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经济损失扫描——矿业资源受损
来源： 山西经济广播   2018-08-05 14:30:56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从1937年到1938年，山西大部分地区沦于敌手。日军侵占山西后，立即将山西纳入其整个经济殖民体系，开始了对山西无限制的开发和利用，使山西经济在日本占领期间遭受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从地质构造基础来看，山西处于华北地台与大兴安岭褶皱带之间，隆起区与沉陷带共同作用使此地的岩浆活动剧烈，从而形成大量、丰富的矿床。在多种矿产资源中，尤以煤、铝土、铁资源为最。据民国5年地质调查所勘察，中国煤炭储量为2390亿吨，其中华北1679亿吨，山西已探明煤炭储量即达1270吨，占全国煤储量的1/2强。铝土矿是仅次于煤的第二大优势矿种;山西的铁资源也十分丰富，此外，汾河沿岸的石膏也有几十亿吨的埋藏量，可用于水泥生产和提取硫酸，静乐及岚县、阳泉、太原东山等地还有数量不少的锰矿。这些都是山西资源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为山西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真正让山西矿业进入到现代化阶段的是阎锡山。1930年的中原大战的失败使得闫锡山认识到“没有比得上蒋介石那样的经济力量就不可能将其敌手的军队拒之到山西之外。” 为此,闫锡山在1932年着手施行“山西省十年建设计划”,并认此为指导建立涵盖工矿、交通、金融的“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计划实施不久便初显成效，全省61个产煤区1934年产煤总量达500多万吨。比1931年的200多万吨多出2倍还多。

　　早在战争全面发生之前，日本“满铁”就制订了诸如《华北经济开发的投资机关纲要》、《有关华北交通投资预想》等投资计划及方案，这些计划几乎囊括了华北5省所有产业项目，准备在20年内完成对华北高达72498万日元的巨额投资，在10年内使华北各铁矿年产铁矿石达到130万吨并炼钢40万吨、炼铁25万吨，开采煤炭800万吨。“满铁”在表面上是一个经济单位，但实质上它还承担着情报收集，为日军侵华提供政策、战略咨询的任务。

　　日本掠夺计划的实施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7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满铁”的子公司“兴中公司”等“国策会社”及日本各大财阀紧随着日军的二线部队进入山西，配合日军对山西原有的矿产事业实施“军管理”，其中“委托”兴中公司经营太原白家庄、阳泉、寿阳、孝义、介休、灵石、轩岗、大同等地区煤矿。第二个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从西方各国进口战略资源的渠道彻底截断，“华北作为战争兵站基地的使命也越发增加”，日本希望建立“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加快了对山西资源尤其是煤炭的掠夺，到1942年达到最高峰，该年山西各煤矿产煤621万吨。

　　日军除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强化煤炭开采力度，并有计划地运往日“满”等地。日本政府曾明确指示，煤炭的运日数量必须达到65%。若加上其他日军占领的煤矿，八年间先后从山西掠走煤炭2000多万吨，且大部运回日本供军用、民用之需。

　　毫无疑问，山西矿产资源是日本侵晋过程中最为“倚重”的产业，受损程度自然可以想象。据不完全统计，八年间山西矿业仅直接损失就高达法币两千多万元，至于间接损失要比此数高得多，这也成为山西战后经济难以在短期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大量煤炭被掠夺到日本，这造成了山西这个煤炭资源丰富的省份出现了“煤荒”。不仅如此，日方严格控制煤炭销售，加剧了民众生活的困难。尽管日军采用诸多手段以增加山西煤炭生产，但1938～1945年其统制下的山西煤矿年产量基本类似于橄榄形。即以1942年为最高点，此前为逐年上升，此后为逐年下降。这种态势并不能说明日本自1942年后减缓了开采力度，减产更多的是由于劳力不足以及机械在“超度”使用情况下破损和老化现象严重等因素。这种势头一直持续至战争结束，并直接影响了战后山西矿业的恢复或复兴。

　　毫无疑问，山西矿产资源是日本侵晋过程中最为“倚重”的产业，受损程度自然可以想象。据不完全统计，八年间山西矿业仅直接损失就高达法币两千多万元，至于间接损失要比此数高得多，这也成为山西战后经济难以在短期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