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富阳文物古迹和文献典籍的损失
来源：   2018-07-29 16:18:41

　　侵华日军在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大肆进行文化的侵略和破坏。日军残酷破坏、劫掠文物，不仅限于北京、南京、上海等古都或大城市，富阳、新登两县虽小，但富春江两岸自然景观与人文胜迹融于一体，抗战期间因地处沦陷区或游击区，各类历史文化遗存同样惨遭日军蹂躏。2006年7月～12月，富阳市抗战期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组(简称“抗损”课题组)在全面开展有关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的同时，还就境内(即原富阳、新登两县)在抗战期间的历史文化遗存损毁情况做一专题调查。

　　由于祠堂、庙宇、寺观等公共建筑是当地人所熟识熟知的公共财产或家族财产，其座落位置、大小结构、内部装饰等，也较易引起普通民众的关心关注，因此，通过以行政村为单位的社会调查，能够较容易地查明这方面的损失情况，加上档案调查的补充，以及与旧志等乡邦文史资料的佐证和比对，“抗损”课题组基本查明了抗战期间境内古建筑的损毁情况。

　　至于有关文献籍典的损失，因此类物品大多属私人收藏，又不属居民生产、生活的必备之物，因此，除部分受损的当事人外，普通人很少关注，要查清这方面的损失情况，难度很大。但尽管如此，经过各方努力，还是查到了部分文献典籍损失的种类和数量。

　　一、战时古建筑损毁情况

　　富阳、新登两县历史悠久，山川明媚，引得历代文人名士、高僧迷恋富春山水，或乐而忘返，或隐居终老，加上乡人有崇拜祖先，敬畏鬼神的传统习俗，因而祠堂、庙宇众多。然而自1937年12月24日日军入侵之日起，对各类古建筑进行轰炸、焚烧、拆砸，境内古建筑损失惊人。

　　古建筑是指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根据本地实际，本文所指古建筑，为清末(少数为民国初年)以前具有历史价值，或与重大历史事件、著名人物有关的建筑物，种类有祠堂、寺庙(庵、观)、县署、馆所，以及各种亭台楼阁、牌坊等。

　　富阳、新登自秦建置以来，巳逾两千余年，文化遗存深厚。虽历经沧桑，迭有兴废，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县古建筑种类、数量仍十分丰富。对此，留存的历代旧志及两县在抗战前最后一次编修的地方志清光绪《富阳县志》①和民国3年《新登县志》，均有大量文字记载。然而，抗战期间，这些古建筑或因日军飞机轰炸，或因日军焚烧、抢劫、捣毁，或改作他用，或战火炮轰，而遭到空前劫难。正如《富阳县迎薰镇战后救济工作调查项目》所载：“举凡学校、名器、道路、桥梁，以及名胜古迹，无不摧毁殆尽”。经调查，境内被毁祠堂、寺庙等古建筑306座，其中被日军飞机炸毁27座，被烧毁276座(其中先炸后烧毁2座)，拆(砸)毁3座。

　　日军飞机对城乡各地的反复空袭，以及进攻某地时施以猛烈炮火攻击，此时各类相对高大宏伟的建筑物或标志性建筑，往往首当其冲，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除被日军飞机炸毁损失外，境内多数古建筑又因遭受日军扫荡，纵火焚烧而损毁。另外，还有一部分古建筑属先炸后烧，或被掠、被砸，或被拆作军事工事、被改作他用而遭损毁。如新登县公署和孔庙(文庙)建筑群，于1940年10月9日，遭日军飞机轰炸，多处建筑塌毁，次日又遭一支扫荡新登县的日军部队彻底焚毁。又如，1937年底至1938年，日军侵占富阳城后，迎薰镇城隍庙被日军改建成临时慰安所④，被抓捕的妇女关押于此，遭受日军蹂躏和摧残，甚至死亡，战后该处城隍庙已面目全非，庙内大钟也不翼而飞。

　　战前许多乡保学校或私塾使用祠堂、庙宇为学舍办学，战争期间，一些机关团体在迁移转移时，租(借)用某处祠堂办公，因此在这些祠庙被毁的同时，实际上也是有大量的学校等公共财产同时被毁。

　　如：1937年12月24日，迎薰镇崇三小学被攻入县城的日军放火烧毁，该校设在县城周御史祠内。1939年农历七月，龙星村(今属富春街道)龙溪小学被一股扫荡日军烧毁，该校校舍设在下甘溪祠堂内。1937年农历十二月初九，富阳陆家村(今属鹿山街道)驯雉高级小学被日军烧毁，该校设在陆家村祠堂，建筑面积千余平方米，课桌凳、风琴、图书等教育设施同时被毁。1940年9月13日和1942年8月3日，日军飞机两次轰炸亲贤乡大章村(今属常绿镇)，设在章氏祠堂前祠堂内的亲贤乡中心小学被炸毁。1940年10月，大源镇新关村蒋氏家庙被毁，内美新小学的一切教学设备也随之而毁。抗战期间，富阳县立春江中心小学被毁，该校前身春江书院创于清道光5年(1825年)，到光绪年间，已具备了相当规模，师资、学生、房舍、院产都属全县之冠。

　　上述事例，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侵富日军对本地教育事业的破坏。

　　二、文献典籍损毁情况

　　历史上出现的记载文字(或图画)的典册，称为典籍或文献，它兼有档案、文书、书籍之意。富阳、新登两县历史上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典籍收藏十分丰富。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对中国的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全面洗劫，两县同样不能幸免于难，无论官(公)家藏书还是私人藏书，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文献典籍遭受劫难的情形大致有四种：一是直接毁于日军炮火;二是沦陷后遭日伪劫掠;三是在转移迁徙中受损;四是在迁徙后又遭日军飞机轰炸或日军扫荡而毁。其中三、四两种破坏情形可能会同时存在。

　　下面以时间为序，择其要记述这方面的损失。

　　1937年12月，富阳县城沦陷，县民众教育馆内的藏书均遭日军焚毁。

　　民教馆藏书众多，“内之《万有文库》及线装之《四部备要》为最可惜”。

　　《万有文库》堪称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大型现代丛书，于1929年至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影印本，收录丛书1721种、4000册，包括古今中外各门学科。

　　《四部备要》则是中华书局于1920年开始辑印的大型丛书，收载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共355种，附录2种，全书11305卷，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20世纪最先使用现代印刷术完成的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梁启超称之为“旷古所无”。曾任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的金守淦先生得知富阳民教馆内《四部备要》这部国学巨著被毁，痛心之余，于1947年退休回乡之际，出资购买成套《四部备要》及其它书籍，装满80箱，化钱雇车船运回富阳王洲，其中《四部备要》捐赠给了富阳县立初级中学(今富阳中学前身)。

　　1938年8月，日军扫荡上甘溪村(今富春街道龙星村)，烧毁上甘溪祠堂②，祠堂内存徐氏家谱一套随之焚毁。

　　1940年8月，侵富日军限令各伪乡长，将沦陷区“民众书籍，悉数搜去，转运杭市”。沦陷区民间藏书究竟损失了多少，恐怕永远已成历史之谜，但从这则短短数语的情报中，反映出有多少民间藏书落入日军之手，结果必定惊人。

　　1940年10月9日，日军飞机轰炸新登城。次日，日军扫荡新登，设在武圣庙内的新登县民众教育馆被毁，馆内图书、器具随之遭毁，估价88000元。

　　1942年2月9日，日军百余人扫荡里山镇，焚毁民房159间，“连镇长余屋堆积文卷，亦被焚毁一空。”

　　1943年9月，日军扫荡大源，放火焚烧大源街上的民房商铺，其中汪之尧家祖上在杭州开设“陈六和堂”药店时所收藏的一批珍贵藏书和字画被毁，内有祖传药书、潘天寿山水画，以及汪父与于右任、陈布雷、郁华、郁达夫等知名人士的往来书信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抗战期间，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迁往大后方，历时八年，辗转浙、黔、川数省，最终回归文澜阁，这一壮举的当事人夏定域系富阳里山镇人。1937年8月，夏定域从杭州运出《四库全书》时，最初

　　存于富阳渔山乡石马头村。不久，他又抛妻别子，远离家乡，历经千山万水，于1940年将《四库全书》运抵重庆。1946年5月，教育部仍派夏定域护运回浙。

　　除官(公)家、私人藏书外，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因战争而造成的文卷档案损失亦十分惊人。至于政府机关的档案文卷迁徒搬移的开支费用，失散、损毁的损失等等，都已无法查清，更无法估价。唯一的事实是，如今，在富阳市档案馆，抗战初期(1937～1938年)的有关档案文卷(特别是富阳县的档案文卷)十分稀少。至于战前的档案，则几乎片纸无存。

　　1937年12月，余杭、富阳相继沦陷，日军进逼新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训令：“暴敌当前，凡接近敌战地各县应将户籍、军训、司法等档册，全部及早迁置安全地带妥慎保管。县城失守或县治迁移时，应将上项档册随同携迁，不得散失…”，25日，新登县县长柳一弥奉令将新登县政府历任行政、司法、军训等重要文卷，搬迁到兰溪，并派县职员冯某负责整理保管，其余大部分仍留存管卷室。当时形势危急，“县城警报频闻，时有空袭，又一度遭散兵之滋扰，留县案牍，散失殊多”。部分档案搬迁兰溪后清理保管，冯某因“囊中空虚，日食无给”，遂擅离职守回绍兴老家，致使文卷损毁甚多。1942年5月，日军扫荡新登县，新登县警察局公房被日军烧毁，其中违警罚金联单存根，前县警察大队移交的全部文卷暨局部分文卷，以及卷橱、办公桌椅等一应公共财产俱毁。

　　富阳县政府机关的文卷损失更为严重。1941年《富阳县政府三十年度中心工作报告、困难问题、改进意见汇编》附件称：自经二十九年十月敌人流窜后，所有文卷一部分遗失外，其余亦零乱不堪，毫无程序可言。再如，1938年9月11日，富阳县政府报省教育厅《为奉发二十六年度社会教育统计报告表及填表须知无从查填祈鉴核由》称：本县前于敌寇侵境，除大部分卷宗装箱携场(口)转运永康封存外，余因不及搬运，悉遭毁。

　　三、典型事例

　　事例一：富阳县城内以县署建筑群为代表的大批古建筑被毁

　　1937年12月24日，侵华日军牛岛师团一部入侵富阳，富阳县城沦陷。始建于宋，明、清时期多次修、扩建的富阳县署被日军烧毁殆尽。富阳县署位于县城南门街北端(今富阳市政府大院)，由正堂、典史厅、丞厅、主簿宅典史宅、土地祠、狱司等系列建筑组成。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富阳县政府仍设在清代旧署内。

　　与此同时，位于鹳山东麓，相传始建于唐，重建于明万历间(1573—1619年)的吉祥寺②建筑群大部分房屋也被入侵日军烧毁。1938年3月，寺内大铜钟被日军劫走。吉祥晓钟③历为“春江八景”之一，据旧志记载，大铜钟有3384斤，被日军劫走后，“吉祥晓钟”之景从此而绝。

　　日军入侵富阳城后，城内大街小巷，除王家祠堂、方家祠堂、关帝庙、元帅庙等少数古建筑尚存外，余均被纵火连烧数日数夜，化为瓦砾。

　　为了支撑侵略战争的需要，日军大肆劫掠铜、铁等战略物资，境内被毁寺庙等古建筑内的金属法器以及铜钟、铁钟、大刀等也大多被日伪军抢走。如1940年10月10日，日军扫荡新登，烧毁新登旧县衙，仪仗库中“两门铁炮和2把铁大刀不知去向”⑤。

　　事例二：日军用一桶汽油把扬清庙化成一片废墟

　　扬清庙(一作杨清庙)位于灵泉乡杨清庙村(今属富春街道新春村)，相传始建于南宋，清嘉庆间重建。当地80岁以上的老人回忆，抗战前扬清庙已发展成为一所香火旺盛、规模较大的佛家寺庙。该庙占地约10亩，分前、正、后三大殿;有可供2000人看戏的戏台和平地;有大小菩萨650个左右;以及各种法器、石碑等。房屋构筑更是精美绝伦，这一建筑，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有多少能工巧匠为建此庙而日夜奋斗”，仅戏台屋顶就费木工800工，土地菩萨座椅耗费1000大洋。就是这样一座富丽堂皇的一方名庙，却在抗战期间毁于一旦，庙周围的古树名木也化为灰烬。

　　据新春村金关雪、蔡渭泉等几位老人回忆(这些老人还不厌其烦地画成了扬清庙结构示意图，包括各类厅、台、殿的位置，庙内装饰等)，1940年农历9月11日上午9时左右，日军扫荡杨清村，烧杀劫掠后，以一桶汽油引燃，扬清庙连烧三天化成一片废墟。扬清庙被毁，使多少乡民为之痛心扼首，多少信徒为之痛苦流涕。

　　事例三：日军“十月流窜”，新登县署、孔庙俱毁，文物古迹损失惨重

　　1940年10月9日，日军飞机轰炸新登县城，城内更楼、城隍庙、周家厅、下周家厅、武圣庙①等等大批祠庙被毁，新登县政府多处房屋被炸塌。次日，日军流窜新登，又纵火将县政府公房全部烧毁，并将其中数块宋明石刻碑捣碎毁灭。县公署②始建于宋，经明清两代多次修扩后，形成了包括大门、仪门厅、二门厅、县厅、二堂、三堂、签押房、旌连亭、典史署(警察局)等在内的建筑群，并布设有荷花池和花园，树有“戒贪碑”、“慎思碑”等宋明刻碑。与富阳县政府一样，国民党新登县政府也设在明清遗留的县公署内。

　　10日，日军还烧毁了孔庙。孔庙又称文庙、圣庙、学宫，始建于明崇祯初年，明、清多次扩建。由大成殿、明伦堂、钟鼓室、名宦祠、乡贤祠、文昌阁、儒学门等建筑组成。从清道光《新城县志》城池图④可以看出，县署和孔庙建筑群占据了整个新登城近一半的范围，县署和孔庙也是反映一地政治、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日军入侵新登，不仅“大肆抢劫，又野蛮纵火……文物古迹毁灭殆尽” 。是日，日军在新登城内商业繁盛区大肆纵火，商铺民房烧毁不少。其中新城街仁昌当铺内的黄金白银首饰、玉石、字画、钟表等文物古玩或被日军劫掠，或毁于大火中，无一件幸免。⑥烧完了县城后，日军出城往桐庐方向流窜，一路上烧杀抢掠，新登县塔山村的赵将军殿、包秦村的陈家祠堂、双庙村的双忠烈祠(又称双殿)，以及渌渚下村的周王庙等大批祠庙毁于此次日军“十月流窜”事件。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与宣传抗日有关的文物古迹或建筑物，更是日军打击和破坏的目标，不仅被炸、被烧，就连无法炸、烧毁的石碑、石刻也遭日伪军拆、砸、捣毁。如1940年10月，日军扫荡新登地区，破坏了县城南门外的“忠奸亭”， “忠奸亭”三字被撬挖掉，汪精卫夫妇的跪像被砸毁。忠奸亭于1940年5月，新登县政府将原金龙四大王庙改建而成，内树“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不料建成后不到半年，就遭日伪军捣毁。此次日军流窜，位于新登双庙村的双忠烈庙(又称双殿)，也因外墙上刷(贴)有抗日标语，被日军烧毁。还有万市罗宅村的四乡殿，当时为古城乡(今属万市镇)中心国民小学所在地，因外墙刷有“抗日必胜”的标语，于1943年8月遭日军飞机轰炸，部分建筑塌损。

　　四、结论

　　私家文物损失中，除如前文提及的汪之尧父般的私人收藏，以及各类家谱(族谱)、县志外，更多的应属普通民众家庭所保存的如器皿、家具、钱币、金银首饰等古物，其中许多文物还往往作为普通物品使用。由于种种原因，有多少普通民众所保存的文物，毁于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已不可能查清种类和数量。

　　由于人们往往着眼于有关经济或物质方面的损失，而忽视文化方面的损失，因此本次“抗损”课题调研，对文献典籍方面的总体损失情况，无法一一查清。仅能查到只鳞片爪的材料，但窥一斑而见全豹，所反映出的史实也是不容忽视的。

　　值得庆幸的是，本次专题调研，通过相对普遍的社会调查，“抗损”课题组基本查清了古建筑的损毁情况。经调查、统计，境内损失祠堂78座、厅堂(香火堂)75座、庙(寺观、庵)132座、教堂5座、亭台楼阁和牌坊等古迹8处、会馆(所)5座，以及富阳、新登县衙署(县政府办公地)各1处③。

　　前文提及的富阳县吉祥寺、周御史祠、新登县金龙四大王庙(改作忠奸亭)，以及两县县衙署、孔庙等文物古迹，末提及的邑祖(主)庙、灵岩寺、净觉院(小寺)、熊公祠、四明公所、新安会馆、许忠烈祠等大量被毁古建筑，均能在旧志中一一找到相关记载。这说明，尽管时间已过去了六七十年，一些受访的老人还可能是文盲，但社会调查获取的口述史料还是有非常高的可信程度。另外，两县国民政府留存的档案材料，虽然零星稀少，但也有迹可寻。如1940年10月，上官乡关帝庙被扫荡江南的日军烧毁;1941年4～5月，日军飞机轰炸场口等14个镇乡，李家祠堂、龙潭庙、福庆寺、天竺山庙宇被炸;1942年5月，新登县干部训练所租借的汪氏祠堂②被扫荡日军烧毁，包括办公桌、文卷箱、文卷架在内的一切办公设施俱毁。此类从战时有关档案中查找到的信息，可与口述史料相互印证。又如，《浙江省新登县抗战期间损失情况表》③也有相关记载：新登县政府(县署)共被毁房屋65间(社会调查为63间)，孔庙共被毁房屋56间(内有祭品器具)，民教馆被毁房屋12间(内有图书器具)。凡此种种均从不同的角度印证了侵华日军对本地文化遗存的劫掠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