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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宣恩
来源:东论   2019-03-24 14:42:10

  生日:1914年11月24日

  籍贯: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现为加拿大国籍)

  住址:浙江省宁波市市区或宁海县城


  简历:

  黄埔11期生, 1934年9月入学。

  1937年,军校毕业即参加南京保卫战,为卫戍司令唐生智的卫队成员,城破前护送唐汽艇渡江,不幸被日机扫射,跳弹击中腹部,负重伤。

  伤愈后,任职长沙警备司令部,亲历长沙大火的惨痛,最后只能无奈撤退。

  其后来到家乡,在宁波守备部队194师陈德法部队任参谋。

  1941年所部从宁波撤退,受命从海曙的大沙泥街前往江东一营部传令,经过老江桥时被日军汽艇机枪扫射,慌乱中丢弃所骑自行车,跑步回到驻地并紧急撤离。

  1941年底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5年赴台受降。其后一直在台,几年后退役经商,晚年移民加拿大。

  (注) 老人回忆起一个往事,当初在湖南坐火车去湖北,整整几个车厢都是军人。不知何种原因,车厢连接处的挂钩脱节,使得两节军人车厢半夜停留在了铁路上,还未等前来营救的人员到达,车厢被后面驶来的火车追尾,乘客几乎伤亡殆尽(老人印象都是军人)。华老因当时找不到座位,躺在车厢连接处的地板上,侥幸只受了轻伤。当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救援人员也都不敢相信如此命大。

  其它情况:

  前些年,因老来思乡,从加拿大回国,定居宁波。老人家境极好,身体也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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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华宣恩迎来了百岁寿辰。

  宁海新闻网讯 很难相信,眼前这位仙风道骨的老先生,已经100岁高龄了。他浑身上下收掇得清清爽爽,思维敏捷,记忆力尤其好,几十年前的时间、地点、相关人物,一清二楚。只是,他的耳朵有点背,我们采访时,很多时候不得不借助纸笔来提问。

  华宣恩,县城人,黄埔军校毕业,抗日战争时曾亲历南京保卫战、长沙大火等事件,抗战胜利后还赴台湾受降。后以上校军衔退役,转服加拿大开办酒厂。1987年,毅然返回家乡定居。他爱国爱乡,竭尽所能帮助家乡建设事业,被县委统战部誉为“我县老一辈海外侨胞的优秀代表”!

  南京陷落

  华宣恩出生于宁海县城中大街南侧的“华家道地”。1931年,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华宣恩恰从宁波中学毕业。义愤填膺的他,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步兵科,刻苦学习军事。他告诉我们:有名的黄埔军校,其实正式名称是“陆军军官学校”,在他就读时,已从广州黄埔搬到南京小营。

  1937年12月,为了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日军决定攻打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南京陷落,全国必致投降。殊不知中国早有长期抗战的决心与准备,临时首都已在西南大后方筹备。但南京又不能一枪不放、拱手与敌。是时,蒋介石召集中央主要官员,商讨南京拒敌之策,遂决定成立南京防务司令部。但谁来担任这个总司令呢?只见众人面面相觑,会场一片沉默,在令人难堪的沉默中,唐生智老将军昂然一句:由我来当这个总司令吧,我已七老八十了,为国牺牲也是值得的!

  当时,华宣恩正在部队见习。这个营,自营长以下都是湘西人。湘西人热情豪爽,待华宣恩亲如兄弟,使他在军营里生活得十分愉快。唐生智主动请缨守卫南京,但身边缺少一支亲信卫队,便把这一营湘西家乡兵调来,编为南京卫戍司令部队营。

  南京炮火连天,早成一座孤城。日军志在必得,我军节节退守。连日操劳,唐生智病倒了。有一次,他边吃药边听汇报,实在支持不住,药碗一丢,昏倒在椅子上。副官大喊救人,在门外站岗的华宣恩等人一拥而入,把他抬上一辆军车。大家商议了一阵,决定还是“走为上策”。军车开到江边,由对岸防守司令特派一艘汽船过来。大家上了汽船,向江中急驰。这时,头上钻出一架日军飞机,向汽船一阵扫射。有子弹击中栏杆,再滑过华宣恩的肚子,顿时流血满地,一下子昏倒在甲板上……

  待华宣恩醒来时,发觉自己已躺在战地医院。因医药缺乏,华宣恩只是简单包扎了一下,就转送长沙湘雅医院。营长特意派了一位浙江籍护士来照顾他,这位小姐把华宣恩照顾得很周到,华宣恩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住院两个多月,华宣恩伤愈出院,被编入长沙警备第二团第一营。

  南京先落后,日军烧杀淫掠。全市房屋被烧二分之一,人被杀30多万,六朝古都,顿成人间地狱,“这是日本人欠中国人的一笔巨债,我们世世代代不能忘记!”华宣恩眼睛发亮,一字一顿地说。

  抗日战争期间,长沙大火震惊世人,作为这一惨案的亲历者,华宣恩时隔70多年,仍对当时的细节记忆犹新。

  焦土抗战、坚壁清野乃抗战策略之一,也反映了中国人破釜沉舟、死里求生的决心。然而1938年长沙被烧成一片废墟,依我之见,却并非为焦土抗战而牺牲,内中原因无法全面分析,但国民党官僚阶层的腐败、内杠则暴露无遗。幸而,湖南人厚道而坚强,遭此剧变虽有怨言,为顾全大局,反而化悲痛为力量,配合国家军队与敌人作殊死战斗。此后湘北三次大会战,衡阳47天保卫战都留下壮烈史迹。

  1938年10月下旬不数日间,广州及武汉相继失守,敌人并于11月10日攻陷湖南之岳阳,企图一鼓作气打通粤汉线,控制我抗战中心。长沙夹在武汉广州之间,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加之敌机滥施轰炸,人心益加浮动,市民自中秋以后即自动展开疏散,城内除守军及战地服务团青年们外,尚有4000余伤残官兵,后方无法收容,暂留原地。那时,长沙一些大户有钱人家皆有“封火墙”,厚达尺余,高至二三丈,足以防火防盗,除非炮弹直接命中,否则万无一失,他们也准备了充足的物资及粮食,并派遣人员看守。

  当时长沙的军政首长、省主席张治中,曾电令警备司令邓悌,若长沙一旦危急,即实施焦土政策。邓悌曾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官僚习气极深,很少与部下接触,高高在上,一味只知享乐,沉迷灯红酒绿之中,接张治中电令后也不考虑,立即传令参谋处周处长(忘其名,火后即失踪)布置长沙焦土事宜。周处长急电告知:徐团长、文局长,以及地方自卫队等开紧急会议。会中邓悌宣布省主席命令,若日军进犯长沙,即实施焦土政策,一切实施事宜由周处长拟定方案,经磋商后各位分头进行……他就离开了会场。最后商定实施方案主要的是警察局尽力劝市民疏散,并防止暴民趁机捣乱,市区内交由警备二团负责行动。因兵力不足,郊区可由地方自卫队担任放火。放火队3人一组,每组间隔50米到100米,汽油可向警备司令部领取,每一组配发一小桶,所有市内各放火组统由徐团长指挥,听到拉警报即开始放火。

  当时我方电讯器材、人才奇缺,因战局逆转过速,以致当时传播更为困难。岳阳失守时隔两日,敌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公里的新墙河进犯时,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致将“新墙河”变成离长沙仅有12华里的“新河”。此信息当时被自卫队首先得知,这班乌合之众,不管上级有无命令,也没有听到警报,即放起火来。这时防守长沙的兵力极为薄弱,不论官兵都存有早日脱离不安全地带的矛盾心理,我们在城内的官兵们,蓦然看到四面火起,人心彷徨不已,不知所措。徐团长立即赶往警备司令部请示,谁知到司令部见满地纸屑,杂物零乱,长官已不知去向,仅有两三士兵在捆行李也准备逃走,当时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徐团长返回原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进退两难,长叹一声“走吧,”于是各处士兵也点上了火,大火一轰而起。

  时已黄昏,不到1小时长沙市即全部陷入火海之中。12日半夜,我与营部的官兵们(我时任一营营副)退至五里牌时,只见张治中身披黑披风,态度木然,双眼直盯住长沙城中的冲天烈火,身旁站着背木壳枪卫士5人,我们向他敬礼也视若未见。我们随着人群往湘潭公路撤退,但人潮汹涌,寸步难行。大小汽车皆被推倒在两旁田中,失散人群小孩哭着喊爹娘,爹娘声嘶力竭呼唤儿女……那种绝望悲惨情景,让人不寒而栗。

  长沙大火延续两夜一日,始自行熄灭,全城尽成焦土,一眼只见断垣残壁,4000余伤患官兵被烧死;市民有的死在市区中,有的淹死在湘江里;还有地方上的莠民流氓趁火打劫,以为可发洋财,当欲逃离现场时,已经来不及了;贫困老弱无法走动的,皆无一幸存,真是冤哉!事后,敌机曾将大火后所摄照片投掷于劫后长沙,上印“请看是谁杀人放火”,其心战之狠恶,可以概见。幸国人洞烛其奸,虽对当事人恨之入骨,但并未因敌人之心战而动摇抗战意志……

  华宣恩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事实依据的:嗣后的三次长沙会战,湖南民众照样同仇敌忾,誓死拒寇。第一、第二次长沙会战,华宣恩的部队因路被破坏,又没有车,没赶上参加战斗。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华宣恩所部白天休息(防敌机轰炸),夜间行军,一夜急赶100多里,终于赶到投入战斗。他实事求是地说:日本人是进攻方,有备而来;我们是防守方,比较被动。再者,日本兵的单兵作战能力也比中国兵强……我们能最后取得胜利,往往是靠“血肉长城”,付出巨大牺牲,也就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

  台湾受降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全面抗战终于挨到胜利之日,举国一片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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