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行区）戴自瑾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09-15 16:37:04

　　一 心 只 为 抗 战

　　——一个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飞行员的自述

　　我叫戴自瑾，1916年2月27日(阴历)生于上海，父亲开了几家杂货店，家里虽不算富贵，却也丰衣足食。1936年5月，我在上海民治新闻学院肄业，1937年5月，经朋友介绍，我到武汉国民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技术科做实习生，有心钻研电影洗印技术。

　　坎坷的从军历程

　　追随李公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只有21岁的我，血气方刚，再也不安心工作，一心想报效祖国，到前线去抗击日本人。那时，国内只有阎锡山与共产党合办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生，我来不及与父母联系(我是独子)，便前往，录取后到山西运城民族革命大学分校上课，课程有民族运动和军事两部分。

　　当时的教育长是李公朴，任教的有丁玲等共产党人。当年12月，日本人打倒临汾，局势混乱，学校宣布解散。李公仆去了西安，我随即跟赴，但到了那儿一看，无所作为，我只得返回汉口。

　　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

　　约在1938年一二月间，我在报上看到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招收飞行员，便去报了名。通过体检和笔试，我被录取为该校第十三期学员。当时，空校要求入伍生必须在陆军军官学校(即黄浦军校)学习半年。 5月，我赴广西柳州陆军分校报到，年底学业结束，本应回空校开始进行飞行训练，但因日军频频轰炸柳州航空分校和昆明总校，致使九至十二期的学员无法正常训练和结业。我虽心里万分焦急，却也无奈，只得随队转至昆明陆军第五分校继续学习。 直至1939年底(共在陆军学校呆了一年半)，我们才从黄浦军校陆军十六期步科班毕业。全体学生被授予准尉军衔，转至昆明航空总校待命。

　　国内飞行训练

　　终于，在1940年二三月间，我们在云南的云南驿正式开始接受初级飞行训练，接着，又于1941年初，赴云南沾益进行中级飞行训练。在训练期间，我们一再遭到日军的轰炸，只得辗转于沾益、四川宜宾和昆明，坚持训练。直至1942年初，我们的中级飞行训练才告结束。

　　那时，我们的飞行是聘请美国教官(志愿者)和中国教官进行严格的考核，而最终的考核决定权在美国教官手中。

　　我们这一批(十三期)学员，当初入伍时共180多人，都是18—23岁，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是航校历届学员学历最高的，有来自清华、北大、重大 、浙大和齐鲁大学、南京体院，以及上海的大学生，最低文化程度也是高中生。可是，当陆军学业结束，回航校再体检，就被刷下了40多人;当初级飞行训练结束，又淘汰了50%，最后剩下70多人了。

　　国外训练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尚未参战，但已有《中美租界法案》出台，即美国可租界飞机给中国，并接受中国飞行员赴美训练。那时，中国已有两批学员前往受训。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1942年5月，几经辗转，我作为第三批学员，终于在印度的孟买，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因太平洋有日、德潜艇不时袭击，极不安全，故我们的船绕道印度洋、好望角，转南美洲。经过40多天的航程，我们终于在1942年6月抵达美国亚利桑纳州凤凰城威廉姆斯机场 。经过一个多月的飞行准备工作，我们又在雷鸟机场、土生机场分别重新进行初级和中级各两个月的飞行训练。接着，1943年3月，我终于毕业了，被授予空军准尉飞行员(见习官)。我选择了参加双发动机的高级飞行训练，因为当时我听说我们可能会飞P38战斗机(双发动机，是当时最好的飞机)。但是，我被分配飞轰炸机，另有一部分学员飞驱逐机。

　　此时我们仍不能立即参战，又到墨西哥州接收B-25轰炸机飞行训练。一个月后，再到克罗拉多州进行“专门”演练。

　　1943年6月，我们乘飞机经南美洲、非洲、再次转到印度卡拉奇(当时印巴尚未分治)，进行了战斗演练(主要是编队和低空轰炸)，直至1943年10月，国外训练结束。此期间，每个级别及各个阶段，我们再次经受美国教官严格的层层考试。

　　这样的来回折腾和训练，到我们回国时 ，已经离开祖国一年零五个月了。

　　我非常珍惜在美国和印度的各种级别和科目的飞行训练和实战演练。由于训练刻苦、认真，我比较扎实地掌握了飞行技术。

　　赴美时 ，我们这批第十三、十四期两期共有150多名飞行员，到结业时又淘汰和失事了20多人，只有130多人了。

　　回国后，我被编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任少尉飞行员。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由队长陈纳德准将指挥作战，约有七八百架飞机，其中只有中美混合团有中国飞行员参战。他们来自国民党空军一、三、五大队，但该团的指挥权仍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这是美国根据《租界法案》的规定：飞机及人员只可用于抗日，而非打内战。

　　中美混合团共有一个轰炸大队(下有四个中队，每队24名中国人，10余名美国人)及两个驱逐大队。我们大队的美国和中国队长名字我已记不清了，而二中队队长是福利(FOLLY)和吴超尘。飞机的地勤修理技术人员都是美国人。

　　当时，美国人分管作战，人事和后勤补给归中国人管。参战!参战!!参战!!!

　　巡航与轰炸

　　1943年10月，经过千辛万苦，日思夜盼，我们终于来到广西二塘飞行基地，从此开始参战。

　　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从浙江以南到福建以北，从广东以西到海南岛，担任沿海巡航和轰炸日本运输船只。我第一次的任务是赴海南岛巡航，当时，正驾驶是美国人，我是副驾驶。初次在自己的祖国领空巡航，我的心情真是既兴奋又紧张，我渴望有战斗任务下达。在一二次飞行后，我从此便作为正驾驶参战。11月，我方首次有一架飞机被日军击落，机上有中、美两国飞行员。

　　1944年初，我方10多架B-25开赴台湾，轰炸日占新竹机场。我未去，而是与其他四人(包括一美国军官)被派去印度接回三架B-25H型轰炸机。这种飞机上装有7.5厘米口径、专门对付地面坦克用的大炮(由飞行员操控)。飞机接回后，我方便准备攻击日军地面部队。全队军官个个争着要开B-25H机，我以为开回了飞机，必有我驾驶，可没想到，那架飞机却被张天民争去了。三月，我们转而在长江一带及汉口、九江等地轰炸日军机场和仓库。一日，张天民第一次驾驶B-25H飞机赴长江一带巡航，在芜湖发现日军炮舰。他急于进攻，但不是选用当时较先进的武器—7.5厘米大炮高空射击而是采取低空轰炸，结果被日军炮舰击中，迫降在江对岸。机上五人四死一伤。张天民牺牲了，只有枪手活着，被老乡救起，飞机也报废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他不仅是我朝夕相处的战友，还是同乡(上海人)和好友。在他之前，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好友，他叫温凯奇，无锡人。他是跟美国人一起牺牲的。

　　至于那位枪手，被当地老百姓救起后，住在一个地主家养伤，后来地主把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伤愈后又归队了。

　　那时候，中日空军势力处于对峙局面(以前我方一直处于劣势)。在轰炸目标时，我们虽都有驱逐机掩护，但仍遭到日军战斗机和地面高射炮的猛烈攻击，双方都有飞机被击落。

　　记得有一次，我军要对汉中机场和仓库进行轰炸，为防止泄密，我们从二塘机场飞达衡阳的中途，美国上司才宣布作战任务。我们18架轰炸机在几十架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汉口上空，先是受到高射炮的猛烈炮击，接着我们受到四五十架日军战斗机的攻击。虽然我们有战斗机的掩护，但仍有日军战机闯入我轰炸机编队中。我方有几架飞机被击中，我驾驶的飞机也被打中了几发子弹，所幸未击中要害。这一仗，我方无一人伤亡，并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报销”的第一架飞机

　　1944年5月，日军攻占广西，机场受到威胁。我们奉命撤到四川梁山基地。这时起，我们的任务改为巡航长江以北及黄河一带，轰炸日军机场、仓库、地面部队和黄河大桥。

　　6月，我驾B-25飞机在许昌附近巡航，发现日军地面部队向南入侵。我们两架飞机先在高空投弹轰炸，接着我又发现了敌军先头部队，我瞄准后，狠很地按下按钮，接连发射了一串7.5厘米口径大炮。敌军装甲车立刻应声中弹起火，可我的飞机“上炮塔”也被日军击毁，枪手受伤。机身也被打了几十个洞，幸好未击中要害。我驾驶飞机平安返回机场，可惜飞机损伤太厉害，已无法修复，只得报废。

　　轰炸黄河铁桥

　　1944年10月，上面下达秘密任务，要我们四架轰炸机赴汉中待命。当时，由于飞行员奇缺，每架飞机都只有一个飞行员，其中一架是美国人，三架是中国人，我是其中之一。到达汉中机场，上面才宣布我们的轰炸目的地—黄河铁桥。

　　当时，黄河铁桥早被日军占领，成了日军运送兵力和物资的重要交通枢纽。在此之前，十四航空队曾派轰炸机多次前往轰炸，均未炸中主桥，我方还损失了几架飞机。

　　此次作战，上级要求我们低空轰炸，力求炸毁主桥，任务分配如下：中队的美国副队长德吉士上尉和我轰炸主桥(铁路铁桥);杨训伟和肖振昆炸另一座公路浮桥。听到命令，美国飞机上的领航员脸都吓白了，我们几个小伙子见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我们每架飞机上都装了三颗1000磅的炸弹，起飞后从黄河铁桥北岸低空进入轰炸路线，日军地面部队发现后，立刻用炮火密集猛轰，我们飞机上的枪手拼命地回击。刚进入桥头，就看见在我前面的美国人的飞机投弹了，可惜他投弹时间太早，未击中要害。我紧随其后，看得真切，咬紧牙关、沉住气。开始俯冲时，我利用机头前的四挺机枪猛然扫射，等飞到桥中，我按动按钮连续投出两枚炸弹。这时，美国人的飞机已经拉起，我在紧跟(编队)的同时，扔下了第三颗炸弹，可惜这枚炸弹撞针先碰到水面，落下后未能爆炸。

　　离开铁桥后，我命领航员速到炮塔上去看看，是否击中目标，他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主桥已经)炸断了，炸断了!这时候我的心情真是难用笔墨表述，是哭是笑?是悲是喜?是激动是兴奋?也许就象打翻的五味瓶，什么都有。

　　在此之前，另两架飞机也已将浮桥炸断，这些轰炸过程机上都有摄像记录。可笑的是那美国佬硬要说他炸中了一颗，生怕丢了美国人的面子，记者来采访时，美国佬只是让杨训伟(炸浮桥的飞行员)接受采访，却让我回避。对此我倒无所谓，你炸、我炸，只要炸中了就行。

　　回到基地，大家兴奋不已，连老美飞机上的机械师都跑过来对我翘起大拇指，连声称赞。

　　这是黄河铁桥第一次被炸断，这次轰炸的成功，不但截断了日军的地面交通命脉，对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虽然后来日军又从桥下搭起枕木架铁桥，恢复运输，但运输效率大不如前。此后，我方又多次去炸桥，有时炸中，有时未中，也有战友为此献出年轻的生命。

　　我“报销“的第二架飞机

　　1944年11月的一天，我奉命飞往湖北宜昌机场轰炸(敌占区)。那天天气极差，飞到宜昌后无法寻到投弹目标，我只得折返。回航时天气更糟，阴雨绵绵，我用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失灵，呼叫梁山基地电台也得不到回应，盲目降落是不可能的，只会导致机毁人亡。我决定往西飞，看看成都那边的天气如何，可是飞了一个钟头，到达成都上空，天气仍不好。此时，天已黑了，飞机上的汽油也要用完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作出弃机的决定。通讯员、枪手、领航员一一跳伞后，我最后一个跳下(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跳伞)。跳伞前，我把飞机上的所有灯全部打开了，当我跳下后，发现那架无人控制的飞机，折转头向我飞来。飞机从我头上掠过，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飞机在离我数公里的地方爆炸了(机上装满了炸弹)。

　　第二天，根据我的约定，在飞行的反方向就近公路边，我相继找到了四个战友。他们中只有枪手一人受伤。因为在漆黑的夜里跳伞，他跌在树上，摔断了一条腿。

　　在老乡的帮助下，我们来到了乐山县政府，得知飞机掉在深山里，未伤及人，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

　　来到成都，我找到了国民党空军第五司令部，请他们接收枪手住院治疗，可他们推三托四，我只好找到美军驻成都后勤医院。当医院负责人听说我们是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的，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让枪手住下。这说明我们当时在美军中是有威望的。

　　我等四人第三天便从成都飞回梁山，重又接受新的任务……

　　我是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2月参加战斗的，到1945年8月，我们第十三、十四期一大队二中队参加作战的24个同学中，就只剩下了12人，也就是说有一半人在抗战中牺牲了。

　　抗战期间，我一共获得了六七枚勋、奖章，其中有“彤弓”、“云徽”两枚勋章，另有两枚美国空军颁发的奖章，一枚是我轰炸黄河铁桥的奖章，另一枚是参加作战25次以上的奖章。我被美国空军授予“空军奖章”(AIRMADE)两枚。

　　抗战后期

　　1945年2月，日军已是强弩之末，无以应对。我们十三、十四期中美混合团中资格老、立战功的一批骨干，被调到成都，成立国民党空军运输队，队长是衣复恩。当时运输队主要运送人员，有时也到敌战区运送通讯器材等。当年8月，空运队扩大为空运大队。空运大队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分队，我在一中队任分队长(一中队队长是杨道古，副队长是邬钺)。空运大队驻扎在重庆，主要任务是将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白崇喜、李宗仁、张发奎等接收大员，运送到上海、广州、南京、北平、长春、沈阳、汉口、桂林、汕头、长沙、柳州等各个战区指挥受降。

　　接收工作完毕，开始还都工作，把国民党大小机关官员运送回南京，直至1946年6月。此时，我们的运输队从C-47换成C-46，我由少尉升至中尉。

　　1947年10月，我调至专机组，专门负责蒋介石、宋美龄以及蒋经国等高官的运送。1949年1月，专机组由上海转移至台湾台北松山机场。

　　1951年1月，我经过周至柔(时任台湾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和衣复恩(空军大队上校大队长)的推荐，越级参加少校考试(因1940年我得伤寒住院，从十三期降至十四期，故本不能参加十三期晋级考试。当时是以飞行年限晋级而非功勋)，考试及格后我升至少校飞行员。

　　同年3月，我在一次试飞B-52时，被一躲在飞机上的机械师逼迫飞往大陆，落地后受伤。治疗康复后又经过学习，于1957年1月分配到上海市摩托运动俱乐部(即现在的军体俱乐部)任摩托车教练，直至1979年退休。

　　1983年12月，我赴北京，参加颁发“驾机起义人员证明书”大会，并受到邓颖超、习仲勋、杨尚昆、叶剑英等领导的接见。

　　以上来自老人女儿记录的老人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