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 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一）【3】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   2017-06-27 08:48:31

　　其三，东北抗日联军在呼伦贝尔地区伤亡情况。

　　据《抗日战争时期呼伦贝尔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记述，1939年9月至1942年2月，奉中共北满省委指示，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3、9支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3次进入呼伦贝尔地区。其间，3支队、9支队历经大小战斗近百次，消灭日、伪军150多人，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包括冯治钢(抗联6军参谋长、西北远征军指挥)、高禹民(北满省委委员、下江特委书记、3支队政委)、郭铁坚(9支队政委)等高级将领在内的185人指战员牺牲，另有40人负伤，伤亡总数为225人。

　　其四，赤峰地区抗日军民人口伤亡情况。

　　据《抗战时期赤峰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内蒙古革命史》及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等著述，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多次派部队和干部深入热河省南部地区，开辟包括宁城县、赤峰县、喀喇沁旗在内的热南抗日游击区，其中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斗争最为艰苦。《抗战时期赤峰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记述：“仅在宁城县发生的大小战斗中，我八路军就有130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克什克腾旗经棚镇的共产党员肖生嘎、宁春发(德勒格尔)、陈震华等也相继被日军杀害”。

　　1943年2月3日，在承德、平泉、宁城交界处的光头山突围战中，严重冻伤的八路军干部战士30多人[1]。

　　《不可忘却的历史》一书中《对赤峰地区抗日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探》一文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今赤峰市地区……除牺牲干部、战士300余人外(包括宁城县牺牲的130名干部战士，编者注)，还有因参加抗日斗争的近千名群众也惨死敌手”[2]。

　　综合上述记载，赤峰地区抗日军民伤亡总数应在1330人以上。

　　将大青山地区、呼伦贝尔地区、赤峰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伤亡人数相加，共计3496人。

　　实际上，3496人这个数字远远少于坚持在内蒙古敌后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共产党武装力量和群众抗日团体实际伤亡的人数。

　　据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1992年编写的《投笔从戎血沃青山——4支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史稿》记载：“1938年8月，4支队全体642人奉命随晋察绥工作委员会和八路军120师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配合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们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先后有300余名指战员(含成中师生53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另据八路军老战士、原4支队成员张光仪同志发表在《蛮汉山抗日根据地回忆片断》中记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残酷时说：“仅以原4支队为例，最初有200多人(报告者按：4支队进入大青山后，部分人员根据上级安排转入党政系统从事地方或统一战线及地下工作，故比出发时人数减少)，在坚持了8年之后，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十几个人了。象阎焕景、阎焕耀、阎焕春三兄弟，全部牺牲在大青山”[3]。据上面第一个记述，4支队以出发时人数计，其牺牲的比例约为50%;据上面第二个记述，4支队以留在战斗部队的人数计，其牺牲的比例高达90%以上，真可谓九死一生。在一场场惨烈的战斗中，许多为国捐躯的烈士没有留下姓名，甚至没能留下一个统计的数字。这是无名烈士们的崇高，但也是全中华民族的遗憾。

　　其五，国民党军队及参战民工在抗战中伤亡情况。

　　关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党军队在内蒙古境内的抗日作战伤亡情况，能够查找到的档案资料甚少，只能就已掌握的情况报告如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除绥远省和时属宁夏省的阿拉善地区外，内蒙古境内已无国民党军队。当时绥远省与山西省同属国民党军政当局划分的第二战区，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绥远防务的傅作义将军及其所统主力部队第35军奉阎锡山命令调入山西境内担负作战任务，故绥远境内兵力空虚。一些小规模的抗敌作战，均告失败。

　　《抗战时期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记载，1937年8月14日，国民革命军骑1师在商都县抗击日军，“前沿阵地的一个连几乎全部牺牲”(当时国民党正规部队的1个连约有120人，故应统计100人牺牲);同年9月16日，丰镇县守城的国民兵训练团有78人牺牲;19日至23日，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部第2师在凉城县田家镇一带的阻击战中有500余人伤亡。以上三战，国民党军队伤亡总数为678人。

　　《抗战时期包头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记载，1938年3月21日，抗日将领马占山部刘桂五师在红油杆子战斗中包括刘桂五在内的30余人牺牲。1938年初夏，在包头县附近的一次阻击战中，绥远游击军柴玉峰团和中滩民众自卫军有20余人牺牲。1939年4月10日，门炳岳部骑7师在攻打固阳县公益民村日伪据点时有100多名官兵伤亡。以上三战，国民党军队伤亡总数为150人。

　　《抗战时期鄂尔多斯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附表中显示，国民党军队在鄂尔多斯地区抗敌作战伤亡人数为3420余人。

　　此外，据《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等史书记载，1938年4月，傅作义将军任第二战区北路军司令时，曾组织绥南战役，其部队一度攻克清水河、和林格尔，推进到归绥郊外一间房一带，但部队具体伤亡情况，尚未查到。1938年5月下旬，傅部独立第6旅第421团第1营在清水河韭菜庄的战斗中，牺牲的官兵有连长贾士瑞、粟兴汉等约50人。

　　1938年年底，傅作义将军被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脱离了阎锡山体系，1939年春率35军由山西进抵绥远五原后，设绥远省临时省会于陕坝，全力经营河套地区。1939年冬至1940年3月22日，为配合湖南战场的战役行动，牵制华北日军，傅作义部发动包头、绥西、五原三战役。经100多天连续作战，三战役以“五原大捷”宣告胜利结束。这三个战役，不仅有效地牵制了华北日军，而且一举肃清了侵入河套的日伪势力，并使之无力再犯，巩固了大西北的抗战前沿。但傅作义部官兵也为之付出了重大牺牲。

　　《抗战时期包头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记载，1939年12月，傅作义部官兵在包头战役中，“战死军官84人、士兵775人，伤军官141人、士兵1150人，失踪644人”。合计战死859人，负伤1291人，失踪644人，共计为伤亡2794人。

　　《抗战时期巴彦淖尔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记载，1940年1月31日，在绥西战役中的乌不浪口阻击战，宁夏马鸿宾部第35师伤亡官兵1000余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党史办公室《五原战役》一文记载，增援马鸿宾部第35师的董其武部第101师303团在乌拉山万和长一带继续阻敌，在战斗中，团长王赞成负伤，官兵战死150余人，伤250余人。据此计算，第35师和第101师两部共计伤亡官兵1400余人。

　　1940年3月下旬，在五原战役中，傅作义部牺牲准尉以上官佐54人，士兵625人，官兵共计牺牲679人。此役规模较大，官兵负伤人数必然众多，但在现有的资料中没能查到具体数字。据蒋曙晨著《傅作义传略》提及，当时傅部新32师师长袁庆荣、新31师93团团长安春山等师、团主官均在攻城战阵中负伤。《五原战役》一文也有打援部队第301团团长王建业臂部负伤，第303团团长宋海潮身中7弹，伤重昏死，后被当地百姓救活的记载。故五原战役傅部官兵伤亡情况应统计为，官兵战死679人，伤师长1人、团长3人、团长以下负伤人数不详[4]。

　　包头、绥西、五原三战役，傅部官兵伤亡至少是4877人。

　　1942年1月至4月间，日军在包头附近和达拉特旗等地，连续5次使用化学毒气武器，进攻国民党军队，致使国民党军队有165人加“一个连之半数”，即约210人中毒伤亡[5]。

　　据《抗战时期巴彦淖尔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统计，国民党绥远省政府抗战期间在五原、晏江、安北、临河、陕坝等地征用民工38404人，其中死亡198人，受伤544人，共计伤亡742人。这742人理应统计入抗日军民伤亡人数中。

　　综上，可知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及其所征用民工在内蒙古境内抗敌作战伤亡人员至少为10127人。

　　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东三省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内蒙古地区各抗日武装伤亡人数不完全统计数为24331人。

　　(2)平民直接伤亡情况

　　日本侵略军在内蒙古境内，有组织、有计划、用多种野蛮残暴、灭绝人性的方法，大规模屠杀和平居民的行径，本调研报告的上一部分已有叙述，这里主要报告各类平民直接伤亡的数量情况。

　　1)呼伦贝尔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呼伦贝尔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呼伦贝尔地区平民直接伤亡的不完全统计数为5960余人。其中在日军进行的各类细菌武器试验中受到伤害的为2240余人，在日军进行的各类化学毒气武器试验中受到伤害的为3350余人，二项合计为5590余人，期中有511人受害直接死亡。此外约370余人，系被日伪军警宪特直接打死打伤。

　　关于日军在呼伦贝尔地区研究、试验及使用各类细菌、化学武器的情况，呼伦贝尔市的调研成果中有一篇《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专题调研报告》[6]，现将这个专题调研报告节录附后，这里不再详述。日军在呼伦贝尔草原进行的细菌传染试验，当时的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里鄂温克族群众受害最深。据当地政府初步查明，当时受害死难者至少是340多人。《1942—1944年辉河地区日军进行细菌实验死亡人员名录》和《1944年伊敏苏木萨格道布嘎查日军进行细菌死亡人员名单》均列出了当时受害死难者中部分死难者的姓名，本报告作为附录附后[7]。

　　2)兴安盟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兴安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兴安盟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3330人，其中仅鼠疫一项就死亡3000余人。其具体情况是，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日军驻兴安盟部队在逃跑时，由伪兴安总省参与官白滨和伪兴安总省警务厅长富地加久指挥，将日军存放在兴安医学院细菌库中的一批已培育成带鼠疫菌的老鼠放出，致使鼠疫迅速在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地区蔓延，在3个月内，这座当时人口仅约2.5万的小城里，就死亡3000余人，成为一座“黑死病”笼罩的恐怖之城。王爷庙周围旗县，也因之受到鼠疫侵袭。1945年11月12日，扎赉特旗又因鼠疫死亡17人[8]。

　　此外，日本军人和非军人的日本“开拓团”人员，面对必然的失败命运时，更加灭绝人性，其行径令人发指。

　　1945年7月，日本关东军兴安宪兵队在科右前旗将60余名中国人押往乌兰哈达附近全部杀害。同时，日伪警察也杀害了80名中国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开拓团”人员在科右前旗巴拉格歹努图克(努图克，蒙语，意为区)哈拉黑嘎查(嘎查，蒙语，意为村或行政村)庆远屯内杀害了17名中国人。

　　1945年8月14日—15日，日本“开拓团”人员在庆远屯附近枪杀过往中国人29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开拓团”人员将关押在庆远屯里两间草房中的41名中国人放火烧死。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日军在扎赉特旗三家子屯，屠杀当地居民80人。

　　仅以上5例，日本军人和非军人的日本人就杀害当地和平居民307人，而且还有一例是发生在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

　　3)通辽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通辽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通辽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7034人。其中159人死于日军进行活体解剖试验，6489人于1933年至1945死于鼠疫，53人失踪，23人受伤，310人系被日军飞机炸死和被日伪军警宪特直接杀害。

　　通辽地区在抗战期间是鼠疫频发地区。但日伪不仅不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反而在疫情发生时，借隔离疫情为名，封锁疫区道路，调派日军细菌武器研究试验人员，把疫区当作试验场，任由疫情发展，以观察、测试获取有关数据，甚至在现场根据细菌武器需要，用活人进行人体解剖研究试验。仅开鲁县一地就有159人被日军进行活体解剖而惨死。

　　《科左中旗鼠疫流行情况统计表》由科尔泌左翼中旗档案馆整理，此处节录其1933至1959年的部分作为资料附后[9]，以供参考。

　　4)赤峰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赤峰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赤峰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的不完全统计数是6258人。其中在“白音布统鼠疫”中死亡608人，因日军“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死亡5554人，被日伪军警宪特打死打伤96人。

　　1942年5月15日至10月23日，当时隶属巴林右旗，现属阿鲁科尔沁旗的白音布统城发生的致使当地人死亡608人的鼠疫，史称“白音布统鼠疫”。这次鼠疫经翁牛特旗政协吴甲才等人考证，系由日军在白音布统街投放鼠疫细菌弹而引发。吴甲才撰写的《侵华日军在白音布统施放鼠疫菌始末》一文，作为附录附在本调研报告之后[10]。

　　1942年至1945年，日军在冀、热、辽地区长城沿线，实行“三光”政策，制造千里“无人区”的暴行，也祸及赤峰地区。赤峰地区的宁城县、喀喇沁、敖汉和巴林左旗深受其害。这4个旗县共有近4万人分别被驱入“人圈”(日伪称之为“集团部落”，实则犹如“集中营”)，或迁往东北。其中宁城县因之死亡4000余人[11]，喀喇沁旗因之死亡450余人，敖汉旗因之死亡104人，巴林左旗因之死亡约1000人。不到4年的时间里，不满4万人中就死亡了5550多人，死亡率将近达到14%。本报告将这部分死亡人数，列入平民直接伤亡统计数中，并将《黑里河山区“集家并村”情况调查表》[12] 作为资料附后。

　　5)锡林郭勒盟人口伤亡情况

　　锡林郭勒盟的平民直接伤亡情况，因档案和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很难统计。现查到涉及锡林郭勒地区人员直接伤亡的资料仅有2份，49人。

　　其一，中日学者金成民和鳟泽彰夫发现，1941年1月31日至2月11日，侵华日军北支部防疫给水部(又称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境内，用8名中国男性作冻伤活体解剖试验。本报告将《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细菌战》所载有关此事的资料作为附录附后[13]。

　　其二，日本战犯桥本岬供述，他曾于1942年10月，指挥佐佐木工作队，在多伦、宝源[14] 一带诱捕“抗日武装人员”60人，并将其中41人押往宝源县，“在县政府枪杀”。经查证，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没有1942年时在多伦、宝源一带活动的记载，而国民党武装自1936年前退出察哈尔后，在抗战胜利之前也没有再派人进入的记载。故此项伤亡当列入平民直接伤亡统计数中，其有关资料作为附录附后[15]。

　　6)呼和浩特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呼和浩特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4018人，其中死亡2827人，受伤1191人。

　　现呼和浩特市所辖区域，在抗战时期大都属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范围，这里的平民直接伤亡多系被日、伪军在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清剿”时杀伤杀死。1938年5月3日，日军在清水河县韭菜庄大小双墩等村“清乡”时，杀害村民宋玉福、冯国民等63人[16]。也有一部分是在敌机轰炸时伤亡，如1939年3月8日，6架日军飞机轰炸托克托县河口镇，炸死当地百姓67人，炸伤80多人，使河口镇百姓伤亡共计147人以上。

　　呼和浩特市在这次调查中，查找到了一些绥远省国民党政府于抗战胜利后进行战时人口伤亡调查的原始档案资料。《抗战时期呼和浩特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中列出的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字，有相当部分是采用了这些原始档案资料中记录的数字。如：托克托县平民直接伤亡2181人这项统计，就是依据了在托县档案馆查找的一份《人口伤亡汇报表》(1947年2月8日填送)得出的。托县的这份《人口伤亡汇报表》列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日军攻陷托县(至抗战胜利)，托县男性(成年人)死亡560人，重伤128人，轻伤359人;女性(成年人)死亡280人，重伤79人，轻伤106人;儿童死亡320人，重伤134人，轻伤119人;另有情况不明96人。关于这份《人口伤亡汇报表》的可靠程度，有2份《人口伤亡调查表》(表式1)和1份《敌寇屠杀我同胞详细调查表》、1份《托克托县抗敌伤亡人民调查表》及与这4份调查表(4份调查表都是1947年2月8日填送)相关的5份文电，可以说明其统计依据和数据采集方式。故将其作为附录，一并附后[17]。

　　另外，归绥县忠诚乡一保(一间房村，现属和林格尔县)的一份《人口伤亡调查表》(表式1)，现查找到16张(这16张是不是这份《人口伤亡调查表》的全部，现无法查明。但从这16张表中只列死亡者名单看来，不是全部的可能性更大)。这份可能不全的《人口伤亡调查表》，列有一间房村109人被日军飞机轰炸、炮击、枪杀、刺刀刺杀的老百姓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这109人的职业全都是农民。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两名只有3岁的女童武杏花和曹花女，都是被日军枪杀;年龄最大的是一位叫武冯氏的老妇人，被日军枪杀时76岁。这份调查表也作为附录附后[18]。

　　7)包头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包头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包头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是23803人，其中死亡4041人，受伤5762人，失踪14000人。

　　包头市在这次调查中，查找到的原始档案较多。这些档案资料中，既有抗战胜利后，绥远省国民党政府要求包头地区各县进行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查汇总资料，也有一部分县、乡镇政府战时即时进行的调查汇总上报资料[19]。包头市依据这些资料进行的平民直接伤亡数统计，相对于内蒙古境内其他地区而言，是较为完全的。特别是平民直接伤亡中失踪人口一项，若无当时的档案或文献资料记载，现今重新再查，查明的可能性确实不大。故除包头地区外，内蒙古其他地区关于失踪人口这项内容，仅有通辽市列出53人，巴彦淖尔市列出6人，其余全部空白。

　　《绥远省固阳县抗战期间被灾损失情况表》(原表无填制时间)是现在查到的唯一一份较完整地反映出一个县在抗战期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的表格[20]。在这份表中，有固阳县沦陷前原有人口为47500人，沦陷期间“被灾”死亡3400人，伤5700人，流亡人口14000人等内容。据此推算，固阳县在抗战胜利时人口为30100人左右，与沦陷前原人口数相比，下降了36.6%。从字面上看，流亡与失踪似乎有一些差别，但考虑到抗战期间固阳县的实际情况，将流亡人口视为失踪人口，并无实质意义上的不妥。固阳县地处大青山区边缘，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部分。在抗战期间，日、伪频繁在这里“扫荡”，“清剿”，实行“三光”政策，一些受日、伪收买、纵容的土匪武装也经常在这里抢掠烧杀。因此固阳县的许多老百姓村庄房屋被毁，只好躲入深山，过居无定所的生活。而这正是固阳县“流亡”人口，实则是失踪人口众多的根本原因。固阳县如此，与固阳县情况类似的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等地区地处大青山山区的旗县，也大概如此。只因没能查到更多的档案文献记载，致使包头市固阳县一地的抗战期间失踪人口数，成为包头市乃至全内蒙古地区的抗战期间的失踪人口统计数。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抗战期间属包头管辖的一些地域，现已因行政区划变更，不再属包头市范围，然而包头市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统计的各项数字，却很难随之变更。所以为了保持原始统计的完整性，未改动包头的统计数据，但对与之相关地区的调研数据加以了特别注意，将可能造成重复统计的部分已进行了剔除。

　　8)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情况

　　据乌兰察布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统计，抗战期间乌兰察布地区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5028人。

　　1937年9月21日，4架日本飞机在察右前旗油葫芦湾一带轮番轰炸、扫射一列正在行驶的客运列车，杀害旅客和周围平民300余人。

　　1944年11月，日军在丰镇县第一、第五两区杀死“抗烟抗粮”(烟，系指日伪强征的鸦片)群众300余人，伤害群众1000余人。

　　《抗战时期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还记载：1939年9月至1940年春，日军在卓资县一带沿公路两侧十五里，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连续烧毁了后坝子村、波儿沟、点卜太、三合店、四份子、红沙坝、兴胜隆、鸡儿登、官庄子、大西村、东耗、羊老公、骆驼湾、梅力图、白银吉力格、红格图、前营子、二营子、白银脑包、北沟、丁计沟、丁计梁、东沟子、勿兰哈达、五间房、沙漠地、六道沟、火烧沟、水泉沟、黄平卜子、大东河、小东河、徐家沟、马家沟、西沟子、南沟子、勿兰哈少、孔督沟、广昌隆、前蛮汗沟、后蛮汗沟、狐子洼、喇嘛沟、灰腾、正沟、丰沟、陶素图、瓦窑沟、石拉沟、潭家沟、其令沟、韩山窑子、庙沟、松树沟、大沿沟、苏三夭子、张兰夭子、青背沟、高煤夭子、李天四夭子、张义夭子、大沟、小西沟、元太兴、郭隆沟、永兴夭子、四合元、玻璃匆计、水泉村、康村、西村、朱付利跟底、牛扣哈达、账房沟、纳令沟等70多座村庄。在这些村庄里，日军见人就杀。1939年9月11日，日军第一次焚烧后坝子村时，村里的老百姓都躲藏出去了，日军只放火烧了村里的房屋。第二天，日军又偷偷包围了后坝子村，回村的31名群众有29人被日军杀死、烧死。一名叫杨宽宽的群众因躲藏及时，没被日军发现，幸免于难。一名叫韩白仁的群众则是身受13处伤而未死。这年秋季的一天，波儿沟村的60多口人，因没有防备，被日军包围在村里，赶到场面上，集体屠杀。全村仅有4人死里逃生。

　　9)巴彦淖尔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巴彦淖尔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期间巴彦淖尔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1488人。其中，死亡1133人，受伤349人，失踪6人。

　　1938年9月25日，日军进攻乌拉特前旗大佘太，在城外追杀逃难的百姓200余人;占领大佘太后，又将全城百姓都赶到西门外城墙边，杀死了其中的300余人，制造了“大佘太惨案”。

　　1939年8月10日，日军飞机28架轰炸五原县城，城中居民57人死难，6人受伤。

　　1940年7月，日军出动轰炸机288架次，轰炸五原、临河、安北三县。三县居民67人死难，81人受伤。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日军飞机轰炸巴彦淖尔地区五原、临河、陕坝等县达50多次。其中至少有3次以上使用了化学毒气炸弹，其数量据查有数百枚之多，炸死、炸伤、毒伤我军民300余人。)

　　1942年7月1日至2日，日军在乌镇(今乌拉特中旗德岭山镇境内)先后杀死当地居民76人，烧毁房屋500多间。致使该镇居民大部迁移，昔日塞北名镇，因之消亡。

　　1942年1月至3月，日军在绥西一带投放鼠疫菌，致使巴彦淖尔地区居民罹疫死难287人。

　　另外，巴彦淖尔地区统计的失踪人口6人，全系被日伪军掳去后下落不明的妇女。

　　10)鄂尔多斯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鄂尔多斯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428人，其中死难371人，受伤57人。

　　鄂尔多斯地区除靠南与陕西接壤的一侧外，其余三面都受黄河环绕。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鄂尔多斯人民，依托黄河天险，严阵以待，多次奋勇作战，挫败日、伪进攻，使鄂尔多斯高原的大片国土得以保全。但达拉特旗北端沿黄河一线的昭君坟、大树湾、新城等地沦入敌手。这些沦陷地带的平民，有67人以上惨遭日伪屠杀。虽然日、伪军对鄂尔多斯广大地区的地面进攻屡次受挫，但日军频繁出动飞机轰炸东胜等地，并且实施“细菌战”，也给鄂尔多斯人民造成了空袭死伤150余人，罹疫死难174人以上的重大伤亡。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内蒙古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57396人。其中：

　　因日军试验和使用细菌、化学武器及鼠疫造成的伤亡人数为16315人;

　　日军飞机轰炸和日、伪军及非军人的日本人屠杀和平居民造成的伤亡为27022人;

　　因战争原因和日伪掳掠妇女造成的失踪人口为14059人。

　　内蒙古地区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军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是817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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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3卷，中央编泽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09页。

　　[2] 中共赤峰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不可忘却的历史》，1995年印行，第49页。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1辑，1984年印行，第146页。

　　[4] 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党史办公室编：《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第6辑，1985年印行，第91页。

　　[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6]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7] 徐占江、李茂杰编：《日本关东军要塞》(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4—887页。

　　[8] 中共兴安盟委党史办公室编：《侵华日军在兴安盟罪行录》，1995年印行，第22—23页。

　　[9] 科尔泌左翼中旗档案馆整理，见本书资料人口伤亡部分之档案资料(1)。

　　[10] 翁牛特旗政协文史委编：《翁牛特文史》，2006年印行，第139—150页。

　　[11]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3卷，中央编泽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1页。

　　[12]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3卷，中央编泽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1页。

　　[13]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细菌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13页。

　　[14] 宝源，1937年7月，日伪政权将宝昌县(现太仆寺旗)与时属察哈尔省、现属河北省的沽源县合并为伪宝源县，治所设在宝昌县的宝昌镇。

　　[1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战犯供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16] 清水河县政府代电尼礼字第4号：《清水河县抗敌伤亡调查表》，1946年8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401—1—743，第35件。

　　[17]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401—1—743，第21件。

　　[18]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401—1—743，第44件。

　　[19]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401—1—738，第39件。

　　[20] 固阳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