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斌
来源：铜川市政协   2019-03-23 10:23:56

　　刘怀斌(原名刘振英)，1920年农历二月初六出生于宜君县尧生镇东舍村。1937年底在赵寿山部队三十八军独立四十六旅四十二团直属炮兵连当兵，在河南、山西一带抗击日寇七年多，参加过江峰、中条山、吉山等战役，尤其是中条山战役，亲眼目睹抗日英雄们跳黄河的场景，是此次战役中少数幸存者之一。战争中刘怀斌右眼受伤失明，双耳听力丧失，1945年因伤残回乡务农。

　　新婚从军上战场

　　刘怀斌家里四兄弟，他排行老二。家里没有耕地，父亲长年在外给地主家扛长工。留在他童年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饥饿。“闹饥荒之前，多亏父亲带领我们四兄弟打了六七百斤酸枣，晒干储藏起来，在石碾子上压成粉末，和上野菜做成菜团子，才保住了一家老少的性命。

　　当年，他家所在宜君县常年有红军及游击队活动，属于白区与红区的抗拒区。刘怀斌哥哥刘怀德早年撇下妻子和三个孩子去陕北参加了红军。1937年11月17日，17岁刚刚新婚18天的刘怀斌早上刚起床，拉壮丁的保长就带兵进了门，说：“你家能出人参加共军就能出人参加国军。”于是他就被抓壮丁当了兵，这一去就是七年。

　　刘怀斌先是在韩城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团长张英三是渭南人，后在三十八军独立四十六旅四十二团直属炮兵连，司令孙蔚如、军长赵寿山、旅长杨富臻(音)，后来团长为东北人王训成，直属炮兵连长朱孝德是安康人。“其间番号变了很多次。我还记得部队所用武器装备为八二迫击炮，四人一门炮。我是炮手。”刘怀斌从军期间参加过民阳镇、各头庄、苇子沟战役。

　　在各头庄战役中，担任炮手的刘怀斌正在单睁右眼瞄准准备射击，突然一颗炮弹落到身边不远处，随即冒起浓浓的黄色烟雾，“我大喊毒气弹，接着右眼一阵刺疼，就再也看不见。烟雾散去，身边倒下一片兄弟，许多人再也没能起来。”刘怀斌说自己失明一只眼睛依然是幸运的，因为许多战友因此丢了性命。

　　陕西愣娃

　　刘怀斌开始驻防在渭南的韩城、合阳一带，之后从合阳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省。1936年8月上了山西的中条山。“虽然日军武器先进，进攻势头很猛，但我方严密防守，兄弟们个个英勇抗战，寻找每一个反击的机会。”刘老回忆道，“自己所在的部队当年9月份在临晋县伏击日军十四辆车，大获全胜;1938年1 1月，三营长赵洪福是咸阳乾县人，带领一群陕西兵，两袭伍姓湖驻地的日寇，第一次获大胜，第二次虽然不理想，但士兵们英勇抗敌的气势，让山西群众和兄弟部队竖起大拇指称赞大家为‘陕西愣娃’。”

　　1938年腊月，四十九旅两个团在一百多里的战线上抵御日军，战斗打得很惨烈，团长的太太被打死在五老峰上。腊月初八那一天，刘怀斌在突围时右臂摔伤骨折。“当时胳膊带着夹板，还坚守在阵地上。”

　　当时猗氏县有一支千人游击队，队长是王训成，后来随着队伍壮大升任为团长。闻讯驻守将士被围困，随即前来增援，最后一起冲出包围，安全到达平陆县后李村、辗转战斗在西侯村、雁吉村一带。

　　愣娃跳黄河

　　作为陕西愣娃跳黄河的见证人，刘怀斌老人认为网络流行的“八百壮士跳黄河赴死取义”的观点是偏激的。他说自己始终认为陕军战败被围后，士兵跳河不是自杀，而是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继续抗日。刘怀斌老人回忆道：“跳河的士兵人数加起来很多，但一次集体跳得最多200多人。”1939年第四集团军战败的时候，有士兵跳黄河求生;1941年，第五集团军、十四集团军战败的时候，士兵也有跳黄河的，每一次场面都很惨烈。“一个新兵营的士兵，大部分是富平人，枪还没拿到手，每人只发两颗手榴弹，最后在肉搏战中，全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了。”

　　刘怀斌说，那是在山西平陆县，1939年6月6日，又称“六六战役”，那次战役失利了，他们驻守的东面是山梁，南面是黄河，士兵被包围后夹在了中间。部队士兵被打散了，他们也没有援兵。当时部队和日军打了三四天的仗，军装破烂不堪，有些士兵直接穿着短裤，整个队伍包括军长李兴中在内全被日军围住。在战场上大家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有些士兵实在忍不住了，就爬到黄河边，喝黄河水，水里全是泥沙。最后士兵们退守在黄河边上，大概有十几个人。“都是我们部队的，有炮兵连的，还有步兵连和二连等其他连的，许多人都被打蒙了。被围困的士兵有些就跳黄河、跳崖。我亲眼看到士兵跳入黄河中，咕嘟嘟一下就不见了，咕嘟嘟一下又一个不见了。”

　　“也有跳黄河活下来的。许德荣(音)和丁都成(音)，一个是永寿县的，一个是富平县流曲段家铺(音)的，他俩和我一个连，其他人我就想不起了。他们游过了黄河，后来还和我讲述了经过。说他们头顶着石头，或者怀里抱块石头，从水底下潜水向对岸游。撑不住了，就跳出水面换口气，然后又潜下水面。就这样逃到了黄河岸边。他俩还真有本事。”

　　刘怀斌老人说自己当时没有选择跳黄河，因为一摸黄河水，发现还是很冰凉，考虑自己右臂和臀部及腿部都刚刚受伤，而且只有一个眼的视力，这样下水体力绝对撑不下来，如果遇到四肢抽筋，必死无疑。最后他躲在草丛中，然后借机突围到一个大塬上，和几个士兵会合后，就沿着沟往北走，绕道到敌后。“看见日军的工事，还有日军锅里的剩饭。大家饿了几天了，都想吃。有兄弟说怕是有毒吧，我想日军不会想到我们会突围到敌后吧，就没管那么多带头吃了起来。”

　　在突围的路上，刘怀斌和战友饿坏了，就揉搓出还没成熟的麦粒和着刚刚成熟的杏一起吃。很快在一位赵排长带领下，找到了军部，再由杨旅长整合残部后，保护军部冲出日军包围圈。“记得一起冲出来的还有个战友叫王志恒，是三十八军特务营的。”后来笔者联系王志恒老人时，被告知已去世半年了。但刘怀斌老人的叙述确有其事。

　　光荣退役

　　1945年农历二月，部队鉴于刘怀斌的伤残程度已经不适合参加战斗，批准他退役回老家务农。回到家里才知道妻子一直等着他。刘怀斌说自己右眼失明，两个耳朵听力严重下降，身上还有多处枪炮伤痕，几乎是个废人了。妻子安慰他，只要活着同来，就是幸运的。

　　“我爸在生产队里一直是个好劳力。从不对外人说自己打仗的事情。”刘怀斌的儿子向笔者说。回家不久，刘怀斌又找到了失散的嫂子和三个侄儿，把他们接回家，担负起养活两家人的重担。他只说自己哥哥是共产党，在陕北干革命一定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如今刘怀斌老人和儿子刘远平住在一起，有志愿者上门要给他帮忙办理抗战老兵的社保，落实优抚政策。刘怀斌老人摇着手说：“和我一块去的28个人，死了26个，他们想啥了?我能活下来，就比啥都强。现在啥都不想了，和死了的战友相比，我都好到哪里去了。”

　　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们向刘怀斌老人授予了一枚金色的纪念章，刘怀斌老人称，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心灵慰藉，他要一直佩戴在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