池(市)、山西、河内，全程步行;1946年3月份从越南调到东北，回国时路线是凉山省、同吨(腾、腿、德?越南境内)、镇南关(中国边境了)、南岭、吾州、广州、黄埔、虎门，到了香港上船到来到葫芦岛。

　　从越南来东北时，开始我们坐的是日本的汽车，93军原来没有汽车，是接受日本投降接收来的。我们都是穿草鞋，草鞋走到哪打到哪，几乎是一天一打草鞋。在葫芦岛下船到锦西时，我们野战医院的车用吊车吊上火车，到锦西，还没到守山时炮就架上了，仗就打上了，到中午12点，我们医院房子还没找好，受伤的军人就被抬到了，救护工作就开始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和谁打，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八路军，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的部队。

　　我们部队到过杨家仗子、毛家屯、锦州、义县、朝阳，叶百寿、田义、赤峰、沟帮子、大虎山、新民、沈阳、抚顺、大伙房、章党、海龙、沈阳、铁岭、大石桥、四平、昌图，在赤峰待过几天，最后抽调我们回到锦州。昌图和赤峰死的人多，上百上百的死，死的人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的，走一路，没有一天不死人，昌图死的有几千，死个人象死个蚂蚁一样，不当回事了，打锦州时，走路都是在人身上踩，一步一个，道上全是死人，锦州南山挖的战壕，战壕里的人负伤没死，在血水里泡着，一踩上去都直叫，打塔山时拉人象拉柴火一样，人一颠一倒整车的拉。受轻伤包扎一下接着打，当兵的不怕死，穿上黄色军装就不知道死了。有人腿上被打了一枪根本不知道疼，还跑呢，可是你一喊他“你挂花了”，他一见血就走不了。人在紧张的情况下，就不知道疼了，只知道向前。我们在朝阳过来到叶百寿时，我一起在战场救护的有个老康，我听到机枪卡壳，我打个滚滚下去了，他低下了头，我紧喊“老康老康”就看他挨了一枪，前脑进去，后脑出来了，脑盖就没了，

　　再回锦州时我管伤兵伙食，有个伤员专门记帐，我不识字，一开始我不干，伤兵不同意，只相信我。我去义县、沟帮子采购，当时伤兵400多，猪肉一天200近不够，有土豆、豆角、黄瓜、茄子、干豆付，土豆一拉就两千斤。也去沈阳采购，从沈阳到锦州坐火车走，到锦州坐马车，采购回来吃不了就卖，在高桥买猪一买就是两口，到锦州杀了，吃不了也卖，卖了钱，由伤兵掌管，用于伤兵改善伙食。伙食我不管不行，别人管，伤兵都吃不好，伤兵们不信任别人，我管伙食五个菜，别人管两到三个菜，还没有肉、鸡蛋和干豆付，伤兵到屋里拽我，一定要我管伙食，伤兵拿拐仗打伙食长，打得挺重，不让拉架，受伤了，也只有我才能上前帮忙包扎，别人谁上谁挨打，伤兵们真急眼了。

　　解放锦州时，我去义县买菜，回到锦州，锦州解放了，东西都被抢了，就剩我一个人和一些散兵和伤兵了，大部队都走了，一些散兵去了收容所，发了路条，各走各的了，象赶羊一样往关里走，兵败就墙倒一样。我被收容后，被解放军编入第四野战军七大队二中队，部队南下时，我正生病，中队领导(名字不记得了)批准我就地养病，并给我写了条子，让我找高桥政府姓韩和姓吴的两个人。我把批条和我的证件都给了他们，他们让我先养病。半个月后再来，已找不到人，听说两人擦枪走火，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不知所踪，我的证件就再也找不到了。我的永久通讯录是国军时的战友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路过高桥时留下的。

　　我在高桥买菜时曾认了一个师傅姓苏，认了一个干妈，信这个师傅的人常聚在一起，大家相互帮忙，彼此很有爱心，讲礼貌(老人演示行礼、倒茶等礼议)、讲三老四少，大家相互照顾。从四野出来养病时，我就投奔了师傅，落户高桥。

　　在云南当兵时我有个战友叫黄振邦，他是云南平坝人，离我老家不远。在越南我当救护排排长，他当输送排排长。解放锦州那天他结婚。他岳父姓刘，家住锦州白门(口)街，锦州战役他受伤脱队。解放后我去找他，我们两家联系较多。他后在锦州食品公司冷库当工人退休，他前几年去逝了，他老伴前几年我们还从派出所找到过他老伴的电话，通过电话，不知现在电话还能不能打通了。93军部野战医院大约有100多人，医生有个叫董天富，有个叫郭成，郭成在锦州参加的部队，现在没有联系了。

　　我76年回过家乡，居说我们一起出来的七个人，就回去我一个。

　　解放后，因我心灵手巧，为人厚道，处事又小心，少说多做，当过工人，木工、焊工都会，修车、养牛都行，还能帮大家处理一些简单伤病，受到的冲击不大，务农至今。每月有70元的高龄补贴。

　　志愿者后记：老人家中至今保留有在云南从军时部队发的医用针盒、锹、镐和水壶，有一枚在越南河内刻有自己名字的名章，并执意背上水壶、拿上锹镐给我们看。老人站在院里，腰板挺直。

　　老人耳背，但身体硬朗，手掌大而有力，现在在家也不闲着，帮着收拾院子，喂鸡喂狗，去年还一个人去北京上访，想为自己的抗战经历讨个说法，不想再受人歧视。家中所有证件和老人请别人代写的上访材料、黄振邦等老兵证明等，都是自己放在一个包里，不许别人碰。老人不识字，但记忆很好，只是口音太重，几乎是一句一翻译，文中人名、地名只是音记，可能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