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安徽茶叶损失
来源：中国论文网   2018-07-24 11:49:2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华期间，占领我国大片领土，杀害居民，掠夺物资，强征劳工，施放毒气，蹂躏妇女，残害儿童，毁坏和窃取文物，造成我国大量人员和财产损失，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创伤，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给世界文明造成了空前的破坏。日军侵皖期间，也大肆掠夺和破坏安徽的各种资源，给安徽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日军对安徽茶叶的掠夺和破坏，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安徽一直以来是我国主要产茶区和茶叶出口省之一。据估计，19世纪后期，安徽茶叶输出量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二。而中国茶叶出口额最高达230万担，即使保守一点估计，安徽出口茶叶也应有70多万担。在19世纪70年代，安徽茶业曾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在芜湖郊区，茶园不断扩张。在皖西产茶区，每逢采茶季节，人们夜以继日地加工茶叶，人力不足，就厚资雇佣客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种茶业兴起，挤占了华茶的世界市场，加之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茶农和茶商又课之重税，安徽的茶叶生产和销售逐渐开始衰退。由于省政府当局视茶叶为生财之源而倍加重视，在茶叶生产和运销方面采取了一些较为实际的措施：一是改进茶叶的栽培和培植技术，扩大外销市场比较好的红茶生产;二是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将分散在茶农手中的茶叶相对集中加工，提高茶叶的质量;三是成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减少中间盘剥，增加茶农收益，促进茶叶生产。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徽茶业的发展。

　　就在安徽茶业寻找出路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经过这场空前浩劫，安徽茶业急剧紧缩，到处一派萧条景象。

　　皖南泾县马岭坑新屋里一带，抗战前一向以产茶叶著称，战后茶叶销贷停滞，市价大跌，过去40至60元一担的头茶，战后跌至12元一担。茶叶生产不敷成本，茶农亏损严重，茶叶生产直线下降。战前，马岭坑96家农户，年产茶5万担，到1940年，锐减为300担。皖西大别山区周围，抗战期间被敌人封锁，交通阻塞，致使皖西茶叶产销脱节阻滞，茶叶售价极低，茶农多放弃茶园经营，不得不将茶树掘除，改种杂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沿海港口被日军占领、封锁，给安徽茶叶出口造成了很大困难。茶叶出口线路只有绕道大西南、大西北陆路，运输费用比战前提高近百倍，茶叶出口量大减。驰名中外的祁门红茶“茶园已大部荒芜，蔓草丛生，甚至有些地方茶树在长草遮掩下，已无法辨认，茶农生活大都困苦不堪，自无力加以整理，影响茶产甚巨”。日军除用炮火摧毁大量茶园、武力封锁茶区外，还利用奸商私贩茶叶到敌占区加工，然后销售，并向敌占区倾销日本茶，挤占中国茶叶市场。 　　抗日战争期间，安徽茶叶由于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外销阻滞，产量锐减。战前，安徽全省红绿茶产量在30万担上下徘徊;战后，1938年全省茶叶产量为13.69万余担，1939年全省茶叶产量为17.98万余担，较战前减产一半。皖南的茶场和合作社总数，1940年为382个，1941年减少到113个，年产量也由8.4万箱下降到5.6万箱。皖西地区的茶叶产量，也由1940年的9万担下降到1945年的5万担。

　　徽州地区(今黄山市)山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70%以上，盛产茶叶，产量占全省二分之一以上，“屯绿”“祁红”更是名扬海内外。

　　抗战全面爆发之前，“1936年，茶园约30万亩，其中歙县13.35万亩，休宁5.14万亩，祁门8.21万亩，黟县1.61万亩，太平县(今黄山区)1.4 万亩，屯溪0.04万亩……抗战爆发后，茶叶销路不畅，茶农弃茶种粮，茶园大片荒芜”。屯溪为皖南绿茶集散地，故而所产绿茶被称为“屯绿”，抗日战争爆发后，外销逐年下降，休宁茶叶同业公会统计，1939年12.21万余箱，至1941年只有3.77万余箱。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茶叶外销困难，产量大幅缩减，茶厂纷纷停产。“1938年祁门制红茶48646箱(每箱55斤)，到1942年制红茶3971箱，1945年2700箱。按每年减少4万箱计”，“1942年每担均价222元，损失488.4万元，1943年茶叶每担均价为1111元，损失3444.2万元，1945年茶叶每担均价3889元，损失8555.8万元”，合计茶农损失折合1937年法币为27.248万元。

　　太平县产太平猴魁、黄山毛峰等茶。1935年，全县茶园面积4万多亩，年产茶1050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茶市萧条，茶园荒芜，1944年全县茶园面积、产量分别降至1203亩和5.38吨。“1940年全县有茶号369家，1941年只有68家”。

　　1941年监察院第一巡察团、休宁县茶叶同业公会的一封电文写道：“茶叶为皖南大宗土产而外销绿茶居多数，近数年来因抗日战争外因国际风云遂令风雨飘摇几至危险境地，影响后方民生极深。……总之，茶农茶商联系至深，当前情势农商交困已达极端”。电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茶叶生产和销售的困境以及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

　　1.太平县茶叶损失

　　太平县境内产茶历史悠久，清光绪年间(1875-1908)太平猴魁、黄山毛峰、太平魁尖等名茶品牌逐步形成。由于战争的破坏，蜚声中外的太平猴魁(创制于1900年)1935年有茶园700.05亩，产量达500余公斤，至抗战时仅存150亩，年产猴魁茶仅100余公斤。又如全国极品名茶之一的黄山毛峰(创制于1875-1908年间)，1935年年产高级毛峰5吨左右，年产普通毛峰50余吨，1937年年产特级毛峰5吨余，抗战全面开始后产量锐减，特级毛峰仅产百余公斤。 营销方面，境内茶叶均由茶号、茶庄、茶行(代客买卖，收取佣金的中间商)，或地方银行物产运销处设庄收购。清咸丰至民国年间，太平旅宁(南京)茶商在南京开设的茶号、茶庄50余家，年销售茶叶1000吨。旅外茶商、外籍茶商每年来三龙(今新明乡)、三口、龙尧(今龙门乡)等地设庄(摊)收购毛茶，并加工“洋装”绿茶外销。太平猴魁、黄山毛峰闻名于世后，各地茶商纷纷前往收购，茶叶外销量随之增加，每年设在三龙的茶庄多达30余家，年收购量约11400件(每件50公斤)。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江城市被日军占领，茶叶滞销，外地茶商极少来太平收茶，外地来三龙收茶的茶庄仅3家，年收毛茶1吨余。1938年因上海沦陷，改由香港出口，年出口外销茶叶由1930年的325吨降至60吨左右。境内旅外商业相对集中的宁、沪、汉相继沦陷后，市场萧条，太平人在南京开设的茶庄、茶行纷纷倒闭。著名旅外茶商刘敬之曾在南京、扬州营销茶叶30余年，因“经营一落千丈”而不得不返乡闲居。 　　抗战胜利后，由于多数商号元气大伤，资金短缺，加之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冲击下，旅外茶商很难恢复到战前的经营规模。茶叶外销受阻，价格跌落，产量锐减，使境内山区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2.祁门县茶叶损失 　　祁门是产茶大县，茶叶生产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为了筹措资金支持抗战以及积累外汇，自1938年下半年起，国民政府对全国茶叶实行统购流销政策，规定各产茶省成立茶叶经营机构，统一收购茶叶，集中运往香港，交由驻港的富华贸易公司，售予苏联及其他各国，茶区的积极性相应地有所提高。八一三事变以后，不少大中城市相继沦陷，许多政要商贾纷纷进往偏安一隅的江南，江南都市一度繁荣。古镇屯溪本是茶叶集散地，受此形势影响，更为空前热闹，以致有“小上海”的誉称。祁红外销得地利之便，拓展当然更快，产量逐年增长，由1936年的3.96万余箱发展到1940年的6.03万余箱，而经营茶叶的机构也达到440家。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连续4年大减产，到1945年制红茶仅2700箱，给茶农收入造成了很大损失。

　　根据现有的资料，抗战期间祁门间接损失主要是茶叶。抗战初期，1938年祁门制红茶4.86万余箱(每箱55斤)，到1942年制红茶3971箱，1943年8818箱，1944年940箱，减少4万多箱，给茶农收入造成很大损失。按每年减少4万箱计算，每箱茶叶55斤，按1942年每担均价222元计算，计损失488.4万元;1943年茶叶每担均价为228元，计损失501.6万元;1944年茶叶均价每担为1111元，计损失3444.2万元;1945年茶叶均价每担为3889元，计损失8555.8万元，合计间接农民损失1.299亿元。根据调查，1942至1945这4年，祁门县茶叶减幅很大，其主要原因：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据《祁门文史》第五期记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特别是上海、武汉等口岸城市沦陷以后，祁门茶叶外销困难，不少茶商茶叶销不出去，造成茶厂纷纷停产。1940年全县有茶号369家，1941年只有68家，1942年至1945年，全县仅有2家。茶叶合作社也由1940年71个，减至1945年1个，致使茶农茶叶无人收购，茶叶老在茶树上。因此，由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使祁门茶叶间接遭受战争损害，损失达1.299亿元。

　　3.屯溪茶叶损失 　　战争带来的交通不便、银根紧缩，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对屯溪(今黄山市屯溪区)的茶叶影响颇大。1941年监察院第一巡察团、休宁县(屯溪时为休宁县首镇)茶业同业公会所作的“茶业艰困乞赐设法补救以利农商电”很能说明问题，电中认为“茶业为皖南大宗土产而外销绿茶尤居多数，近数年来因抗日战争外因国际风云遂令风雨飘摇几至危绝境地，影响后方民生极深……”并把抗战前后的茶业生产、加工、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

　　(甲)抗战前绿茶状况：一、出口：绿茶外销俱由上海出口且交通便利，由屯至沪水运车运莫不迅捷;二、资本：绿茶制造向系分批(如制茶1000箱可以200件或300件分三四次制成)故成本虽大可以随制随运，随运随售，加之上海栈商前来产区放款，所以，制茶2000箱之厂号，仅备1000箱之资本即能周转灵活运用裕如;三、价值：售价购价俱难稳定，盖受外商操纵农商皆无自主之权，但最低购价约为二三十元，最高购价常有六七十元，至售价方面高者曾达200余元。彼时物价低廉故属罕见耳;四、营业情形：商人自由贸易，购办方面多赴产区或由茶行，出售方面则由沪栈介绍;五、出产及数量：自婺源划归赣省后吾皖绿茶产区应以休宁出数最多，盖休属西、南、北三乡皆最盛产区，唯东乡产茶较少。歙县产量亦丰，但自前次欧战后有三分之一改制大方烘青等内销绿茶，产量因之减少，他如黟、祁、绩等县产绿茶为数已微，至统计数字，战前沪售年约30万箱左右。六、种植经过：绿茶种植高山原地咸宜，栽种后每年须至少锄草两次并以肥料培土，经四、五年方可采摘芽叶。

　　(乙)抗战后绿茶概况：一、出口：抗日战争以后绿茶外销市场转移于香港，至皖茶输出概由温、甬两海口;二、资本：物价日高，资本势须增加，虽蒙政府明令举办茶贷，但截至民国29年(1940年)每箱贷款数额仍系依照民国27年(1938年)成案。本年四行贷款每箱核定虽自24元增至35元，而一年来物价之飞涨，何仅超越所增数字，加之办理收购给发茶价莫不延滞，更不能若战前之随运随售，故资金周转大感艰困;三、价值：绿茶售价由收购机关规定标准价格，给予正当利润，农商两方固感稳定，但如本年所定毛茶中心价格仅86元，而实际上食粮一项，当采茶时价为120余元，通盘计算农人采茶100斤，必须30个工，每工工资伙食等项约须法币4元，即采茶百斤实需成本120元，试与中心价相较，茶农必致亏本数十元之巨。如绿茶收购之中心价现定185元，较上年虽已提高，然亦不能适合其他工料骤昂之指数。四、营业情形：自抗战后，政府为提倡生产，推展外贸，籍资易货还债，充裕资源。由贸易委员会统制运销，并于产茶各省设立茶管处，主持茶政，4年以来皆为就地收购。在厂商方面制造完成，即由收购机关评价收买，然后运港出售。五、产量：实施茶叶统制，始于民国27年(1938年)虽以中途举办有一部分为自由运销，而婺茶亦有在屯出售，皖茶又多转在温甬两处出售(因已运出)，故数量统计不易精确。迨28年(1939年)休、歙两县绿茶出产约为18万箱，29年(1940年)约为14万箱，本年因中茶公司规定收购9万箱，较上年又将缩减。

　　(丙)现时绿茶概况 　　本年制茶工作现正准备开始，但去茶期已经数月之久，以致多数毛茶尚存原户手中。茶农以销路呆窒，急于求售为状至为惨痛。然厂商艰困情形亦不亚于茶农，爰为如下之陈述，恳予亟谋补救。 　　查本年绿茶迟未开制之原因固甚复杂，而主要之点则由于资金不能周转c乎，各项物价之超越常轨。盖绿茶厂商之金已如(甲)项第二款所述。故29年(1940年)绿茶商资本统计依照茶管处登记数字尚不满200万元，假以什一利润亦仅200余万，然截至今日中茶公司结欠29年(1940年)份绿茶茶价尚有220万元。足见全部资金概遭搁置。遂使无法周转。至于贷款方面，初则中茶公司规定，本年停止制茶贷款(先贷后制)。嗣蒙场厂联合会介绍四行茶贷，方始有着。然每箱规定只法币35元，处于目前之工昂物贵制本激增，指数殊难适合，且中茶公司初议停贷犹以见箱贷款为原则(即照制成箱数贷放)。至于运销方面数年以来，皆不免延滞，因循难期速运速销，虽处此非常时期，交通不无梗阻。但在可能范围，似宜以力维国策，垂念民生为前提。总之，茶农茶商联系至深。当前情势农商交困已达极端，补救之方胥视乎主办茶政者洞察商情民疾。　　据统计，抗日战争前，外销“屯绿”年产量30万箱，抗战以后沪杭沦陷，外销产量遂逐年下降，1939年11月，休宁县茶叶同业公会统计茶叶产量有12.21万余箱，至1941年只有3.77万箱。1938年茶号(收购毛茶，精制后外销，产销一体)达287家，1941年则只剩29家。

　　4.歙县茶叶损失 　　抗战造成歙县茶叶外销途径中断，导致茶园大量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至1949年累计荒芜茶园6.16万亩，当年仅产茶1200吨，茶农收入骤减，百姓生活水准跌入低谷。

　　据新中国《歙县志》一书记载，1939至1940年有中央贸易委员会货款并包销茶叶，于是茶商纷起，全县外销茶庄百余家。1939年，本县外销4.76箱;1940年，外销5万箱，主要销往苏联、德国、摩洛哥、美国、巴尔干、土耳其等国。由于受抗战影响，1941年本县茶庄仅有20至30家，外销不足2万担;1942年歙县茶叶外销道路完全中断，已无人经销外销茶叶。据此，抗战期间，歙县单茶叶外销方面造成外汇时价损失就达300余万元。

　　六安地区茶叶损失

　　茶叶也是六安山区重要的经济作物，当地茶叶种植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品质优良，驰名全国。历史上以生产“六安瓜片”“黄大茶”“绿大茶”为主。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以前，六安地区茶园面积曾达11.4万亩，资源丰富，后因战争破坏，资源被毁，茶园荒芜。

　　据《六安地区志》 记载，1919年全区茶叶产量1622吨，到1930年增至4112吨，占全省总产39.2%。而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全区茶叶产量3285吨，1939年4326吨，1940年茶园面积34.19万余亩，其中六安11.45万余亩，立煌(今金寨)9.26万余亩，霍山8.8万余亩，舒城4.67万余亩，总产4477.6吨，其中六安1722.7吨，立煌1209吨，霍山1078.2吨，舒城467.7吨。1944年总产4673.4吨，其中春茶占60.4%，子茶占35.5%，老茶占3.1%，片茶占0.9%，茶末0.1%，外销3738.5吨。当时，全区有茶农46.79万余人、茶工1.9万余人。战后，粮价飞涨，茶叶滞销，茶粮比价失调，茶农多弃茶兴粮，大批茶园荒废，到1949年全区只保有茶园11.4万余亩，总产2352.3吨，很多名茶制作工艺失传。

　　宣城地区茶叶损失

　　抗战前，宣城经济作物以茶叶、蚕桑药材为主。抗战爆发后，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各种农作物大幅度减产。抗战期间，日军对宣城的侵略和破坏更导致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百姓或逃难，或被日军强拉为劳工，或充当劳力从事敢郏致使耕地荒芜，粮食减产。

　　宣城地区的泾县，地处皖南山区，物产丰富，盛产茶叶、竹木等特产，手工业也十分发达，特别是造纸、缫丝等。而这些产品大都是销往外地，从而带动了泾县商贸业的兴旺，县内商铺林立，全县有规模商镇10多个，商店3000多家，外出经商者遍及18省。

　　抗战爆发后，泾县周边的宣城、芜湖、南陵相继沦陷，水、陆交通遭封锁，产品销不出去，各手工行业纷纷停产，货物不能进出，加上连年日机轰炸，商店也大都倒闭。泾县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造受了重大损失。仅茶叶便减产3200担，损失28160元。

　　池州地区茶叶损失

　　据1919年“安徽省60县经济调查表”记载，至德县(今东至县)茶园面积9902亩，1939年产红茶25.25万公斤，到抗战后，至德县茶园下降为8862亩，茶叶产量只有9.53万公斤。

　　青阳县1933年全县有茶园1600亩左右，年产茶叶500石。日军入侵后，至1941年县境茶山面积仅剩150余亩，年产茶叶306石。

　　根据现有档案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安徽省茶叶明确损失总计达1.33亿元，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安徽人民造成的损失可见一斑。流逝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早已拂去战争的硝烟，但却无法平抑中国人民心中的巨大伤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中华民族的这部血泪史、屈辱史。研究中国各方面遭受日军侵略造成的损失，载入史册，可警示后人，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