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研工作概述
1. 本次调研的组织与基本情况
本课题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统一部署开展，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2005年3月关于开展课题调研的通知和2005年11月召开的课题调研工作会议要求，湖北省成立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社会科学院、省军区政治部、省地方志办公室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有关人员组成的省课题编委会，下设编纂组。全省17个市州、96个市县均相应成立课题调研机构。省级调研分综合调研和专题调研两部分进行。综合调研由省课题编纂组承担，专题调研由参与省课题编委会的相关单位承担。
调研工作于2006年4月启动。2006年4月下旬至6月下旬为筹备启动阶段，各地贯彻落实全省课题调研第一次工作会议精神，制订工作方案，全面启动课题调研工作。从6月中旬到8月下旬为资料征集阶段，在档案查阅、文献资料收集和社会调查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8月底召开全省课题调研第二次会议即工作交流暨培训会议以后，课题调研进入研究编撰阶段。2007年2月，在对各市县调研成果初稿审查的基础上，召开全省课题调研第三次工作会议，全省调研工作进入以完善调研、提高质量和开始编纂成果丛书的第四阶段。2008年12月初，在组织专家组对全省调研成果进行审读的基础上，召开全省课题调研第四次会议即成果审稿工作会议，年底前各地正式上报调研成果。作为本次调研最重要成果的省课题调研报告及本书稿于2009年5月完成修改定稿，并正式上报中央党史研究室。2014年1月，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要求，再次做了部分修改。
2. 本次调研的资料与研究基础
湖北是日军侵华的重要战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极为惨重。1939年国民政府训令全国进行战争财产损失统计，已西迁恩施的湖北省政府即于1月制发调查表格等文件，迅速部署湖北各地开展调查工作，并于当年形成《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抗战两年来湖北省公私损失统计》《抗战两年来损失统计》《抗战两年来湖北省损失土地与人口》《湖北省境内敌机空袭统计》等重要调研成果。从此直至1946年2月前的6年间，湖北省政府又多次发出关于抗战损失调查的训令和通知，湖北各省属机关、各县机关及各行业相继上报统计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湖北概况统计》(1940年)、《抗战期间湖北概况统计提要》《湖北省1941年统计提要》《湖北省各区县粮食总产量、损失量及需要量》(1945年6月)、《湖北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纲要》(1945年8月)、《湖北省政府复原计划》(1945年9月)、《湖北省各县抗战时期损失统计》(1945年12月)、《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1946年2月)等综合调研材料，但调查并未结束。1947年和1948年，湖北省政府继续发布训令，要求继续进行相关调查，征集、编纂抗战史料。从1947下半年到1948年初，各县相继完成抗战史料编纂，省属各机关、各行业亦继续零星上报调查资料，但未形成全省综合性调查统计数据。
上述调研成果系抗战期间或战后不久所得，因而弥足珍贵。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成果内容还很不完整，即使像《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1946年2月)作为统计数据相对较为全面、完整的调查资料，也未能涉及财产损失的各个方面，如商业、贸易、财税、邮政、金融、农业、文化、人力资源损失和难民救济、政府机关团体复员、企业生产恢复等费用支出皆付之缺如。
以上述资料和调研成果为基础，我们组织的本次调研，以查阅历史档案为主，以实地采访健在的历史见证人为辅。全省参加查阅历史档案的人员1000余人，参加实地采访和调研的人员8140余人，共查阅档案和文献资料76903卷，查阅抗战期间及战后出版的书报刊物9219种，采访证人22287名，收集证言证词16578份，拍摄照片资料23930页。这些资料构成了见证日军侵华罪行的强有力证据，也形成了研究日军侵略造成湖北地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史料体系，为全方位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资料保证。
3. 本次调研统计的说明
本报告所征引的资料主要来源上述档案资料。此外，适当参考了部分县(市、区)此次入户调查所征集的口述史料。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当事人又大多离世，加上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等因素，本调研报告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关于人口间接伤亡的数字无直接、完整统计资料可查，本报告因而未能作出结论;二是关于财产间接损失的数据资料不全，因而本报告关于财产间接损失的统计项目并不完整，数据统计也难以全面;三是国民政府以原行政区划为单位所作的统计，难以随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而分解，故本报告调查统计的范围除包括今湖北省全部外，还涵盖了新中国成立后从红安、麻城等地划归河南省新县的部分地区;四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有关史料的查阅和征集还有遗漏。此外，当年国民政府所进行的调查统计本身就不完整。因此，本报告(特别是各项数据)依然是一个阶段性的调研成果。
(二)湖北省的自然条件和全国抗战爆发前的社会经济概况
1.湖北省的自然条件
湖北地处中国中南地区中部偏北位置，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北，东连安徽，南接江西、湖南，西临重庆(1997年3月前西临四川)，西北与陕西为邻，北与河南毗邻，“当四战之地，居天下之中”，制控八方，绾毂中原，为兵家必争之地。全国抗日战争初期，成为抗击日本侵略军东、北两路进攻的重要战场。在抗战中后期，又成为护卫陪都重庆和西南大后方的东部屏障。
湖北位于中国地貌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转折地带，地势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被武陵山、巫山、桐柏山、大别山、幕阜山等山地丘陵环绕，中南部为向洞庭湖敞开的江汉平原，总体轮廓为马蹄状环形结构。从鄂西北到鄂西南，万山重叠，连绵不断，海拔多在1000米以上。鄂东北与鄂东南大都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中部是海拔50米以下的江汉平原。境内河湖众多，分布密集，素称“千湖之省”。湖北险峻的马蹄状地形和星罗棋布的河湖港汊，在抗战时期利于中国军队的防御，而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以运动。在这一特殊地形与中国持久抗战总方略有机结合后，湖北便成为中日双方长期拉锯、频繁厮杀的激战之区。
湖北全境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无霜期长，降水充沛，雨热同季，除山区高地外，均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5～17℃，年平均降水量800～1600毫米。湖北耕地面积较大，土地资源丰富。1936年全省耕地面积约5199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19%，人均2亩。土地资源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兼备，光热水土的配合较佳，土壤肥力高，尤其是中部的江汉平原，为湖北粮棉主要产地，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湖北矿产资源丰富，经济价值较高。在金属矿产中，以铁矿最为著名，总储量为5286万吨(含铁3000万吨以上)，占全国铁矿总量的14%，居全国第三位。其他金属矿如铜、铅、锌、钼、锰等蕴藏量也很大。非金属矿中，应城石膏总储量为46000万吨，历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5%。全省煤矿储量约44800万吨，是长江中游各省重要产煤区之一。湖北境内水系以长江、汉水为主脉，支流如网，蕴藏了丰富的水力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境内河长在5公里以上的河流达1195条，总长35000余公里，平均河网密度为0.19公里/平方公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湖北成为日本“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1] 的重要目标，也使湖北成为抗战时期遭受财产惨重损失的内陆省份之一。
2.全国抗战爆发前湖北的社会经济概况
(1)社会概况
人口。1936年全省25531008人，比1935年增加163533人，连续3年呈缓慢上升趋势。在1936年的人口中，男1377万人，女1175万人，男女性别比为117:100;壮丁411.1万人，占总人口的16%;非文盲446.1万人，占总人口的17%;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37人[2]。人口上升趋势到1937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即告终止。战前湖北人口主要分布在耕作条件及生存条件较好的鄂东地区和江汉平原，其人口密度超过170;鄂西北和鄂西南地区人口较少，人口密度仅在60左右。全省8个行政督察区中，鄂东第二区人口最多，为493万，密度为197;次为第三区和第四区，人口总数和密度分别为484万、411万和171、174;鄂西南第七区人口最少，8县总计136万，密度为57;鄂西北第八区次之，人口总数166万，密度62;第一、第五和第六区居中，总人数分别为356万、237万、189万，密度为168、132和99;汉口市人口80万，密度为5970[3]。
文教卫生事业。早在春秋末叶，楚国就以楚文化与宋、鲁并列为全国三大教育中心。晚清，湖北近代教育在许多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北伐战争以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湖北教育事业又得到迅速发展。至抗战前夕，湖北文教事业形成较大规模。1935年，全省有高等院校6所;中等教育机构102个，其中普通中学76所、师范学校7所、职业学校19所;初等教育机构7822个，其中完全小学436所、初级小学3418所、短期小学646所、简易小学124所、联保小学3162所、幼稚园36所;社会教育机构1600个，其中民众教育馆91个、图书馆27座、体育场39个、民众学校648所、其他795所;特种教育机构即国民政府所办中山民众学校72所。总计有教育机构9602个、教职员19016人、学生505256人(男388489人，女116767人)，另有公费留学生和自费奖学金生。1935年教育经费开支9634831元[4]。湖北卫生事业机构自西医传入湖北后开始建立，民国初期有所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建成汉口慈善会中西医院、汉口市立医院、湖北省立医院和汉口红十字会医院和县级医疗机构。到1937年6月，全省医院发展到185个，有病床3573张、医师349人、护士728人，诊所发展到195所。部分中医也改变传统的行医授徒方式，组建私立湖北中医专门学校、汉口医药学社、湖北国医专科学校、中央国医馆湖北分馆等医疗机构。
(2)经济概况[5]
1927年至1937年，湖北省政府采取较为有力的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取得一定效果，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湖北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总体水平虽然落后于东南沿海省份，但在内陆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到了1936年，湖北工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部门已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
农业。湖北为农业大省。1936年，全省粮食产量为民国时期最高年。其中：稻谷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39%，平均亩产为336斤[6];棉花种植面积达千万亩，年产量2777千担，“占全国总产量20%，驾翼苏豫鲁各省之上，而居第一位”[7]。湖北还是全国著名的苎蔴、茶叶、桐油、蚕丝、生漆、药材产区，畜牧业、渔业也很发达。
工业。据1936年8月调查统计，全省按工厂法登记的工厂计554家，其中民营534家、国营和省营20家，资本总额6146万元，年产值约2.03亿元，工人64753人。在上述的工厂、资本及年产值中，武汉占各数的90%左右，其余则大多分布于沙市、武穴、宜昌等地。从行业看，这554家工厂分属水电、冶炼、金属品、机器、电器、木材、土石品、化学、饮食、烟草、纺织、服饰、文化、军火等16个行业，以纺织、食品工业的比重和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电力、机械、化学等工业也有一定的规模[8]。
手工业。1936年全省手工业总产值约2.1亿元。武汉手工业者逾5万，占全省从业人数的三分之一。沙市、宜昌、武穴等城镇的手工业年产值均在数百万元以上。
商业。湖北水路、陆路四通八达，商业贸易一向繁盛。1936年，汉口、武昌、宜昌、沙市、老河口、武穴、樊城、石灰窑、黄石港等9市镇的商店营业额达3.85亿元[9]，其中汉口一地商户的全年营业额就达3.35亿元。汉口商业人口达16.4万人口，占当时市区人口的13.3%[10]。至1937年，全省商店已发展到2.8万家，其中沙市、宜昌、武穴、老河口、樊城等地有商店6000多家[11]。
财政金融。1935年，湖北营业税收入3766538元(法币);田赋收入1602309元(银元)，1936年增至2482235元(法币)[12];地方预算19953573元[13]。随着商业贸易的复苏，武汉银行业日趋繁荣，到1934年新办银行20余家，省内其他地方也有不少新办银行，银行营业额日渐攀升，存款总额由50万元猛增至1.3亿元以上。其余如中央银行、湖北省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一批银行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4]。
交通邮电。全国抗战爆发前，湖北交通发展较快。以招商局和民生公司为主的中国航运业逐步取代外轮公司，确立了境内长江航运优势;省营航运业高峰时拥有营运轮船469艘，航线延至7000多公里，遍布省内支流港汊。铁路建成粤汉线，并新建汉口城区及近郊铁路支线，境内平汉、粤汉、大冶三条营运铁路线总里程达343公里。公路运输发展更快，自1923年创办到武汉沦陷前，公路通车里程增至4000余公里，1938年初在武汉登记的各种军、公、私汽车达1724辆[15]。民用航空从无到有，境内建有机场10余座[16]。1936年，全省邮政局(含支局)134处，代办所738处，信柜及邮站等1872处。1937年度，全省汽车、轮船、航空邮路长度分别达到3499公里、3608公里、878公里，全年盈余147万元。1938年，电报局增至88处。到日军入侵湖北时，国营电信和省营电话网路基本覆盖全省县市，并可通达少数乡镇[17]。
总之，在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湖北经济尤其是农业、工矿业和商业等在曲折中不断发展，达到了民国时期最高水平。
(三)日本侵略者在湖北的主要罪行
湖北居全国腹地，绾九省通衢，省会武汉更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因而一直被日本所觊觎。日本于1885年11月和1896年3月先后在汉口、沙市开设领事馆。1909年10月将汉口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1914年增设驻宜昌领事馆。到1937年3月，在鄂日本人即达到2044人[18]。从设领事馆开始，日本政府就在湖北境内以领事馆为中心，以租界为依托，组织“侨民”以经商、行医等为名，大量搜集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绘制包括湖北各县、市及大多数集镇在内的“军事秘密图”，并在汉口租界进行军火走私、制造毒品和假钞等犯罪活动[19]。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在湖北的犯罪活动即不断升级。从九一八事变到日军投降遣返，日本侵略者在湖北的犯罪过程，按其犯罪特点可分为四个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8月21日日军飞机空袭湖北前夕，为间接侵害湖北时期。在这6年间，日军虽未直接进攻湖北，但湖北社会经济各方面均受到日本侵华的严重影响，除了日本利用既往的不平等条约，倾售商品、掠夺资源外，还出现了许多间接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造成社会财产和居民财产损失，如筹办救亡活动、出版救亡书刊、慰劳抗日官兵、支援抗日前线、个人捐款捐物等。二是为适应战时需要，修筑新公路，并承担大量部队调动、军需补给、工厂内迁、难民疏散等运输工作，加大了经济支出。三是赶修对日防御工事，如构筑陆防工事、修建江防要塞、建设防空设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1937年8月21日空袭湖北的日军飞机开始投弹轰炸，至1938年7月19日日军从地面侵入黄梅县境前夕，为单纯空袭湖北时期。8月20日，日军飞机首次进犯湖北[20]，并于次日投弹轰炸孝感等地，正式将战火卷入湖北。1938年6月15日，日本政府召开会议，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正式决定发动汉口作战[21]。在日军的攻击下，沿海城市军政机关和一大批工厂于1937年底陆续西迁武汉等地。湖北在长江下游要塞沉船堵塞航道，在鄂东、鄂南破坏公路桥梁，以阻止和延缓日军进攻，同时全力抢修汉宜路，保障西迁运输[22]。在这一时期，由于遭受日机直接攻击，湖北在继续承受间接损失(如国民政府中央机关、省内机关、学校、工厂内迁)的同时，开始出现直接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湖北由抗战的后方基地演变为抗战的前线战场和遭受日军侵略的重点地区。
1938年7月19日日军从地面侵入黄梅县境内，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为全面侵略湖北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侵占鄂东、鄂中阶段，从1938年7月19日日军侵入黄梅县至1939年5月随枣会战结束。在这一阶段，日军陆海空武装自东而西进攻湖北，在10月26日占领汉口后进行追击作战，侵占鄂东、鄂中大片土地，并组建傀儡政权和武装。第二阶段是扩大占领区阶段，从1939年5月随枣会战结束至1940年6月枣宜会战结束。在这一阶段，日军发动枣宜战役，向鄂西北襄樊、枣阳，鄂中和鄂西荆门、荆沙、宜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将占领区域向西大大推进。第三阶段是巩固占领区阶段，从1940年6月枣宜会战结束至1943年4月鄂西会战前夕。在这一阶段，日军未发动大规模战役，但抵挡住了中国第六战区发动的宜昌攻城战，与中国军队在鄂西形成拉锯战局面。第四阶段是再度扩大占领区阶段，从1943年5月鄂西会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943年5月，日军采取以攻为守战略，发动鄂西会战，占领石首、松滋部分地区。1945年3月，日军发动豫西鄂北战役，进攻并占领湖北老河口、襄阳及南漳、宜城等地。中国军队英勇反击，在湖北收复除老河口以外的其他失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至1946年5月日本战俘和侨民被遣返回国，为在鄂日军投降遣返时期。在此期间，仍有少数日军继续犯罪，如驻宜昌日军第39师团8中队“在投降撤退时将(宜昌县)大桥边曹家畈方圆40余里的乡村，放火烧光，杀死和平居民600余人”[23]。驻监利日军“将白螺机场飞机拆毁102架，杨林山机场飞机尽行破坏。嗣后聚集寇兵百余人，窜至监利县聂河乡何家桥击毙民众32人，射伤23人，奸淫掳抢无所不至”[24]。在此期间，湖北为遣返日本战俘和侨民、审判日本战犯和汉奸、机构回迁及各项工作复原等，在人力和财力上均有巨大付出。
日本侵略者对湖北的直接和间接侵害行为，不仅违反国际法，违反国际战争法规和惯例，还违反了日本和中国的刑法，犯下了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等一系列严重的国际罪行，成为罪恶不等的战争罪犯和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历史罪人[25]。本部分着重对日本侵略者在第二、三时期的主要罪行予以分类简述。
1.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湖北大部分县市7年之久，并建立常设侵略机构，扶植傀儡政权和武装，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
截至1945年3月，日军在湖北境内先后进犯并占领55个县市的全部或局部土地[26]。全省仅恩施、房县、郧县、秭归、来凤、利川、建始、巴东、竹山、竹溪、郧西、保康、兴山、鹤峰、宣恩、咸丰16县未被侵入[27]。被侵入县市占全省县市总数的77%，且多是盛产粮棉的平原地区，也是人口稠密、有一定工业基础、商业发达的繁华区域，可谓湖北的精华之区。被侵入的55个县市中，汉口市和武昌、江陵、沔阳、监利、黄陂、孝感、汉川、潜江、阳新、大冶、鄂城、天门、汉阳、咸宁、蒲圻、黄梅、黄安、应城、石首、嘉鱼、云梦等21县被日伪完全盘踞，随县、黄冈、宜昌、浠水、荆门、麻城、公安、松滋、蕲春、钟祥、京山、广济、崇阳、宜都、枝江、安陆、应山、当阳、礼山、通城、通山等21县被日伪盘踞一部分，襄阳、枣阳、南漳、自忠、谷城、光化、罗田、长阳、均县、五峰、英山、远安等12县被日伪一度或数度侵入[28]。日军自1938年7月19日从地面入鄂到1945年9月18日第六方面军向中国第六战区投降(日本政府于8月15日宣布投降后，湖北境内大部日军仍未缴械并继续控制部分区域)，侵占湖北土地长达7年零2个多月共2617天。
日军占领武汉后，即组成华中地区最高统治机构——三省会议，负责整个华中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毒化等侵略事务。中支那派遣军司令部(1941年改为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是日军在华中地区陆军最高指挥机构，管辖湘鄂赣三省及河南信阳，设司令部于汉口，调度华中日本陆军的作战、驻防、军需补给等。日军中国派遣宪兵司令部在武汉设汉口宪兵队本部，在各重要县市设分队或分遣队，管制人民自由、搜集情报，受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指挥和监督。中支那派遣海军司令部(1941年改为华中派遣海军司令部)设于汉口沿江大道中央银行内，偏重负责水上侵略活动。日本驻汉总领事馆设于汉口三元里，着重进行经济侵略活动[29]。
为推行“以华制华”的侵略方针，日军在湖北占领区非法建立起省、市、县、区、乡、保各级傀儡政权组织，实行殖民统治。日军每侵占一县即于县城设立“总维持会”、“县政筹备处”等行政机构。到抗战结束前，在日军进犯过的54个县和汉口市共55个县市中，除罗田、英山、五峰、宜都、长阳、襄阳、枣阳、南漳、谷城、郧县、光化等11县因日军短暂占领没有建立傀儡政权外，其余43县都建有傀儡政权组织。其中，礼山、松滋、枝江、远安4县为区政府，其余39个县为县级政权组织[30]。伪湖北省政府成立后，该类行政机构改为县政府。县下一般为区、联保、保、甲[31]。日军占领武汉后于1939年4月20日成立的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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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1923年《国防方针》，转引自敖文蔚主编：《湖北抗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 湖北省政府民政厅统计室1937年6月编印：《湖北省年鉴》第一回，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14—1，第106—107页。
[3] 湖北省政府民政厅统计室1937年6月编印：《湖北省年鉴》第一回，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14—1，第106—109页表格计算。
[4] 湖北省政府民政厅统计室1937年6月编印：《湖北省年鉴》第一回，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14—1，第521—523页。
[5] “经济概况”部分涉及货币数值的内容，引自有关史料。其中，有的注明了币种，有的未注明币种，原文如此。
[6]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农业(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7] 湖北省政府民政厅统计室1937年6月编印：《湖北省年鉴》第一回，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14—1，第521—523页。
[8]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经济综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
[9]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经济综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68页。
[10]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贸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11]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财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7、147页。
[12]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财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7、147页。
[13] 湖北省政府民政厅统计室1937年6月编印：《湖北省年鉴》第一回，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14—1，第473页。
[14] 敖文蔚主编：《湖北抗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15] 湖北公路运输史编纂委员会编：《湖北公路运输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16]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交通邮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17]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交通邮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3—747、762—764页。
[18]《湖北省外侨统计表》，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1—1—286。
[19] 敖文蔚主编：《湖北抗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05页;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大事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20] 敖文蔚主编：《湖北抗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页。
[2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0页。
[22]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交通邮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23] 《13、39师团罪行调查书》(1951年12月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351页。ZN6—1—27《师团罪行调查书》(1951年12月)。
[24] 监利县政府1947年编：《监利县抗战史料》，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5—5489。
[25] 刘键主编：《国际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367页。
[26] 徐旭阳著：《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27] 详见《湖北各县沦陷时间表》(湖北省社会处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编：《湖北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纲要》)，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8，第4页。
[28]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1945年6月编：《湖北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纲要》，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6—2—836，第4—9页。
[29] 《武汉市人民检察署专报》(1952年9月15日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30] 徐旭阳著：《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350页(书中数字减去汉口市即为县政权数)。
[31]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政权》，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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