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 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二）【2】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抗战时期北京地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调查组   2017-06-30 14:49:49

表7 北京地区抗战时期伤亡平民100人以上的惨案统计表

　　根据上面统计，日军在北京制造惨案130次，造成北京地区伤亡及失踪总人数为13281人，其中，确定死亡7374人，确定受伤1133人，不确定伤亡40人，失踪418人，不明4316人。在这些惨案中，日军对平民杀害的手段有百种之多，主要列举如下：

　　炸死

　　在侵华战争中，日军依靠空军优势，对中国军队及平民百姓进行了轰炸。例如1933年，日机对密云中国军队和城镇平民进行轰炸。“(1933年)4月16日至18日，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密云石匣和县城。4月16日上午8时，随着防空警报声响，日军飞机从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各来九架双引擎重型轰炸机，机群是三架编为一队，呈人字形，每九架编成一个三角的队形，先后侵入密云上空。开始轰炸时还保持原编队飞行，施行水平投弹，后队形又分散变为俯冲投弹轰炸。目标先是对准城内高大建筑物及商业区、居民区，后又对准城内运输车辆、行人及商贩。日军飞机在密云县城上空盘旋轮番轰炸。全城内阵阵爆炸声和人喊马叫声交织在一起。日机在县城内炸了整整一个钟头，到9时才离去。炮弹把县城炸得房倒屋塌，血肉横飞。炸死、烧死百姓250多人。当时一街一位杨姓妇女生小孩，躲在城墙防空洞内，虽未被炸死，但得了惊吓，造成终身病患。被炸致残的老百姓数以百计，他们无钱医治，终身处在病痛折磨之中。”[④]这是抗日战争中，北京遭受日机轰炸平民死亡最多的一次惨案。此外，日军还多次轰炸过北京郊区的通州、房山、平谷等地村庄，炸死数百名无辜平民。

　　枪杀

　　日军面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制造了数十起集体屠杀惨案。1937年9月17日，日军进入房山二站村，村民及附近逃难的百姓纷纷跑到村中法国教士开办的天主教堂躲避。日军闯入教堂后，把110多名青壮年分三批带到村外，列队排枪射杀，未死者又用战刀砍死。之后又返回教堂强暴妇女，法国神父提出抗议，也惨遭枪杀，其尸体被钉在十字架上[⑤]。

　　焚烧致死

　　1942年12月12日，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包围了门头沟的王家山村，将未来得及转移的全村老少50多人关进一座房子里，逼问八路军的下落，人们不说。日伪军就堵住门窗，把稻草往屋里扔，纵火焚烧。除少数人从后窗跳出侥幸逃脱外，42位老弱妇孺被活活烧死，其中有些遇难妇女已怀有身孕[⑥]。王家山惨案震惊了整个平西，这个村庄从此消失。日军在北京郊区制造的惨案中，烧死或先杀后烧等惨案还有孟思郎峪惨案、鱼子山惨案、贤王庄惨案等多起。

　　狼狗咬死

　　1938年，日军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内建立驯养狼狗的基地，驻守日军头目名叫加藤，因此该队也称“加藤部队”。当年被迫在该处当厨工的马振山老人回忆：日军将狼狗训练成为吃人工具，他们拿中国人当靶子，不知咬死多少中国人。1939年夏，日军不知从何处拉了18个人，由加藤亲自押到铁路工厂31号院的游泳池，把他们杀害，日本兵还拍了杀人场面的电影[⑦]。1989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在扩建厂房时，在此处挖出大量人骨，经考证，均为当年被日军狼狗咬死的中国军民遗骨。遗骨现保存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拷打致死

　　侵华日军还派出宪兵、警察、特务，对有抗日言行或倾向的百姓进行监视和迫害。

　　1941年3月17日，北京东珠市口外城日本宪兵队分遣队曹长吉田率人将东四西猪市大街34号猪店的赵召臣、赵惠、赵恕、赵化愚祖孙四人逮捕，解往珠市口外城宪兵队，施以火灼身、灌凉水、木棍毒打等酷刑。后又将赵召臣判处扰乱金融罪，缓刑三年，11月26日，赵召臣悲愤交加，气绝身亡[⑧]。

　　1941年10月4日夜间，伪蒙疆骑兵三大队、特务队和伪警察800多人包围延庆西羊坊村，烧毁全村房屋，抓走24人押解到康庄，又带至延庆监狱严刑拷打，9天后于10月13日将22人杀害。两名小孩侥幸生还[⑨]。

　　刺刀挑死

　　1942年10月1日，日军200余人包围了密云东庄禾村，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场院内，逼问有无抗日人员，群众拒不回答，日军遂将其中14名男青年用刺刀挑死[⑩]。

　　其他屠杀手段

　　1937年9月15日，在房山定府辛庄村，侵华日军把抓来的百姓集中起来，男女分别排成两行，对面跪着，两名日军手拿敲鼓的锤子，从两行人中间走过，使足劲猛敲男人的头部，让女人瞧着，被敲的人从头上往脖子里流血，有的当场死亡，有的血尽而亡，未亡者终生噩梦[?]。

　　1942年12月20日，日、伪军到平谷北寨桃园“扫荡”。李如奎、李如宽、李如祥三兄弟跑到山上隐蔽，其母亲、妯娌、妹妹、孩子在内的10个家人及丁家娘仨藏到磨盘沟的一个石洞内。日军发现后，架起机枪向洞内扫射。12人当即被残杀，李如奎的小女儿未被打死，日军把幼儿从母亲身下拽出，先用枪托砸断她的胳膊，然后活活摔死在磨盘石上。在此劫难中，北寨村共有63人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1942年9月20日下午，日军守备队队长内田带伪军包围平谷安固村，逮捕村民何成贵、仇守义、张振生、贾瑞付、张连锁。张连锁是个年仅19岁的腿部残疾青年，内田让伪军把张连锁的右腿捆在树上，另一条腿拴上大绳;然后强令伪军拉大绳，将张的左腿拉掉;随后又向张的头部开枪，将其打死。其余4人也被日军枪杀。1943年12月22日，日、伪军把该村男女200人赶到老爷庙，用刺刀逼着人们把衣服脱光，不脱的人就用刺刀挑。日军命警备队往人们身上泼水长达8小时之久。正值寒冬季节，两人当场被冻死，50多人冻昏[?]。

　　性暴力致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实施了一项旨在为其军队提供性服务的罪恶制度——“慰安妇”制度。在城市，日军所到之处都有“慰安所”的设置。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立即下令重新开放妓院，设置特别“慰安所”接待日军。经调查，在西城区境内就有三处，即六部口“人民俱乐部”、宣内大街的“皇军俱乐部”、“西单俱乐部”。战犯中村三郎在1954年的笔供中写道：“1944年3月29日，(午后8时)北京西单牌路(楼)，在军部慰安所(西单俱乐部)奸淫过中国慰安妇女。”[?]“慰安所”是女性的魔窟，在这里她们忍受着日军的恣意蹂躏和践踏，成为日军发泄的工具，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摧残。

　　在北京郊区，日军对妇女的性暴力几乎发生在每一次“扫荡”中。1940年3月，房山金鸡台村一名妇女，遭30多日本兵轮奸后，又被拉着双腿，劈成两半，惨死在日军手下[?]。1944年1月6日，平谷县城、黄松峪、胡庄等据点的日、伪军500余人包围黑豆峪村，青年妇女被日军关在一起。日军将一个年轻媳妇和一个姑娘剥光衣服，捆在大板凳上，当众轮奸。其中一人饮恨自尽[?]。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是日军部队经常的行为。

　　集中营战俘遭折磨致死

　　西苑集中营设在北京颐和园东北，直辖于日本华北方面军1417宪兵司令部。此集中营又称为甦生队，是华北最大的战俘集中营。1940年以前，主要关押国民党军队战俘;自1941年起，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日军逐渐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西苑集中营关押的主要是八路军的被俘人员、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工作人员。集中营经常关押人数达9000余人。该处生活条件异常恶劣，每天都有几十人病饿死亡。日军将关押俘虏中身体好的送到黑龙江北黑河、辽宁弓长岭铁矿及日本做劳工。该集中营前后关押了26000人，抗战胜利时仅剩2400人[?]，被折磨致死的人数无法统计。

　　病毒致死

　　北京沦陷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天坛公园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筹建了侵华日军北支甲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部队定员1500人。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细菌武器研制任务，包括研制和生产鼠疫、霍乱、伤寒、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等，是继侵华日军731部队之后又一支庞大的细菌部队。其本部和第二课占据了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有7幢病房、70多间小动物室及192平米的地下冷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第一、三课又分别占领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

　　为试验霍乱细菌的威力，日军1855部队于1943年夏，在北京地区进行撒布霍乱菌试验，致使霍乱疫情在市内外迅速发生、蔓延。据北平市外区特别防疫事务局资料统计[?]，9月1日至18日，仅在北平市外区(含外一、外二、外三、外四、外五区)，经便检确诊的霍乱患者就达123人。据《民国卅二年霍乱预防工作报告书》统计，六七月份，全市仅有3例霍乱病例，没有死亡病例报告;8月份全市发现霍乱病例52例，其中45人死亡;9月份全市病例激增，共发现843例，其中633人死亡;10月上、中旬，全市激增病例1238例，其中1194人死亡;10月22日之后没有出现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截至10月底疫情基本结束，全市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其中1872人死亡[?]。

　　事后，日军诡称霍乱系自然发生，对华北交通线和北京地区的旅客及小件行李实行限制，在城门、车站、旅店、街头等地设立卫生站，强迫过往行人和居民注射疫苗，以掩盖其残暴罪行。据日本人长田友吉供述：“1943年8月北平地区发生的霍乱疫情，可以肯定是日军的谋略所致。其根据是：此前的7月，西村防疫给水部及第二陆军医院分院的数名军医，对约230名卫生下士官候选者进行了约两个星期的霍乱、伤寒、赤痢菌的检索教育;8月上旬，西村军医大佐又命令约200名卫生下士官候补者与西村防疫给水部及第二陆军医院分院的病理实验室、细菌室的军医、卫生下士官、卫生兵等约50人，在北平市内对中国人进行霍乱菌检查，将霍乱病人封锁在家里，禁止出入，也不予治疗，就这样屠杀了300名和平人民。”[?]

　　协和医院病历档案中心主任王显星先生与马家润教授通过研究发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京地区1932年到1933年首次流行霍乱，40年代后大量出现霍乱病例，以1943年范围最广、受害者多。而此前20年都没有这样的病案记录。两位先生认为，这与日军的细菌战活动有关。1855部队的松桥堡曾企图销毁医院的病历档案，在王显星先生的全力交涉下才保存下来[21]。

　　日军还在北京进行了大量的人体细菌试验。据与伊藤影明同期入伍、在1855部队第三课负责饲养老鼠的日本老兵H氏回忆：“1944年一过夏天，从丰台俘虏收容所往第三课押运俘虏(当时他担任警戒)，一连押运3天。第一天押运6人，第二天押运5人，第三天押运6人。戴着手铐的俘虏一到第三课，就被投进了装修成监狱的房间里。俘虏有所警觉，拒绝饮食。从本部前来的军医给这些俘虏注射了细菌，而后对俘虏的身体变化进行了调查。注射后没过一天，这些俘虏就全死了。而后又把俘虏尸体运到第一课进行解剖。”[22]

　　日本战败后，原第三课进行了三天三夜销毁证据的活动。在其本部天坛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焚烧老鼠、跳蚤的活动，使得其罪恶长期掩盖。1995年，在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之际，原1855部队一些官兵认识到过去的罪恶，纷纷揭露了该部队研制细菌武器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原卫生兵伊藤影明等人来到中国，在天坛神乐署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向中国人民谢罪。

　　苦役致死

　　人力是进行生产和战争的重要资源，日军在北京强征大量劳工为其服务。在北京强征的劳工部分被送到中国东北、内蒙及日本本土。劳工从事各种军事或民用工程的建设，劳役繁重。特别是在战争后期，大量被掳到日本的北京劳工，失去人身自由，没有工酬，基本是完全强制的奴隶。恶劣的环境和生活、非人的劳役使这些劳工大量死亡。

　　挖封锁沟是日军强迫劳工的主要劳役之一。以延庆、昌平为例，1943年春季，侵华日军对平北抗日根据地实行“强化治安”、“固边政策”、“联合讨伐”进攻。为切断昌延抗日根据地南北两地区的联系，日军计划修筑一条封锁沟。封锁沟西起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岔道城，东至妫川端头的永宁城。全长40公里，沟宽8.3米，深2.9米，每隔1公里建1个炮楼。3月，日军从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一部)、张家口、张北等地用火车运来6000多名劳工修筑该封锁沟。劳工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月死伤200余人。因生活条件差，春夏时节瘟疫流行，劳工生病得不到治疗，死亡人数俱增。日军将数百名得病的劳工关入地窖，一些民工饿死、病死其中。日军还将未死的劳工从岔道西北城墙上推入一个长宽20余平方米、深10余米的大坑，架上干草木柴，浇上汽油、煤油，纵火焚烧。先后有七八百名民工被烧死在“活人坑”内。1965年，延庆县民政局在此地进行挖掘，共发掘尸骨七八百具，后在此建成岔道“活人坑”纪念亭[23]。

　　1942年六七月间，伪昌平知事纪肇斌曾向伪华北政权报告劳工惨状：“今春亢旱，迄今未沾透雨，田苗干枯，麦秋无望。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山乡百姓每日一餐不饱，民生恐慌已达极巅。本县正苦于无法救济中，复自5月27日起实施挖掘‘惠民壕’，限于6月末日报竣。计35日间之工程，每日得征用民夫15000人，每人每日需小米一升，计日需用150石。35日共需小米5250石。案关防共，‘惠民壕’要政军令所在，未容稍缓。本县时下对于一般民食尚不遑救济，况此大批工人更不能枵腹从工，兼以工期迫近，不容稍缓，不得已乃于5月27日依限兴工。但现在所征民夫均自备食物，其中最苦者闻有掺杂树叶、树皮为粥食。而努力于旷野荒郊炎热天气下建设防共壁垒，勤劳精神殊堪嘉许。然沙土弥漫鸠形垢面亟溺之状，令人悯恻。”“兹据各区纷纷来署请愿，万余工人嗷嗷待哺，千钧一发势在燃眉。”[24]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劳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困境。

　　西苑集中营不仅是关押、迫害被俘人员的场所，而且是日军在华北地区输送战俘劳工的重要转运站。战争初期，被俘人员或在集中营所在地做苦工，或被押送到东北、华北的矿山、工厂当劳工，即使是12岁至16岁的少年也未能幸免。伪满政权把劳工分类，平民称为“普通工人”，战俘称为“特殊工人”;日本统治者把押送日本的劳工分类，平民称为“行政供出”，战俘称为“训练生”。从西苑集中营输送的都是“特殊工人”和“训练生”。

　　据北平市警察局1946年11月统计：沦陷期间，北平原辖区内共计掠夺劳工3727名，劳工损失46523.8万元法币[25]。据不完全统计，平谷等五个远郊区县抗战期间被掠夺劳工约35283人，拉工要夫321万人次[26]。此外，据沦陷时期伪北平特别市警察局、社会局及筹募劳工委员会等机构1944年6月至1945年8月相关文件记载，强制20382名劳工从事修筑机场、工事以及煤矿、制铁厂等重体力劳动[27]。以上几项有迹可寻的被掠夺劳工数目就达59392名。另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调查，1942年第13期《北支经济统计季报》所载《入满劳工证明书发放地别表》，仅1940年，北平发放进入东北的劳工证明达67228张[28]。因此，北京地区被强制的劳工人数恐怕远远超过上述统计。

　　冻饿而死

　　战争带来的不仅是枪炮下的死亡，还有因日军烧毁房屋、抢夺粮食等暴行导致的饥饿、疾病而死亡。如1941年11月21日，驻密云县日军柿本贯一带领300多日伪军烧毁高庄子、西白莲屿村等村民房194间，正值北方的寒冬，因此冻饿而死的百姓不下200余名[29]。1942年秋后，日军丰台采购队到辛庄强行搜罗粮食，把村中的粮食劫掠一空，全村百余户有14户全家逃荒到口外(张家口)，7户在外遭难，死于他乡的16人。阎德山、刘启旺、柴二栓等15户人家饿死45人;董良、宋二、郭中才、叶德海等11户人家饿死21人。到翌年夏，全村共饿死82人[30]。1942年，在日伪强行“集家并村”的密云地区，每个“部落”最少也有70人到80人死亡。密云白庙子“部落”仅有400余人，一年中就死了160余人[31]。

　　迫害爱国师生致死致伤

　　日军占领北京后，旋即占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大学等高等学府。在沦陷时期，各校教师失业，学生失学。日军还制造了数起迫害爱国大学教授的案件。

　　七七事变前后，陆志韦是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因燕大为美国财产，日军有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学生拒入伪大学，纷纷投考燕大，燕大则尽量多招生，以便培养更多的爱国青年。在燕大可以收听广播，《义勇军进行曲》也常在校园飘荡。四年间，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学生，学校都要为其送行，由陆志韦、司徒雷登或其他老师请吃饭，嘱咐他们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并预祝一路平安，不仅绝对保密，有的还资助路费。日军对此早如芒刺在身。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等教会学校一律被查封，随后，或停、或并或被伪教育局接收。日军将陆志韦、赵紫宸、侯仁之等10余名教职员逮捕，关押在北京炮局日本宪兵监狱。敌人想利用他们的威望为其服务。陆志韦大义凛然，不畏强暴，被关押一年半。在监狱中，他被折磨成皮包骨，敌人要求他写悔过书，陆志韦写下“无可悔过”四个大字[32]。

　　沦陷时期，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等在校内组织炎社，向师生宣传抗日救国。1942年底和1944年2月，英千里两次被日军逮捕，在酷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被判刑15年。1944年3月21日，辅大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等30余名教师同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导致辅仁大学许多课程被迫停顿，无人讲授。这是当时轰动华北教育界的大逮捕案。[33]

　　北京沦陷后，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马裕藻因年迈并患高血压未能随校南迁，被北大指定为留平保护校产的四教授之一。在日军占领期间，他拒绝出山为日伪效劳。1945年4月抑郁而终。

　　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素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北京文化界人士不畏强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斗争。即使被捕入狱、牺牲生命也铁骨铮铮，在民族危亡关头表现了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

　　2.抗日军人的伤亡

　　为了保卫中国领土不被外人蹂躏，中国军队在北京地区进行了顽强抵抗，很多将士血洒京华。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守军在北京地区先后组织了古北口战斗、南苑抗战、南口战役等几次大的战斗。从1937年到1945年，八路军在平郊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坚持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国军队在正面和敌后战场上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正面战场的伤亡

　　在长城抗战中，密云古北口是最激烈的战场之一。1933年3月初，日军进犯长城线上的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军事要塞。鉴于古北口的重要战略地位，中日双方在战前均部署了重兵。日军担任进攻的是主力第8师团及骑兵第2旅团，中方防守部队是东北军第107师王以哲部及增援的中央军关麟征第25师。日军于10日中午开始轮番轰炸古北口阵地，试探中国守军的实力;11日拂晓发起总攻，激战一日;12日再次进攻。第25师由于联络中断，不得不退守南天门。此战，中国军队第25师伤亡4000余人[34]。

　　七七事变后，日军于1937年7月27日分别向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攻击。这些地方的中国守军与日军激战之后，退至南苑和北苑。南苑位于北平南郊10公里处，是北平南面的咽喉要道。7月28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南两侧同时向南苑发起攻击，并切断南苑至北平的公路，战况异常激烈。守军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亲赴南苑督战，第29军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任南苑方面指挥官。激战中，佟麟阁、赵登禹相继壮烈殉国。在南苑军营参加军训的近千名北平学生也有一半以上殉国。同时，宛平、北苑、衙门口、八宝山等地也遭到日军的疯狂攻击。29日凌晨，驻扎在通县、顺义的伪冀东自治政府保安队万余名官兵发动起义，张庆余、张砚田等率队分别包围设在通县的伪冀东政府和日军兵营，消灭日军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从七七事变至北京沦陷，第29军在与日军的一系列作战中伤亡达5000余人以上[35]。

　　北京沦陷后，为了迟滞日军西进南下的步伐，中国国民政府调集各路大军汇集南口，集结的军队兵力约6万人。整个战役中，广大参战将士前赴后继，英勇拼杀，伤亡达16643人[36]。尽管南口最后失守了，但中国将士们以劣势装备，在南口的崇山峻岭之中，与日军苦战近一个月，消耗其大量的作战物资，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表现出了血战到底、宁死不屈的献身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南口战役是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军与日本精锐部队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是给日军重大挫伤的一次战役。

　　从1933年长城抗战至1937年南口战役，中国守军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共伤亡25000人以上。

　　(2)敌后战场的伤亡

　　八路军宋时轮邓华支队、第4纵队、冀热察挺进军在创建、坚持平郊抗日根据地8年的游击战争中，给敌人严重威胁。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0团就是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杰出英雄群体代表之一。第10团80%以上官兵都是参加过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北平及东北的大学生，文化层次之高在八路军中屈指可数。

　　1940年5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0团团长白乙化率团挺进平北，开辟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白乙化发誓：生不回平西，死不离平北，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第10团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攻克据点，破坏敌人交通线，成为插入伪满洲国的一把尖刀。1940年底，第10团以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的战绩，极大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斗志。1941年2月，在密云县马营西山指挥部队与进犯的伪满道田讨伐队激战时，白乙化壮烈牺牲，被授予“民族英雄”的称号。1941年6月，第10团发展到1700多人。从1940年到1941年8月，第10团与日、伪军作战414次，毙敌2525人。日军为彻底“歼灭”第10团及其开辟的丰滦密抗日根据地，集合重兵“围剿”第10团驻地，团后勤处及联合县工作人员遭到较大损失。自此，敌人更加嚣张，不仅大肆制造“无人区”隔绝抗日力量，还在山区搭帐篷，实行“驻剿”。敌人烧毁房屋，第10团就利用残垣破壁和火炕，敌人又将之摧毁，第10团再盖，敌人再烧。在盖不应烧的情况下，第10团为坚持斗争，求助北平地下党买来花旗布，染成灰色，每排做一个帐篷，用完带走，解决了住的问题。1943年11月11日，第10团政治处主任王波为掩护群众突围，英勇牺牲。就是在人员少、武器差、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八路军将士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有效杀伤敌人。如同这支部队的团歌所唱：战争之神，手握利剑，抗击日寇敌胆寒。下表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0团部分战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