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 名:王廷元(王平汉)(抗战时期部队用名)
出生年月:1920年2月14
籍 贯:四川盐亭
文化程度:识字
参军时间:1938年7-8月
从军经过地点:盐亭-遂宁-重庆-万县
原属部队:远征军司令部副官处汽车队传达排准尉
长官姓名:总司令卫立煌,副官处长邵光明,汽车队长蒋志明(浙江人)
参加战斗:从马王屯往返滇西各军战区送文件信函。
负伤情况:曾经摩托车翻车,胸部受伤住院。
现 住 址:盐亭林山乡
从军经历:
1938年从家乡盐亭林山乡拉壮丁,经盐亭-遂宁-重庆,再到万县第二补训处,分到二营八连,连长姓范,在万县的时候遇到招学兵,我就去考,招考的班长要我写字,写中华民国,我写起了,也就算考起了。进入学兵队,说是训练三个月,就分下连队当班长,后来过了6个月,我们才分到35补训处。我分到3团3营11连驻云阳,在11连给文书上士当勤务兵,我让文书教我学文化,文书就让我自己去买那几本书,纸笔是文书准备的。文书先从家庭称谓开始教我,再教我为人处世。
后部队驻云阳,到合川接新兵。一、二营接到了新兵,兵源不够,我们3营没有接到新兵。继续驻扎在云阳训练,一个月后又到长寿接兵,接到新兵交到云阳补训处。后来我们连长垮了,原因是连队一个班长擦枪走火,打死一个当兵的,是从肚皮上打穿的,我就到35补训处一团一营一连当班长。跟着到贵州安顺接新兵,一律步行走路。走到綦江碰到原来一个连队的排长,就介绍我到重庆卫戍区劳动队当班长,劳动队是犯了法的军人在劳动(相当于今天的劳改队)。在那里当了2-3个月的班长,就和谭贵和(曾经在66军当过连长),汪正红(贵州遵义人)魏绍华等,加我6个人一起跑了。他们说到贵州去找工作,路费汪正红给我们解决,找工作的事魏绍华负责,谭贵和负责一路上的通关过卡子。到了遵义,汪正红好好的办了招待,招待我们很好。最后我们到了贵阳,魏绍华给我们找工作,三天没有找到,他就走了。剩下我们在贵阳,那是冬天,下大雪,积雪都有齐膝盖了。后来遇到贵阳“合作业务代营局”招勤杂工人,他们嫌伺候人的事情不去,我就去了。贵阳“合作业务代营局”有十多个职员,我每天早上要负责给他们打洗脸水,然后还要到伙房帮忙。在那里薪水还是很高的,我每月的薪水可以折合现在人民币2-3千元,我在“合作业务代营局”干了2-3个月。
1940年汽车第五团在贵阳三桥招考,我去照了快照,一考就考起了。考起后,汽车拉我们到云南曲靖,住在曲靖北大营。汽车团长钱力,副团长刘沸。我分在汽车五团机踏连,机踏连有284人,我考得暼(差的意思),考试考到281名,通过训练出来后,我是最好的。因为那些家境好的富贵窝窝头出来的子弟吃不得苦,训练是很苦的。他们三天两头请病假,考勤表上他们名字下,记满了密密麻麻的请假记录,而我的名字下,干干净净,几年都没有请过一天假。所以来机踏连选人,一下子就把我选上了。
1943年滇西反攻防开始,我们由曲靖到了昆明,再到楚雄。我们接受到美国的一批摩托车,两缸两轮的,在楚雄机场接受训练。训练结束经云南驿到下关,下关就开始分配。由于我训练成绩好,就被分到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我们一起分去的共有10个人。
兵站总监部5人:董炳全、周义、何学文、于保生、周标;
长官司令部4人:华经义、陈权、陈标文、王平汉(王廷元);汽车指挥部一人:曹安贵。
兵站总监部当时设在下村,离保山有几里路程;长官司令部在马王屯,汽车指挥部在板桥。我在长官司令部副官处传达排,负责开摩托车,后面搭上传令兵。每天要往返司令部和前方送文件信函,早上出发,晚上深夜11点才回来。长官司令部参谋处的人都很凶,当天的任务必须完成。我在副官处享受准尉待遇,准尉享受的是军官伙食,那时所谓军官伙食,就是每顿饭有一小碟菜,盐放得重一点,就算好的了。那时候盐也是很缺的,菜基本没有什么油,多放点盐就算好的待遇了。虽然我们菜不好,但饭还是随便吃的。我们住在马王屯山坡上的松林里,有天回来晚了,伙房没有给我们留饭,我们不服气,就去找排长,当时排长给我们钱,让我们去买一斤面吃,黑灯瞎火,哪里买得到吃的,只好饿了一夜。从那以后,伙房就注意了,一定会问有没有,没有回来的,给没有回来的人员留饭。
记得最惊险一次是去惠通桥边送信,我和上士班长方国保一起。去惠通桥要经过一座大山,转了好多个弯才到江边,我们送完信往回走,日军的机枪追着打,后来又是炮弹,有发炮弹就落在我们身后5-6米的地方爆炸的,幸好我们的摩托车好,两个缸,马力大,跑得快,才没有被日军炮弹打到。我们的摩托车马力好到就是老百姓才犁过的稻田灌了水的,都开得过去。我们那批摩托,还有实心轮胎的,子弹打穿也开得起走。但那种实心轮胎的摩托车开起来很笨重。
在长官司令部的时候,我开摩托车送信翻过一次车,那次比较厉害,我的胸部受伤,被送到野战医院,排长他们来看我,问医生明天能不能出院,医生说一个星期能出院就算快的了。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还在马王屯司令部,当时美国人晚上最先放信号弹,五颜绿色的很好看,我们说美国人在干什么?后来才知道是抗战胜利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汽车五团,先到的下关,住在下关一段时间。说是大理是过去的南诏国,好得很。我们去看了,就是些小巷子,铺的石板路,还有青瓦房。我们是最后一批离开下关回到昆明。回到昆明分到汽车教导团,原来只有五个汽车团,后来发展到二十八个汽车团。在汽车教导团训练2个月后,我分到汽车七团,开的是十轮大卡车。我们后来搬到贵阳,记得搬家的时候是个初一天,大家都认为初一天出行不吉利,所以路上格外小心。我们住在贵阳跑马场,在贵阳我们跑的线路是广西桂林,柳州,南宁,我还去过昆仑关。昆仑关是条几十里长的山沟,两边是山,抵拢(走到)才是大山包包,建有牌坊等纪念物。还有日本将官中村正雄的墓,那是我们抗战中打死日本军人中最大的官。
1946年我回到家乡盐亭,那时还在抓壮丁,我又跑了出来在重庆找事情做,还是开车。临近解放前夕,重庆开始撤退,路上汽车一边混乱,开车的也不守秩序,汽车路上横七竖八。有天开车在路上,公路堵起了,大家都走不动,一个当官的在那里说:走不动的车就掀到路边沟沟头去。后来我才知道那人就是杨森,杨森长得黑黑的。
1950年初我再次回到家乡盐亭,一直就留在家乡。因为我有技术,就在向上培训农机人员,大家都很尊重我。
家庭情况:老伴去世多年,五个子女(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经济收入:农村低保每月55元,有新农合医保,平时靠子女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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