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碚区）黄镇寰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05-29 14:03:54

 

　　【老兵档案】

　　黄镇寰

　　年龄：1921年农历七月十四

　　籍贯：重庆市北碚区三圣镇

　　简历：

　　1943年，自愿从军加入赴印远征学生军，经成都，到印度汀江，分入新一军教导总队学生大队第2队。随新一军到缅甸，走遍密支那、八莫等地。

　　1945年-1947年，先后流落于印度、贵阳和昆明。后追随孙立人赴台，在陆军军官学校第4军官训练班(凤山军校)学习，毕业计入中央军校第15期。

　　1949年，从嘉义86后方医院，离台返回重庆老家。

　　1950年-1980年，先后任教于重庆市渝北区、北碚区多所乡村小学。后在北碚区三圣镇小学退休。健康状况尚可，有高血压、前列腺炎和风湿性关节炎。老伴无收入。

　　我要去当兵

　　我是黄镇寰(原名黄宗齐)，1921年农历7月14日，生于重庆江北县三圣镇(现北碚区三圣镇)。抗战后期(注：1943年末)，全国学联发出(知识青年从军)号召。我当时已经在中原运输公司工作，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决心从军赴印，报效国家和民族。

　　【注：1943年11月13日，四川绵阳中学生邱永森等15人申请从军远征。继而东北大学、国立18中学，三台县立初中男女生学304人申请服兵役。于是，大中学生从军运动由绵阳、三台，发展到成都、川西各地，更由重庆发展到川东，迅速发展到全国，拉开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壮烈大幕】。

　　同学里面，也有西南联大等高校的学生。经过几个月的基础训练，我们出发前每人还发了1元钱。随后游街，兵役署用大卡车送我们到成都，乘飞机去了印度汀江。

　　我们和后来的青年军可不同，那是小蒋组织的，专门对付共产党。而我们一开始，就晓得自己要去印度，要去驻印远征军。因为我们愿意，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从军后，我改名黄镇寰。镇寰，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全世界都要和平、安宁，不要再有残酷的战争。

　　在印缅的日子

　　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机舱内)非常冷。出发时，我们穿的还是单衣，还好飞机上有很多厚军毯可以保暖。到了汀江，我们统一换装。上衣是卡其色的，有点像夹克。腰部有几块布缝在一起，特别厚实。裤脚很大，穿的大头皮鞋，很厚很重。

　　之后，我们换乘火车到了蓝地。我被分配到新1军教导总队学生第2队。记得队长叫刘永福，日常都要进行“三操两讲”，基本的出操、队列、方阵之类。

　　教导总队不是一线作战部队，是新一军为培养后备干部而设立。就这样，我们跟着大军推进。他们打下密支那，我们就到了密支那。他们攻克八莫，我们就到了八莫。到了八莫，我们也进行了实弹射击训练。我当时升任班长，待遇比普通士兵要好些。我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在异域同患难的经历)和亲兄弟一样的亲密。

　　【注：新一军军医处处长薛庆煜曾回忆，教导总队学习科目除强化基本军事训练外，还总结入缅以来历次战役的战斗经验与教训，这与老人的回忆交互印证。】

　　千里难断新一军

　　日本投降后，我的使命完成了。我离开新一军，跟着驻印的高射机枪独立营，首批回了昆明。“我出国是为了打日本人，现在任务达成了。”当时，也听说过共产党不得了，但中国人打中国人没意思，我很想回家，未能如愿，只得改入汽车学校。

　　我在昆明的汽车学校呆了不少时间，本想在那里学点汽车驾驶技术，不过也没学个什么名堂。后来，汽车学校改编为辎重团，即迁南京途经贵阳。我想离单位回家，想走没走成，就跟着到了南京。

　　在南京，驻印学生军可以复原(注：爷爷特别强调，不是“复员”)，即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再次离开了部队，开始在南京的流浪生涯。因为我们学生军的朋友、熟人多，我无事可做，就找到一位同学。他做打字员，供我吃饭。

　　再后来(1947年)，孙立人到台湾组建陆军训练司令部。他很重情义，号召流落在大陆的同学们去投奔。所以，我就从南京坐船到了台湾，就在台湾南部的中央军校凤山分校继续学习。毕业时，我被计入中央军校(4分校)第15期。

　　【注：1947年，孙立人在台湾奉命训练新军。在凤山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第4军官训练班，直属成都本校。黄爷爷牢记的“4分校”，就是这一期。】

　　在凤山军校，我又遇见了在印缅时的教导总队的教育主任郭立。他是军校的(学员)大队长，他带的大队就叫“郭立大队”。凤山军校举行的全军运动会，我们参与的1.6万米越野长跑，其中还包含了射击等军事技能、技巧比赛。我所在的中队，是总锦标(总冠军)队。夺得总锦标，到没什么物质奖励，奖状也没有，就是个(精神)荣誉。

　　那时的台湾比较萧条，也比较混乱。“(军服)有穿就将就穿。”市场上也有衣服卖，实在不行就去找部队诉苦，也能发2套衣服，或者“以旧换新”。我在台湾，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也不再抱什么幻想，我要回家。

　　我找到了位于嘉义市的86后方医院，给医生说好话，住院拖了几个月。医院给我开了“外出证”，我坐船回到重庆老家。我还记得那一天，是1949年农历4月，没过几天就是端午节。回到家，父亲已经过世，祖母也刚去世不久，母亲仍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