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新发现老兵——七三一唯一在世幸存者何钟渊魔窟脱险记
来源：东北关爱抗战老兵志愿团   2017-03-13 16:27:43

何钟渊，又名何家训，现用名何忠源

原籍：辽宁抚顺现居抚顺离休

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第三督导区一零八支部党员

入党时间：1944年2月，入狱时间：1945年6月28日

志愿者记：老人本人已无口述能力，以下内容是抗战胜利40周年时，1985年8月佳木斯政协刘天光整理的佳木斯文史资料中，何钟渊本人记述的内容。据刘天光整理的“逃出七三一”中记述，何钟渊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曾以七三一幸存者的身份，出庭指证日本特务勾口嘉夫，致勾口嘉夫被判15年。这也是目前辽宁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位有组织抗战时期地下抵抗人员。

以下为刘天光整理的佳木斯文史资料：

编者按：本文中提到的“三岛理化研究所”是伪满洲国三江省地方保安局下设的、关押政治要犯的一座绝密监狱。在日本帝国主义溃败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天共在这里杀害抗日爱国志士五十四人，有十四名被害者被砍去头颅，至今仍然不明他们的身家姓氏。

这次大屠杀是由伪三江省地方保安局局长北原下令，由日本特务桥本喜太郎、佐藤正、熊井光男、谷口传三、高桥大郎执行的。

本文作者何钟渊同志，是在血腥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四个人当中的一个。他的记述是他个人在不到两天时间里经历的血淋林的事实，它仅是这座魔窟的一个倒影而已。

一、被捕前后

我叫何钟渊，原名何家训，一九四一年毕业于奉天铁路学院本科。毕业后被反配到佳木斯铁路列车段工作。在乘务当中得识检车工人李广德，他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青年。我们很谈得来，太下班后常到我家来。我妻子夏凤鸣，见他健谈，举止不凡，对他印象很好。

开始由于相互借阅一些进步的小说看，感情日益融洽，进而成为了好朋友。因为当时东北地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广大人民群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都对现状不满，谁也不甘心当亡国奴。所以一谈起国家大事时，就唤起了彼此的爱国热情，流于色表，在反满抗日起来斗争这个问题上引起了共鸣。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他认为我靠得住，最后他才向我道出：他是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第三督导区一零八支部的书记长，他以负责任人的身份，希望我也参加国民党、参加救亡运动。一个在黑暗中彷徨的热血青年一旦见到了光明线索，使我激动万分。便于一九四四年二月某一天，在李广德家作了宣誓仪式，由上级党部来的特派员任子谦监督，宣誓加入国民党。之后，开始了地下活动，因为当时是抗日统战时期，我们只传递一些《东北公论》、《三民主义》等小册子，同时也传递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和八路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巧妙地打击敌人的猖狂进攻等抗战事迹。凭借满腔爱国热血每当下夜班回家吃过饭放下筷子立即动手，复制抄写六十四开本的宣传手册；有时妻子看着我实在太累，就披衣下床替我抄写，因此，常常抄写到黎明时分。心里总想为祖国做点事情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同时又借助乘务之便做点小买卖，用赚来的钱还买过国民党的建设公债借以聊表赤子之心。我参加国民党后，李广德常对我说，要有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有游击战的准备，因为打鬼子就得有武装，他布置我要积极挑选一些有抗日愿望又带有武器的人加入国民党。于是发展了两个地下党员，一个是佳木斯铁路警护团的中士刘信荣；另一个是晓云街派出所（铁路住宅区）的警士刘才。

正当我们积极开展抗日活动高潮的时候，一九四四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国民党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的“五.二三”事件，在东北有二千余名国民党员先后遭逮捕和杀害，我于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被捕入狱。李广德是先我十天入狱的，事后，才知道他被捕后受到了严刑拷打，他为了保护组织，营救同志，给尚未被敌人发现的人创造逃跑的机会，于是他在审讯中，向敌人交出了好几个亲日派汉奸走狗之类的人。十天后他认为我能有充足的时间跑了，于是才向敌人交代出了我的名字。而我呢，认为我们之间是患难与共的同志，他绝不会交出我的。因此虽然知道他已被捕，却没有出走的意思，还准备找门路设法营救他们。

我被捕那天，铁路住宅区派出所警士刘才得知市特高课要调查户口，他意识到事态不好，就在六月二十八日的上午求人给我家送一纸条，叫我快跑。因为那天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临时又没告诉地点，妻子干着急，找不到我的去处。当晚我到家时，发现家里房前房后已被日警特务包围了。跑又跑不出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屋去。这时刘才见我没走，急得满头大汗。我当即被日警戴上手铐，敌人开始翻箱倒柜进行大搜查。看到刘才他那发抖的手，擎着手枪，虎视眈眈地对着日警，跃跃欲试。我妻子见势不好，便以身挡住了他，示意不可蛮干，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独虎怎能挡住群狼。

二、狱中生活

在佳木斯市中心的日本特务机关“北新寮秘密拘留所”受的五十多天的铁窗之苦，真是纸笔难书啊！住的是臭气熏天不见阳光的阴暗潮湿的牢房，吃的是食不饱腹的糠窝窝头，大咸菜和盐水汤。那里日夜有持枪武装特务站岗戒备森严，一天只放一次号。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受刑，除拳打脚踢这些“常规”刑讯之外，有时还被压杠子，上大挂。尤其是灌凉水最为难受，昏了过去又往脑袋上浇凉水逼我交出组织情况和发展了多少党员？我坚持说我参加的日子还没有来得及发展党员，始终没有交代出刘信荣和刘才，因此他俩也就免了牢狱之灾。我父亲为了营救我，托人给那个高桥日本特务审讯员送去一些礼物，这个特务受礼之后就再也没刑讯我。不几天又有二十多名朝鲜族青年被捉进监狱，据说也是政治犯。在我的同监舍里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经常向我宣传一些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并鼓舞我要敢于斗争，不要泄气，日寇很快就要完蛋了。并说我们的反满抗日斗争，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特别是他说苏联在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今天的苏联就是我们的明天，若想过好日子，就要向苏联学习。在那黑暗的没有出路的牢房里真是万心俱碎，有他这一番话启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希望，使我在精神上得到了莫大的宽慰，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住那个人的姓名。

三、被屠杀前后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对日宣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上午，日寇把我们三十多名政治要犯，一起押上一辆大卡车（这些政治要犯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上面蒙上严严实实的毡布，象拉牲口一样，一气把我们拉到佳木斯郊外一座绝密监狱里（以后才知道这里挂着“三岛理化研究所”的招牌）。分别关押到各个监舍，一个房间关两个人，整整一天没给饭吃，也没给水喝。在这一天里，日本看守几次来巡视检查各个牢房的动态，监视我们，布置十分森严，全监鸦雀无声。当天深夜有一个穿便衣的大高个戴眼镜的日本特务出现在我们监舍门前，大呼一声“きりつ”（站起来的意思）随着连放数枪，把我们击倒在地。当时我的神志还很清醒，听着爆豆似枪声在监狱的各处响起，自然意识到这是大屠杀开始了。过不了多久，监内又死一样的寂静下来，可叹啊!我们这些爱国志士，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壮烈牺牲在敌人秘密大屠杀罪恶的枪口下。我跟着身旁还没来得讯问姓名死去的同志，又摸摸自己流满鲜血的脸，弄不清伤势多重，只是怕流血过多，倒下去无人拯救就不好办了。于是把监舍里的被子撕成条条，将头缠住，草草包扎好，又下意识看了高墙铁窗。不禁心想我不能坐以待毙啊！我已是整整一天没吃一点东西啦，不仅又饥又渴而且从包扎的伤口又不断渗出血液，就此下去，只有死亡别无他路。我勉强支持着无力发抖的身子，攀着铁窗，去拆窗框边的砖头。因掉下一块砖头发出的响声，惊动了邻间监舍里的人，他在敲打着墙壁想我问话：“你是谁？在干什么？”我从声音里听出他是李广德！我的同志，我的亲人，在极端的困境中，这亲切的声音给了我力量和安慰！我告诉他我是何家训，在扒窗户，想逃出去，并告诉他：“你可以扒开墙壁，从墙洞过来，我们一起逃走吧！”他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身中七八枪，已经不能行动啦！如果你的伤轻、能行动，可赶快逃出去。”后来又来了一个日本特务来复查执刑情况，我听到脚步声立即在地上装死。那个日本特务发现铁窗框一角的砖头掉下两块，又见我的位置变了，头上还缠了毯子条。便冷笑的说：“死了没有。”随后叭的一声，这一枪从我的后耳根射进，嘴唇窜出。继续叭叭一阵乱枪，侩子手便扬长而去。当我再次由昏厥中苏醒过来，窗外呈现一片黎明前的漆黑，我张一张嘴，真是上天保佑，幸好没有伤着骨头，我又挣扎起来去攀铁窗户继续扒墙。这时手已出血，身已无力啦。便拼命地往外推铁窗框，最后终于从窗框旁挤了出来。然后走到李广德监窗下，敲窗召唤李广德，告诉他，要叫他一同出去。李呜咽了，有气无力地告诉我：“我身中八枪，伤势严重，已经不行了，我身边处于昏厥状态的共产党员也命在旦夕，这里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一旦鬼子窜回，或者有汉奸特务到来，又会遇到新的危......”李广德又昏厥过去。

当我艰难地走到这座群众称之为鬼门关的大门前，见大门是虚掩着的，此时万籁俱寂，我悄悄地走出去，不见行人。当时我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再看一下自己身穿的囚衣，脸肿得像个大窝瓜，浑身是血，怎敢见人。好在是夜深人静，忐忑的心反而安静多了，于是我朝着前面微暗的灯光处艰难地走去......。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啊，意外的是前面居然是西佳木斯火车站。更幸运的是这时来了一列煤车，我赶忙爬上去，躺在列车上，随着列车东北行离开佳木斯。当列车开到莲口江车站时，我急忙爬下车，趁着黑夜沿着铁路沿线一气走到半截河火车站的何线路工长家。他见我是个血肉模糊死里逃生的人，很赞赏我的爱国行动，热情地为我做饭吃，倒水喝。正巧他家有红伤药，他们赶忙给我擦洗了伤口，上好了药，又吃了接骨药，并告诉我说：“日寇已经完蛋了，但市里还很乱，你就暂时在这里安心养伤！养好在回家吧！”我是脱险了，可家里却闹翻了天。

我妻子在八月十三日那天和我同学于景贤，冒着头顶日本飞机扫射的危险，去佳木斯郊外为我收尸。他们找到日本特务王景环的家，他说人已经死了，是关东军干的。妻子悲恸欲绝，眼含热泪，到处找我的尸体，自然是没有的。年轻的心地善良的妻子她虽然认为我已经死了，却不敢把实情告诉我年迈的双亲。已经身心交瘁的老人，怎样经得起这样沉重的打击！怎么办？她强忍住内心的悲伤，擦干了脸上的泪痕，迈进了家门告诉二位老人家，说是日本法西斯开枪后就匆忙逃跑了，在死人堆里没找到我的尸体，可能逃出去了。即使这样，妈妈还是大声的痛哭起来，确信我已经死了的她，内心悲愤已极，却要在二老面前强颜为欢，可是到了夜深人静时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思念之情了。她悄悄地在院中烧香祭奠，祈祷上天保佑，希望我能安然归来。现在回想起那一幕幕的悲惨情景，怎能不使人心寒胆战伤心落泪呢！

八月十五日我支撑着我伤残的身体，加入了当地群众欢迎苏联红军的行列，满怀激情地欢迎路过半截河火车向佳木斯挺近的苏联红军摩托化部队。这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啊！一群一群的群众，欢呼着口号，真是热闹非凡。八月十六日我告别了救命恩人何工长的全家，沿着铁路线度过松花江返回了家。年迈的双亲看我果真回来了，高兴的杀一口猪，请街坊邻里和我的同事、同学都来吃喜糖，共享这劫后余生团圆之乐。

四、再回绝密监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我和妻子去市内达时医院给我的伤口换药，然后去医院里看望李广德。我们见面后难过抱头痛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是十四日上午和他同监房的一个共产党员爬进荆棘丛中，后被一个叫李长青的人就走。那位共产党员据说被苏联卫戍司令部接走。听说还有一位国民党一一零支部负责人张玉书（张人天）也脱险得救了。之后李广德叫我和刘才去佳木斯郊外日寇监狱处理死难同志善后事宜。当我再一次走进这万恶的牢门时，心里都发颤了，泪水不自觉地往下流，见到西北墙角处挖有一个大坑，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具被砍掉了头的尸体，再一迈进监房走廊上又发现三具白俄人尸体（据说是做饭的）我们顾不得满道上爬来爬去足有手指粗的蛆，也顾不得那令人窒息的血腥臭气，走遍各个监舍。我看到有三十多具尸体，有爬到门口死去的，有在走廊和监房死去的、有握拳的，有挺胸的，龇牙怒目的，惨不忍睹。其中我认识的虽然不多，但思想上总觉得那些蒙难者，都是我们的同胞骨肉，都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勇士，都是有骨气的炎黄子孙。虽然他们的面部身体发肿变形，肉体发臭，但见了他们还觉得十分可亲，久久不愿离去。突然在在一个监房的墙壁上发现有血书，用血写着“共产党万岁”“还我河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个监房的墙壁上写着：“祖国万岁！”“国民党万岁！”等标语口号。可是在标语下躺着的这具尸体却难以辨认了。忽然我身后有一个女人嚎啕大哭起来，原来他就是这位死者李谏非的妻子。她是从丈夫脚上穿的那双她亲手补过的袜子认出了亲人。谏非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难友。禁不住我们都哭了，经过我们大家的搀扶和劝说才把烈士的家属劝了出来。走到马路上又发现一具尸体，仔细一看他也是我的同学赵连青，他是被枪击后因失血过多，虽挣扎到马路边但也没有得救而牺牲的。可怜他的新婚妻子已有身孕。我们将这些爱国志士的遗体都一一埋葬了。

在八月二十日由李广德主持开了追悼会，幸存的只有张玉书(张人天）、李广德和我三个人。追悼会是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鼓乐声中开始的，在一片抽泣中，我们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夺走了我大好河山，使我东北同胞在水深火热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长达十四年之久。来自各界的人士和参会的群众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债要用血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