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戚瓞如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11-08 18:05:46

 

　　姓名：戚瓞如

　　出生年月：1925年生

　　原籍：浙江宁波

　　入伍地：江西宁都

　　部队番号：青年军208师622团直属通信排

　　我是1938年，抗战的第二年考入宁波中学初一的。入学考试时到过宁波本校，但在秋天开学时学校已搬至鄞南胡家坟，初中部设在张村庙，我们班在戏台上上课。第二年，学校又从胡家坟搬到了嵊县太平乡。初中部在坎流邢家宗祠，高中部设在清风公祠。其实，日机常在附近地区盘旋，扫射，投弹。有时候在上课 还得跑出去躲飞机。

　　1942年春，形势更趋紧张，日军从浙东向浙西方向进军，有传言将进金(华)兰(溪)会战。学校已转移到玠溪山上，我们住在一家茶厂里。不久，听说敌人已占领长乐，学校决定再往内转移。那天傍晚，学校给每个同学一条小扁担和十斤大米,大家都在往扁担的一头挂上十斤大米，另一头是装着随身衣服和书籍的小包裹。但正在站队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山下枪声大作，有人喊：“敌人上山了”。这一喊可非同小可，立刻，队伍大乱，大家都把扁担撂在地上，空身往前奔跑。月黑风高山间小道，人们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跟着前面的人群往前面跑去。就在这个时候，我因天黑看不清路，突然掉进了一个深沟里。四脚朝天，借着天空的衬托，我看见很多双匆匆的脚步都在我头上跨过。没有人注意我，也不可能注意我，我惊恐万分。但当我定下神来，环顾左右，只见这条沟朝左手边沟浅可以出去，我连忙跑过去，连抓带爬，终于回到地面，找到队伍。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条公路上，只见路上的人群像潮水般涌动着，里面有撤退的部队，逃难的老百姓和散乱的学生。经过好多天的餐风露宿，我们终于来到了当时教育厅的所在地—丽水。这时候我们只剩下几十名学生。我们得到了收容，和我们一起的还有金中的学生。

　　吃饭解决了，学校却形同解散，也没有人过问，而天气炎热，又无衣服替换，满身长了虱子。在这种情况下生活难以维续。半个多月后，形式稍见平静，我就和几个同学，通过长途跋涉，回到了家乡余姚。在途径玠溪时，听说本地的女乡长已被日军杀害，其“罪名”是“破坏公路，使其马队受阻”。

　　总算回到家里了，但家乡也不是安乐窝，我家是在余姚(现慈溪)东面的山乡里，叫游沅岙。它三面环山，背面有一条出路。其实村上驻扎着一帮国军的游击队，指挥官住在我家，这些游击队，既不游也不击，却造成很大影响。最终，我们这个村子遭到了一场浩劫。

　　194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已听到敌人要扫荡的消息，村民都逃往山上躲避，枪炮声时起时落，到天亮时，才发现山顶也插上了日本旗。原来鬼子是从正面及山后二路合围。一进村子，就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游击队已转移，十一名留守人员被鬼子赶到竹园子用刺刀刺死。住游击队的一个村庙和一个尼庵被烧毁，也有村民被当作“支那兵”处死。我家更是难以幸免，一个炮弹落在我家房后，我的堂伯和一位堂兄被炸死，敌人也几次放火烧我家的房子，但没有点着，是祖宗保佑吧。我家厅上挂的字画都被鬼子用刺刀割去两端，取其中间而被抢走，那些来自本地“和平军”，更是连家里的衣物也没有放过，弄得翻箱倒柜，满屋狼藉，惨不忍睹。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在家里待下去了。听说蒋经国主政赣南，那里读书不要钱。这样，我就于1943年夏，与我17岁的同龄表哥一起踏上了前往赣州求学之旅。

　　我们是从宁波乘海船过海门、玉环到达温州，然后转赴龙泉。其实龙泉正遭敌人细菌战之害，当地居民会成家成户的死去，在街上常会看到送葬的队伍。灵幡，纸钱，哭声连天，令人触目惊心。

　　我们在龙泉停留了两三天，主要是为了联系赴赣的“黄鱼车”。在那个时候，根本谈不上长途客运，只有自己到车站旅社去找顺道的司机联系。你给他钱，他给你捎走。这样，我们就从龙泉出发，过福建去了赣南。

　　说起当时福建 赣南等地的盘山公路，真令人咂舌。往往一边高山，一边溪谷，路面窄，坡度大。两车相遇，外侧的车上，能听到沙石落下山去的瑟瑟声。由于当时缺乏汽油，绝大多数汽车，都是用木炭气化作为动力的“木炭汽车”。动力不足，在爬坡时副驾驶必须下车，手持三角木与车随行。一旦发现上爬无力时，即将三角木放到车轮下，以防发生后退堕崖的惨剧。但从路旁不时发现的大小白皮棺材来看，这种事故也是屡见不鲜的。可是没有想到的，这种可怕的事情。险些也发生在我们的车上。我们所乘的是一辆盐务局的“酒精车”，司机自持动力较强没有准备三角木，但不料车至瑞金附近的赤石岭时，因坡度较大，车身爬行乏力，只听得发动机几声“放炮”，车身开始后退，司机刹车制动也无济于事，车身越推越快，眼看惨剧即将发生，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司机全力转动方向盘，将车尾调向山体，接着是“轰”的一声，车身侧翻在山旁的排水沟里，满地都是破碎的盐包和散落的行李，所幸人员并无大碍，我们逃过一劫。当晚，我们荒宿在离翻车地点二三里地的 一个凉亭里，半夜听见远处凄厉的狼嚎。第二天，我们交好运，找到了一辆英军代表团的车辆，是烧汽油的，它将我们安全的送到了赣州。

　　一到赣州，我们就听到很多有关蒋经国的故事，什么为民伸冤啊，乔装抓赌啊，有人称他“蒋青天”。我们通过申请，进入了战区学生招待所，次年春天，考入国立第十九中学。这是一个东南沿海流亡学生的大学校。生活上十分艰苦，上课打赤脚，自习用油灯。生疥疮，打摆子，习以为常。但精神面貌却十分振奋，夏天参加蒋经国办的夏令营及赤膊大游行等。过年时在新赣南大礼堂同各校的流亡学生共吃年夜饭。蒋经国上台参加摔跤，蒋方良唱霸王别姬。不用说，年轻学生们都把蒋经国当作了清政爱民的偶像了。

　　1944年秋，敌占衡阳，下韶关。赣州沦陷在即，学校往赣东宁都撤离，这又是一次军民学生的大逃亡，我丢掉了第二副行李。与此同时，整个抗战形式，已变的十分险恶，湘贵线上敌人已攻到独山，陪都重庆已岌岌可危。为此国民政府发出知识青年参军的号召，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以图借此组成一支高质量的部队，与敌人做最后的殊死的战斗。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对个人的前途，又做了一次重大抉择：我时届毕业，但兵荒马乱，无处投考大学。另一方面，那壮烈的口号和知识青年参军的热潮，强烈的激荡着我的爱国情怀，国恨家仇何时雪?!这样，我就和同学一起在逃难途中参加了青年军208师622团工兵营直属通信排当战士。当时师长董珍吾，团长姓王，陆军大学毕业，一同参军的同学有胡美尚、王明光、邱宣达、张祥谦、叶祖恩等。部队是在赣东梨川组训的。接受了班教练、排教练等基础训练，也用蜂鸣器练习数字和英文字母的拍发报等，还在一位连长的指挥下在大溪上建立一座通往大操场的桥梁，桥梁圆木构成，用两抓钉固定，但没有想到的是，在1945年8月竟传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全师官兵，大喜若狂。人们扯下食堂里的桌腿和凳腿，点着了。进行火炬大胜利的游行。十月间，部队开赴福州。准备渡海接受台湾。但不久命令改变，又从福州行军到杭州地区，驻在余杭县，并于1946年开始复员。

　　复员后我进入了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我的志愿是漂洋过海，周游列国。学校的学制为五年，三年学习，二年实习，然后参加毕业考试和证书考试。但随着国内战争的不断深化，人心动荡，物价飞涨。三年学习生活，是在艰难、惶恐和不确定感的心态中度过的。1949年春，上海即将解放，上海的公私大型船舶纷纷外逃香港、台湾、日本 。不少同学也提前离开学校，自谋上船。我是在学校宣布修业期满后离开的，这时已无船可上，最后找到一艘没有动力的，由拖船拖往香港的船上实习。可一到香港，船东否认了“抵港后继续雇佣”的承诺，要将全体船员解雇。船员们拿起斧头与船东作斗争，最后香港海员工会调解，以每人发若干解散费了事。

　　对我来说，初出校门，茫茫香港，何处去讨生活?我白天踯躅街头，晚上在海员工会的会议桌上睡觉。幸亏在那位拖船的船长，吴淞校友的帮助下，在他的船上借住，并通过他的介绍，认识校友，香港招商局经理陈天骏，又通过陈的安排，使我上香港中元公司的一条船上实习。这家公司的经理和这条船的船长也都是吴淞校友，而我一到船上，又发现我的两位同学，已早在这条船上实习了。这时，我真的感觉到“校友”这两个字的伟大、亲切和温暖了。我随船航行过海南、台湾、日本、菲律宾等地。最令人心惊肉跳的要算在菲律宾装炸弹的情景了。1950年底，船东要将其资产和船舶转移至巴西，我们三个同学都下船，一个去台湾，一个留在香港，而我选择了上海。

　　上海已经解放，学校也改名为上海航务学院，我进了学校的学习班，并有交通部分配到天津渤政公司继续实习。次年夏天，公司派遣以一位船长为首的七名干部船员赴香港接船，由我担任二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港英当局禁止内地人员入港，这样我们只能才采取曲线接船的办法，那就是我们先从广州乘船去澳门，然后再从澳门雇渔船偷渡到香港。接船后就在巴拿马领事馆注册，挂巴拿马旗。普通船员都是香港水手馆雇用的。为了防止敌特分子的混入，就委托本公司总船长的堂弟，一位刚从国外回来，住在馆内的水手长来遴选，要他在他的伙伴中，挑选切实可靠的人员来任用，结果全部都是宁波老乡。

　　当然，我们这次赴港接船的全过程都是在港陆两地党组织的缜密安排下进行的。为了掩人耳目，我们象征性的装了500吨煤去日本门司港，以便伺机返回天津。但航海日志上，一律写上“FROM MOJI TO HONGHONG”(从司门到香港)的字样，以应对船过南韩外海时可能遇到的路过军舰的检查。但说曹操，曹操就到，当我们航经南韩济州岛附近海域时，正值大雾，我船竟在很近的距离内与美军的航母舰队狭路相逢。但我船处惊不乱并照章缓速，施放雾号，最后与美舰檫肩而过，没有受到任何骚扰。船到黄海了，我船就转舵驶向天津港。码头上已是人声鼎沸，锣鼓喧天，欢迎着这些冲破三道封锁线，胜利接船回国的英雄们。当晚，海员工会大摆宴席，为船员庆功。次日，港务局举行盛大舞会，女士们主动请船员们共舞，我们似乎真触摸到一点英雄的感觉。

　　不久，船被调拨至华东海运局旗下，跑上海大连线，作为抗美援朝的支援船舶。船上进驻解放军的护航队，驾驶台用钢板沙袋加固，船尾按上高射机枪，各种电报皆用密码传送。每当船至三八线附近时，美机就在船上低空盘旋拍照，但不互相开火。日子一久，也不感到紧张了、但最揪心的却是敌人的漂雷。既是漂雷，就难以确定准确位置。有时，特别是晚上，公司来点通报，某某经纬度发现漂雷，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天啊，怎么注意?只能在到达相关位置时，向上风转一下舵，作为避让，以自我安慰。

　　1951年我从航务学院毕业，1954年获得大副证书，1956年调任大连海校任教，时年31岁。本来，教育工作是个比较安定的职业，虽初当教师，但有不少的挑战，也都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克服的。只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的家庭出身，当兵记录，以及海外经历，已构成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它在一个漫长的岁月里，梦魇一般地缠绕着自己，无时或释。每当运动来临时领导就得敲打敲打，运动过去了，就安抚安抚。工作做不出成绩，同志另眼想看，到了文革时期，那所受的冲击就更不待言了。我困惑，我冤懑，我后悔。我怨自己生不逢辰，我怨社会待人不公，我恨自己自投罗网...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及以后的拨乱反正，解除了我这个政治上的“紧箍咒”，这对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无异是一次重生，我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毫无顾虑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担任了学校驾驶专业的主任，被聘为交通中专航海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还获得了一张迟到的远洋船长证书。我努力工作，我要领会那些失去的岁月。可是我发现自己已经老了。

　　我最舒心的，还是我退休后十年的“余热生涯”。一退休，臭老九变成了香饽饽，好几个单位邀请我去工作，有叫我当经理的，有派我去当代表的，最后我落实在大远麾下的一个公司当顾问。老总是我的学生。工作，人事都很顺当，一干就是五年。以后又被拉到一家旅加华人公司里工作，老板与我相处，较为投合，还陪我每年出国度假一次。在这十年里，我发挥了余热，体现了人生价值，还学习到不少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我感到宽慰。

　　每一个人的一生是一本书，一出戏，不管它们章回不同，情节迥异，却都出于同一个作者之手，它就是“命运”。有人说，命运是性格造成的，这也不无道理，但我却认为不管怎样，只要“结局”是好的，那就不必纠结于“过程”如何了。

　　在我的那本“书”的后记里写到：

　　“艰辛求学路，崎岖人生途。夕阳无限好，黄昏也纳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