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姓名:王学义,男,汉族;出生年月:1930年3月25日。籍贯: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河图镇河村村委会东街6组人。
2、隶属部队:远征军七十一军二十八师八十三团一营二连二排。
3、参加远征军抗战经过(老兵口述、记录:杨科光)
我2岁时父母就相继病逝离我而去,我从此成了孤儿。靠亲戚东家一顿,西家一餐接济过日子。
1943年2月14日,远征军71军28师83团1营官兵在保山下巷街周金堂的私人剧院——老“光华戏院”举行餐戏欢送大会,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悄悄地从下水道溜了进去,想去找点吃的(太饿了,两天没吃东西了),我摸到了餐厅外,开初不敢进去,但是看着看着就忍不住了,悄悄地溜到了靠门的桌子边看着他们吃饭,一当官模样的人(后来知道他是蔡连长)看我可怜,就给了我一块肉,并说:“想不想当兵?当兵就天天能吃饭了,还有肉”。我一听有饭吃,就说:“当”。于是当晚就和他们去当兵了,那年我才13岁。我们71军的军长陈明仁,28师师长叫刘又军,83团团长姓魏,山东人,1营营长:项励(湖北人),2连连长:蔡连长,2排(炮排)排长:安徽人,(保山在马家寨安家。)
参加部队后,在蒲缥的烂坝街进行军事训练3个月,后到施甸姚关做防御工作。同年6月换防到蒲缥黄坡头,沿江抢修工事。在一营长项励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营长看我年轻,就调我到营部后勤处当勤务兵。专门服侍营长,主要是烧水、洗衣服、打扫卫生、等等一些杂事。有一次,营长他们打麻将,让我去烧水,后来打火机不见了(当时还是少有的东西),硬说我偷了,打了我一顿不上算,还关了我7天的禁闭。大反攻时我们又奉命连夜由攀枝花渡口渡江(八个人一组,划橡皮艇)到龙陵镇安。
松山战役中,渡过怒江的中国士兵在攀登几乎垂直的山峰时,突然遭到了倾盆大雨般的枪弹阻击,由于遭到敌人的埋伏,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失败了,我军伤亡惨重,死伤过半,营长项励和蔡连长,由于伤势过重条件艰苦都牺牲了,营长安葬于蒲缥双桥。营长死后,我被调到迫击炮排,行军时负责背炮的座板,打炮时负责填炮弹,加药包。战斗结束后,我们一个营,三个连加一个迫击炮排一千三百多人,在尖山寺整编时只剩下七十多人了,真惨呀!
7月中旬,远征军再次集结五个师三万余人,每人一个米袋子,300发子弹,向龙陵城发起第二轮攻势。士兵们数次向易守城外几个山头决死突击。新二十八师在城东一座不高的山峰——老董坡的一个洼地遭受日军暗堡射击,瞬间倒下400余人。在一个小时之内,抬下来的重伤员高达五百多人,这还不算牺牲和轻伤的。各师的团、营、连多数战至最后一人,后续部队踏着战友的尸体英勇夺回了失守的高地。战斗中,我还打死了一个日军,排长还说“你们要向他学习,一个小孩还打死一个日军,要向他学习呀”。一个美国士兵说“中国强大了,连小孩都能打死日军了,强国了。”第二天的战斗中,日军的炮弹在我身边爆炸,两名战友被炸死了,我被震晕了,醒来后耳朵被震聋了,现在也没有医好。
战争结束后,战斗胜利后我们被调到施甸姚关的大乌邑,后来又调到施甸的三岔河。我28师几乎全部阵亡,只好进行整编。当时连长找我们谈话,说:“部队要开到徐州,离你们保山很远,你们如果不愿意跟我们到徐州的话,就可以回家”。当时我年纪还小,耳朵又聋,就在春节期间回家了。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1947年11月,经人介绍到昆明巫家坝机场,主要工作是守检查站、守禁闭室。当时发有“空军的徽章”,有一次去卖菜,被工商局抓住搜身,搜到徽章被没收(怕追究责任,谎说是捡的)。证明人黄明忠。
4、证件:有士兵证和和战友的合影,但是于2002年3月家中失火被烧毁。空军徽章被没收。
5、生活现状:
由于耳朵聋,生活困难,加之前几年得了脑梗,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一人专门服侍,生命靠药物来维持。
我有四个孩子,两个女儿出嫁了,都是农民,按我们农村的习惯,老伴和次子生活。我跟长子生活,长子王应华,供销社下岗工人,现无业。儿媳是农民有2个小孩,一个上大学。一个打工。儿媳也没有工作,在家开一个小小的理发店,家庭收入500元每月。
由于常年卧病在床,医病要很多钱,儿子照顾我没法工作,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生活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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