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细菌毒气试验
人体试验是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在内蒙古地区犯下的又一桩罪行。例如：
1)1938年6月中旬，日军在绥远省清水河县，用一名中国战俘作催嚏性毒气活体效力试验，然后将其杀死[1]。
2)1940年2月16日，9架日机飞经临河陕坝至扬村附近，投催泪性毒弹40余枚，伤害妇孺20余人，同时6架日机在临河附近投毒弹20余枚，受害民众10余人。17日，9架日机又在临河投毒弹20余枚，一老妇受轻毒[2]。
3)1941年1月31日至2月1日，日本北支那方面军、驻蒙军等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西方盆地，抓获刘春、潘春、高付、下关、高百、郝贵、张义、陈远8名中国男子，对他们进行了人体冻伤实验和活杀解剖，后将其全部杀害[3]。
4)日军731部队海拉尔支队于1942年至1944年两次在索伦旗(今鄂温克自治旗)辉河地区进行细菌试验，共死亡鄂温克族牧民320多人，其中杜拉尔姓死亡30多人。1944年，日军海拉尔支队又在索伦旗伊敏苏木进行细菌实验活动，使本来人口不多的蒙古族(额鲁特部)几乎到临灭绝的边缘，仅萨格道布一个嘎查就死亡20余人[4]。
5)1940年5月至6月上旬，日军在海拉尔军用机场附近以中国人为目标实施放毒，有56名居民受到伤害，其中6人因身体中毒腐蚀而死亡，其他受害者的手脚因瓦斯腐蚀而造成损伤[5]。1942年4月，日军731部队与516化学部队又在海拉尔郊区进行人体实验，在3天的实验中共使用100名俘虏，每次10人左右，使用氢氰酸的“茶瓶”式投罐，致使试验人全部死亡[6]。
6)日军516化学部队分别于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7月下旬至8月上旬，次年1月中旬、7月下旬至8月上旬和9月中旬，共5次，每次2个星期，在兴安东省扎兰屯附近山地进行瓦斯放毒实验，共造成13名当地居民死亡，190人的手脚受到瓦斯腐蚀伤害[7]。
7)“特别输送”。所谓“特别输送”，是指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的重犯，不须交法庭审判，直接由宪兵队“特别输送”给731部队，当做实验品而致其死亡[8]。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与毒气战》记载：驻兴安北省的日本特务机关于1939年至1945年7月，先后将53人“特别输送”到石井部队当做实验品而杀害。其中最多的一次为40人。
8)1941年前后，日军为了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实施细菌攻击作准备，日军的细菌部队在包头、萨县等大肆收捕鼠类，限民间每户捕交家鼠一只或野鼠3只，用于繁殖毒菌或鼠疫菌。1942年1月至3月，绥西地区鼠疫猖獗，仅彦淖尔就死亡200多人(还有两个疫区疫死人数字迹不清，无法统计)[9]。
9)1945年8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败局已定。驻扎在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市)的日军在仓皇撤退之时，受伪兴安省参与官白滨和警务厅长福地加久的指挥，由日军细菌工作人员将伪兴安医学院细菌库中实验用的带菌老鼠放出，造成了鼠疫大流行。仅兴安盟王爷庙地区3个月内因鼠疫死亡的人数就达3000余人[10]。
(4)奴役残杀劳工
日军入侵内蒙古地区后，欺骗或强抓内蒙古地区和其他省的劳工，为其修筑军事工程，修建兵营、工事、飞机场，下矿山、伐木材和做其他苦工等。由于条件恶劣和日军的虐待，致使劳工大量伤亡。例如：日本关东军出于反苏战争的需要，于1934年6月至1945年8月战败投降，在东北中苏边境地区修筑17处军事要塞，其中内蒙古有3处，即海拉尔、乌奴耳要塞和阿尔山要塞。在修筑这些要塞和附属军事设施中，日军役使了大量中国劳工。由于恶劣的施工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非人的待遇，致使劳工大量伤亡，其中，海拉尔要塞工程完工之时，日军将数万名中国劳工全部杀害。
(5)飞机轰炸
自1937年9月16日至1941年12月29日，日军用于轰炸绥远各地的飞机达584架次，投弹2854枚，造成死亡435人，致伤306人，毁房3593间，至于被炸死的牛马羊等家畜更是无法计算[11]。
3. 经济上的疯狂掠夺
日军占领内蒙古地区后，实行了一系列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政策，疯狂侵占和掠夺内蒙古地区的各种经济资源。
(1)内蒙古东部地区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日本占领当局为了扩大经济掠夺，设立所谓荒务局，以垦荒“借地养民”为由，招来汉族农民和日本移民垦荒种地，由荒务局征收荒租。1938年9月，强制实行“开放蒙地”、“蒙地奉上”，日本占领当局夺得了蒙旗的土地所有权。1939年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使更多的日本移民进入“满洲”，兴安南省、兴安东省、兴安北省等区域成为“开拓”的第一线至第三线 地带。
日本占领当局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是对各族人民的一场空前浩劫。1933年3月1日，公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1937年5月1日，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之后陆续颁布《贸易统治法》、《家畜交易市场法》、《食盐火柴专卖法》、《商业登记法》等各种统制法，对重要产业，面粉、米谷、棉布、羊毛、皮革等各类农牧业产品实行统购与管制。1941年，日本侵略者强迫农牧民“出荷”农牧产品，即迫使生产者以官定价格和指定数量出售农牧产品，官定价格有时只抵市价的10%。在牧区，每5头牛出1头，每20头牛出1张皮，每10匹马出3匹，每10只羊出3只、2张皮，每1只羊出1斤毛等。沦陷时期，仅牲畜“出荷”一项，每年就从内蒙古东部地区掠去各类牲畜近70万头只[12]。在农村，加紧收购粮食，称为“粮食出荷”。许多农牧民因交不齐“出荷”而被抓捕，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当局在内蒙古东部设立9个材务分署，大量掠夺森林资源，把大兴安岭划为三满、嫩西、扎伦3个经营区，乱砍滥伐，共砍伐木材5000多万立方米。
日本占领当局在“满洲国”推行鸦片毒化政策。1932年11月，公布了《鸦片法》。1933年，成立专卖公署，将鸦片种、收、制、卖、运等全部控制起来，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兴安西省及兴安南省的一部分是东北鸦片的重要产地之一。比如，兴安西省开鲁县有6个大烟“组合”，种植罂粟2000余亩，年产鸦片达2万多两[13]。1936年，从赤峰收缴、加工、出口到日本、朝鲜、土耳其等国家的烟砖127720斤，价值伪币192.4万元[14]。1937年，强令赤峰、建平(含敖汉)、宁城、林西、克什克腾旗种罂粟3300顷，收缴“烟干”6621370两[15]。
1938年，伪满各省实行地方税制改革，增加了名目繁多的新税和附加税，在兴安各省的地方税目多达五大类38种[16]。
(2)内蒙古西部地区
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普遍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对金融、交通、通信、矿产、粮食、鸦片、畜牧业、盐业、对外贸易及物价、劳动力等所有经济部门实行经济“统制”。1937年11月，设立蒙疆银行，在各主要城镇设立分行，大量发行“蒙疆银行券”，从而控制了蒙疆地区的金融。1939年10月公布了《贸易统制法》，1939年7月1日实施了《盐法》，8月1日公布了《矿业法》等。从1938年至1941年，在蒙疆地区设立的日资公司达73个。日本占领当局通过日资公司，即“蒙疆公司”、“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大蒙股份有限公司”、“蒙疆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蒙疆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蒙疆电业株式会社”、“蒙疆制革株式会社”、“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大青山炭矿股份有限公司”、“日蒙制粉股份有限公司”、“满蒙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垄断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农牧商业和交通运输等，疯狂掠夺各种物产资源。仅1938年，从蒙疆地区输出的各种物资总额即达10839万元[17]。1939年至1941年，日军从伪蒙疆地区掠走绒毛800多万公斤，占同期产量的37%;掠去皮张490余万张，占同期产量的60%以上。1939年前后，每年掠走牲畜12万头左右。沦陷8年间，日军从锡林郭勒盟掠走马5.66万匹、牛5.23万头、绵羊26.67万只、山羊4.79万只、骆驼7.558万峰;掠走察哈尔盟的马3066匹、牛2.81万头、羊4.62万只、骆驼420峰[18]。
日本占领当局为了用鸦片牟取暴利，1939年6月成立“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扩大鸦片生产，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使蒙疆地区成为战时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是年，收纳鸦片887019两;1940年，收纳鸦片增至6717912两;1941年，将罂粟种植面积扩大到91.1万亩，收纳鸦片11242953两。在1940年伪蒙疆贸易输出总额中鸦片输出额竟占52%[19]。鸦片被日本侵略者称作“黑色金子”，鸦片政策成为其“以战养战”的手段之一。同时用以毒害中国人民，以此削弱中国人民的反抗力。蒙疆地区生产的鸦片90%以上输入北京、上海等地。
此外，日本占领当局还通过名目繁多的税收进行经济掠夺。先后设有鸦片税、盐税、统税、关税、田赋、契税、烟酒税、印花税、牙税、营业税、牲畜税、屠宰税、斗税、茶叶税等等。1943年，日本方面指使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提出“粮食就是子弹”、“羊毛就是火药”、“人力就是武力”的所谓“生产协力三大原则”，进一步加紧了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掠夺。
4. 野蛮摧毁名胜古迹
日本侵略者为了摧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到处毁灭中国名胜古迹。鄂尔多斯市最大的召庙——王爱召遭到日军最野蛮的摧毁。原寺庙宏大，其结构取藏、汉寺庙传统精华，占地50亩，有庙亭、正殿、钟楼等，十分壮观。1941年2月18日，日军进行疯狂劫掠，将嵌有珠宝的银制佛像、成套的经卷、金马鞍、精制的壁毯等珍贵文物装车运走。3天后，王爱召已空无一物[20]。22日晨，日军在王爱召庙各建筑物上，浇上汽油，僧房里堆上干柴，放火燃烧，大火一直烧了半个多月，一座历时300多年雄伟壮丽的寺庙，变成了一片废墟[21]。
5. 进行思想、精神奴役
日本占领当局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办起兴安学院、扎兰屯国民高等学校、海拉尔国民高等学校、喀喇沁旗王爷府国民高等学校等。1937年开始推行“新学制”，以教授日语为主，把日语列为“国语”，在中小学开设“国民科”、“建国精神”等课程，向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尊重日本天皇”的思想。各校都有校训，大意都是“日满不可分离”，要“一心一德”等。师生到校必须向日满国旗敬礼，高等学校要用日语授课，强迫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广招蒙古族青年入学，向他们灌输亲日反共思想。
日本占领当局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中小学校同样实行奴化教育，大肆鼓吹“亲日防共”，学校的日本语课程占有很大比重，教员不少是日本人，或者在日本人监督下教学。在蒙疆各地普遍设立了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及宣抚班、“爱民班”、防共青年团、少女团、儿童团、妇女防共会等，大力宣传亲日防共反华。1941年，增设了弘报局、放送局，出版发行了《蒙疆新闻》、《蒙疆新报》、《蒙疆通讯》、《蒙疆日报》、《蒙文新报》等报刊，宣传伪蒙疆政府的施政方针。
(四)抗战时期内蒙古地区人口伤亡情况
关于抗战时期内蒙古地区的人口伤亡情况，分直接伤亡和间接伤亡两个部分报告。
1. 直接伤亡
(1)抗日军民伤亡情况(指抗日武装力量和直接参加抗日工作的民众伤亡情况)
1)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期间，抗日军民伤亡人数情况。
1931年10月，东北军爱国将领高文彬(东北军军事委员会步兵训练组少将组长、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专员)和蒙古族地方武装爱国将领李海山(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卓里克图亲王府统领、辽北蒙边骑兵第1路司令)、刘震玉(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巡防骑兵统领、辽北蒙边骑兵第2路司令)等组建了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在今通辽市一带抗击侵华日军，与敌作战约40次，有据可查的伤亡人数是666人(在康平突围战之前)。1932年11月，日军调集重兵，包围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于辽宁省康平一带。义勇军与敌血战5昼夜后，分路向开鲁方向突围。高文彬所率部队在杜家窝棚再陷敌围，将士们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牺牲，高文彬被俘。李海山、刘震玉等部突出重围，西进察哈尔，后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康平突围战中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牺牲惨重，但具体伤亡人数没能查到相关文字记载[22]。
1932年9月，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2旅旅长、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与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1旅旅长张殿九，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抗击日伪，史称“海满抗战”。在“海满抗战”中，东北民众救国军有3600余人牺牲，2500余人负伤，共计伤亡6100余人。“海满抗战”失败后，东北民众救国军一部退入苏联境内，一部边战边退，于1933年到达张家口，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23]。
1933年3月，驻守赤峰的国民革命军第41军117旅和东北军石文华旅及冯占海部义勇军，抗击日军进犯，与敌激战两天一夜，第117旅有一支200余人的部队，坚守阵地，死战不退，直到全体殉国。各部其余伤亡亦有200余人，是役共伤亡官兵400余人[24]。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6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誓师北征，攻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4县，一举将日伪军逐出察哈尔省境。其中攻克察东重镇多伦一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共伤亡1600余人。
1935年7月，奈曼旗人周荣久组织奈曼旗抗日救国军，联络辽西北票的兰天林抗日救国军攻克奈曼旗八仙筒镇后，转战于奈曼旗与北票之间，抗击日伪。据有关资料记载：“八仙筒事变后的三个月里，共有抗日救国军官兵、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150多人惨遭杀害”[25]。另据日本战犯岛村三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记述，(1936年)阿鲁科尔沁旗和奈曼旗的日伪军在西拉木伦河的拉麻拉打汗渡口，“打死打伤周荣久的官兵200余人”，并在同年的另一次“扫荡”中，杀害了两名周荣久部的侦察员[26]。1936年9月，周荣久部被敌包围，官兵多数牺牲(具体伤亡数字没有查到记载)，周荣久等3人拼完最后一颗子弹，自戕而死。据以上所列，周荣久部伤亡人员至少为355人。
1936年7月，日、伪2000余人进犯绥东红格尔图和土木尔台，傅作义部驻集宁守军奋起反击，将敌击退，傅部伤亡官兵100余人。同年11月，日伪再次进犯红格尔图，傅作义令各部全线反击，于14日至18日，发动红格尔图战役，歼敌近千，余敌溃逃。是役，据傅作义将军1937年4月发表的《绥战经过详记》提到，傅军伤亡官兵有姓名、军职者5人，有伤亡地点者8人，另有各处被敌机轰炸伤亡“计五六十名”，故统计是役傅部伤亡官兵70人。11月23日，傅作义部克复日、伪盘踞的百灵庙镇，是役歼敌过千，傅部伤亡300余人。12月10日，伪军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反正，开至乌兰花镇整顿改编，遭敌机轰炸，炸伤两部官兵50余人。以上各项共计伤亡官兵520余人[27]。
另据李海山在1935年发表的《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成立之经过及血战之概略》中提及：“我蒙古官兵被日本杀伤两千有余”，现统计辽北蒙边义勇军总伤亡数为666人，在多伦一役中李海山部伤亡据《内蒙古革命史》记载是340余人。据此，在1931年至1935年间，应再计李海山部伤亡1000余人[28]。
1933年2月，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陈子实为报道抗日义勇军抗战实况，深入前线，不幸落入敌手，被日军在宁城老局子河畔“挖去双眼，割下鼻子”后杀害[29]。
据《抗战时期赤峰地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记载，1933年至1935年间，当地群众自发组织的白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等抗日组织，在抗日斗争中至少有66人牺牲。
综上所述，并汇总其他确凿的史料记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内蒙古的各族抗日志士在自发奋起进行的抗日斗争中，至少有10708人流血牺牲。
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各路抗日义勇军的作战区域，有时超出了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范围，按现行政区划分别统计他们的伤亡人数确有困难，故此没有刻意区分。
2)1937年7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抗日军民伤亡人数情况。
其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军民牺牲情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6月至7月，八路军第120师奉党中央命令，组建了大青山支队，于8月挺进绥远敌后，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其后，在长达7年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政军系统和群众抗日团体，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386人牺牲，555人负伤。
在《大青山抗日斗争史》一书附录的《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载录了1060名烈士(内有日本籍八路军战士福冈留1名)。该书的附录前特意说明：“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编入的烈士名单，系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期间，在绥远敌占区牺牲的烈士”[30]。本调研报告以此录为基础，凡有关文献记载和这次“抗损”调查中提到和发现的在大青山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牺牲的人员数字，均与此录核对，若此录未载，则另行统计。
经多方查证，未载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但确属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中为抗日工作而牺牲的军民有326人，现将主要查证结果报告如下：
中共归绥工委和归绥工委组织领导的“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曾在1940年7月遭到敌伪破坏，190多名中共党员和群众被敌伪逮捕，其中100余人牺牲。史称“厚和惨案”。在“厚和惨案”中牺牲的100多名烈士中，除张克敏等数人牺牲在张家口之外，绝大多数都牺牲在绥远境内。但《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只有刘洪雄、贾恭、王棣、长茂、魏青山、郑化国等6名，故应另行统计90余人(此处按90人统计)。
1943年7月12日至1945年5月5日，日伪制造第二次“厚和惨案”。在第二次“厚和惨案”中，中共党员谢振业等30余人牺牲。现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只录有绥蒙抗日救国会工作人员，于1944年牺牲于归绥城的李树基1人，其他牺牲人员未录入，故应另行统计29人。
1941年10月28日，在大火烧战斗中，与王聚德、高凤英同时遇难的烈士为12名。现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只载有高凤英、王聚德、丁云、李陟等4人，故应另行统计8人。
《抗战时期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中有两条记载与陶林县抗日救国会遭日伪破坏有关。一是1940年6月，陶林县抗日救国会负责人郭向山等14人被捕，其中郭向山等10人牺牲;二是1941年12月，日军对陶林县科布尔镇进行了第二次大搜捕，“陶林县抗日救国会”会员穆继昌、于宝铭、冀国桢等42名同志被捕，不久全部牺牲。据此两条记载，陶林县抗日救国会共有52人牺牲。现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只载有郭向山、计维藩、冀维繁、刘玲、李秀芝、李阴坡等6人，故应另行统计46人。
《抗战时期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中下列记载的牺牲人员在《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也没有查到。
1939年2月16日，八路军警备第六团有29名战士在凉城县厂汗营战斗中牺牲。
1943年6月21日，八路军卓资山情报站的余清江、李九如、赵钟森、许鸿烈4人及相关群众36人遭日伪逮捕，后全部牺牲。
1943年9月，归凉县北四区游击队罗月孩、弓红小、陈三娃、石富锁等7人在保安乡六道沟战斗中牺牲。
1945年，陶林游击队队长罗振国及警卫员曹小娃在战斗中牺牲。
以上4条记载中，共有78人牺牲，应另行统计。
1939年5月，四支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在凉城县二龙宿太战斗中，有50多人牺牲。现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只载有秦赞忠、樊景鸿、阎焕耀、石国干、赵宏才、张经纬等班长以上6人，故应另行统计44人[31]。
《内蒙古大事记》载，1942年5月23日，八路军总政治部记者戈里，在大青山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未载入戈里姓名，应另行统计。
此外，还有一些事迹载入《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等史册或其他相关历史文献，但姓名未录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的抗日烈士。如：八路军刚到大青山就参军参战，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年仅15岁的“小羊倌”;如：为掩护八路军干部和人民群众而英勇牺牲的陶林县后卜洞村游击小组组长宋成海和西沟子村联络员邸福元;如：四子王旗中共地下联络员白碧和茂明安旗(今属达茂联合旗)蒙古族爱国抗日志士齐木德仁庆豪日劳;如：在固阳县甘树沟为照顾八路军伤病员而牺牲的一位老大娘。这6位之外，应当还有许多人是为抗日牺牲，姓名应录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的，只不过在这次调研中没能查到相关记载而无法统计。
再有，据《抗日战争时期呼和浩特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研报告》记述，1940年4月，日本特务机关发现伪“防共二师”有帮助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的行为，遂将该师缴械，并逮捕了大批军官，后将24名连以上的军官集体杀害。
以上各项牺牲人数为326人，加上《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录入的烈士1060人，共计1386人。
其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受伤的抗日军民情况。
关于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中受伤的抗日军民人数，经查阅《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和《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从1938年8月至1942年10月，4年多的时间里，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及其所直接指挥的地方游击队至少有535人在战斗中负伤。
其中，1939年大青山骑兵支队负伤班长以下的战斗员有122人，干部13人，合计135人[32]。1940年骑兵支队战斗负伤184人;1941年骑兵支队战斗负伤138人[33]。《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中《塞北军分区司令部一九四二年年终军事工作总结报告》的附表列出战斗负伤人员为78人[34]。以上4年合计战斗负伤人员为535人。
1942年7月以后，大青山地区主力部队奉上级命令向晋西北一侧转移，原大青山地区在指挥系统上改称塞北区，并将大青山部队与山西雁北部队合并，成立塞北军分区。塞北区辖山西雁北地区8县，大青山地区14县。故1943年后塞北军分区关于战斗伤亡的统计数字是全塞北区的数字，且区分不开。这里将塞北军分区所属部队1943年伤180人，1944年伤175人，1944年12月至1945年5月伤30人，共计385人的战斗负伤数字列出供参考，不计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军民伤亡总数。
此外，据《抗战时期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1943年1月记载，在凉城县山神庙战斗中，绥察行署政卫连有20余人指战员负重伤。此数应计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军民受伤人数中。以上共计555人。
另，从《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查到的两份文电记载，在大青山地区日军使用化学毒气武器，使八路军部队有30余人中毒伤亡，但为避免重复统计，此数未计入大青山抗日军民伤亡数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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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7页。
[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3]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13页;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细菌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4] 徐占江、李茂杰编：《日本关东军要塞》(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4、886页。
[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2—443页。
[6] 徐占江、李茂杰编：《日本关东军要塞》(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3页。
[7]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6—248、440—445页。
[8]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6—248、440—445页。
[9] 西北卫生署专员办事处快邮代电，1942年2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428—1—8。
[10] 中共兴安盟委党史办公室编：《侵华日军在兴安盟罪行录》，1995年印行，第22—23页。
[11]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华北抗战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12] 赛航、金海编：《民国内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8页。
[13] 金海编：《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4]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内蒙古自治区志·政府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页。
[15]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内蒙古自治区志 ·政府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页。
[16]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17]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原资料未标明币种。
[18] 赛航、金海编：《民国内蒙古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8页。
[19]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319页。
[20]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文化侵略》，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21] 袁志忠著：《黄河在咆哮——抗战中的鄂尔多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232页。
[22]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6页;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41页。
[23]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7页;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41页。(文中牺牲人数为6100余人，统计时按6100人计算。本报告涉及此类问题，统计方法相同。)
[24]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5页。
[25]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2页。
[26]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页。
[27]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28页。
[28]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41页。
[29]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编：《草原丰碑》，2005年印行，第26—27页。
[30] 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科编写组编：《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
[31]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投笔从戎血沃青山——四支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史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7页。
[32]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145页。
[33]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1页。
[34]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4页。
[3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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