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血染 经济折翼 文化历劫
来源：360图书馆   2017-10-10 11:39:22

　　死伤3500余万军民

　　一寸山河一寸血泪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卞修跃博士，是我国详细考证抗日战争伤亡人数的第一人。卞修跃和同事们研究、考证、推算，利用抗日战争期间和战争胜利后形成的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对抗战期间的人口损失进行统计，对遗漏的人口损失进行增补和重新核算，构建了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最低限数的数据基础。

　　这是一项艰辛的研究，大量的数据在抗战胜利后并没有做过完整的统计，有的资料和数据已经湮没在漫长的岁月之中，无从查考，只能通过合理的推算来获得。比如人口损失的数据，湖南省留下了十分完整的统计资料：死亡92万余人、受伤169万余人，但湖北省却没有相应的数据。卞修跃在大量调查考证的基础上，对当时湖南、湖北类似的人口状况、两省发生过的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进行比较：由于湖北当时处于战争的中枢，伤亡更加惨重——据此，按比例推算出湖北省的死亡人口为96万余人、受伤177万余人。这样的考证和计算，花去了卞修跃整整4年光阴。他最终算出的中国抗日人口损失最低限数为3480余万人，而官方公布的是逾3500万人。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日的第一枪起，国共两党携手抵抗外敌，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激烈搏杀。3000多个日夜浴血奋战，200余次重要战役，近20万次大小战斗，中国军人伤亡400多万人，换来了艰辛的胜利。400多万人，这是国民政府的统计数字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伤亡人数之和。400多万伤亡军人中，接近一半(47.7%)以身殉国，幸存的也饱受伤痛折磨，有的终身残疾。

　　战争装备的巨大差距，使平均每搏杀一个敌人，中国军人都付出了数倍乃至十数倍的代价。最典型的松山战役中，日军一个联队1200人，遭到中国军队3个军10万优势兵力的围攻，最终日军虽只有1人突围，但中国军队也死亡1万余人。

　　而在卞修跃的统计中，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人死伤1140万，这远远超过传统400多万伤亡的数字。多出来的700多万人究竟来自何处? 那是700多万热血忠诚的兵役壮丁。一直以来，兵役壮丁是否应计入中国抗战军人，说法不一。卞修跃考察发现，兵役壮丁所遭受的惨重伤亡，都发生在他们被编入战区部队和军事机关、成为正式的军人之后，他们是以军人的身份死于抗日战场上的。卞修跃认为，这些兵役壮丁为捍卫我们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尊严付出了热血和生命，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无名英雄、无名烈士。

　　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据统计，抗战期间，含劳工在内的中国平民遭日本侵略者残害死伤者达2300余万人。

　　从地区分布来看，包括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和察绥热辽数省部分地区在内的华北地区平民死伤最惨重，全地区死亡人口占全国死亡人口总数的21.07%。

　　华东地区的上海、南京、江苏、安徽等省市在战争中直接损失的人口，占全国死亡人口的17.3%。华东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精华所在，八年全面抗战，尽化焦土，沦陷程度居全国之首。淞沪会战，长三角地带有30余万人死亡;南京大屠杀，短短6个星期日寇残杀的中国同胞达30万人以上。

　　此外，沦陷最久的东北地区，劳工死亡人数共计231万人;华中两湖地区，虽只湖南、湖北两省，但其战略地位使得境内重大会战频繁，几乎是无日不战;西北、西南地区，抗战期间长期遭日军飞机空袭，平民被炸死炸伤者不计其数。

　　卞修跃强调，3480余万人伤亡只是战争直接伤亡累加所得，如果加上其他多种因素，如530多万被敌抓捕的失踪人口，有案可查的战争造成的瘟疫疾病，以及战争期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高造成的人口负增长，抗战时期中国人口的总体损失应在5000万以上。

　　损失6000亿美元

　　经济起飞半途折翼

　　日本侵略者在血腥屠杀的同时，也从未停止过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他们依靠武力强占中国的土地、工厂、矿山、铁路等，并通过“以战养战”，迫使中国工厂、劳工为其生产战争物资。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中国经济起飞的翅膀被生生折断。

　　抗日战争结束后，对这场战争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一直缺乏全面统计。多年从事中日间战争赔偿问题研究的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袁成毅教授感慨：“我们的研究偏重于揭露和谴责，缺乏量化的考察，以至于日本欠中国人民多少债，说不清、道不明。”

　　袁教授说，唯一留下的一份详细列举中国抗战期间所受损失的调查，是国民政府于1947年初形成的《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说帖统计了中国的受灾范围：“8年来全国曾蒙战祸区域共有467市县。日本空袭广及16省，内含战区粤、豫、赣、桂、浙、闽、皖、湘、鄂、滇10省及陕、川、黔、甘、青、康等后方6省。空袭灾区至少应有23省。”

　　在说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对中国公私财产的损失作了初步统计：“公私财产直接损失31130136000美元，公私财产其他(间接)损失20444741000美元。”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所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认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财产损失达600亿美元(以1937年币值计算)，战争消耗4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加起来总共6000亿美元的损失，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进程。”袁教授指出，“至少耽误了我们半个世纪的时间。”

　　有研究表明，从1927年到抗战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在金融方面，1937年中国已有164家新式银行，拥有分行1627家。当时，铁路及公路建设亦有巨大进展，1928年至1937年的9年间，全国新建铁路7995公里……有学者断言：如果没有战争的硝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中国应已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以工业为例，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业精华荟萃地带在1年之内全部陷入敌手。中国原来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及沿海沿江各省。其中，在关内地区，仅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和天津5市就集中了全国约60%的工厂。战争打响后，这些地区相继沦陷，各地多年来积累的工业设施瞬间变成了灰烬。

　　当时，在全国民族资本工业中，全部厂数的50%、全部资本额的40%、全年产额的46%，均集中于上海一地。据上海社会局的调查，自1937年8月13日至11月中旬这短短的3个月中，上海工厂被毁2270余家，损失总额达8亿元。除上海外，长江三角洲地带的工业设备损失约50%，武汉3镇全部工业中彻底被毁者达12%。

　　中国的国家预算有7成用于军费。战争后期，为了支持庞大的军费，日本也用增发钞票的办法变相掠夺。在东北，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不断增加，1945年8个多月的发行数字，是1932年的50多倍。日伪还大量发行储备券、债券之类的废纸来吞噬中国人的血汗。到1941年末，日寇与伪满政府通过发行公债等搜刮到29.9亿元，比1936年伪满政府所能动用的资金增加了357倍。

　　日军的疯狂掠夺造成物价飞涨。如果1936年的批发物价指数是100的话，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已上涨到9740247.7，华北的指数为305170。这种恶性通货膨胀一直持续到战后。

　　5000年文明历劫

　　文化创伤无可估量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孟国祥的《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一书，从图书典籍、古建筑、文化古物到文化教育事业，详细记录了这场战争对中国文化事业的严重破坏。但这些数字还远未能完全记录中华民族无法估量的文化创伤。

　　据中国战后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公方图书损失2253252册，另5360种411箱44538部;私方损失488856册，另18315种168箱1215部。

　　1931年10月，“九一八事变”后没多久，黑龙江省立图书馆西库遭日军攻击，整个书库毁于大火。据伪文教部记载，仅1932年3月到7月，日军焚烧书籍就达650余万册。淞沪地区12所高校的图书资料，也在“淞沪抗战”的枪声打响后陆续遭受炮火毁损。1932年2月1日，创办于光绪二十三年的“远东第一书库”——商务印书馆被炸毁，46万册藏书付之一炬。

　　1937年后，地处沦陷区及迁往内地的图书馆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南开大学被炸被抢，损失图书近10万册，仅日本京都大学战后返还的图书就有15566册。“八一三事变”前，上海有公共图书馆100余所，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10余所。南京的图书损失已成为历史之谜。就连被认为“安全”的香港，其存有的古籍也遭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劫夺，其中明写本《永乐大典》等28种可谓“国宝”。

　　根据海牙陆战法规惯例，一切有关文化方面的机关与财产，如不作为军事用国土，交战国必须尽力保全。但日军炮火攻击时，再三瞄准中国各地城墙及标志性建筑。1937年12月初，堪称世界第一的南京城区明初修建的砖石城墙，大部分毁于日军的狂轰滥炸，仅剩下约20公里;上海青浦地区著名的元代建筑颐浩古寺被烧毁;内蒙古召庙王爱召古建筑被洗劫一空后烧毁。

　　日军焚毁中国古代建筑，是为了掩盖其疯狂抢劫文物的罪行。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46年3月的统计，除东北、台湾和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外，全国各地被毁古迹741处。但实际上，从战后60年来各地有关古建筑损失的资料来看，在日军侵犯过的市县，古建筑损失少则几处、几十处，多则数百处，总数远远超过741处。

　　对于蕴涵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精髓的文物，日本侵略者有计划有规模的抢劫行径，可追溯至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日军师团一级一般专配“文物搜集员”，所谓的“考察团”还分赴各区，搜索和甄别文物，确定价值后绝不留存，或运回日本，或加以破坏。

　　抗战爆发前，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博物馆有37家。战火点燃后，故宫博物院将文物珍品大多迁至四川、贵州等地保藏，但各省设立的博物馆或迁徙或停办，损失惨重。上海博物馆在“八一三事变”中被日机炸毁;南通博物苑遭肆意破坏，苑内珍禽白鹤竟被日军煮来下酒。除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外，清废帝溥仪被赶出故宫时带走的大量珍贵文物至今仍下落不明。

　　抗战前的中国，学校本就不多，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东南沿海、沿江地区。日本有计划地展开文化侵略，从文化名城北平到学校林立的淞沪，然后再肆虐长江和沿海一带。抗战开始3个月后，全国有23所高校被炸。到1938年8月底，108所高校中已有91所遭敌军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西迁，散居于川、滇两省者数以百计。高校内迁运动历时8年之久。仅1937年至1939年间，就先后有69所高校内迁。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是内迁最远的学校，先迁至湖南，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上海、南京相继失守，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往云南，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

　　以战后1946年6月统计，全国当时文化教育事业损失折合美元达22亿之巨，还不包括台湾、东北和中共解放区的文化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