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员及时间:钱林忠、史斌锋、张纪林,2012年4月23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张雪章,男,1928年11月3日
部队番号:第三战区江南挺进三纵队
地址:嵊州市开元雅张村
1943年,我当时十六岁,因家境贫困难以度日,就投奔舅舅去当兵,我舅舅马仲良(嵊州市长乐镇人)在第三战区挺进三纵队任第六大队少校大队长,我被安排在大队部当勤务兵,部队分配我一支枪,任上等兵。当时我部驻扎在桐庐窄溪镇,与对岸的日军隔江对峙,日军经常用迫击炮弹来轰炸,当时我感到很害怕,舅舅对我说:“对这种炮不用怕,要留意机关枪,勇敢一点。”没过多久我也就适应了,跟着舅舅没日没夜地在前线。
1944年,因我的大队下面一个中队长搞武装贩运黄豆被查,中队长被处以枪决,舅舅马仲良遭撤职,被调到第三战区桐庐干训班任军士队上尉队长,我亦调到军士队当传令兵。当时干训班设在桐庐圆通寺内,干训班分三个队,一个是军官队,学员全部是军官;一个是军士队,学员全部是班长,作战经验都很丰富的老兵;一个是学兵队,学员都是知识青年。军士队设有九个班,每班有十六人组成,由上士作班长,每班配有一挺机枪,整个军士队配有九挺机枪,且学员都是作战经验的老兵,战斗力非常强。在军士队,舅舅经常让我参与训练,学习军事技能,打靶打得较多,射击成绩较好。
1945年8月初,日军大举进攻,桐庐失守,再遭沦陷。干训班被撤至富春江的上游地带,日军沿着富春江追击进攻。一天傍晚,我们守在淳安下游,富春江边的一个半山腰,突然遭到日军的进攻,我舅舅指挥军士队沉着应战,并嘱咐我要留意轻机关枪的声音,对其他的枪炮声不要害怕,我之前有过前线的经历,所以也没有感到很害怕投入了反击战,日军以炮击来轰炸我们的阵地,一直到半夜,也没有让日军攻上我们的阵地,我们一直坚守到拂晓,打得日军自行败退。到天亮战场一清理。我们军士队有十五个人牺牲了,我舅舅马仲良直呼“痛哉痛哉”。到了8月19日,桐庐光复,我们才知道日军已战败投降,抗战胜利了。在桐庐圆通寺内,我舅舅泪流满面哭祭阵亡的兄弟们。
1945年年底我舅舅调职到杭州十二军官总队报到(相当于疗养院),安家在绍兴城内,我亦于同年过年后退伍回家,并不时去绍兴看望舅舅。1948年绍兴解放,我舅舅没有受到冲击,并叫我和他的儿子一起到绍兴财经干校去学习。49年初分配工作到嵊州教育系统,在石璜堰底村小学做老师。八年后借调到甘霖扫盲班任教,当时区委书记要我去做包队干部,六十年代在整风运动中因曾参加过“挺三部队”被分类为“红皮白心”被拔“白旗”,当时区委书记梁茂相因我工作出色,非常同情,不愿拔我“白旗”,但因基层支部书记坚持,加上环境使然,没有办法被下放到西白山麓的一个山村去做窑工,异常艰苦且要担惊受怕,连舅舅亡故也不敢去奔丧(说到此时老人热泪盈眶,情绪异常激动)。七十年代,因生活所迫,我一人跑到江西去烧窑,在江西贵溪县沙湾村,凭着过硬的技能,一伙人吧一个砖窑厂建起了,得到当地村支书赏识,要我用一万块钱帮他们办个皮鞋厂。皮鞋厂办成后,我把子女带到江西去学做皮鞋,但始终隐瞒着自己的“抗战史”生怕遭到不测。一直到了五十九岁告老回乡。六十岁那一年获知可能有平反的消息到教育局去打听消息,自己的档案资料竟和死亡档案放在一起。看到档案中有许多在工作中的立功受奖证书,但在以后却遭受了许多非人的遭遇,心情非常复杂,悲从中来,现在只能按离职处理,退休费二千元。
昨日接到你们(志愿者)的电话,说要来听听我的“抗战史’我一夜未眠,跟老伴商量,宁愿不享受退职待遇也要跟志愿者说一说,给自己带来无尽屈辱的这段“臭史”,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来聆听和关心带给自己苦难的一段抗战史。
老人有一子一女,儿子在嵊州城关镇经营皮鞋店,条件尚可,老人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
(感谢嵊州志愿者团队采访并提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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