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对山西社会生态与教育环境的破坏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2018-04-28 16:43:14

　　日伪对山西社会生态与教育环境的破坏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掠夺中国资源，奴役中国人民，扩大统治领地。为达此目的，不惜破坏我国的社会生态环境、工农业生产秩序和文化教育环境，进而以其畸形的具有殖民性质的政治体制、生产体系和教育格局来取代或抵触中国原有的社会生态与教育体系。因而，导致对中国原有社会秩序、生态环境和教育体系的严重破坏，在中国人民反抗其侵略与破坏过程中，便出现了各种政治力量在教育领域的交锋与博弈，从而形成抗战时期区域教育复杂化的格局。

　　一、日伪对民众生命与财产的掠夺与破坏

　　日伪对中国民众生命与财产的掠夺和破坏，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战争来屠杀民众和掠夺民众的财产，另一种是日伪统治机构中的汉奸利用手中权力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搜刮民财，杀害百姓。抗战八年间，日伪烧杀掳掠致使中国百姓伤亡多达18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36]

　　(一)抗战时期日伪军对山西人口资源的破坏

　　在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及后来统治山西过程中，推行所谓“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抢掠，大肆屠杀民众。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间太行、太岳地区，被日伪杀害的人口约有255843人，被敌致残者9.26万人，因战争冻馁而死者8.49万人，流亡在外难民128.7万人。晋西北地区直接被日伪杀害的民众约有85810人，间接被日伪杀害者(主要指因日军破坏导致非正常死亡者)有50288人，漂流在外或下落不明者14792人，流徙难民42300人，被日伪致残者12462人。[38]日伪惨杀中国民众常用的手段有枪杀、刺杀、烧杀、刀砍、活埋、溺水、肢解、剥皮、剜心、毒气熏、绳索勒、军犬咬等，通过这些残忍的手段夺去了中国民众的性命。仅以下面一例来管窥日伪军残害中国民众的暴行：

　　在1943年日军的“五月扫荡”中，日寇在黎城抓捕了130多名青壮年，有的用刺刀刺死，有的用绳索勒死。有的被砍了头，有的被挖了眼，有的被割了耳朵，有的被割掉生殖器，有的被剖腹挖肠，有的被摘掉心肝。更使人无法耳闻目睹的是，日寇将我同胞姐妹轮奸后，竟在阴部插入木棒致死还不罢休，还要将受害妇女赤裸裸、血淋淋的尸体挂在树上暴尸。[39]

　　此外，日伪还用更加残忍的酷刑折磨与残害山西民众，如从鼻腔里灌辣椒水、军犬咬、火烧、铁烙、上吊、毒打、捅奶眼(对女子)、刺尿道(对男子)、坐老虎凳等。[40]日伪军就通过这些惨无人道的野兽式的手段来摧残中国人民。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山西壮劳力，为其修炮楼、筑碉堡、开壕沟、修机场、立电杆、修道路、开煤矿、运粮食等，以服务于其在华在晋的统治。后来日军俘虏河本大作在笔供中也承认，日伪在山西成立的所谓“急进建设团”主要任务是“强制征募以太原为中心的各县青年，从事开采矿石、维修公路等劳动”[42]一方面，日伪用武力胁迫山西百姓为其服劳役，严重耽误了民众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日伪在奴役中国民众为其进行劳动过程中，不仅不给劳力提供任何生活待遇，而且经常对中国劳力进行毒打和折磨，致使无数百姓成为残废，甚至丧失劳动能力。当时山西晋东南流传的歌谣，形象地说明日本侵略者对山西民众的掠夺与破坏：

　　日本鬼，活像鬼。日本人坏了心，中国人受苦又遭殃，河西村修路的石头，要从沙会搬运，来回一次三十里，肚子饿，腿发病，牲口饿得不能动。

　　日本鬼，活像鬼。说出话来听不里，手拿三尺柳棒有五斤重，一棒打得头昏眼花耳朵聋，赶头回过“哭啦”、“苦力”声，又是一棒。[43]

　　(二)日伪军在战争中对民众财产的掠夺与破坏

　　日本侵略者占领山西后，除了掠夺工矿业、交通运输业、工商业、农林业等大型资源外，连民众的财产也不放过。日伪军所到之处，老百姓的家产往往被洗劫一空。1939年《申报》载文记录了日本侵略者掠夺太原市民众生命与财产的实况：

　　日寇于去冬侵略太原后，首先把绥晋和繁荣的区域烧了，把日本人所谓的“抗日分子”杀了。同时，在正太路旁设立稽查处，对出入的人民严厉的搜查和盘问，女人给打了药针，男人在耳朵上穿孔。据说经过这番手续后，男女都停止了繁殖的作用，在商业区和住宅区开始了有计划的抢劫，起初是金银财宝，以后移到桌椅板凳。日本人抢过以后，再由流氓地痞大小汉奸重新洗劫一次，敲诈勒索也是公开的行为，前晋军师长朵士珍的侄子瑞奎被汉奸绑去，索款五万元，后来少到11000元，据说是11个好分配平均。强奸案件更是层出不穷。[44]

　　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掠夺山西民众钱财的，致使日伪军所到之处，大部分民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据不完全统计，仅晋东南地区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被日伪军拆毁或焚烧的房屋达2602688间，被抢粮食102056107石，被毁或被掠夺去的被子和衣服30275145件，被毁坏家具51341944件，抢掠和屠杀大牲畜279774头、羊684009只、猪105815口、鸡2652607只。仅太原、阳曲、清源、徐沟等四县市在抗战期间，被烧民房6479间，抢掠牛马驴骡3941头、羊2372只，抢掠粮食3607421石。[45]下面是一段当时太原一位目击者黄廷璧的口述资料：

　　1937年夏，我刚从小学毕业考入初中，还未入学，“七七事变”爆发了，整个太原人心惶惶，中学、大学纷纷南迁。我随家逃往河西村，一天天还没亮，一声枪响，惊醒了全村男女老少，接着就听有人惊呼：“不好啦!日本兵来了!”顿时，村头嘈杂声、脚步声、小孩啼哭声交杂一片，年轻力壮的，跑得快的，顺后山跑了，不少村民钻进了废煤窑洞。我们这些从平川逃入山中的人生地不熟，无处躲藏，只好挤在黑屋里抖做一团，听天由命。屏着气听着外边的动静，每一声枪响、每一颗炸弹爆炸声，都撕裂着人的心肺。有时传来一声惨叫，更使人胆碎。……太阳偏高，鬼子才收了兵往城里返。牛车被鬼子赶走了，车上捆着十数头嘶叫的猪，有些牛羊被牵走了。[46]

　　当时太行山区流行着这样的歌谣：“鬼子来了是杀哩，伪军来了是抢哩，汉奸来了是烧哩，特务来了是搜哩。”[47]说明了当时日伪军烧杀抢掠的本性。日本侵略者及汉奸凭借武力大肆破坏与抢掠中国民众的财物，导致民众一贫如洗，这样的遭遇连身家性命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让子女上学接受教育，因此文化教育受到空前的破坏。

　　(三)日伪在统治中掠夺与剥削民脂民膏

　　在日伪残暴统治之下，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因为日伪的各种机关实质上均是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搜刮民财、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阎王殿”。正如当时民众中所流传的民谣所说：

　　警备队无法无天，宪兵队罪恶滔天，警务厅一手遮天，合作社洪福齐天，急进建设团屁股朝天，新民会一天不如一天，公务员闭门聊天，老百姓叫苦连天。[48]

　　这是对当时日伪统治山西的情景所作的生动形象的描述。为了加强其在山西的统治，日伪先后设立了用来镇压与监视民众的机关，如警备队、宪兵队、警务厅、新民会等，还有掌管经济和贸易的合作社，以及用来修筑民事的急进建设团等。这些均是欺压百姓的机构，只是权力与利益大小不同而已，正是这些机构致使老百姓无法生活，叫苦连天。警备队，是日寇豢养的伪军，遍布在全省各地，日本人主要借助其实施“三光政策”，镇压抗日民众。吸收的队员大部分是地痞流氓、烟民赌徒等社会的渣滓，这些人倚仗日伪势力，到处掠夺百姓钱财，可谓无法无天。宪兵队，是以日军宪兵为主的特务机构，还组织了几支便衣队，实际上是几个流氓汉奸集团，在太原主要有“四大天王”“十大弟兄”“八大金刚”，到处抓捕群众，敲诈勒索，开娼聚赌，制贩毒品，无恶不作。大部分霸占良田，三妻四妾，腰缠万贯，百姓对之恨之入骨。[49]警务厅，是伪省政府设立的一个推行警察统治的指挥机构，其中专设经济检查班，通过突击检查户口、戏院、饭馆、旅店、妓院等办法，来掠取钱财。合作社，是日伪经济组织和商业机构，通过推行经济封锁，物资配给，囤积居奇，来中饱私囊，大发横财。

　　二、日伪对山西文化教育资源的破坏

　　日本侵略者占领山西后，一方面培植一批为其服务的汉奸，建立了各级伪政府机关;另一方面破坏原有文化教育机构，在军事入侵过程中对原有学校教育进行惨重破坏，进入日伪政权统治时期经常捕杀教师和学生，同时竭力开展奴化教育，以此来打破民国时期山西原有教育体系。日伪对山西原有文化教育的破坏，将在第五章第三节详细论述，这里仅简略陈列以下几条，以粗略勾勒一下大致轮廓。

　　(一)日伪通过武力对山西原有学校进行惨重破坏

　　日军在入侵山西过程中，通过飞机轰炸、放火烧毁、抢夺校产等方式对山西教育进行直接破坏。1937年日本入侵前，山西拥有初等学校26651所，学级数39134，在校生952422人，[55]通过卫兴华先生的回忆可以看出，当时日军每到一处都要对当地的学校进行焚烧和掠夺，校舍遭到惨重破坏，导致学校被迫停办。

　　(二)日伪统治者大量逮捕和迫害学校教职员

　　日伪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爱国教师和进步知识分子进行疯狂逮捕和屠杀。1941年11月至1942年2月，日伪在大同先后进行了四次逮捕活动。第一次于1941年11月29日逮捕了赵连元1人，第二次于同年12月4日逮捕了马文进等35人，第三次于同年12月16日逮捕了陈效舜等45人，第四次于次年2月5日逮捕了李树棠等75人，连同平时零星抓捕的教师，共计200余人。[60]可见，日伪军对山西原有学校教育和教师队伍的破坏程度。

　　(三)日伪通过各种奴化教育机构进行奴化宣传和教育

　　为了从思想上扰乱山西民众原有的思想体系，日伪广泛开展奴化宣传和教育活动。为此，专门设立了许多奴化教育机构，如“新民会”“协和会”“大民会”“全民党”等反动组织，在这些组织的主持下，开办各种奴化教育培训班，进行奴化宣传教育活动。到处宣扬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新民主义”“和平防共”“大东亚共荣”“建立东亚新秩序”等。还通过收买、欺骗、利诱、麻醉等办法，来对青年学生和社会民众进行奴化训练和奴化教育。[63]，以此来麻痹中国人民的意志，毒化广大民众的思想。

　　三、日伪对山西社会环境的破坏

　　日本为了实施其在华的殖民统治，削弱中国人民的反日抗日力量，麻痹民众的反抗与斗争意志，通过吸毒、赌博等不良风气来扰乱民众正常生活，致使社会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日伪破坏山西社会环境的手段主要有：

　　其一，怂恿汉奸开赌场、设妓院。日伪统治者为了大肆敛财，公开设大型赌场与妓院，引诱广大平民参与赌博，欲使广大青壮年将注意力转移到赌博和色欲上来，从而削弱民众的抗日情绪。如1940年前后晋北政厅以投票方式，利用汉奸和赌棍公开设立“聚贤社”和“俱乐部”两大赌场，定期向日伪政府交纳包款，公开设局开赌，赌博项目齐全，聚众赌博。还利用农村赶集演戏之机，聚众开赌，趁机搜刮老百姓的钱财。搞得无数平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日伪开设妓院的目的是，一方面供他们自己娱乐、开心，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汉奸上钩，从而为其统治服务。日伪在太原开了百余家有名的妓院，日伪警察署明确规定，初为妓女必须填表登记并交4寸半身相片，定期交“营业税”，定期进行体检，如染有花柳病等传染病，就吊销“营业”资格。[64]日伪还经常引诱良家妇女充当妓女，坑害了无数良家女子。妓院是日伪统治者和汉奸经常出入的场所，结果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妓女。当时大同一带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少美入班混，老大到下处。债务重重压，梅毒染全身。结果更惨痛，洒身与扬尘。”这是对当时妓女生活与处境的真实描绘。赌场和妓院这些乌烟瘴气的地方，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

　　其二，通过鸦片政策来腐蚀中国人民的身心。为了便于统治与奴役中国人民，日本侵略者出台了狠毒的鸦片政策，妄图通过让广大民众吸食鸦片，来侵害其身体，削弱其意志，从而成为顺从其蹂躏的亡国奴。一方面，允许农村大面积种植罂粟。1939年伪山西省政府经日本特务机关批准，出台《罂粟增产计划》，下令在沦陷区农村普遍种植罂粟。[69]店”，公开销售鸦片。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全省有专门销售毒品的“土膏店”百余家。同时，城市还专门开办供人吸食鸦片的烟馆，主要供日伪上层及汉奸享用。由于日伪放纵社会各级人士吸食鸦片，因而当时山西城乡民众中有不少人因吸毒上瘾而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许多烟民倾家荡产、沦为乞丐，甚至毒瘾发作病死在街头或荒野;有的为了能吸到鸦片，只好当汉奸，这正是日本人所期望的结果。可见，日伪的鸦片政策，严重危害普通百姓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污染了社会环境。

　　其三，利用各种宗教会社和帮会组织扰乱民心。日军占领山西后，利用各种宗教会社和帮会，一方面培植其殖民统治所需要的汉奸，另一方面让这些组织开展各种神秘说教活动，以达到愚弄民众的目的。在太原，成立安清同义委员会，该组织在日军的操纵下开办夜校，大肆宣扬三纲五常、封建道德和四书五经，并利用青帮和红帮，在民间开展亲日宣传。红卍字会，是借助神鬼、占卜等进行奴化宣传的组织，是替日本侵略者笼络民众的机构。由伪山西省长苏体仁的亲家郑心泉发起成立的，会员大都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汉奸和混混。每周六为该会“扶乩日”[70]，扶乩者，满口胡言乱语，说什么只要参加该会的人，神灵就会保佑其安康，并要求所有百姓要“听天由命”“亲日友善”“睦邻友好”，共同实现“东亚和平”。晋北佛教会，成立于1938年5月，是伪晋北政厅在原大同佛教会的基础上改组成的，通过组织佛寺庙会，借百姓赶庙会之机，开展念经、跳鬼、祈祷、演戏等活动，趁机宣传亲日思想。大同道教会，成立于1939年春，是在伪晋北政厅文教科的操纵下成立的，通过开展道教活动，宣传愚民政策。一贯道，是日伪在晋北一带成立的打着宗教幌子开展封建迷信、反动宣传以及淫乱活动的一个极端社会垃圾组织。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造谣惑众，愚弄百姓，骗民钱财，破坏抗战。日伪就是通过这些反动帮会组织聚集一大批流氓无赖和社会渣滓，开展反动宣传，愚弄百姓，造谣惑众，扰乱社会秩序，从而破坏山西原有的社会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