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周兆珣(身份证名)
生日:1919年农历九月初六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丹城镇
炮火声中度过书斋岁月
周肇珣,又名兆珣,1919年出生于宁波象山一个书香之家。周肇珣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记者聊起天来,他思维缜密,措辞严谨,还不时能引经据典。
13岁时,周肇珣考入象山县立高等小学,18岁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慈溪锦堂师范。“那个年代能读到师范毕业,是不多的,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周肇珣说。
周肇珣在师范就读的时候,正值抗战初期,隆隆的炮火声使得他的那段学习生涯并不安宁。周肇珣说,他周围的不少年轻人纷纷奔赴沙场,受到这些热血青年的感染,不少在校学生离校参军,周肇珣也跃跃欲试。当时有空军军士学校在丽水招生,周肇珣也去应试,初试和体能检查都已及格,但笔试结果没能按时送达,他没能做成军人,只能继续在校学习,直到毕业。
1940年,周肇珣师范毕业,去了宁波,在宁波第一中心小学教书。
那时候,日寇经常轰炸宁波,以致第一中心小学有教室被炸,学生吓得惊恐万分。说起当时的情景,周肇珣迄今记忆犹深:“此情此景,今日思之,尚有余悸!”
投笔从戎 走上抗日战场
日军的轰炸致使学校停课,正好当时有中央军校在宁波招生,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周肇珣决心投笔从戎。很快,周肇珣以高中同等学历考取了抗战时迁往成都的黄埔军校 (时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八期二总队炮兵科。
从宁波到成都的这一段路,让周肇珣记忆非常深刻,他说,考上军校后,他没有回家,只是给父母寄了封信,就出发了,先到金华集中,编队途经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有路的地方坐车,没路的地方走路,“一路非常艰苦,吃不饱,每天的脚都是肿的,起了很多泡。”
而这一路,也使得之前未曾出过远门的周肇珣,增加了很多见识。“在广西,我见到了桂林山水;在遵义,虽说黔地地无三尺平,但亦有佳地美景……”说起这一路的感受,周肇珣眼神里透着流连,他说,这一路,也更加坚定了他要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的信念。
入学后,前6个月,除军训外,学员们要编班接受普通课教育,再受专业课训练。周肇珣被编入炮兵二队,又经过一年的训练,他被分配至湖南洪江陆军机械化学校学习战车构造、修理、驾驶等专业知识。
参加远征军 接受美式培训
1942年到1944年,中国政府先后两次派出近30万人部队进入缅甸与日寇作战,在付出了10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后,全歼缅甸日军。周肇珣正是这些远征军将士中的一员。
1943年初,周肇珣随部队奉命开赴印度,开始了他的远征军生涯。
周肇珣在教官带领下,与同学一起,从洪江机校出发,途经贵州至云南昆明武家坝机场,经“驼峰”航线至印度阿萨姆江的汀江机场,抵印度比哈尔邦的兰姆伽训练营。
“过喜马拉雅山上空,我俯视山景,郁郁葱葱,想必藏有很多凶鸷猛兽吧。”周肇珣说,在飞机上,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前方,有比这些猛兽更为残暴凶恶的日本鬼子等待他们去收拾。
抵达印度后,周肇珣被编入战车第六营。他记得,当时中国远征军的官兵由美国军官负责训练,有汽车驾驶、战车战术、空中照相、森林战等课程,都是为对日作战而开设的,教学方法也多采用实地现场教育。
训练时,周肇珣他们均在美国军官主持下进行实地实弹训练,如战车如何穿越敌人封锁线,如何救起翻落的车子、排除故障、判断熄火原因等,并辅以观看电影,所以时间虽短,但效果还不错,各兵种战斗力都有提高。
随军攻入缅甸 大败日军精锐力量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远征军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印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指挥下,由中国远征军副总司令兼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将军率领在印度训练的新38师,22师,30师,14师,50师,及炮、工、通讯、战车等部队组成的新1军、新6军等四万多人,越过印缅边境,首攻驻扎在孟绥的日军第18师团。
周肇珣说,“我们战车队一、二、三营拉着榴弹炮在缅北前线,其余4个营作为运输部队。我在第6营任运输排排副,每天与士兵一起驾驶战车,日行一百余公里,将弹药、给养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使前线作战部队粮充弹足,勇往直前。”
经过3个月血战,周肇珣所在的部队于1944年1月中旬歼灭日军最精锐的“丛林战之王”18师团主力,缴获其军需及各种武器。
1944年5月,从印度攻入缅北的远征军,和从云南西征的中国驻滇远征军第11、20集团军在中缅边境畹町会师,共同攻克腊戌,揭开了对日反攻的序幕。
周肇珣回忆反攻胜利之后说,“我们营奉命驾驶GMC十轮大卡车载着汽油回国,配合第四战区参加光复广西南宁的行动。此后,我们常驻在安龙、百色,往来重庆、贵阳、安龙、百色之间,任运输军火给养工作,每日来回百余公里。这条公路蜿蜒曲折,经高丘深谷,有七十二湾,形势险要,常有车毁人亡。我不畏,身先士卒,驾车开道,直到抗战胜利。”
曾践踏中国领土的日本战车被我们全部接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万民欢腾,国民政府派兵到各地接收日军投降部队和装备。
周肇珣当时还在前线,听到胜利的消息,他和战友们都沸腾了,抱在一起,高声庆祝。
很快,周肇珣所在的部队就开始展开日军武器的接收工作。
“8月下旬,我们战车队赴当时的北平接受日军投降。我随部队经过重庆,过武汉,沿江东下,后来又从上海改乘运输船到天津,再乘车到北平。一路上,到处都是欢腾的人们。抗战胜利了,昔日战火连天的土地一下子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说到这儿,周肇珣显得非常激动。
“我们营在北平接收日军一个战车大队。这个大队有轻战车、炮战车、维修3个中队。” 周肇珣回忆。
当年炮轰中国领土的日本战车纷纷被中国的战车部队接收,而且接收的装备越来越多,周肇珣说,“因为装备变多,我们部队又增设了一个装甲炮兵营,我被编入二营(即装甲炮兵营)。先为排长,后为连副,驻北平西郊。后调到城防炮兵第三营任连长。”
1949年初,傅作义宣布起义,周肇珣随部队接受改编,他所在的炮兵营改编为解放军的一个炮兵营,周肇珣仍然担任连长。同年4月,他转业回到象山故乡,重新拿起教鞭,当起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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