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朱伯华
军校用名:朱白华
出生年月:1919年9月
籍贯:江苏句容
现居地:上海
军校经历:
1939年入本校16期2总队步科,因战事吃紧1939年12月便毕业分配。
原属部队及军衔、军职:
1940年3月分配至贵州修文任国民党宪兵第二团任少尉排长
1942年4月任第66军新29师86团中尉副官(29师师长马维骥)
朱老口述:
1938年刚满20岁的我从南通师范投考黄埔军校本校。因战事吃紧就读1年多之后就毕业分配了。我被分配至贵州修文,任国民党宪兵第二团任少尉排长。到了之后才知道当时执行的任务是看守张学良。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向部下讲了“张学良是抗日将领”的言论,被宪兵司令部认为思想不稳。受到处分被关押至重庆郊外的马家寺集中营。
来集中营后得了几十天疟疾,睡在床上等死。正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狱友朱伯屏(又名朱念群-后被追认为烈士)。只有这位同姓大哥一直来照顾我,并帮助我挺了过来,在他的帮助下联系到了当时在重庆的兵工专家张述祖(为朱伯华的伯父)。1941年12月31日张伯父派人带来了公函为我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并有朱伯屏领着工作人员到了医院,之后住在张伯父家养病。
病养好之后朱伯屏也从集中营逃了出来并找到了我。考虑到他是逃出来的,集中营不久就要下通缉令,我们商量后决定逃出重庆,目的地苏联(后来才知道朱伯屏是中共地下党员)。三天后我们与伯父张述祖辞别。一路辗转来到了昆明。在昆明由于身上没钱,生存成了问题,巧的是在大街上听到了南通老乡说话的声音,在老乡的介绍下,我们找到了我父亲的同学刘云阁(父亲也是南通师范毕业),当时他在裕滇纱厂庶务科当科长。我们的生活暂时有了依靠,此时我们想去缅甸继续抗日。但因为是通缉犯的原因不可能申领护照。我们只能另想办法,遇到了很多上海来的司机,说明原由后便换上了他们的工作服,坐在司机边上冒充助手来到了缅甸腊戍。但到达缅甸后与朱伯屏失去了联系。
在腊戍正巧遇见66军新29师86团团长,该团团长看不懂英文地图。我看得懂,团长便以我为16期毕业生的资格留在身边当中尉副官。1942年4月我随着部队一起作战,乘坐着军车,花了两天时间才到达腊戍河北岸布防。对于第一次上战场的我来说,这场战役让我发现原来死亡离我那么的近。现在回想的话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过后一想,也没什么可怕嘛!看着子弹在头上飞,我们把头低一点趴着就行了。这场遭遇战最终以日军坦克撤退而结束。此后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取得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但由于盟军溃退和多头指挥,我军遭到日军迂回包抄,陷入困境。4月28日腊戍失守,我军回国之路被日军截断,远征军一部退入印度,另一部分穿越野人山。我跟着部队穿越密林朝中缅边境撤退,途中看见沿路都是尸首,没有死的士兵很多就躺在地上,嘴里泛白沫子,有的尸体已经泡的浮肿,但枪还别在身上。非常的惨!
在撤退回国的路上我的脚受伤了。追赶不上部队,我想这次恐怕要死在这个地方了。突然我听到有汽车刹车的声音,忍着痛跑到路边看到一辆吉普车抛锚了,就感觉到这回有救了。后来车子修好了就一路开回了云南,开了两天两夜。我想我能回来实在太幸运了,我的很多战友都客死异乡了,很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抗战胜利后我不愿意打内战而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去了上海基督教中华浸信神学院读神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传道士。文革后在小学,幼儿园任教一直到退休。
生活状况:有多种慢性病,但思维清晰。与夫人同住,均有退休工资
心愿:得到抗战胜利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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