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李作福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2019-09-07 17:49:54

　　李作福 自述

　　(严建华记录整理并加标题，未经本人审阅)

　　序

　　我叫李作福，曾名李铭福，男，1923年生人，今年91岁了。陕西省留坝县鲜家坝(今属马道镇)人，从一个农家孩子自山沟里走出后，当过国共双料空军飞行人员，一生坎坷，风光过、倒霉过，但问心无愧过。有好事者来采访，我也不掖着藏着，反正被调查、审问、交代过无数次，个人经历早就滚瓜烂熟于心，自述如下：

　　一、国难当头 农家子弟投笔从戎

　　我的老家在秦岭深山褒河边的鲜家坝沟里的山梁上，离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马道还有20多里山路，当年归褒城县管。山高皇帝远，轻傜薄赋，祖上勤劳致富，在沟里也算是殷实人家了，我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是奶奶一手把我拉扯大的，家父从此心灰意懒、后来染上大烟瘾，家道开始中落，但并不影响在我16岁时就给我娶亲，并供我上学，从此走出了山沟。

　　抗战期间，我正在城固中学上学，内迁的西北联大的爱国抗日宣传搞得人满腔热血沸腾，一心要抵御外侮，1944年6月国家在知识青年中征召空军，我毫不犹豫的报名应征，经过严格考试和体检，除了各科成绩，体检那更是连偶尔的的一根白头发都不能有的。最后我在众多的考生中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我体检的医生直夸我说：“你娃行呀，身体结实成绩好。真没想到马道山沟里还考上了一名空军呢，要知道城固那大的县，那样多的内迁学校也才考上了两名!”就这样，我依依不舍离开了把我从小抚养大的奶奶、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义无返顾的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二、国内受训 埋头刻苦学习技术

　　1944年6月到8月，我在四川铜梁九寺坝空军新兵训练营接受了三个月军训，这是所有空军新兵都要过的第一关。其中有一天，被教官集中到一个教室，举手宣誓，稀里糊涂的集中加入了国民党。军训完毕，同年8月随即分配我到设置在成都太平寺机场的空军总队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理论、机务、通讯技术，计划作为空勤人员培训6个月。

　　太平寺机场位于成都近郊，空军当时是天之骄子，同等官阶比陆军官大三级，生活待遇挺好，学习成绩和内务要求也很严格，我在山里吃过苦，很珍惜这样好的环境，学习很刻苦，每天被子也叠的豆腐干一样整齐，床单用双手抹得昝平，心中暗暗发誓好好学，要向志航大队的大队长高志航一样为国捐躯，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战事吃紧，在通讯学校的培训还未毕业，1945年元月，我就以成绩优秀被挑选出来，作为领航员进行强化训练，准备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进驻缅甸仰光，打击日本师团，保护滇缅公路国际援助交通线。训练场地随即移至成都双流机场三号营房，整个空勤中队80个人，一美制双发B-25轰炸机飞行机组5个人，含机长、副驾驶、领航通讯员、投弹手、射击手，我作为领航员定向培训，每天飞行训练起起落落，在隆隆机声中俯瞰舷窗外锦绣如画的川西平原，心想如此美丽的祖国，怎容日寇蹂躏!

　　当时蒋介石和史迪威在中国战区和远征军领导问题上相左，我们一会准备出发入缅，一会训练待命，三晃两不晃，1945年8月15日迎来了日本投降!我又高兴又遗憾：高兴的是八年全面抗战我们终于战胜了小日本，遗憾的是没有亲自领航飞临东京上空，像杜立特中校那样，轰他妈的一家伙!

　　三、赴美培训 军靴踏过日本横滨

　　抗战时作为盟国的美国，在对华援助协议经费中，有一部分是作为空军装备和飞行人员培训兑现的，至抗战结束时已训练6批次中国空军飞行人员。日本投降后，美方不想再培训，就提出以补偿现金结束协议，中国方面不答应，要求继续执行培训协议。正在僵持中，苏联方面提出无条件培训中方飞行人员，美方一看不能让苏联势力染指自己势力范围，出于战略考虑，立马答应继续执行培训协议。而我就在这种大背景下，于1946年春节，被挑选为中国空军第7批也是最后一批赴美培训人员之一，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的赴美学员号码是10789.领队是空军运输大队长吴祖衡和驱逐机大队长马树青。当年春节过后，学员们在上海集中，按每人300美金标准的置装费制作了出国行头，想到就要离开祖国了，我穿上笔挺的新军装，跑到南京路上照相馆里拍照留念。

　　1946年3月，我们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美国“凤凰号”军舰启程出国了，这是一艘可载5000人的运输舰，上面有电影院、游泳池，先到朝鲜仁川，接上返美的美军，又途径战败后被占领的日本横滨，当我的军靴结结实实的踏在横滨港的码头水泥地上时，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胜利者的豪情。

　　“凤凰号”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整整航行了21天，终于在3月底抵达了美国，上岸后随即飞往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圣安通依亚空军基地，开始了我的美国培训生活。

　　四、魔鬼训练 汗水倾倒德克萨斯

　　圣安通依亚空军基地真大，可驻军20万人。我去时正赶上夏天，热气蒸腾、一望无际的跑道边上长着一丛丛房子大的仙人掌。我们一去就换上美军制服，投入到3个月紧张的飞行作业训练之中，每天要飞3个起落，每次滞空时间两小时，我除了学习领航员、通讯员技术，还要学习飞行驾驶、投弹。在B-25轰炸机没有空调的机舱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机声，一边按照航向航速风速结合经纬度计算航迹，一边敲击电键收发报，训练严格紧张，等下了飞机，汗水已经湿透了飞行服，飞行靴里都能倒出汗水来。

　　不上天的时候，还要按照联合国颁布的CCCP标准英语强化口语、学习西方礼仪、尽快让自己融入美国军队生活之中，没人因为你是老外对你另眼相待。教练和学员同样的训练强度，同样吃带血的牛肉鸡腿，还必须吃完，不许浪费。偶尔也会让人想起家乡的菜豆腐面皮呢。军营大食堂里每到开饭，简直就像火车站，人山人海的。饭后吃西瓜美国大兵也抓起桌上的糖罐撒上一通再大啃，我入乡随俗，按样学样，吃到嘴里却是咸的!原来糖瓶盐瓶一个样子，也没有标记，我面不改色照样吃下去-----不能让美国佬看咱中国人的笑话撒。美国人性格直爽开朗，一语不合就开打群架，打完爬起来抹去嘴角血迹，握握手还是好朋友。

　　五、继续深造，移师转练斯科特

　　1946年8月，结束了在圣安通依亚的训练，除了肤色长相，我们这群中国学员在气质作风上和美国兵已没啥区别了，为了进一步深造，美方又调我们到路易斯安那州斯科特空军基地的无线电军校，系统进修跳伞、机务通讯、塔台控制、雷达导航等一系列无线电设备操作技术，这次从1946年8月一直到1947年8月，整整严格训练了一年。结业考核时，其中发报速度每分钟不得低于120个字母，无线电信标ABC三点定位航迹过程不得大于3分钟，领航员更是要在飞往指定6小时航程陌生机场的飞行中，无外援独立领航成功才能通过考核。

　　在飞往纽约漫长航程的轰炸机上，我顺利地通过了有关领航员的各种考核，美国大鼻子教练拍拍我的肩膀，敬佩的对我竖起大拇指：“ Good Chinese boy!”(好样的!中国小伙子!)

　　1947年9月，我们结束了在美国长达一年半的领航员等业务飞行训练，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怎么也没想到，赶走了日本鬼子，自己兄弟却打了起来，更没想到的是，过了3年，我就用美国人教我的技术来对付美国人了。

　　六、返回祖国 碾转各地再训练

　　1947年9月，我从美国飞回上海，随即编入中国空军通讯总队，接着调至南京光华门外机场，再接受飞行控制塔台指挥训练，从广州白云机场控制塔台调来的台长尹福培任教官，他国语不标准，把公是公私是私，老说成公西公西西西的，有时干脆英语就上来了。塔台指挥更要高度集中精力，来往飞机的航线、高度、批次都要在头脑里形成立体形象，迅速判读，精确指挥起飞降落次序，一丝不敢马虎。那时我还年轻，思维敏捷，再加上有在美国科学严格训练的技术基础，很快就掌握了塔台一系列控制技术，能够独立上岗了。我被评为二等一级技术军士，随后于1948年3月被分配到空军通讯总队西北通讯大队11大队，在西安西关机场塔台工作。

　　西安西关机场在西稍门外，飞机降落时先绕城一周，然后对准跑道，擦着城墙顶呼啸而下，当年西安事变张学良就是在这里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机场塔台属甲级指挥台，归徐焕升为司令的空军直属领导。我所在的通讯大队队长名叫高平方，副队长叫高岳，空军同等军衔要比陆军高三级，待遇很好，是当时所谓的天之骄子。

　　当时内战正酣，1949年7月，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一度威胁到西安，上峰立即把我们这些技术精英向重庆方面疏散，飞径汉中机场时，我向上峰请假回家看看，人家怕我当逃兵，履行请假手续时除了按手印，还要按脚印存档。说是为了培养你们学技术，国家花了和你们体重一样重的黄金呢，想走你先还钱吧。我哪里还得起，只好匆匆的赶回家呆了一晚就归队了。

　　四年多没回家了，好在大哥二哥还照管着家勉强度日，奶奶90多了，怕再也见不到我，拉着我不让走，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望着陌生的父亲，眼神复杂。妻子躲在门后哭泣。我一身戎装笔挺，在闭塞的山沟里却找不到一丝光宗耀祖的感觉。

　　七、不去台湾 双流机场智逃走

　　1949年8月，西安塔台的人马也迁到成都双流机场了，到处人心惶惶，部队人员出路有两条，一条去台湾，一条是资遣，打发些钱自己开路。我要求资遣却得不到批准，说技术人员必须到台湾去。我早厌倦内战，心想打日本鬼子咱没说的，跑到台湾那个弹丸之地兄弟对峙算个啥，再加上我常收听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空军起义人员夏苍义的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更想家里一大堆婆娘娃儿，这样就更坚定了我脱离旧空军的决心。

　　飞机一拨拨的起飞着，达官贵人夹着金银细软争先恐后的挤上飞机逃命，我在陕西老乡灞桥人魏新民的帮助下，在我们赴台航班起飞前20天，就暗暗作着逃离的各种准备。

　　机会终于来了，开始轮到我们上飞机时，平时严密监视我们技术人员的宪兵们也急着上飞机了。兵荒马乱的，我假装上厕所，闪身扛起我早准备好的大皮箱溜走了。

　　从成都到双流路上有很多撤退往机场的部队，我一身笔挺的飞行服，腰里别着小手枪，却一个人扛着个大皮箱朝着成都方向步行，一看就是个逃兵。我把箱子放在桥头紧张的想办法时，却看见桥下躲着个人。我灵机一动，拔出手枪一晃，喊他上来。那人上来只是作揖求饶：长官，别拉我壮丁，我家里老娘婆娘娃儿一大堆哪。我苦笑了一哈：少罗嗦，扛起箱子跟我走就是了。就这样，那人扛着我的大皮箱，我大摇大摆的跟在后面，像进城公干一样进了成都。到了成都河坝街30号熟人薛庆冠家附近，我塞了些钱放走了扛箱子的那个人。趁着左右没人的时候，闪进了薛家。

　　老薛给我搞了身份证和便衣，我闭门不出，想等尘埃落定后，回到我的留坝鲜家坝呀。又过了几天，突然炮声隆隆，我赶紧整了些沙袋，在楼板上围了一圈，到夜里我就睡在中间，听着一阵紧似一阵的炮声，迷迷糊糊的半天睡不着。

　　天，就要亮了。

　　八、成都解放 加入共军上北平

　　一阵不同的军乐声惊醒了我，成都解放了，解放军抬着巨幅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和毛主席万岁的标语进入成都。旧政府军政人员都必须到军管会登记并参加6个月的改造学习，我登记后学习了才一周就被通知到临时大队等待分配，在军管会办公室看见原来在塔台常一起打牌的绰号大金牙的部下山西人，他朝我挤眼一笑。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早就是地下党了，把塔台每个人技术专长和底细摸得门儿清。当时解放军空军司令是刘亚楼，西安航空处来了个向处长和尹健、许可，动员我参加革命发挥技术特长，说有啥要求尽管提出。我也就不客气提出三个条件，一是我不习惯南方湿热气候，希望到北方工作;二是妻子和我聚少离多，希望能随军和我一起生活;三是家庭生活困难，奶奶也90多了，希望政府能有所照顾。我话刚落音，向处长一拍胸脯：这事好办!第一就是要分配你到北方工作;第二条保证三个月内把你老婆娃儿送到你身边;第三条，我吃啥你家里老人吃啥。我忙说：那可不敢，你是处长，我奶奶只要不饿肚子就行了。

　　就这样，我参加了革命，，50个技术人员，每8个人坐一辆吉姆西大卡车，跟着贺龙的队伍，边打边走，用了3天时间，才从成都打到重庆，紧接着坐船顺长江而下到汉口，又换乘火车抵达北平，住在前门外空军招待所，受到了刘亚楼空军司令员的亲切接见，大宴了三天。

　　这时是1949年9月，北平还不叫北京，整个北平城洋溢着一股即将开国大典喜庆的气氛。

　　九、沈阳入伍 同苏联教官并肩讲课

　　我们从北平空司很快飞到沈阳北陵机场，然后办理手续，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十月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那时年轻的空军十分落后，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少量飞机都是七拼八凑的型号，为了显得飞机数量众多，最先飞过天安门上空的飞机在空中绕个大圈，又跟着最后面的飞机尾巴再次飞过天安门了一回，为了防备蒋军的空袭，都是史无前例的带着实弹参加检阅的。

　　我被分配到空军第七航校担任苏联顾问教官的助教，军衔正排一级，等同于飞行大队长，吃的中灶。苏联顾问大队长叫高比林柯，副队长戈伊洛夫，相对应的中方大队长为孙勇。课堂上苏联教官叽哩哇啦讲一排子，不懂航空的翻译结结巴巴翻过来，我再系统整理发挥为学员阐述，最后这些学员都成了空军里的技术中坚力量。

　　在航校我还遇见了原空军西北通讯大队11大队的同事黄国光，他是一年前从渭南机场起义的，革命不分前后，相视一笑，他又成了我的同事。

　　苏方教官示范对空指挥电台时老烧管子，他也找不出毛病，烧了就换，不多久珍贵的真空管就烧了一堆，看得人心疼。我仔细观察，才发现是电台型号不匹配，超压使用，每次换了管子预热也不够。我根据不同的型号调整了电压，电台工作就稳定了，再很少更换管子了。苏联教官在我胸前给了一锤，大笑着：马拉杰茨，哈拉少!(好你个家伙!)

　　后来我担任了北陵机场塔台指挥台台长，给我配了一部小轿车，从西安和汉口无线电学校调来6个人，加上司机、通讯员、炊事员，我成了9个人的头头。炊事员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没有文化，也不想当官，更不想离开部队，整天乐呵呵的变着法子让我们吃好，啥时候你想吃了他就做好热乎乎的饭菜，热情的给你端在面前，让人好温暖。

　　1950年国庆节沈阳群众庆祝游行，我在主席台上负责无线电广播机务，看见高岗带着眼镜坐在那里检阅游行队伍，不停地抽烟，方方正正的脸上春风正得意。

　　没过几天，朝鲜战争爆发了。

　　十、抗美援朝 拨拉朝鲜空军司令

　　在沈阳时，有次星期天轮到我休假，我坐着我的小轿车上街正逛，听见天空一阵阵隆隆机声，抬头望去，很多飞机在头顶没头苍蝇一样盘旋，貌似在建立降落航线。我一看不对劲，让司机赶紧返回机场，塔台机房钥匙还在我身上呢!

　　冲回机场，看见一架飞机斜停在塔台附近，等我再冲上塔台，门锁早让人砸开了，几个带着树桩桩帽子的军人手忙脚乱的在指挥台上捣鼓着，边上又是几个烧坏的管子，我又气又急，一把拨开指挥台前的家伙，迅速调整好电台进入工作状态，满耳顿时传来一阵阵急死娃活的请求紧急降落的英语声，等我把这些天上的不速之客接下来平安整齐的停放在在停机坪时，那个被我拨拉在一边的家伙才红着脸自我介绍说他是朝鲜空军司令。原来这些朝鲜空军飞机是被联合国军空军赶鸭子似的赶到中国来的。我说不管你司令不司令，搞坏了我的机器就得打条子签字好让我对上面有个交代。他说那是那是，再多的损失一定照赔一定照赔!

　　照赔个铲铲!最后还不是害得我又飞了一回北京空司，在航材仓库里翻了半天，才补充好了器材，保证了战斗值班。我们的损失岂止几个真空管，几十万中国儿女的鲜血和生命后来都献给朝鲜了!

　　1950年到1953年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我都在作为前线机场的沈阳北陵机场塔台上紧张战斗着，指挥的战机其中还有秘密参战的苏军飞行员，穿的志愿军服装，讲的英语，绝对不准空中哈拉少的了。平心而论，苏联的米格机灵活些，美军的战机炮火硬肘些。

　　由于我工作表现出色，参谋长在军人大会上多次表扬，通讯科科长谢利元、杜新安、纪明仁等动员我入党，战友张瑞琪的老爸是宁夏省委书记，思想进步，也一再做我工作，我想到我在铜梁稀里糊涂的当过国民党，没啥希望就婉拒了。搞好我的本职工作，问心无愧就是了。

　　真没想到，我在美国教官的培训下，前后用了五年时间，花了相当我体重的黄金学到的技术本领，轻轻松松的为对手共军所用，狠狠打击了美国侵略者，保卫祖国没说的!但就是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

　　十一、转业汉中 从天上回到山沟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我的工作顿时轻松下来，当初入伍时向处长答应我的三个要求就兑现了一个是在北方工作，老婆孩子受级别限制不能随军，家人仍在山沟受苦，整个抗美援朝期间，我一心扑在战斗中，从没当过软蛋麻烦过组织。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要求退伍回家。部队高低不同意，说继续在部队工作或航校教学或就地转业由我挑选，我一心想念牵挂家庭，怀念汉中的青山绿水。经不住我的蘑菇。部队只好同意了我的退伍请求。政治部在我的退伍证明上写着：李作福同志工作积极，成绩卓著。因不适应部队生活，现准予转业。请当地政府予以妥善安置。就这样，我结束了国共双料空军九年多的戎马生涯，从沈阳到北京、经西安过宝鸡，一路火车汽车长途跋涉，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汉中故乡。

　　我的老家留坝当时归褒城县管，我没回家，先到县民政科报到，民政科王科长热情的接待了我，留下了我的档案材料，分配我到县工会工作，我又去工会报到，不巧工会主席到汉中行署去开三天会，没人接收我。我就向王科长请了三天假，这才归心似箭地赶回家去看看。

　　一别快十年，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我赶到家，家却不是那个家了。大哥因为当过保长被判了刑，二哥教过几天书也被判了刑，当地土改工作队严肃警告我留在家里不准随便走动，我说我已被县上安排工作也不行。我望着家里痛哭的老奶奶、两个嫂子和年幼的侄儿们、还有我的老婆娃儿们，这一堆老弱妇幼指望着我这个唯一的男子汉了。我要走了她们就会饿死!我心一横：权当没走出过这个山沟，上坡养活她们!

　　就这样，我国内国外、天上地下转了一大圈，九年后又踏踏实实的回到了我鲜家坝深山沟里。

　　十二、花开花落 解甲归田背背篓

　　回到家里，我脱下军装，藏好一切过去的东西，整天爬上坡地种庄稼养活家小了。当年在飞机上背上背的降落伞换成了竹子编的喇叭背篓往山上背粪，沉重的背篓里猪粪的稀汤汤和着汗水顺着屁股槽子向下流着，脖子挣得长得像只鹅。农闲时就伐木烧炭，烟熏火燎脸黑的就像美国的黑人，光牙齿和眼白是白的。没过几年，我晒得黢黑，握过电键的手粗糙的像个野物的爪子，一身筋筋索索的棒槌袄袄绑腿草鞋，标准的一个山民形象，谁也看不出我曾是个配有专车的空军空中控制台的台长了。苦是苦了点，但是在不通公路不通电绝大部分山民没看过电影没见过汽车的山里，政治气候还算风平浪静。我起早摸黑玩命劳作的结果是保证了家人的基本温饱，没有在61、62年天灾人祸中饿死。从小抱大我的奶奶长寿高龄到105岁才在我的怀里离世。能平平安安的这样过下去我也知足了，期间县武装部派人找过我要抽我出去征粮，答应考虑再安排我工作，我不想再折腾了就没去。

　　1965年冬天，有一次我背着木炭去马道卖，想给娃儿们添点冬衣，走到石梁子，正支着打杵子歇气，迎面哼哧哼哧爬上来三个穿蓝色四个兜衣服干部模样的人，为首的一个问我知道沟里有位叫李作福的吗?我看又是想动员我出山的人来了，就回答说：那个人早死了!他们一听，失望的掉头回去了。

　　整整十年浩劫，我多少次躺在山坡上，用草药敷着自己被打的伤口，望着蓝的发黑的天空，想着我为之战斗保卫过、却自己没有负过伤的我的祖国，难道你永远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十四、云卷云舒 深山老林望长空

　　凡事总有个完，文革终于结束了。山沟里还是很穷，一个劳动日才几分钱。平均每天半斤的毛谷子加之没油水，饿得人有气没力。皮肉倒不受苦了，肚儿可不饶人呀。

　　1979年，我都快60了，一天，我背着柴想到马道街上换点盐吃，偏偏倒倒走到石梁子，又碰到县上一个干部，拉着我的手，自称是团县委书记，受县委书记的委托，来给我进行平反。除了给我去掉美蒋特务的帽子，还要从调到沈阳起计算工龄，补发工资，解决生活问题。我当场表示，承认我参加过革命就行了，文革中刘少奇、贺龙都让整死了，我个人这点委屈算不得啥。国家现在还很穷，工资我不要了。回到家里，家人都埋怨我傻，我说先有国后有家，要有国家观念。人生要有志气，要自力更生，国家有了，我们也会有的。

　　时光如梭，我今年91岁了，除了因当年机舱里高分贝噪声和文革中挨耳光的影响有些耳背外，身体挺好，每月有补贴老战士的千把块钱，不会饿肚子了，每顿还能喝二三两小酒。如今家里五世同堂了，生活都还过得去，儿孙们都搬到山下去住了，偶尔我去看他们，也拉过重孙玄孙子们的课本，给小家伙们教两句英语。更多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住在山梁上的老宅里，虽说不通车不通电，。我用干电池搞了个升压电路看电视也没视频信号，就连手机信号也没有。但我白天看着蓝天上的航迹、朝雾晚霞、山花烂漫，听着满坡阳雀叫唤，晚上就着一灯如豆，望着满天繁星，一个人倒也清净自在。

　　今年八一建军节，县民政局的女局长带着人爬上山来，给我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板和电瓶，解决了多年的照明问题。还有网友送我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没有网络，我也不想再搞啥名堂了，就送给孙子们当游戏机啦。科技发展就是快，如今指甲盖大的集成电路里包含的三极管，要是换成当年的真空管，恐怕连北京空司航材大仓库里也放不下呢。

　　十五、记录者后记

　　70年代我在留坝当驻队干部，大致听过三言两语李老的故事，只知道揪出来个美蒋特务，多年以后，我作为中国航空史研究会会员写相关文章时，不但记错了姓，还误认老人不在世了，多亏了网友秦岭猎户为我提供线索，使我进一步跟进同李老见面采访，才有了上面这篇不成熟的文章，我将百度考证好有关事实人名，打印成文本呈李老再审核。

　　我的父亲也是远征军，在缅甸和印度同日军作过战，但他没有李老那样坚强地活着。李老就是我活着的父辈，他退伍后在60年山沟的艰苦生活，让他的自述充满了山民的语气，没有了当年指挥飞行那种一个字母都不能出错的慎密，但我从他那矍铄的眼神里读出了岁月，读出了他的风采。

　　正如网友们的评论，还有多少如李老这样的传奇人物泯灭在民间。有天我在朋友的电脑店里，一位穿着普通、蹬着解放鞋的老人迟疑着想进入铺着地毯的店内，我真以为是收纸板的，我请他进店来，他说要为他的电脑升级!一聊才知道他是离休的我国第一代航测飞行员周勇，驾驶者里—2航测机量遍了祖国大地，培育过的徒子徒孙遍及全国!正是这些默默贡献的人，才是我们国家的脊梁。

　　礼失求诸野，高手在民间。让我们在这物欲横流的今天，学习他们这种沉静坚毅的精神，把物质看淡一点，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

　　记录整理者：严建华

　　2013年8月15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