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东部地区抗战期间财产损失状况（1）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馆   2017-11-27 15:58:51

　　内蒙古东部地区，即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在抗战期间的财产损失状况，现能够查找到的原始档案资料甚少，只能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和一些日伪当时的出版物，经认真研究判断后加以相应的逻辑推定，大致整理出一个概貌，分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畜牧业、农业、工商业、金融财税6个部分报告如下：

　　(1)森林资源

　　大兴安岭林区在呼伦贝尔市和兴安盟境内的部分，1931年至1945年14年间，究竟有多少森林资源被日伪掠夺或破坏，现缺乏实际统计数字。在一些有关历史文献中，常见的说法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内蒙古境内的大兴安岭林区掠走木材1000多万立方米。从这次调研掌握的材料分析，实际数量远远大于此数。如《内蒙古革命史》记述：“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内蒙古东部设立9个材务分署，大量掠夺森林资源，把大兴安岭划为3个经营区，乱砍滥伐，共砍伐木材1000多万立方米”[1]。曾任伪满洲国民生部大臣的于静远笔供，“伪满兴农部林野总局每年直接砍伐及许可砍伐‘国有’林的木材共为七百万立方米”[2]。另据伪满齐齐哈尔铁路局总务科资料股日本股员前田武夫编辑的《兴安东省情况(秘)》第四部分《兴安东省的产业〈农业、林业、水产业、商工业、矿业〉》中附表八《兴安东省出材量(木材体积：立方米)》所列，兴安东省的落叶松元木的加工处理材，康德五年(1938年)为6048590立方米，康德六年(1939年)为10028691立方米。落叶松电柱、桦杨元木加工处理材在康德六年(1939年)分别是1560889立方米和1918238立方米[3]。将伪康德六年(1939年)落叶松元木、落叶松电柱、桦杨元木3项加工处理材的数字相加，共计是13507818立方米，即约为1351万立方米。也就是说，仅1939年一年，日伪在兴安东省掠夺并加工处理的木材就有1351万立方米之巨，显然比1000万立方米的说法多出了351万立方米。《牙克石文史资料》第一辑《日伪统治时期对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掠夺概况》一文也提到“伪满时期共掠夺本林区木材达1000余万立方米”。但其引用《满洲帝国年鉴》中有关呼盟林业摘要的资料标明，伪满兴安东省森林资源的“每年采伐标准量”为16543645立方米(即1634万立方米)[4]。虽然“年标准采伐量”不等同于“年实际采伐量”，也不能算作日伪的木材掠夺量，但日伪掠夺木材的计划和行动是据此展开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再据《奋进的内蒙古》中《森林工业生产全面发展》一文提到的“帝国主义和旧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把头，狼狈为奸，相互勾结，任意乱砍滥伐，使宝贵的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沙俄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我区森林资源进行的掠夺性开采令人发指。他们所到之处，一片荒芜。先后近百年共掠夺木材近2亿立方米”[5]。考虑到沙俄掠夺内蒙古森林资源时，铁路向林区内部延伸较少，以年采伐量在50万立方米以下的情况，推断日伪在呼伦贝尔地区掠夺的木材总量肯定大大超过1000万立方米是有充分根据的。

　　兴安盟《抗战时期兴安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中提到：伪喜札嘎尔旗(公)署编写的《喜札嘎尔旗事情》[6]记述，伪满康德五年(1938年)，在以白狼为中心的区域内，有大小采伐组23个，从事木材采伐的林业工人约4500人。当年采伐量：军事用材36260立方米，枕木用材31万根，电线杆用材10.5万根，坑木用材4万根，其他用途用材16.5万根，共计62万根。而当时阿尔山等林区共有林业工人68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阿尔山地区从事采伐生产和运输。依据上述情况，结合阿尔山林业局对其成立初期(阿尔山林业局的前身“东蒙林业公司”，成立于1945年)采伐作业统计，仅1936、1937两年间，日本在阿尔山地区掠夺的木材就达1600万立方米以上。依据当时以阿尔山为中心的林区每年木材生产量平均400万立方米推算，侵华日军在统治兴安盟的13年间，掠夺的木材应在5200万立方米以上。

　　另外，《抗战时期阿尔山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中提到：“1936年，日军修通了阿尔山——洮安(今白城)的铁路，运输更为方便，每年掠夺的木材数量也迅速增加，采伐作业由铁路和公路两侧二三十公里范围，扩展到距离铁路数百公里的地方。且这些采伐全都是破坏性的，往往采用‘剃光头’的方式进行掠夺，根本不考虑资源的再生及环境保护;为了方便作业，伐木者常常是在距地面1—1.5米处将树伐断，从而留下大量的‘断头木’，这样的‘断头木’在阿尔山森林里至今还可见到”。再据《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史》记述，“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先后铺设了深入内蒙古林区的白阿线和博林铁路，并修建森林铁路延伸扩大采伐面积，强化对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掠夺……到解放时，大兴安岭铁路和一些河流两旁几十公里内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大片青山翠岭变成荒山秃岭，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生产日趋衰落”[7]。可见日本侵略者在大量掠夺木材的同时，对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破坏更是非常严重的。

　　综合以上情况，考虑到日伪关于森林采伐的总体统计数据包含今呼伦贝尔市和兴安盟两地的林区地带现状，以及1936年以前林区铁路修通不多，木材采伐量较之1936年后相对要小的实际情况，初步可以推定日伪在大兴安岭林区掠夺的木材应当超过了5200万立方米，由之造成对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应当在1亿立方米以上(以木材的采伐量造成的对森林资源的破坏量约为1 : 2 计算)。

　　(2)矿产资源

　　关于日伪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掠夺各类矿产资源的状况，大体上也很难查明，现就可以查到有关线索的煤矿、金银矿、盐矿的情况分述如下：

　　煤矿被掠夺的简况

　　呼伦贝尔市的扎赉诺尔煤矿，1935年4月，被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接管，至1945年8月，共生产煤炭218.5万吨[8]。

　　赤峰市元宝山一带的煤矿，1939年被日伪强行没收，归由满洲炭业会社经营，但究竟掠走多少煤炭，查不到有关记载。据《元宝山区文史资料》第五辑《元宝山区煤矿史话》记述，元宝山区有一个名为“锦元窑”的煤矿，这个煤矿在被日伪强行没收之前，用镐刨人背，提升辘轳提煤出井的原始生产方法，用工人700名，开斜井2眼、立井1眼，日产量可达20万至30万斤，即平均日产为125吨。日伪强占这个煤矿后，建起了发电厂，扩建新井，在新旧各井口都安装了蒸气绞车,并由关内及东北押来劳工2000人服役，此外尚有数量不详的童工被逼迫下井劳动。劳动力增加了3倍，提煤出井的能力也有成倍的增加，其日产量提高到500吨[9]。据此知仅“锦元窑”一矿，年产煤炭就可达17万吨以上。据日本驻赤峰领事馆1937年编写的《赤峰事情》的附表《赤峰附近著名煤矿》[10]中所列，元宝山、五家、宁城一带，1937年尚在生产的包括锦元煤矿(锦元窑)在内的煤矿共有10处，另有虽已停产，但经日本满炭会社调查认为有前途的十大分煤矿1处。再据《元宝山区煤矿史话》提到的新中国成立之后1959年平庄矿务局成立之前，元宝山、五家两地的煤矿年均产量为53万吨等情况推算，1939年至1945年8月，日伪在赤峰元宝山周围地区掠夺煤炭总量超过100万吨。

　　综上所述，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两地在沦陷期间，被日伪掠夺的煤炭应当是在318万吨以上。

　　金银矿被掠夺的简况

　　据呼伦贝尔市抗战课题调研报告，1932年日本侵占呼伦贝尔地区后，即夺取了额尔古纳河沿岸金矿开采权，并由其设在海拉尔的满洲采金会社经营。开采的主要金矿和掠夺的砂金、黄金是：西口子金矿、有德聚金厂、巴戈卡沟矿区、阿利雅矿区等。1932年至1938年，共有矿工1000多人，年产砂金1万两左右。1939年后，矿工增至2000多人，年产砂金1.5万两左右。1943年，西口子金矿等转由北满采金株式会社管辖，当年停产。以上按10年计，前5年共采砂金5万两;后5年共采砂金7.5万两，总计为12.5万两。

　　吉拉林金矿，1934年由北满采金株式会社和海拉尔兴盛昌公司经营，有采金工600余人，最高年产黄金15724.8两，但产量不够稳定。1943年停产。以8年计，约产金12万两。

　　乌玛、加疙瘩、余利雅金矿年产金千余两，分别于1937年、1938年始开采，1943年停产，产金约计0.6万两。

　　以上3项总计25万两，其中黄金、砂金约各占一半。

　　1933年，日本占领赤峰地区后，于1935年开始采掘赤峰红花沟、鸡冠山一带的金矿，但具体产量不详。据《赤峰事情》记载，赤峰附近的金矿和银矿共有19处，1937年以前未开采的共有10处。为开采这些金银矿，伪满于1935年设立中央银行赤峰山金收买所，准备精炼赤峰附近所产的金银矿石，收买成品金银。但该收买所的精炼工厂在1936年7月1日竣工投产后，于当年11月即停产。鸡冠山等金银矿继续开采，矿石用简易办法精炼[11]。但具体产量无法查到。

　　盐矿被掠夺情况

　　锡林郭勒盟是内蒙古境内最为重要的盐产地，盐湖众多。全国著名的额吉淖尔(又名达布苏淖尔)盐湖即位于该盟的东乌珠穆沁旗西部。据日军陆军主计中尉中村信于1941年编写的《蒙疆经济》第三十五章称，“达布苏淖尔是蒙疆地区最大的一座盐湖，产盐量占蒙疆全区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加之盐质优良，自古以来就很有名”[12]。据《锡林郭勒盟盐务史》记述，“1939年伪蒙疆政府派出由日本小岛育男率领的盐源调查队，发现蒙盐年产量达8000万斤，于是投资100万银元，在张家口设立大蒙公司，用原盐加工精盐，以供应日本国内工业需要”。[13]由此可推断，额吉淖尔盐湖在日伪统治期间，年产盐约为4000万斤。

　　《锡林郭勒盟盐务史》还记载，1935年，日军操纵伪满洲国和锡盟德王等人规定“将额吉淖尔所产大青盐全部由伪满洲国政府统一收购”。也就是说，从1935年起，日伪每年仅掠夺额吉淖尔盐湖产盐就达4000万斤。至1945年8月，共计10年多的时间，日伪掠夺锡林郭勒盟额吉淖尔盐湖产盐为4亿斤。

　　1936年12月，伪满洲国公布了于1937年1月开始实施的《盐专卖法》。据卢元善笔供(曾任伪满洲国专卖总局局长)，在1938年“食盐收买价格每百斤仅一分钱，专卖价格每百斤六元”[14]。1939年继任伪满洲国专卖总局局长罗振邦的笔供中，也有“食盐每担(每百斤)的收价只为1分钱”的供述[15]。据此可知，至少在1938年和1939年两年，日伪从额吉淖尔盐湖掠夺的盐，凭专卖手段所获暴利高达600倍。

　　1938年，伪蒙疆政府的盐税收入为479000元(银元，下同)，1939年为853920元[16]。据此推算，两年平均数为666460元。从1940年至1945年8月，这5年半的时间，依平均数计算，伪蒙疆政府共可获盐税收入3665530元。加上1938、1939两年的盐税收入数字，可算出伪蒙疆政府1938年至1945年8月，共征盐税为4998450元。但这部分盐税中有多少系出自除额吉淖尔盐湖外的锡林郭勒盟境内的其他盐湖产盐，无法计算。故此项数字仅供参考，不计入内蒙古东部地区财产损失总数。

　　(3)畜牧业

　　内蒙古东部地区畜牧业在沦陷期间损失巨大。据有关资料记载，“1936年内蒙古地区牲畜总头数为937万头(只)，到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夕的1946年减少到751头(只)，10年下降了19.9%”。“主要牧区呼伦贝尔大草原，民国8年(1919年)有牛40万头、羊120万只，到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只剩下牛10万头，羊40万只。26年间，牛、羊减少了四分之三和三分之二。锡林郭勒大草原，1946年和1936年相比，牲畜下降48%，其中大畜牛、马分别下降58%和60%”[17]。据《内蒙古革命史》记载，“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在日军占领期间，牲畜头数下降了73%”[18]。

　　日伪在伪满洲国和伪蒙疆政府境内，强迫农牧民“出荷”畜牧产品是主要掠夺方式。所谓“出荷”是强迫生产者以官定价格和指定数量出售产品，官定价格一般低于市场价格50%，有时甚至不抵市价的10%。其“出荷”量大体上是每5头牛出1头，每10匹马出3匹，每20头牛出1张皮，每10只羊出3只羊、2张皮、10斤毛。从这次调查发现，仅通辽市科左后旗在1941年12月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就“出荷”牲畜22万多头(只)[19]。而科左中旗仅1943年1年就“出荷”牛、马等大畜1万多头(匹)[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