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三）【3】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2017-06-29 11:02:51

　　14)其他损失

　　一是伤亡人员抚恤金支出。

　　抗战期间湖北省平民伤亡达1273711人，其中死亡821383人，伤411728人，死伤不明40600人。伤亡人员抚恤金参照1941年6月《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宜沙总站三十年六月工作月报表》[①]记载的“与秭监放之恤金系按死亡六十元，重伤四十元，轻伤十五元发放”标准，死亡人员恤金确定为60元，受伤人员恤金确定为重伤与轻伤的平均数27.5元，死伤不明者按照受伤人员标准计算。湖北省平民伤亡人员恤金支出合计为61722000元，以1941年6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倍数(11.79)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523.5115万元。

　　伤亡军人864165人恤金按照1945年中央政府制定的《陆海空伤亡官兵恤金给与领发办法》和《阵亡及死亡官兵恤金给与表》[②]中阵亡士兵一次性抚恤金给予标准的平均金额2.5万元计算，抚恤金共计2160412.5万元，以1945年全国统一物价指数增长倍数1907.23折算为1937年7月法币为1132.7488万元。

　　两项恤金支出合计1656.2603万元。

　　二是拨交、征购军粮经费。

　　抗战期间，湖北人民以“节衣缩食，捍卫国家”，“拿热血换取民族独立，拿生命保卫国家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实际行动参加抗战，支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抗战部队提供军粮就是其中重要一项。当时，所需抗战军粮数量巨大，仅驻鄂西的部队每日耗粮就超过30万斤，且运输困难。1942年一年，湖北省第五行政区7县就向上级拨交军粮、公粮46.5万石[③]。松滋县在抗战8年间，征购、拨交军粮548640石[④]。远安县“计自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三年(1942年至1944年)止，三年以来，各项配购军粮，达十一二万石之多”[⑤]。仅1942—1945年，就向当地驻军提供蔬菜1834.56万斤、黄豆70余万斤、柴火5400万斤、棕皮带6万条、雨笠43600个、担架2200副、军鞋545600双、军袜232100双、猪10万头、羊1560只、鸡185400只，所有物资均是官价售卖，免费运送到部队驻地[⑥]。

　　抗战期间，湖北省拨交、征购军粮数量和经费支出没有系统统计资料记载。据十堰(郧阳)所属6县(为湖北省偏远山区贫困小县)本次调查不完全统计，拨交、征购军粮977768石，支出经费按1937年7月法币价值折算为602.4228万元[⑦]，平均每县100.4038万元。抗战时期，湖北省县级行政建制为71个，考虑沦陷因素，按一半县市拨交军粮，参照十堰(郧阳)各县平均数，湖北省拨交、征购军粮经费按1937年7月法币价值折算达3564.3349万元。

　　三是各项债券、捐献经费。

　　湖北人民支援抗战，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武汉保卫战的献金运动，50万人次捐献近百万元，连乞丐也走进了献金的行列。”[⑧]抗战开始后，为解决财政窘困的局面，政府发行救国公债、战时公债、同盟胜利公债、建国储金券、一元献机捐等各项债券，还有社会公益储蓄券和慰劳金募捐等。仅第七区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就劝募债券和慰劳金3975.54万元、美金公债40740元(1美金折合法币100元)。这些公债虽都定有年息和偿还期限，但从未兑现(表十八)。

表十八：民国二十六年——民国三十四年恩施地区发行债券情况一览表

续表

注：1.其他系慰劳金等。

2.因资料不全，实际债券额远不止上数。

　　(资料来源：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恩施州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

　　秭归县在1943年就增设了七项劳军捐，捐款达27.78万元[⑨]。来凤县抗战8年间，共募捐救国公债24690元、飞机捐5939元，其他各种献金2176万元[⑩]。利川县从1940～1945年七次募集航空建设会费、总额802200元，还募集一县一机捐款31万元、各种公债186万元[11]。

　　湖北省各项债券发行数量和捐赠数额无系统统计资料记载。比照资料记载较为完整的房县(湖北省第八区偏远山区县)抗战期间各项债券及捐献资金(1937年7月法币)69566元水平，考虑沦陷因素，湖北省71个县级行政建制，按一半县市计算，各项债券及捐献经费就达246.9593万元，实际数字应远大于此。

　　四是农民迁移费。

　　据《抗战两年来湖北省游击战区农民间接损失估计总表》[12]记载，1937年7月至1939年6月，湖北省农民迁移费为4352160元。以中间年份1938年6月全国物价指数增长倍数(1.23)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353.8341万元。

　　上述恤金、军粮、债券与捐献、农民迁移费四项合计(1937年7月法币)5821.3886万元。

　　以上14项《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13未涉及项目间接损失共计359344.5956万元。

　　除上述这些项目外，还有战时临时费、壮丁训练费、损毁树木、鸦片专卖之掠夺、日军投降后的安置费等诸多项目，因资料匮乏或零散，未及详考，实有挂一漏万之嫌，不再详述。

　　2.居民财产(直接)损失

　　据1946年2月统计较为系统的《湖北省公私财产损失统计》记载，湖北省抗战期间居民直接财产损失为1405424765万元[14]，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547294.443万元。其中：

　　(1)房屋损失754771栋，价值591009685万元[15]，折算成1937年7月价值为230148.4394万元。造成湖北居民房屋损失的原因，主要是日军对湖北重要城镇以飞机空袭投弹狂轰滥炸和日军地面攻击时的“地毯式轰炸”后，又进行“巨弹”“猛爆”毁灭性的“破坏”、“轰毁”或“全部摧毁”以及日军侵占时大肆焚毁所致[16]。

　　(2)粮食损失174454273市担，价值241935804万元[17]，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94213.5961万元。据1946年2月《湖北省人民财产损失统计总表》统计，损失稻谷132199723市担，价值182738887万元;麦20488146市担，价值33569504万元;杂粮21766404市担，价值25627413万元。

　　(3)棉花损失5749617市担，价值53863405万元[18]，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20975.2546万元。

　　(4)土布损失18020155疋，价值10379482万元[19]，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4041.9331万元。

　　(5)耕牛损失398772头，价值6227534万元[20]，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2425.0994万元。仅日军侵占枣阳县就“屠杀耕牛21512头”。

　　(6)农具损失6582787具，价值6306039万元[21]，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2455.6705万元。其中，水风车360635具，价值2766231万元;犁锄耙2531372具，价值2036640万元;其他3690780具，价值1453168万元[22]。

　　(7)牲畜损失5073765头，价值21595831万元[23]，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8409.7553万元。仅1945年4月，日军掘断藕池口及斗湖堤河堤，造成500万余亩范围内居民“家畜财物完全付之洪流。”[24]

　　(8)衣物损失150281333件，价值380413350万元[25]，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148138.924万元。

　　(9)其他损失价值93693635万元[26]，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36485.7708万元。

　　(六)结论

　　日军长时间、大范围地侵略、侵占湖北，造成湖北人口巨大伤亡。关于人口伤亡，本次调查获得的较为系统的资料是1946年2月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制的《湖北省人口伤亡统计表》。该表显示，从全国抗战爆发到日本投降，湖北平民直接伤亡928596人(不包括军人)，其中死亡517742人。但是，该表缺失保康、鹤峰、咸丰、利川、建始、房县、竹山、竹溪8县直接人口伤亡数据。据本次调查所得有关保康、咸丰、建始、竹山4县资料统计，该4县人口直接伤亡1145人，其中死亡656人。其余4县即鹤峰、利川、房县、竹溪，仍未查获人口直接伤亡数据。另外，本次调查证实，日军投降后相继在宜昌、石首、监利3县杀伤平民706人，其中死亡683人。上述三组数据表明，抗战时期湖北平民直接伤亡共计930447人，其中死519081人，伤411366人。

　　日军长时间、大范围地侵略、侵占湖北，造成湖北财产巨大损失。关于财产损失，本次调查获得的较为系统的资料是1946年2月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制的《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该统计中的《湖北省抗战期间公私财产损失总表》显示，湖北省抗战期间社会财产直接损失为1898795206万元，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739420.6297万元。但是，《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中社会财产直接损失资料缺失保康、鹤峰、利川、咸丰、建始、房县、竹山、竹溪8县。据本次调查所得有关保康、建始、房县、竹山4县资料统计，该4县直接财产损失合计为117.1363万元(1937年7月法币)，其余4县即鹤峰、利川、咸丰、竹溪，仍未查获直接财产损失资料。另外，《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除缺失8县直接财产损失资料外，还有若干直接财产损失项目未统计其中。据本次调查不完全统计，这些直接损失缺失项目合计为7209.3825万元(1937年7月法币)。关于社会财产间接损失，《湖北省抗战期间公私财产损失总表》显示为85153206元，折算成1937年7月的法币为33159.9937万元。但是，该表在统计社会财产间接损失时也缺失若干项目。根据本次调查所得资料统计，这些缺失项目共计为间接损失59344.5956万元(1937年7月法币)。关于居民财产(直接)损失，《湖北省抗战期间公私财产损失总表》显示为1405424765万元，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547294.443万元。因此，根据本次调查所得有限资料，即可确认日军侵略湖北造成财产损失(1937年7月法币)1686546.1808万元，其中直接损失1294041.5915万元(包括社会财产直接损失746747.1485万元、居民财产直接损失547294.443万元)，间接损失392504.5893万元。

　　根据截至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和进行的相关研究，我们得出了湖北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以上若干数据。由于年代久远、搜集资料困难等客观原因，应该说，我们得出的这些数据还只是初步的和尚不完整的数据，并不是研究的最终结果。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本课题调研工作，以期在掌握更多资料和取得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数据再做出修订和补充。

　　本次调查所获得的史料，是在事隔60多年以后所查找，不说挂一漏万，也是缺憾甚多。这些史料虽然很不完整，但足以说明日军侵略所造成的湖北人口伤亡巨大、财产损失惨重，并显示出一些鲜明特点。一是日军侵略所造成的湖北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日军从1937年8月21日开始对湖北实行侵略轰炸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机对湖北的轰炸长达8年之久。日军从1938年7月26日从九江攻占黄梅小池至日本投降，侵占湖北长达7年多之久。全省71个县市，被日机轰炸造成人口伤亡的有66个县市，占全省县市总数的92.96%;因日机轰炸造成财产损失的有68个县市，占全省县市总数的95.77%。全省被日军先后全部或局部侵占的有55个县市，占全省县市总数的77.47%;其中44个县市(含汉口市)被日军长期占领，占全省县市总数的62%。日军长时间、大范围地侵略湖北，造成湖北人口巨大伤亡和财产重大损失。二是日机轰炸所造成的湖北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日机对湖北长达8年之久的狂轰滥炸，造成湖北人口大量伤亡和财产重大损失。截至1943年11月，日机就在湖北炸死23370人[27]。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截至1942年12月，仅房屋就毁坏20161栋41127间[28]。因日机狂轰滥炸，湖北境内的交通设施受到严重毁坏，京汉、粤汉铁路陷于瘫痪，公路毁坏里程约占战前全省公路总里程的90%[29]。三是日军侵略所造成的湖北难民伤亡数量巨大。日军侵略湖北，造成湖北难民总数达9845460人[30]。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疫病流行而缺医少药、堤防失修而溃堤决口，造成湖北难民伤亡数量惊人。四是日军制造重大惨案所造成的湖北平民伤亡数量巨大。日军在湖北大量强奸伤害妇女、幼女，其中不少在强奸后将其残杀，且多次发生数百人集体强奸事件。五是日军侵略所造成的湖北居民财产直接损失数量多。据本次初步调查统计，日军侵略湖北直接给湖北居民财产造成547294.443万元(1937年7月法币)的巨大损失，占目前不完全统计的湖北财产直接损失1294041.5915万元的41%。这一数目，只包含当年初步调查的房屋、粮食、棉花、土布、耕牛、农具、牲畜、衣物及其他共九项损失。湖北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资被日军侵占毁灭、焚烧、劫掠一空，使本来就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饥寒交迫的湖北人民雪上加霜。日军侵略湖北所造成的湖北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对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和影响。

　　1.日军侵略造成湖北人口伤亡巨大，导致湖北人力资源大幅度减少，对湖北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

　　日军侵略湖北，导致湖北在“抗日战争期间，人口逐年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比较快”[31]，严重破坏了湖北人口正常自然增长和人力资源正常发展，严重破坏了湖北社会生产力，给湖北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根据湖北省1946年12月25日冬季户口总复查数据与1936年湖北全省人口比较，不难看出这种危害和影响。1936年，湖北全省人口25531008人[32]。因日军侵略，1937年至1945年全省人口依次比1936年减少85173人、250819人、301981人、911003人、1340751人、1785243人、1937975人、4065164人、4963772人，下降比率依次为0.33%、0.98%、1.18%、3.57%、5.25%、7%、7.6%、15.9%、19.44%[33]。

　　从湖北人口自然正常增长速度看，如按1936年(全省总人口25531008人)与1935年(全省总人口25367475人)的增长速度6.45‰(1936年比1935年增长163533人)，到1945年全省应增加到26878535人，而1945年实际只有人口20567236人，与理论人口数比较，相差6311299人。日军的侵略严重破坏了湖北人口的自然正常增长。从湖北人口男女性别比例看，日军侵略湖北前的1936年，男1377万人，女1175万人[34]，男女性别比为117∶100。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4日，死男性278404人，女性188488人，死亡男女性别比例为147.7∶100;伤男性237766人，女性160309人，伤残男女性别比例148.3∶100。如加上抗战军人伤亡数，男女性别比相差更大。日军侵略造成湖北人口尤其是男性人口的巨大伤亡，导致湖北人力资源大幅度减少，对湖北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影响。

　　2.日军侵略导致湖北经济崩溃，对湖北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

　　日军对湖北的侵略，首先以飞机对以城市为重点的房屋建筑、工业基础较好地区和车站、码头等基础设施多次反复“地毯式”狂轰滥炸，继以空、陆、海等多种精良之部队紧密配合实行毁灭性攻击“摧毁”和严重破坏[35]，侵占湖北后又对各占领区实行长期经济封锁和大肆抢劫、掠夺，造成湖北财产巨大损失。据初步调查和不完全统计，日军侵略造成湖北财产损失(1937年7月法币)总值达1686546.1808万元;其中，直接损失1294041.5915万元，间接损失392504.5893万元。日军侵略给湖北造成的巨大财产损失，导致湖北经济崩溃，对湖北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如全省原煤产量，战后到1949年仅为23.5万吨，占1937年59.49万吨的39.5%。战后，汉口市政府拟修补被破坏的街道和公共卫生设施，计划8亿多元，而1946年税收只有2亿余元，最终使计划成为一纸空文。第五行政区(今襄樊市)，1937年粮食产量6.71亿公斤，1945年仅1.8344亿公斤。战后，虽采取多种措施发展粮食生产，到1949年粮食总产量还只有6.2亿公斤，直到1952年粮食总产才超过1937年的产量，为7.9亿公斤，滞后发展15年[36]。

　　3.日军侵略导致湖北地区生态失衡，对湖北人民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

　　一是日机长时间、大范围轮番轰炸和日军毁灭性的攻击，导致湖北地区生态失衡，对湖北人民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据《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记载，1939年4月28日上午，36架日机对面积不到4平方公里的光化县城老河口进行轰炸。“不到3小时，许多房屋化为灰烬，人民群众死伤惨重，有的全家被炸死。县城街中心落一炸弹，弹坑深达4米，坑口直径达数十米，两年后，这一弹坑仍在，行路人只得绕道而走。”[37]如此等等，不胜枚举。1937年8月20日日军飞机空袭湖北至日本投降，日军对湖北的轰炸和攻击一直没有停止过，其大小战斗难以计数，仅武汉会战就有“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先后在湖北发动的大规模或较大规模的战役共达八次，以主要城镇和攻占地为重点，实行毁灭性的“全部摧毁”和“破坏”，造成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和生态的失衡，对湖北人民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影响。

　　二是日军大范围侵占湖北，导致大量土地荒芜和损毁，对湖北人民的生存基础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土地是人民赖以生存之本。抗战期间，湖北省土地损失数量极大。据本次初步调查和不完全统计，仅日军修建机场强占土地、因战争而荒芜土地、水利工程损毁无法灌溉土地、江河堤坝溃决淹没土地共计达1852.4万亩[38]。大量土地的荒芜、水利设施的损毁、江河堤坝溃决，不仅导致大量土地、良田土壤层等生态失衡，而且使广大民众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三是日军侵略大面积砍伐山林树木，导致湖北地区生态失衡。日军第39师团232联队2大队5中队驻当阳县干溪时，自“1941年5月至1944年止……将面积70华里山林砍尽，运往当阳、宜昌、汉口等地，建仓库营房”[39]。日本陆军(第)39师团所属部队自侵占当阳县后，经常在当阳县“九子山区谢家塝、团凸、张家冲垭子、田凹子、片马山一带大量砍伐山林，尤其以1944年12月至1945年5月期间更甚 ……被砍伐的树木均长有五六十年之久”[40]。抗战期间，日军砍伐山林树木不计其数，导致湖北地区植被大面积破坏，生态严重失衡。

　　四是日军大量施放毒气和投射毒气弹，导致湖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污染，给湖北人民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日军违背国际公法，从1938年8月2日起直到1945年4月，先后在黄梅、汉口、阳新、钟祥、黄冈、随县、枣阳、襄阳、宜城、荆门、郝穴、江陵、宜昌、当阳、沙市、枝江、沔阳、宜都、长阳、武昌、五峰、京山等地多次大量施放毒气和投射毒气弹。据日军鹈野晋太郎笔供，根据石井中佐的命令，在武昌西南方4公里“投射放射目标的约16平方公里的丘陵地带被毒瓦斯污染了，牧草起了气化瓦斯作用成了毒草……不能牧畜”;又“在武昌西方4公里湖上，为了训练放射水上赤筒，而以该湖上的小岛做[作]为目标”，致使“我看见该岛上有50所房屋，居住的中国人民300名，携带着部分的东西和家畜一起到湖岸上避难……该岛上的家禽类大部分都死了”[41]。如此等等，举不胜举。日军在湖北多次大量发射和试验生化毒气弹，其危害不仅在战时造成大量军民死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对环境的破坏、污染影响至今。有些地方后来就因建设挖出日军当年投下未爆炸的炸弹，未被挖出的还有多少、遗留何处，均不得而知，其贻害程度无法估计。

　　4.日军侵略导致湖北社会组织大量破坏，对湖北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

　　一是对社会组织细胞——家庭的破坏。日军长时间、大范围地侵略、侵占湖北，造成湖北人口巨大伤亡，使数百万个家庭家破人亡，无数个家庭被杀绝，无数个乡村“成了无人区”[42]。1938年8月17日，日军在广济高垴垸施暴，不到半天功夫，全垸被“杀绝18户”[43]。二是对社会管理机构——社会团体组织的伤害。湖北全省先后被日军全部或局部侵占的共有55个县市政府和各社会团体组织，包括省政府及各团体组织均被迫搬迁，沦为流亡政府和流亡组织，有的导致消失。三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除日军在湖北的侵略战争直接破坏湖北的社会秩序之外，流入湖北的近千万难民也对湖北的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显然，这些都对湖北的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影响。

　　5.日军侵略严重伤害了湖北人民的心灵，对湖北人民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和影响。

　　据本次调查不完全统计，日军侵略造成湖北人口伤亡总数达2137876人(含军人)，造成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如此巨大数量人员伤亡，无不牵动每个家庭和亲人、亲友及社会，更使其心理健康遭到极大伤害。据1946年1月不完全调查统计，日军侵略造成湖北难民9845460人，如此巨大数量的难民无家可归，被迫流离四方。日军在湖北强奸、轮奸妇女、幼女，老至“88岁的老婆婆”，幼至“未满8岁的女孩”。日军究竟在湖北强奸、轮奸妇女、幼女多少，因受害幸存者羞于告人，知情者也避讳之，所以根本难以查清。这些受害幸存的妇女，心灵都受到永难愈合的极大伤害，有的甚至因无法承受屈辱愤而自杀。日军侵占湖北后，还大肆进行心灵奴化和精神摧残，也对湖北人民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日军侵略对湖北人民心灵造成的严重伤害，不仅祸及当时，而且影响久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北许多被日军侵占过的地方的中老年人，还以“‘老东(即日本侵略军)’来了”吓唬小孩[44]。直至今天，有些老年人还谈“日”色变。2006年6月，宜昌市夷陵区抗损课题组人员到龙泉调查，想请87岁的刘文英老人谈谈日军侵略龙泉的情况，可老人即刻脸色惨白，嘴唇抽搐，双手发抖，好久才说：“提起日本兵，我就怕……”

　　综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湖北造成的人口伤亡巨大、财产损失惨重，危害影响深远。我们要充分利用本次调研所获得的铁的证据，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执笔：方城 李福珍 桂柏松 望开国 曹金良

　　审稿：丁俊萍 敖文蔚 李良明 田子渝 徐凯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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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一一6—644。

　　[②]《陆海空伤亡官兵恤金给与领发办法》《阵亡及死亡官兵恤金给与表》(1940年)，松滋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第346卷，1940年。

　　[③] 襄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襄樊市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页。

　　[④] 松滋县政府：《松滋县抗战史料》(1948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5—5493。

　　[⑤] 湖北省政府民政厅主编：《湖北抗战史料》，武汉日报刊行，1945年4月10日。

　　[⑥] 远安县政府：《远安县抗战史料》(1947年)，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5—5506。

　　[⑦] 中共十堰市委党史研究室：《抗战时期十堰(郧阳)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2009年)，第30页，存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⑧] 方城：《湖北抗战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地位》，载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湖北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⑨] 秭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秭归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312页。

　　[⑩] 来凤县档案馆编：《来凤县民国实录》，1991年内部印行，第23页。

　　[11] 利川县政府：《利川县抗战史料》(1948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5—5521。

　　[12] 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抗战两年来湖北省公私损失统计》(之二，1939年)，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1—812—2。

　　[13]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14]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抗战期间公私财产损失总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15]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人民财产损失统计总表》《湖北省房屋损毁统计》(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16] 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昭和15年(1940年)6月11日。转引自政协宜昌市文史委编：《宜昌抗战图集》，2005年内部发行，第102、105—106页。

　　[17]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人民财产损失统计总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18]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人民财产损失统计总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19]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人民财产损失统计总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20]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人民财产损失统计总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21]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人民财产损失统计总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22]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农具损失统计》(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23]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衣物牲畜损失统计》(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24] 《藕池口惨案》(1947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

　　[25]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衣物牲畜损失统计》(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26]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衣物牲畜损失统计》(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27] 参见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抗战期间湖北概况统计》(1940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2—2—35;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抗战以来敌机空袭损失》(1939年)，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1—4—3759。

　　[28] 湖北省政府编印《湖北省统计年鉴》(1943年)，第602页，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14—2。

　　[29]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交通邮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5页。

　　[30]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难民统计》(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31]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地理(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1页。

　　[32] 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抗战期间湖北概况统计》(1940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2—2—35(一)。

　　[33]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地理(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61页。

　　[34] 湖北省政府民政厅统计室编印：《湖北省年鉴》(1937年6月)，第一回第106—107页，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14—1。

　　[35] 《湖北省临时参议会会议记录》，1946年5月。

　　[36] 湖北省襄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襄樊市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288页。

　　[37] 《轰炸老河口》(1985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38] 周苍柏：《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业务总报告》(1948年)，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9;徐旭阳著：《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43页;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湖北省政府复员工作报告》(1945年9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一(2)—61;《藕池口惨案》(1947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

　　[39] 《森山精二罪行调查书》(1952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页。

　　[40] 《查讯控诉人詹国新的笔录》(1954年11月24日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页。

　　[41] 《鹈野晋太郎笔供》(1954年8月3日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

　　[42] 《13、39师团罪行调查书》(1951年12月整理)、《高垴惨案》(1990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68页。

　　[43] 《13、39师团罪行调查书》(1951年12月整理)、《高垴惨案》(1990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68页。

　　[44] 《李子恒等控诉书》(1951年11月12日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