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蒙古地区间接人口伤亡（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11-27 16:04:13

　　抗战时期内蒙古地区间接人口伤亡的问题比较复杂，不仅查明人数相当不易，甚至理清头绪、说明梗概也有一定困难。现将有关情况分被捕俘人数、劳工、灾民三个方面报告如下：

　　(1)被捕俘人员伤亡情况

　　关于抗战期间内蒙古地区被日、伪捕俘的人数，有6个盟市没有形成统计数字，其余4个盟市：通辽统计为51人，赤峰统计为84人，锡林郭勒盟统计为20人，包头统计为85人。这样的统计结果明显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收集资料困难，其次在统计口径和辨别区分两个方面也有相当难度。

　　抗战时期赤峰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统计，在赤峰地区被日伪捕俘的人数为84人。但经查阅《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战犯供述》等书籍中桥本岬、长岛玉次郎等日本战犯的口供和证言资料记录发现，仅1942年8月至1944年1月的1年零6个月的时间里，日伪军警宪特系统就在宁城县及周边地带，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抓捕当地群众1793人。这1793人中有625人被日伪移送至伪检察机关(有关情况已整理了一份表格作为资料附后)[1]。据日本战犯供述资料，1942年至1944年上半年，伪热河特别治安庭审判的“反满抗日”分子约有4000人。其中被判死刑的约1000人，被判入狱的约3000人。入狱的3000人中有约800人，被日伪用拷问、做试斩对象、病理试验、人体解剖等残忍手段秘密杀害。日本战犯长岛玉次郎供言，(被判入狱的)“这些人中，在狱中因拷问致死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他也有在秘密杀死或做人体解剖而死的，这是考虑到如对抗日爱国人员全部宣布死刑，会更加激起人民大众的反抗，无法压制，因此减少公开处死刑的数目，而在暗中秘密地不依据任何法令来处死”。赤峰地区如此，伪满洲国境内的呼伦贝尔、兴安、通辽等地区也大概如此。在这些地方日伪以“反满抗日”的罪名究竟逮捕了多少人、这些人的下落如何等等问题，因为日本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后，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销毁了大量档案文件资料，现在查起来困难很大。

　　在伪蒙疆政府统治的区域，日伪同样以“通共反日”类的罪名随意逮捕过许多群众。如在本报告前面提到过的“厚和惨案”中，日伪当时逮捕的怀疑对象有400多人，其中100多人被害死，90多人被长期关押，有200人左右被关押一段时间，经刑讯逼供排除怀疑后放出。在包头，有“董世昌(被日伪逮捕时为包头商务会会长)为傅作义提供情报案”。此案发生在1940年2月，日伪先后逮捕了85人。这85人中，有18人被日伪判处死刑或害死于狱中，60余人被逼疯或刑讯致残。锡林郭勒地区的“多伦案件”中，多伦、商都(今属乌兰察布市)等地被日伪逮捕的人数在100多名以上，其中2人死于日伪的刑讯逼供。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九一八事变后自发抗日的各类抗日义勇军及国民党军队，当然也会有一些被日伪俘捕的人员，但因缺乏这方面的档案及文献记载，现无法查明，故只得从略。

　　根据上述情况，除去赤峰原统计的84人(锡林郭勒原统计20人，与“多伦案件”无关，故保留)，有资料可查的，抗战期间内蒙古地区被日伪捕俘人数为2449人。其中伤亡人数待进一步调查。

　　(2)劳工伤亡情况

　　抗战期间在内蒙古沦陷地区内，被迫给日伪当劳工的中国人总数在100万以上。这100万人中，约有60万人是来自内蒙古以外的地区，约有40万人是日伪在内蒙古沦陷地区强行征来的。

　　据《日本关东军要塞》一书计算，1934年至1945年间，日军在东北(报告者按：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征用的劳工总数是790万人以上。1934年至1939年从华中输入到东北(报告者按：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劳工有323.5万。据《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奴役劳工》统计，“从华北输出到蒙疆的劳工约为32万”。这个总数量超过1100万的劳工中，据估算，被日伪使用在内蒙古沦陷区内修筑军事要塞、飞机场、铁路、公路等大型工程中的人数在100万人以上。

　　从1933年开始，日本关东军沿中苏、中蒙边境一线修筑了一系列以军事要塞为主体的军事工程。据《日本关东军要塞》分类，这些要塞共有17个，分在11处。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有些要塞还尚未完工。

　　这11处军事要塞中，海拉尔要塞(在已完工要塞中最大)、阿尔山要塞、乌奴耳要塞(在施工计划中最大，但未完工)等3处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和兴安盟境内。据《日本关东军要塞》统计，日本关东军修筑中苏、中蒙边境一线军事工程共使用中国劳工320万人以上。以11处要塞平均计算，每处要用29万名劳工，内蒙古境内的3处要塞所用劳工应是87万人，按87万人劳工的40%[2]计算，其中约35万人是来自内蒙古沦陷地区。在修筑这3处军事要塞的过程中，劳工的死亡率奇高。《抗战时期呼伦贝尔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中报告，在修筑海拉尔要塞时，“由于恶劣的施工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非人的待遇，致使劳工大量死亡。而在工程完工时，日军又将数万中国劳工全部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拉尔北山‘万人坑’罪行。‘文化大革命’前，‘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因风沙流动不时出现，现已无存。据劳工张玉甫回忆，一同到海拉尔当劳工的有400多人，他是侥幸逃出的一个。周茂胜回忆，一同到海拉尔修飞机场的有15人，只有4人生还”。在修筑乌奴耳军事要塞时，“同样造成了大量人员的死亡。据张树海回忆，所在中队240人，死亡120人;冯彼恩回忆，所在北区4个月内死亡1000人;穆景元回忆其父穆荣方与同村15人出劳工，仅4人生还;董文喜邻近的一个小队60人有59人死亡;张朝清回忆，由海城、锦州到乌奴耳出劳工的1800人中，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仅有50多人生还;侯春玉回忆，1943年到乌奴耳出劳工有700多人，仅有100多人生还”。[3]据此估算，3处要塞在施工过程中死亡和施工结束后被日军集体杀死的劳工总数可能在10万人以上。

　　另外，被日伪用于在大兴安岭伐运木材，在呼伦贝尔、赤峰等地开采各种矿藏及修筑铁路、公路的劳工总数有10万人左右，被日伪派到日本人霸占的各类工厂、农场、牧场及日本人的“开拓团”中当劳工的也约有3万人。

　　在伪蒙疆政府统治的区域，日伪在大青山周围地区开采煤、云母、萤石等各类矿藏，修石拐铁路、包头机场，在集宁等地开办面粉厂等也使用了大量劳工，但具体数量不详。

　　日伪在内蒙古沦陷区内强征劳工，一般有3种方式：勤劳奉公、供出劳工、强制招募。

　　所谓“勤劳奉公”，是日伪通过《国民勤劳奉公法》等法令规定，凡年满十八岁、未过三十岁的男性青年，都必须参加兵役检测。兵役检测合格的服兵役，不合格的一律编入“勤劳奉公”队，每三年服一年劳役。而在实际上，年龄不满18岁的也有被编入“勤劳奉公”队出劳工的情况。至于随意加长“勤劳奉公”队人员服劳役期限的事情，越是日伪统治后期就越是经常[4]。

　　所谓“供出劳工”，是指日伪把计划用劳工数量，强行摊派到各旗县、乡镇、保甲，由各旗县、乡镇、保甲保证派出的劳工。如《突泉县志》记载，“1942年4月，伪县公署在各村征集500名劳工，去锦西县修筑战备工事。1943年5月，县动员股强制征集500名劳工，去白狼山、阿尔山一带修筑战地工事。同年6月，县动员股征集300名青壮年，组成‘勤劳奉公’队，在黑河一带修筑战备工事。1944年7月，县动员股强抓500名劳工，征集600名‘勤劳奉公’队，分别去海拉尔、白狼沟修筑战备工事。1945年6月，县动员股征集‘勤劳奉公’1020人，去哈尔滨南部的拉林;强抓500名劳工去海拉尔修筑防务工事”。

　　所谓“强行招募”，其实就是强抓劳工。

　　在这3种方法的控制下，在内蒙古沦陷区里，凡年龄在15岁以上的男性青壮年，除任伪职、当伪军、警的人员外，基本上都当过劳工，甚至不只一次地当过劳工。如方德财就当过3次劳工，曹德贵的弟弟就当过两次。程恩英的丈夫摊上出劳工，一家大小4口人都被逼迫跟着去[5]。

　　在被强征当劳工的人中，据宝勒朝鲁记述、巴根那整理的《蒙汉劳工在日 本》[6]一文讲述，还有3万人被送到日本本土当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