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浙江经济损失初探（2）
来源：杭州社科院门户网   2017-09-23 15:06:39

　　(二)抗战时期浙江金融业的损失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金融业的损失首先表现为各金融机构库存物资和钞券的直接损失。

　　日军侵略浙江首先是从杭嘉湖地区开始的，之后逐渐扩大到浙东和浙南等地，日军侵略所到之处，浙江的金融业也遭受了空前的掠夺和摧残。特别是在金融业较为发达的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日军对各地来不及搬迁的银行和钱庄强行劫夺，如杭州中国银行库存的铜圆数百箱及中行湖墅仓库所存的丝绸等抵押物资、湖州中国银行菱湖仓库均被抢劫一空。

　　伴随着日军的军事侵略，日本占领当局开始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在日军侵入杭嘉湖地区时日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即到浙江开拓业务，台湾银行在嘉兴成立了办事处，横滨银行在杭州设立了支行，后来还在宁波、绍兴和金华等地设立了“出张所”(办事处)。日本这两大银行的主要功能是代理日本军用券的发行，拨付日军军晌，为敌伪机关和企业服务。其所发的军用券根本没有发行准备，也不编号，发行数额不定，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印制和发行，强行上市，强迫人民使用，甚至还通过使军用券升值的办法来加强对人民的掠夺。军用券的实行打击了沦陷区法币的地位，攫取了民众劳力所得的物产。为了推行军用券，日伪方面是不遗余力，日伪的“贩卖协议会”通过军用券实施对物资的统制，凡各地在贩卖物品时，如不以军用券购买，禁止交易。⑥除办理军用券业务外，两大银行一度也在杭州和宁波等地举办个人储蓄业务，吸收一部分商业银行和钱庄的存款准备金和保证金。

　　随着伪政权的建立，日本侵略者将金融掠夺的途径赋予了日伪政权所办的商业银行。伪维新政府成立后，1939年5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纸币“华兴券”。1940年的华兴银行在杭州设立了支行，从事存、汇和推广发行等业务。华兴券以法币作为发行准备，并与之等价流通，实际上并无保证准备。为了达到打击法币的目的，伪华兴银行还伪造法币3500万元，通行于苏南、浙西、皖中等地，同时还谣传法币通货膨胀，以期动摇人们对法币的信心。不过尽管日伪想通过此举来排挤法币，达到控制和垄断沦陷区的货币金融，但由于浙江沦陷区人民的坚决抵制，其在浙江的发行数量并不多，未达到日伪的预期目的。1940年12月18日，日伪又在杭州成立了浙民银行，资本是华兴券50万元(其中商股40万元，伪华兴银行10万元)。后在吴兴和嘉兴成立了分行，在硖石设立了办事处，该行的资本总额定为50万元华兴券，既办理存汇业务也对本地工商业办理定活期抵押放款。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统一汪伪政权下属的金融业务，于1941年1月6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作为伪中央银行，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由日本侵略者控制的傀儡银行，它完全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就连其资金的盈虚也得依赖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来调剂。日伪通过中央储备银行独占了货币的发行(该行成立后，华兴商业银行的发行权被取消)，大量发行“中储券”，人民凡交纳税款、购买车票、支付水电费等开销必须用中储券，就连日伪的机关、企业发薪及收购物资也均用中储券，私营单位用中储券发工资，给予5%手续费，并以优惠的条件与商业银行、钱庄签订合约，代为推行中储券。日伪通过这些措施垄断了金融市场，强制集聚资金，扶持敌伪的垄断企业，掠夺资源物资，支持军工生产，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效劳。⑦1941年3月10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杭州成立了支行，次年4月，宁波沦陷后又在宁波设立了支行，此外在嘉兴、湖州、余姚、硖石、绍兴、镇海等处设立了办理处或办事分处，残酷掠夺浙江人民。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储券收换的数目，估算它在浙江境内的流通数，平湖一县为67亿元，宁波地区1926亿元，湖州67亿元，总计约7000亿元。

　　日伪为了更广泛地吸收社会游资、推广敌伪钞券，还在杭州、宁波等地扶持了大量的小规模商办银行和钱庄，承做与上海之间的款项汇划，通过汇划往来掌握游资，从事投机活动，取得利润。另外，日伪对原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一些官办银行分支机构也进行了改组，纳入其金融体系之中。如杭嘉湖地区沦陷前撤往上海并成立了办事处的杭州、嘉兴中国银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伪强行劫持改组，并在杭州和嘉兴复业。汪伪浙江省政府在浙江地方银行停业后又在杭州另组了浙江省银行。无论是中储系统银行还是其他商业银行都须受制于日本特务机关的监督和控制，不但开业和创办要向特务机关申请，就是各分支机构对中储券的发行数额也得由特务机关最后决定。

　　日伪的金融势力还深入到了占领地区的农村。1938年底，日伪打着“民营”的招牌，在浙西推行“合作事业”，到1940年时，成立的合作社有余杭的普济消费合作社、崇德运销合作社、嘉兴兴业纸筋生产合作社、吴兴农产运销合作社、平湖消费合作社、海盐运销合作社等。上述消费合作社不过是为日军推销仇货服务而已，而运销合作社则是为了便利日伪换取物资而已，这些合作社基本上由当地的汉奸所把持。⑧除了所谓民营合作社，日伪还成立有“官方”的合作社，这就是伪中国合作社在各地的分社，如杭州城市合作社、海宁、嘉兴、吴兴等县分社等。这些合作社更是为了方便日本占领当局掠夺物资的垄断机构。

　　综述以上各点，战时浙江金融方面的损失是极为严重的，但要初步估算出金融损失的大致数目还是很困难。因为除了金融机构的直接损失外，更重要的是金融方面的间接损失，包括国民政府在浙江的税收、浙江省政府的税收、日伪发行的伪钞券、日军发行的军用券、伪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等。要逐一统计出这些损失，因史料的局限，实在不太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但我们仅仅从中储券约7000多亿元的流通数已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对浙江人民的巨额掠夺。

　　二、战前浙江的工业状况与战争的破坏

　　(一)战前浙江工业状况

　　一般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虽然比较艰难，但工业化还是有一些成就的。⑨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第一，沿海地区和内地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据统计，战前中国的3935家现代工厂有62%分布在江苏和浙江地区。⑩第二，产业结构中轻工业的比重大于重工业。浙江地处沿海，是近代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渗透较早的地区之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促了中国现代工业的产生，因此，浙江的现代工业较之中国内地的其他省份起步较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宁波通久源轧花厂的建立，稍后又有杭州的通益公纱厂、萧山的通惠公纱厂的相继建立，揭开了浙江现代工业的序幕。20世纪初，浙江人投资办厂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到1911年，浙江的各类工厂有2493家(包括手工工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欧战，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暂时放松，再加上民国初年一些鼓励实业的政策导向，浙江的丝织、棉纺、针织、碾米、造纸等行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实业的政策和措施，比较重要的有1929年的关税自主、1931年的裁厘改统、1933年的废两改元、1935年的法币改革等，这些措施为工业的发展创设了重要的条件。此外，从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里，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内战不断，但总的来说，内战对浙江影响不大，这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浙江工业发展的。因此，经过十年的建设，浙江工业化水平还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到抗战爆发前，可以说浙江的工业化进程在国内是比较为领先的。

　　浙江的电力工业是战前发展最快的行业。早在1897年，杭州、宁波两地的一些工商业者就设法集资创办浙江省电灯公司和宁波电灯厂，但由于当时晚清政府的干预和商民筹办资金的困难等因素最终夭折。直到1911年，杭州大有利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终于正式建成了板儿巷电厂并向杭州城区供电，此后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温州、吴兴等地的一些富商士绅也竞相兴办电力企业。由于办电厂有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就连一些较小的县城和集镇也逐渐办起了小电厂。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了鼓励并规范民营电气工业发展的法规，到1929年，全省仅登记在册的民营电气企业就达104家。除了这些较大的电力企业外，这一时期，由于浙江各地新办工矿企业较多，对电的需求量增加，因此也刺激了浙江中小型电厂的发展。到1936年，浙江的电力工业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电力工业的资本额也呈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电力工业的发展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保障。

　　浙江自从清末以来即有少量煤矿得以开采，但浙江煤的储藏量较少，据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统计，浙江的煤矿储量为1亿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浙江只有长兴、寿昌两个较大的煤矿。1936年浙江全省的煤产量为242472吨(主要是长兴煤矿的产量)。

　　战前浙江的机械工业虽然并不发达，但也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据统计，全省有106家机械工厂，主要分布在杭州、宁波、温州、镇海、吴兴等地，资本总额为354100元。

　　浙江的造纸业长期以来主要是手工造纸，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浙江的机器造纸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1927年，民族资本家竺梅先和金润庠在购买了嘉兴和丰纸厂(后易名为民丰)和杭州武林造纸厂(后易名为华丰)后，逐渐扩大生产规模，初期经营黄纸版。由于该品种本轻利重，再加上产品运输时所占吨位较高，而舶来品利润不大，所以纸版市场一直被看好，以后两厂又日渐扩大纸版品种。1936年民丰造纸厂依靠本国技术力量，试制成功了生产工艺复杂的卷烟盘纸，在市场上取代了外国进口货，并获得了国民政府实业部的专利。除华丰、民丰两大造纸厂外，温州的温溪造纸厂、杭州的美利利造纸厂、萧山的勤业造纸厂也都有一定规模。

　　丝绸业是浙江传统的大宗产业。1924—1929年是浙江机械缫丝工业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全省共兴办了机械缫丝厂19家。1929年以后，浙江的丝绸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不仅影响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波及到了中国，浙江作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自然免不了受冲击。此外，由于日本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将战火引向中国东北和上海等地区，这些地区正好是浙江丝绸工业品的重要销售区域，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浙江丝绸业一度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为了扭转困境，政府和商民都作了努力。在民族工商业者的推动下，浙江省建设厅先是颁布了四项救济办法：第一，由各县市的有关部门组织公共烘茧，烘成干茧储藏待售;第二，劝导蚕农成批收集蚕茧以便于脱销;第三，各县市银行及其他借贷机关发放低利干茧抵押贷款;第四，各地原有蚕行蚕库租给蚕农储存干茧。这些措施对于蚕农和厂商摆脱困境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国民政府后来又发行“江浙丝业公债”，用来改良蚕桑、救济工厂和改进丝厂设备。1932年浙江、江苏两省与国民政府实业部又商定各种办法，采取措施，帮助丝绸业走出低谷。

　　战前浙江手工业仍然保持着传统优势，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众多，1936年全省从事手工业者不下500万人，而此时全省的人口为2033万人，从事手工业者占到了总人口的25%。不少手工业品销往海外，从1933年浙江手工业产品的出口来看，主要有杭县的麻布、黄烧纸、草鞋、竹篮，海宁的羊皮、羊毛，富阳的纸、伞骨，于潜的桃花纸，海盐的土布、夏布、皮毛，平湖的小布，武康的帚把、竹筷、黄沙缸，德清的烛芯，鄞县的草、麻制品，奉化的纸，绍兴的锡箔，余姚的草帽，黄岩的草席，天台的棕线，衢县的花笺纸，江山的土纸等。到1936年浙江的草帽、草席、刺绣等输往美、法、英及南洋各国达1200万元以上，纸伞、纸扇、毛笔等手工业产品更是遍销国内外。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浙江的手工业虽然从业人员多，但其产值仍大大低于机制工业，我们从1936年浙江工业产品的产量和产值中明显可以看到这点。据统计，1936年全省机制工业产值为100480188元，手工业品的产值为20405000元，机制工业产值远远大于手工业品产值。这说明浙江工业结构中机制工业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机制工业与手工业的资本额也有较大的差异，以永嘉(温州)为例，1933年，手工业家数为632家，机制工业家数为77家，但前者的资本额为442175元，而后者的资本额达到了656175元，前者占整个工业资本额的40.3%，后者达到了59.7%。机制工业的资本额大于手工业的资本额，是浙江工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虽然机制工业在整个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够大，“然而，在一个由劳动密集型生产方法和前现代技术占主导地位的庞大的经济体系之内，现代工业毕竟算是起步了。”

　　从战前浙江工业资本中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比例来看，战前即使在全国范围内，国家资本的比重也是远远低于民间资本的。据统计，1935年时，全国范围内的国家资本占整个资本额的12%，而民间资本则占到了88%。就浙江而言，国家资本的比重似乎还要低，除了在公路和铁路等交通运输领域外，工矿企业中基本上不存在国家资本。

　　就浙江工业的区域布局来看，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战前浙江的工业厂家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及温州地区。这些统计虽然并不全面，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浙江工业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战前浙江工业的基本情况：在浙江的产业结构中，重工业虽然并不算发达，但电力工业还是有相当的成就的，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保障;煤炭工业虽然厂家不多，但生产规模还是有了提高;在造纸业中，传统的手工造纸业渐呈衰势，机器造纸业有了一定的规模;以丝绸业为主的轻工业在政府的苦心经营下，走出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仍然保持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就全省的工业结构来看，机制工业厂数虽不及手工工业家数，但产值和资本额都远远超过了手工业。从投资的主体来看，官办工矿企业很少，民营企业占据着主导地位。就工业的区域布局而言，工业重心基本上在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和温州地区，其他地区则相对薄弱。总体说来，浙江整个工业的局面呈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