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全面抗战,江西人民贡献粮食5000万石
◎其中仅1941至1944年,国民政府就在江西征粮2960余万石,四年内平均每年征粮740余万石,占全国征粮总数的12.9%
◎5000万石相当于抗战前江西全省一年粮食的产量
◎ “就粮食一项说,实负有支持东南整个抗战局面的最大责任和使命”
民以食为天。的确,对个人而言,粮食关乎生死。而对国家而言,粮食则关乎存亡。
抗战时期,江西有78个县市遭日军严重烧杀淫掠,42个县市遭日军严重骚扰破坏,24个县市城区几成焦土,14个县市被日军长期占领。由于日军不断入侵,全省可供耕地日益缩小,但因农民辛勤劳动,精心耕作,提高了粮棉等农作物的产量,使江西成为当时全国后方三大产粮省之一,有力地支持了东南战场的抗战。
八年全面抗战,身处鱼米之乡的江西人民,到底向全国贡献了多少粮食呢?
粮食处长投江自杀
要说清楚江西为全国抗战贡献多少粮食,得从粮食处长程懋型之死说起。
1946年夏初的吉安白鹭洲,洪水快要把这片江心洲淹没。这是雨水密集的一年,赣南各县正闹水灾。51岁的江西省政府要员、粮食处长程懋型更是郁结在心。因为征粮不力,他已多次被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在公开场合斥责。
经过八年全面抗战,有着“鱼米之乡”美称的江西元气大伤。内战在即,蒋介石勒令江西征粮200万石(我省学者研究表明,当时石与如今市斤折算为:每石=10斗=108市斤)以供军需,如完不成任务则以贻误军机论处。当时,程懋型领命赴吉安赣南等地督导征粮。然而,在吉安召集当地专员、县长开会商讨时,大家都叫苦不迭,无法完成任务。
“江西83县中,过半的县受日寇蹂躏,赣西一带又遭旱灾、疫疠,人民饥馑待毙,何来余粮!”看着生灵涂炭的场景,程懋型激愤不已,他不忍征用百姓手中仅有的口粮,又无力改变命令。
5月10日下午2时许,他慢慢朝赣江河畔的白鹭洲走去,投水自杀了。
粮食处长自杀引起轰动。到7月底,才勉强购得37万余石粮食,最后不得不从省公谷中凑足50万石交差了事。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何友良指出,这个“旷日持久,官民交惫,震动一时”的购粮事件,反映出江西经抗战后“民间余粮无多”的窘困状况。八年全面抗战,江西向全国战场支援了大量粮食,并最终奠定了东南战局胜利的基础。
江西粮食接济邻省抗日
回到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距北平1400多公里的江西,得知日寇入侵的消息,民众群情激奋。7月13日,全省最大的救亡团体“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在南昌宣告成立,江西民众抗日爱国热潮进入一个新阶段,民众纷纷以各种形式支援前线抗战。
档案显示,抗战时期,江西与四川、湖南被称为后方三大产粮省。当时,有人这样分析江西邻省缺粮情况:以耕地不敷的广东最甚,“几近七百万石”;江苏“在三百万石以上”;安徽仅皖中盛产谷米,福建则地力瘦痔,两省缺粮“在二百万至三百万石间”;浙江人口密度高,浙西南地力差,不足亦逾百万石。广东一向“靠洋米输入供给”,浙闽等除内调外,每年也须大量进口。
抗战前,江西粮食经九江水运输出,以沪汉二地为主要销地,还可经东北境陆运而入皖南,经东境陆运而入浙西,经梅岭陆运而入粤,为邻省解决粮源发挥着重要作用。
抗战爆发后,东南地区各海口被封锁,洋米来源断绝;各省均有部分地区沦陷,未陷之地亦受战火侵扰,产量锐减。如1939年“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虽值丰年,食粮仍告不足”,“尚赖江西、湖南及越南的米以为接济”。
江西师范大学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邬琴兰认为,江西在确保军粮供应的同时,为了体恤邻省缺粮省份民食的匮乏,在整个抗战期间,对浙江、福建、广东等缺粮省份民食极尽所能进行救济,即使是产粮丰富的湖南和广西也曾采购过江西粮食。
据资料记载,1938年至1941年上半年,江西经浙赣线运往浙江的大米达420万石,接济粤、闽和皖南,每年不少于300万石。除正常输出外,还有临时紧急救济。
8年供粮5000万石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江西正式成为东南战场的后方。日寇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暂驻武汉。1938年6月,日寇发动武汉战役,当月下旬,前锋攻入马当要塞,江西抗日斗争从此开始。
6月26日,日寇占据马当,2万守备部队一触即溃,保卫武汉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从此,长江中游门户洞开,日本军舰得以长驱直入,步兵连下彭泽、湖口。7月25日,日寇又攻陷赣北重镇九江,江西门户洞开。
彼时,江西上饶地区属第三战区,其余地区被划归第九战区,驻军20余万。这些驻军的粮食均由江西解决。
同时,第三战区驻浙东、浙西及皖南部队,第七战区广东东江、北江驻军及第九战区湘东、湘北驻军,均需江西大量供粮。
战时江西粮食的最大流向是供应军粮。军粮分两种:一是屯粮,即军粮储备。据国民政府军委会江西购粮委员会的承办屯粮工作报告,仅1939年5月,江西奉行政院、军委会电令筹集的屯粮即达186万余石。1940年屯粮任务为33万大包。二是军队即用的粮食。从1938年10月至1941年上半年,江西就供应第三、第九战区军粮6900多万斤,运济邻省的军粮4700多万斤。
江西为东南战场的军粮供应作出了重要贡献,4个年度的输粮若折成谷物,约达1330余万石,年均300多万石。因此,3个战区对江西的军粮供应评价甚高,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在总结上高会战胜利原因时指出,粮食等补给“复极圆满,使部队得专心作战,此于会战胜利,亦有功也”。
档案显示,八年全面抗战,江西人民贡献粮食5000万石,其中仅1941至1944年,国民政府就在江西征粮2960余万石,四年内平均每年征粮740余万石,占全国征粮总数的12.9%。要知道,5000万石相当于抗战前江西全省一年粮食的产量。
因此,早在武汉会战初期,就有人预言:“失掉江西,便没有法子来支撑江南的战局。”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曾把江西比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要塞凡尔登,“就粮食一项说,实负有支持东南整个抗战局面的最大责任和使命”。
粮商囤积居奇被枪毙
江西支援约1年产粮以供抗战,并非粮食真有盈余,而是老百姓勒紧了裤腰剩下来的。
抗战爆发后,江西粮食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38年夏,日军从长江侵入赣北,至次年春,以南昌、九江为中心的赣北14县被敌占领,该地粮产落入敌手;日军的狂轰滥炸和先后向赣西、赣东、赣南的侵犯,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土地抛荒,农具毁坏,耕牛被杀,农业生产力备受摧残。另外,战时江西征兵103万,大量青壮年入伍,使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上述因素,造成战时江西粮食产量减少。
1939年冬,江西首次出现“粮荒”。这一年粮食丰收,却反而米源稀少,粮价跃升,有的城市甚至无粮供应,军供民食均受影响。
根据1938年至1944年的《江西民国日报》报道,至少有9起粮商囤积居奇、私运粮食的案件被查处。如南昌一粮商使用小桶,短斤少两,被查获后游街示众。新余有粮商囤积大米,被枪决或判刑。吉安有粮商垄断居奇、私藏不售,店被查办,粮商则被拘拿惩办。
粮政办理人员贪污渎职也造成粮价和市场的紊乱。万载县保长辛善臣购买稻谷时受贿舞弊,被移送军事法庭审判。宜春县县长谢祖安苛征时中饱私囊,也被追责。吉安县粮管会秘书欧阳杰也因粮食舞弊被判处有期徒刑。
粮价猛涨,弄得人心惶惶,这便促使江西省政府对粮食给予更大的关注,粮食公卖、粮食平粜等政策应运而生。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获得了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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