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 (1)
来源：海南省抗战损失调研课题组   2017-10-28 10:06:37

　　(一)调研工作概述

　　1.调研组织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关于开展<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的通知》精神，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于2005年4月成立《抗战时期海南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领导小组，下设课题调研小组。2006年4月，对课题调研小组进行调整充实，邀请海南师范大学、省军区、省档案局、省统计局有关人员参加本课题的资料收集及研究工作。全省各市县均成立抗战课题调研小组。详见下表：

海南省、市(县)两级抗战课题调研组情况表

　　续表

　　2.调研过程

　　调研工作先从基层抓起。省课题组领导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全省18个市县逐一进行检查指导，帮助解决实际问题。2006年4月，省委党史研究室向各市县党史研究室(史志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抗战时期海南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收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市县对本区域档案馆所藏1939年至1947年民国档案及文献资料进行拉网式收集。各市县调研组努力争取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积极开展调研工作。有的市县在收集档案文献资料的同时，还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社会调查。各乡镇和村委会指派专人负责，做到层层落实，责任到人。由于调研工作覆盖面大，获取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市县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省课题组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规范了工作程序，加快了工作步骤。

　　其次是扩大调查范围。为了夯实课题调研基础，省调研小组除了在本省范围内查阅相关的党史、地方志及政协文史资料外，还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海南省档案馆、海南钢铁公司档案馆查阅历史档案，并采访了一批重大惨案、血案的幸存者和见证人，以及劳工、慰安妇的幸存者或亲属。针对海南的情况，省调研小组把劳工、慰安妇、遭日军性暴行的人数及有关口述资料做了专题分类和整理，以期突出海南抗战损失资料的特色，做到更加全面、具体、翔实。

　　再次，对具体资料进行甄别、分析和统计，尽可能理顺逻辑关系。由于年代久远，这次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出现相互矛盾或不够清晰之处，主要集中在数字、时间、人名、地名、事件经过等方面。对于搜集到的各种资料和市县报送的统计数字，调研小组都认真加以甄别、核实，反复进行汇总统计，力求准确无误。譬如，关于抗战时期海南人口伤亡数字，在有关的研究著作中有20多万、40多万、50万等多种说法。经调研小组缜密调查，纵横对比，细心考证，最后得出可信的数据。

　　3.所得资料

　　4年多来，省、市县两级调研组共有562人参加调研，累计查阅历史档案资料955卷、文献资料250种，复印史料4100页;采访重大惨案、血案幸存者和、见证人以及劳工、慰安妇幸存者和亲属，采集证言证词588份;走访当事人和知情人6661人，搜集劳工口述回忆资料156份，拍摄照片515张。在撰写本调研报告的同时，还形成《抗战时期海南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海南抗战档案、文献资料选编》、《海南抗战调研成果目录》等3种材料。

　　(二)海南抗战前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状况

　　1.行政区域和自然条件简况

　　海南位于中国的南端。1988年4月建省并建立海南经济特区。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现辖2个地级市：海口市、三亚市;6个县级市：琼海市、儋州市、万宁市、文昌市、东方市、五指山市;4个县：定安县、屯昌县、澄迈县、临高县;6个民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个办事处：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全省陆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2008年总人口约864万人。

　　海南原为广东省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1936年9月，广东全省划分为9个行政督察区，海南被划定为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区，在琼山县设立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将全省划分为西江、东江、南路、琼崖4个行政区，琼崖行政区设立行政公署。1940年5月，撤销琼崖行政区公署，重新设立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琼山(今属海口市)、文吕、琼东(今琼海市)、乐会(今琼海市)、万宁、定安、澄迈、临高、儋县(今儋州市)、崖县(今三亚市)、陵水、昌江、感恩(今东方市)、白沙、保亭、乐东16县(海口原属琼山县管辖，1926年12月设市，1931年2月裁撤，其地域复归琼山县管辖。1939年2月海口沦陷，次年由日军操纵成立“海口市临时政府”，1942年初改为“海口市政府”。1949年8月，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决定设置海口市政筹备处，并划定管辖区域。1950年6月，成立海口市人民政府)。据民国时期广东省民政厅等档案资料统计，1939年海南总人口2402965人。

　　海南岛北濒琼州海峡，与广东省雷州半岛隔海相望，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环岛海岸线长1617.8公里，有大小港湾84个。琼州海峡宽约18海里，是海南岛与大陆之间的“海上走廊”，也是北部湾与南海之间的海运通道。西、南、中沙群岛海域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海南岛略呈椭圆状，以中部高山为核心，向四周外围逐级递降，由山地、丘陵、台地、平原组成环形层状地貌。地处热带北缘，高温多雨，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特点突出。温暖的气候，充足的降雨量，特殊的地质构造和地理条件，使海南拥有丰富的农、林、矿、渔等资源。但是在民国时期，海南丰富的自然资源未能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2.抗战前海南社会经济状况

　　民国时期海南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但由于缺乏水利设施，农田基本上都是“望天田”。加上耕作粗放，生产工具落后，品种低劣，粮食产量很低。全岛所生产的粮食不能自给，每年需从暹罗(即泰国)、越南等地购人大批米粮。农作物除稻谷外，还有番薯、高梁、玉米、木薯、豆类等。日军入侵前，全岛牛猪各为75万头①。森林覆盖面积为50%②。

　　工业基础薄弱，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生产能力很差，基本上属于手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1924年至1935年间，海南的轻工业主要有制糖、罐头、印刷和制盐业等。制糖业也主要是手工作坊。当时全岛制糖业平均年产量为20万担。1930年全岛共有盐务公司122家，盐田(石田)面积约4156亩;塥户973家，盐塥面积810亩;灶户46家。计每年产生盐598465担，熟盐尚不在内。主要盐场分布在三亚、榆林、北黎、感恩、儋县、后水、海口、塔市、清澜、长圯、潭门、和乐、东澳、新村、保平、九所、海头、马袅等地③。

　　商业比较繁荣的地区集中在本岛北部和东北部沿海地区，即琼山、文昌、琼东、定安等县。当时全岛有商业圩镇214个。海口有店铺近600家，经营门类比较齐全。海南商业的兴衰与侨汇关系极其密切。在日军侵人海南之前的五六年间，岛内政局相对平稳，华侨汇回资金丰裕，社会购买力旺盛，商业充满生机。

　　海南对外贸易的扩大始于19世纪末。.随着海南近海商贸以及与东南亚贸易的增加，海南航运业出现兴旺的景象。凭借优越的海运条件，海南一度与香港、广州、佛山等地成为贸易对手。航运到达口岸以香港为主，广州、佛山为辅。海南货物甚至直接出口到东南亚及英、美等国。当时从岛上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活牛、生猪、山羊、药材、香料、青果、皮革、海产品、木材、红白藤及其制成品。从海外输入的商品主要是粮食、油料、燃料、金属制成品以及日用杂货④。

　　崖县是海南最著名的海鱼产区，其次是临高、陵水、乐会、万宁、文昌、儋县。每年出口数量约2500—3000吨。

　　1934年，海口有3家银行：中国银行琼州办事处、广东省银行海口支行、琼崖实业银行;1间邮政储金汇业局：琼州邮政储金汇业局;15间找换钱店;40余间汇兑银铺及星暹信局(即汇兑新加坡、泰国侨汇的侨批局)。

　　海南交通运输业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发展较快，出现了陆运、海运、空运并举的势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全岛公路总长1844.5公里;海上运输业以海口为中心，辟有9条航线，即海口至广州、湛江、汕头、北海、厦门、福州、香港、新加坡、暹罗等航线。日本入侵后，海南交通运输业急速下滑。

　　在邮电方面，1938年海南全岛有二等邮局3处，三等邮局8处，支局1处，代办所67处。海口设有琼崖电话总局和广东省无线电报琼州分局。

　　注：

　　①《海南岛一般情况及建设计划》，广东省水利电力厅资料室，资料编号161—27，存海南省档案馆;陈 植：《海南岛新志》，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114页。

　　②吉野正敏：《海南岛的农业气候》，见日文版《地理》第29卷8号，第83页。

　　③陈铭枢总纂(民国)：《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重版，第391页。

　　④陈铭枢总纂(民国)：《海南岛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重版，第433—476页。

　　(三)日军对海南的侵略与主要罪行

　　1.日军侵略海南的基本情况

　　海南岛是华南乃至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早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不久，日军就注重强化对海南岛的研究，将其视为控制南太平洋的前进基地。日军认为，海南岛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而且具有经济战略价值。1939年1月13日日本内阁御前会议后，日军做出了进攻海南陆海空协同行动的周密作战计划。

　　日本军队对于海南岛进攻作战，陆军方面称之为“登号作战”，海军方面称之为“Y作战”;陆海军协同对海口方向的进攻作战称之为“甲作战”，海军单独对三亚、榆林的进攻作战称之为“乙作战”①。1939年2月10日凌晨，日军向海南岛发起了进攻。日本海军第5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信竹中将和陆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指挥下的“台湾混成旅团”数千人，在海军第5舰队30余艘舰艇护卫和5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从海口西北角琼山县天尾港约2公里长的海岸强行登陆。在击败国民党保安部队抵抗之后，随即兵分左右两翼进攻海口、府城。左翼队击退在大英山抗击的国民党保安第15团第3营和海口政警队一个连的抵抗后，于当日约12时40分攻占海口市。右翼队击败驻守府城甘蔗园的保安第11团第2营及保安第5旅旅部直属排的抵抗之后，于当日约11时45分攻占琼山县城。日军海军基地部队随同日本步兵到达海口湾，清除河道后进人海口。为配合登陆作战，日军对海南岛北部的文昌、清澜、塔市等地进行了轰炸。日军随后于2月20日向定安县进攻并占领定安县城，2月21日占领文昌，2月23日占领清澜港。此为日军的甲阶段作战。

　　日军的乙阶段作战于2月14日凌晨发动。此次的目标是海南岛南部的重镇——三亚。日本海军第5舰队载着佐世保海军陆战队约2500余人，于2月13日从雷州半岛的深尾湾出发，于14日拂晓，进至三亚港附近，随后占领了三亚、榆林、崖城，并派出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海南南部的各中小城镇。4月16日，由台湾混成旅团的川崎部队与坂垣大佐指挥的海军陆战队在海南岛西部(今洋浦港入口处北岸)登陆。次日，又于新英登陆，随后向东进击，于4月18日10时占领儋县县城(今儋州市新州镇)。至此，海南岛东部、北部、南部、西部各地的重要港湾和城镇全部被日军占领。至1940年3月，日军逐步占领除白沙县城外海南岛各县县城和大部分市镇。日军占领海南之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在占领区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共同制定了《海南岛政务暂行处理纲要》，其中规定：“在海南岛政务关系的处理，由在当地的陆海军各政务处理机构及外务派出机构组成的海口联络会议来担任，并作为其执行机构。”据此日军在海口成立了由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省派遣机关组成的海口联席会议，即所谓“现地三省联席会议”，作为日本处理“海南岛会议”政务决策以及协三方机关的最高机构②。

　　1939年11月设立的海南岛根据地队司令部，是日军在海南岛的最高军事机构。时下所属部队为五防(司令板垣盛)，吴六特(司令大田实，4月15日改称六防)，横四特(司令加藤荣吉)，佐八特(司令井上佐马二)。海军陆战队的总人数大约6725人。1939年底，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全面改编，海南岛的第四根据地队也随之变化，改称海南岛根据地队，隶属于中国方面舰队新改称的第二遣华舰队。为强化海南岛的警备力量，1940年6月10日，舞鹤镇守府第一特别陆战队被派往海南岛，列入海南岛根据地队的战斗序列。由此，日本海军三支陆战队和二支防备队，分别五个区域担负海南岛的警备任务。③此种兵力的配置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日军在1939年2月10日在海口，2月14日在三亚登陆后，为控制岛内的主要目标，随即展开了进攻，兵力主要集中于北部，至1939年4月占领琼海的嘉积为止，日本陆军登陆后作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1939年7月日本陆军饭田旅团(即台湾混成旅团)撤出海南岛之后，海南岛几乎形成了日本海军为主控制的局面。在1940年3月，日军以扩大“讨伐”范围、扩大占领区及实施道路的建设为目的，动用海南岛根据地队属下的全部兵力，开始全岛的“扫荡”战。日本方面的资料称此次作战为“Y二作战”。日本方面的资料称：此作战从3月1日开始，4月底结束。1940年6月10日，舞鹤镇守府第一特别陆战队派往海南岛，并在海南岛编成列入海南根据地队的编制。此后在海南岛的日军把全岛分成五个区域，以两个防备队及三个特别陆战队分担各自区域的警备任务。

　　1941年之后，由于海南岛在日军强行进占法属印度支那过程中发挥了突击基地的作用，加之海南岛内诸多重要资源的发现，由此日本海军不仅把海南岛看成是获取丰富战略资源的要地，而且亦将之视为日本的“南进”基地之一。1941年4月10日，将原来海南根据地队升格，新设海南警备府以强化其基地作用。但是这时海南岛内抗日军队(包括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当地的民团)的活动依然非常活跃，同时，他们也和岛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日军的所谓 “治安”及“开发”活动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扼制抗日军队的活动，日军借鉴大规模作战的“Y二作战”取得实效的经验，在“Y二作战”之后近一年的时候，组织大规模“扫荡”作战，日本方面的资料称此次作战为“Y三作战”。时间是1941年2月23日—3月31日。日本方面的资料称：日军在海南岛北部由十五警、佐八特及舞一特“扫荡”海南岛北部抗日军队;南部则由十六警及横 四特进行“彻底的讨伐”，已使抗日军队“丧失集团行动的能力”。在“Y三作战”中，为准备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而临时进驻海南岛的两支日军特别陆战队吴一特(1941年2月1日从日本国内调入海口)和佐一特(1941年2月从日本国内调入三亚、清澜)，也临时编入海南警备府的指挥系统，协助此次作战④。

　　此后，日军又分别于1941年8月、11月，1942年6月、11月发动了“Y四作战”、“Y五作战”、“Y六作战”、“Y七作战”。对海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为维持日军的统治，日军不断“讨伐”扰乱“治安”的抗日军队。据日文资料的记载：“1944年海南警备府特别指导实施了‘Y八扫荡作战’。该作战在航空部队协助下，实施如下：15警，时间不明。16警，昭和18年(1943年)12月9日至昭和19年(1944年)3月17日;昭和19年(1944年)9月1日至昭和19年(1944年)12月6日。横4特，昭和18年(1943年)12月1日至昭和19年( 1944)年12月X日。佐8特，昭和18年(1943年)12月1日至昭和19年(1944年)5月7日。舞1特，昭和19年(1944年)5月1日至昭和19年(1944年)5月31日;昭和19年(1944年)9月1日至昭和19年(1944年)10月31日。⑤”

　　为夺取海南岛石碌的铁矿资源，日军在八所修筑港口，并于1943年3月完成第一号码头的建设。从1943年3月下旬第1艘装载铁矿石的日本船只驶向日本国内，此后矿石船陆续开进该港。但这些船只也成为了在华美国空军的袭击目标，同时美国空军日益频繁地对海南岛进行空袭。日军在岛上的航空兵力为警戒和迎击而疲于奔命;日军陆上部队除“扫荡作战”之外，还加上了对空监视和对空防卫的任务。

　　在1945年日军较大规模的进攻是“Y九作战”，但各方关于“Y九作战”的资料极少，故难以了解其具体情况。据《海南抗战纪要》的记载：“Y九作战”从“民国卅三年二月八日开始”;而日文资料的记载记其事在1945年。此时海南警备府所属的警备队及海军陆战队一面要应对海南岛内抗日军队的袭扰，同时也要进行反美军在海南岛登陆的准备。1945年1月为准备对美军的作战，日本陆军的“纯兵团”(第23独立混成旅团)一度进入海南岛防卫，但在同年5月由于日军华南方面军防御方针的改变，纯兵团又撤回到广东;其间在海南岛的日军航空兵力(主要是九〇—航空队三亚派遣队)因“天号作战”而撤回日本国内，在海南岛再无日军航空兵力。此时日军由于在中国华南的海上交通线因盟军的空袭已经中断，产自海南岛石碌、田独的铁矿石也就无法运出⑥。

　　面对日军的侵略和统治，中共琼崖特委及其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孤岛抗战，开展游击战争，浴血奋战，多次粉碎日军残酷的“蚕食”和“扫荡”，使侵琼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6年多的抗战中，琼崖独立纵队共对日、伪军作战2200余次，击毙日、伪军3500余人，伤日、伪军1900余人，俘虏日、伪军150余人⑦。另外，守卫海南的国民党广东保安第五旅两个保安团及各县壮丁常备队和游击队对日军的入侵同时也奋起抵抗，坚决打击。据曾任琼崖守备司令王毅于1945年11月5日的《述职报告书》中说：国民党抗日军队“与强暴之顽敌抵抗，至六年又七个月之久，先后与敌苦战1637次，共毙敌4284人”⑧。琼崖抗日军民的坚决抵抗与斗争，使日军在琼崖的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遭到沉重打击，阻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打破了日军建设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美梦。

　　注：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94页。

　　②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7年版，第341页。

　　③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405页。

　　④张兴吉著：《日本侵占海南岛罪行研究》，海南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70—72页。

　　⑤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440页。

　　⑥参见张兴吉：《日本侵占海南岛罪行研究》，海南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01—102页。

　　⑦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红旗不倒——中共琼崖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363页。

　　⑧沈云龙主编：《海南抗战纪要》，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664页。

　　2.日军对海南岛的殖民统治和血腥屠杀

　　为强化对海南岛的占领，日军在海南环岛沿海地带及内陆山区，建立360多个军事据点，形成军事统治网络。日军为实施“以华制华”方针，网罗汉奸、卖国贼，于1939年7月17日在海口成立傀儡政权“琼崖临时政府”，由赵士桓为主席;成立伪“自卫军”，詹松年为伪军司令。在文昌、琼山、定安、琼东、乐会、万宁、陵水、崖县、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保亭等县及乡镇建立县、乡维持会和警察局。日伪重编户口、发放良民证，建立保甲制，采取连坐及限制人身自由等办法，强化对占领区民众的日常监控体制。这些伪政权与日军系统纵横交错，组成严密的法西斯殖民统治网络，残酷地统治、压榨和摧残沦陷区的人民。

　　日军在海南实行野蛮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肆意杀戮无辜民众，血腥镇压抗日军民，制造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血案。日军屠杀海南军民的手段极端残忍，有活埋、剥皮、割肉、斩首、抛杀、集体枪杀、绳绞、挖眼、肢解、挖心、狗咬、水烫、棒打、电击、铁丝吊、插竹签、钉四肢等多种手段。其中重大惨案如：

　　(1)陵水县港坡村惨案

　　1939年6月15日夜，日本侵略军300余名，分四路合围“征剿”港坡村下岭，一共杀死无辜群众310多名，烧毁民房20余间。新婚不久的村民周进吉夫妇，被日军刺死在沙滩的船底下。村民符关德被日军刺了7刀，挣扎而死。村民陈保吉躲藏在荆棘里，被日军拿刺刀刺穿腹部，肠子流出体外。年轻媳妇陈德昌在厨房煮饭，日军一士兵见后，欲上前强奸，陈德昌的婆婆拼命拖住日兵，使媳妇得以逃脱。日本兵恼羞成怒，竞举起枪托将陈德昌的婆婆活活打死。是日，日军将躲藏在岭上的港坡村村民200余人杀害，尸横遍野①。

　　(2)海口儒显村惨案

　　1939年8月15日，驻海口市长流圩日军300余人，突然包围儒显村，以检查良民证为由，驱赶村民集中到村东小桥旁和附近坡地上，分为青壮年和妇女老少两部分进行杀戮。有斩首的，有开膛剖腹的，有用枪托对着脑勺打死的，有割乳房而后杀害的，有用军刀插入下身致死的，还有被机枪射杀的，连睡在摇篮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情景惨不忍睹。全村除了当天早上外出的27名村民幸免于难外，199名村民被杀死，180余间民房被烧毁②。

　　(3)林圩乡民海难

　　1939年冬，琼山县演丰镇林圩乡的一群村民为躲避灾难，乘帆船下南洋。帆船经过两天两夜的漂泊，漂到湛江南面的赤坎仔，遭遇日军巡逻艇。日军强行登船，将船主李诗兰、王鸿梓及十几名青年捆绑起来，押上巡逻艇严刑拷打，继而用刺刀刺破他们的肚皮，掏出肠子，然后将他们抛入大海。日军又往帆船上喷汽油，纵火烧船。船上乡民纷纷跳海，无一生还。日军制造的这次海难，共杀害乡民38人③。

　　(4)乐罗大惨案

　　1940年2月6日，日军挂在崖县第二高级小学乐罗学校楼顶上的日军旗被抗日游击队拔掉。同月18日夜间11时，200多名日军开往乐罗村，在村子的4个路口架起机枪，对惊慌出逃的村民进行点射。第二天，村子四周尸体枕藉，惨不忍睹。计有颜国洲、陈德文、周春光、周大章、陈玉鸳、赵才庆、陈应生、吴明诚等195名村民被日军杀害，数十间房屋被烧毁，大批牲畜、财物被抢走④。

　　(5)大洋、北岸两村惨案

　　1941年6月25日凌晨，日军集中桥园、龙流、乐城等据点兵力400余人，包围乐会县大洋、北岸两村，以查良民证为由，逐户搜查，将全部村民集中在一起，以刀砍、枪刺等方式进行屠杀，然后将尸体抛入屋内，放火焚尸灭迹。

　　在北岸村，日军将村民集中在村民何君志、何君日两家庭院内，院门前架上机枪，由8名手持军刀的日军对村民进行杀戮。院内4名日军将村民逐个推到堂屋大门门槛上，由2名日军举刀逐个砍刺数刀，不论死活，由另2名日军将他们扔进堂屋过厅火堆中(厅内堆有稻草芦席等，于杀戮前浇上汽油点燃);先杀男人，后杀妇孺。何君范当年7岁，被日军刺4刀，头部被砍一刀，所幸均未致命，被抛入尸堆后，滚出火圈，逃进过厅卧房的水缸中躲藏，得以保全性命。

　　大洋村遭集体屠杀的地点是黎锡州、黎因家的宅内。日军进行集体屠杀后，又派汉奸喊话，佯称日军撤走了，叫大家出来。一些躲藏在村内的村民，一出现立即被日军射杀。这次惨案，大洋、北岸两村369名村民被日军杀害。加上过后几天被杀的两村村民及路过被害的外乡人130名，总共499人罹难。两村财物被洗劫一空，40余间民房被烧毁⑤。

　　(6)沙土峒大惨案

　　驻临高新盈日军分别于1941年7月7日至11月间，3次出兵，对澄迈县沙土峒平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大烧杀、大抢劫。共杀害民众1336人，焚毁民房58间，抢走耕牛600余头，使沙土峒成为无人区。日军杀人的手法极端残忍。有7名妇女被日军剥光衣服轮奸后，用刺刀从下身刺死。一名未满月的婴儿被杀后，日军用刺刀刺进婴儿腹部挑起来玩弄，而后将婴儿的头颅割下抛到远处，5天后亲人才找到婴儿头颅⑥。

　　(7)大河、后田、牛耕坡、周公四村大屠杀

　　1941年8月25日，驻定安县黄竹据点的日军包围大河、后田、牛耕坡、周公4个村庄，以检查良民证为名，挨家挨户搜查，将4个村庄在家的男女老少共110人关押到大河、后田、牛耕坡的3间大屋里，用汽油点燃屋子，将屋内的村民活活烧死。少数冲出屋外的村民也被日军用刺刀刺死。这次大屠杀，被关押的110名村民除1名村民逃脱外，其余全部罹难，其中大河村79人，后田村23人，牛耕坡村3人，周公村4人。4个村庄被日军烧毁的民房共191间⑦。

　　(8)石马村惨案

　　1942年3月2日下午，日军“扫荡”文昌县抱锦乡石马村，杀死140余人，烧毁房屋380余间。4个活蹦乱跳的幼儿被日军扔在铁锅里煮死。68名老少妇孺被迫脱光衣服后，绑在一起，被日军用刺刀对准心窝，一个个捅死，然后在尸堆上泼上汽油，引火焚烧。4名年轻貌美的妇女，当着父母、叔伯、兄弟姐妹的面被剥光衣服，被日军狠亵、轮奸后刺死⑧。

　　(9)血洗昌洽村

　　1942年11月1日，日军乘6辆军车开进琼山县昌洽村，将全村洗劫一空。来不及外逃的47名村民全部被杀害。日军随即驻扎昌洽村，在村口架起3个“宰人砧”，肆意斩杀抗日人员和无辜村民，甚至挖肝下酒。村民林克英被日军严刑拷打，注射毒药，折磨半月而死。昌洽村55间房屋被日军烧毁54间⑨。

　　(10)木石大屠杀

　　1943年1月9日早晨，日军在琼山县木石溪边杀死村民130多人，绝大部分为妇女儿童。黄循财当年仅6岁，被搂在母亲黄何氏怀中，日军从他母亲背后连刺七刀，七刀均刺穿他母亲的身体并刺到他，其中一刀刺破他的肚皮，使其肠子外流。母亲被刺死，他昏迷不醒。日军撤走后，他被乡亲救活。当天木石、新云、大尼坡等村的房屋基本被烧光，牲畜、粮食被洗劫一空⑩。

　　注：

　　①陵水黎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陵水县志》，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②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9页。

　　③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④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372页。

　　⑤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151页。

　　⑥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雷登华：“日军沙土大屠杀”，澄迈县委史志办公室编：《澄迈革命斗争回忆录》，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457页。

　　⑦定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定安县志》，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747页。

　　⑧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6页。

　　⑨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6页。

　　⑩琼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琼山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97页。

　　(11)互助乡“三一”大惨案

　　1945年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一)，来自中原、桥园、阳江三路的日军，突然包围乐会县互助乡坡村、长仙、三古、南桥、雅昌、隹文、风岭、吉岭、官园等9个村庄，杀死村民200多名，并将751名青壮年押往日军据点。中午11时，日军命令伪维持会兵剥去被抓村民的衣服，用铁丝将他们捆绑起来，拖往燕岭坡，在两个事先挖好的大坑前，施行大屠杀。首先是逐个砍头，未砍死的就踢进坑里活埋。日军一连三天在上述9村实行“三光”政策，见屋就烧，见物就抢，见人就杀，连老人、孕妇和小孩都不放过。互助乡“三一”大惨案，有900余名村民被杀，276间房屋被烧毁①。

　　(12)月塘村惨案

　　1945年5月2日，日军以万宁县月塘村村民“通共”为借口，包围月塘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在三四个小时里，杀死该村村民286人，伤6人，烧毁民房70多间，抢走耕牛10多头，猪30多口，其他财物一大批②。

　　(13)秀田惨案.

　　1945年7月30日，驻文昌县铺前圩的日军“围剿”罗豆乡秀田村，将100多名村民驱赶进2间屋子里，架起机枪扫射，然后浇上汽油将屋子烧毁。村民被杀140人，房屋被毁33间③。

　　(14)八所潭“万人坑”

　　为了将开采的铁矿尽快运往日本，日军于1941年5月赶修石碌至八所铁路和八所港码头。铁路全长52公里，沿线多为人迹罕至的荆莽地带，全靠人力挖掘铺设，施工难度大，但仅用10个月就完工。期间，劳工们被迫昼夜不息地开山挖路、铺设铁轨，填海筑堤，建设码头。工程最紧张时期，劳工多达2万之众，由于日军折磨、毒打和超负荷的劳役及疾病、饥饿，到工程结束时，仅剩下2000余人。死者起初用火葬，后来死人越来越多，日军就在八所附近挖一个占地200平方米的大坑，将死者抛到坑内埋掉。这便是著名的八所潭“万人坑”④。

　　(15)万福村“焚尸炉”与天烛坡“万人坑”

　　1944年初至1945年夏，日军在陵水县英州镇修建机场，并在近邻的万福村旁设一个焚尸炉，专门用来焚烧因伤病死亡的劳工。一些尚未咽气的劳工也被日军放人炉中焚化。同一时间，日军在陵水县文罗镇和三才镇大宁村一带修建机场，在三才镇的天烛坡挖一个大坑，用来抛埋和堆焚因伤病死亡的劳工。在一年半时间里，就焚烧、抛埋死亡劳工5000人⑤，后被称为“万人坑”。

　　自1939年2月10日海南沦陷至1945年9月2日日军投降，在6年半的时间里，日军在海南岛制造的惨案、血案总计213桩。其中，民众被屠杀活埋死亡1000人以上的有2桩，100—1000人的有44桩，100人以下的有167桩⑥。“万人坑”、“千人坑”、“千人墓”、“百人墓”等有18处，被夷为废墟的“无人村”有476个⑦。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蚕食”和“扫荡”，造成海南重大人口伤亡。

　　注：

　　①海南省史志工作办公室编：《海南省志·政府志》，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77页。

　　②万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宁县志》，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474页。

　　③文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文昌县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821页。

　　④海南省史志工作办公室编：《海南省志·政府志》，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01页。

　　⑤陵水黎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陵水县志》，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页。

　　⑥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部分市县调研报告。

　　⑦苏智良等著：《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3.奸淫并杀戮妇女

　　日军对占领区的妇女肆意奸淫杀戮。只要看到妇女，不管老幼，日军就一拥而上，公然强奸，然后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杀戮：或往其下身插入竹签、柴头，或用刺刀戳其下身，或用军刀割掉其双乳，直至妇女丧命;对于孕妇，日军在施行强奸和杀戮后，往往把胎儿从母腹中剖出虐玩，最后用刺刀挑起刺死。

　　1939年2月10日，日本侵略军在琼山县天尾港登陆。登陆当天，日军在天尾村到处抓鸡捉鸭，抢夺财物，奸淫妇女，全村被强奸的妇女达100余人，甚至一名70多岁的老妪也被奸淫。

　　1939年春，日军在儋县白马井港登陆，占领王五地区，杀害平民，强奸妇女10人(其中1人被强奸后，用刺刀杀死)。

　　1939年5月的一天，日军窜进儋县加乐村杀人焚屋，强奸妇女18人。

　　1939年7月某日，日军在儋县红坎村强奸妇女12人。

　　1939年10月某日，日军在儋县珠江村强奸妇女11人。

　　1939年12月13日，日军对儋县简屋村狂轰滥炸，而后进村奸淫妇女，有4名妇女被强奸致死。

　　1940年1月27日，日军出动陆海空军部队对儋县美龙、北路、盐场、石兰、许宅等10多个村庄进行“扫荡”，强奸妇女15人。14岁的少女赵欢南被10名日军轮奸，然后杀害。

　　1940年2月18日晚上，日军包围崖县乐罗村。周濂杰妻颜氏正怀身孕，听到枪声慌忙逃出村外，半路上被2名日军擒住轮奸。奸后日军用刺刀刺破孕妇肚皮取胎作乐。颜氏一身两命均死于日军屠刀。

　　1940年2月29日，30多名日军在儋县新隆村集体轮奸苏姣英、苏尾英姐妹。

　　1940年3月16日，驻琼山县潭口、云龙、美蓝三个据点的日军出兵“扫荡”儒云、土阁、北桥等村。正午时分，躲在灌木丛中的北桥村民土阁嫂(冯裕麟妻子)以为日军已撤，爬出来欲给牛饮水，不料被埋伏在坡顶树丛中的日军发现，将她强行拉走，进行轮奸。日军发泄完兽欲后，将她捆绑在石碑上，用刺刀剖开她的腹部，血糊糊的肠子流在地上，她大骂日军而死。

　　1940年4月某日，日军侵入崖县黎族村庄抱荀村，轮奸妇女7人。

　　1940年9月22日，驻琼山县昌洽村的50多名日军开赴龙榜村进行“扫荡”。21岁的林玉梅和她23岁的妯娌当时都怀孕在身，她俩刚逃到美雅村后坡时就被7名日军抓到。日本兵将她们衣服撕掉后进行轮奸，然后掏出军刀将她们的乳房割下，痛得她们在地下打滚。日军随后开枪杀死她们。

　　1941年5月5日中午，日军“围剿”陵水县提蒙乡岭头园村，强奸黎族妇女陈引弟，然后用刺刀戳其下身、乳房致死。

　　1941年7月12日，驻白沙县七坊据点的日军强令英歌村的黎族妇女到营地锄草。日军见高亚疗姑娘长得漂亮，将其拉入屋内，12名日本兵对她施行轮奸。

　　1941年10月的一天，一伙日军士兵闯进临高县武莲村，枪杀村民，强奸妇女张某等5人。

　　1942年2月8日下午3时，100多名日军袭击琼山县长泰村，在众目睽睽之下轮奸11名妇女，然后把她们与6名儿童一起捆绑在屋内，用汽油活活烧死。

　　1943年7月19日，日军围攻昌江县光田村，该村妇女文怀女已怀孕7个多月，被日军抓住后将其轮奸，用刺刀往她身上刺了十多处，又用刀开膛破肚，把胎儿挑出来。

　　1943年秋，日军对临高县木排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木排村一名60多岁的老太婆被强奸，群佛村一名15岁的少女被奸污致死。

　　1944年春某日上午，十多名日军到定安县四区的乌石坡、坡田、三牛坡、田浩等村“扫荡”，将林诗雅妻、吴英臣妻和王业英3位妇女剥光衣服，强押她们赤身裸体巡游各村。日军结束“扫荡”后，将这3位妇女押回军部轮奸，然后用刺刀将吴英臣妻和王业英刺死。林诗雅妻幸存。

　　1944年9月2日下午，白沙县霸王乡牙佬村黎族姑娘符亚初外出返回村口，遇上一队日军，被日军强行拖进农屋，扒光衣裙，绑在竹床上，轮奸致死。

　　在文昌县南阳乡，抗战期间，就有200多名妇女被日军远征讨伐队强行奸污。

　　日军的残暴与灭绝人性使海南沦陷地区笼罩在极度恐怖的气氛中，妇女们或纷纷外逃，或外出时女扮男妆，时有民谣唱道：“见见(明明)死鱼变成虾，见见妰嬷(女人)变公爹(男人)。”

　　4.封锁经济， 制造灾荒

　　日军对海南岛的海上运输和捕捞作业进行大规模的封锁，扼杀了海南岛的航运和渔业生产，断绝了海南岛与大陆及国外的联系。其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造成全岛各地物资奇缺，物价昂贵，缺医少药，瘟疫流行，民不聊生。1939年至1941年，琼中境内发生3次麻疹流行，死亡率高达11%;1940年至1941年，岛内发生6次霍乱、副霍乱流行，民众死亡2730人①。1943年底至1944年春，万宁一带遭受空前旱灾和虫害，又连遭三次强台风袭击，粮食几乎全部失收，一块光洋仅能买一升米或一斤食盐，造成有史以来罕见的大饥荒，不足半年时间，全县就饿死4182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4以上②。仅东澳镇新潭村，就饿死1331人，占全村人口的74%③。

　　日军对海南的食盐进行严厉的封锁和控制。其目的有两个：一是使民众缺盐，丧失体力，难于抵抗;二是收集大量食盐，用于提炼盐硝，制造弹药。1942年，日军加大对食盐的封锁，在产盐区和主要交通要道派出小分队日夜巡逻。这年秋天，日军在巡逻途中抓到12名从儋县、临高沿海一带到琼山县松涛地区贩盐的商贩，将他们押到河边，强迫他们自掘一条土沟，然后用长剑将他们杀害，填埋沟中。有一名临高县人，送盐到黎母山地区，被日军抓获，日军劈开其腹部，把大把食盐撒入其中，致其痛苦挣扎而死④。

　　日军还人为制造灾荒，以恐吓对日军不顺服的民众。驻万宁县日、伪军因为陵水县上北区金陵乡民不肯投顺，便在1943年至1944年，每到稻谷成熟时节，派来大队人马，将大村、张田、旧村、莲花昌等各村田里的稻谷，全部抢割殆尽，导致全乡发生空前的大饥荒。乡民因为没有敌伪印发的良民证，无法离乡逃荒，只能吃尽草根树皮后，坐以待毙。但见白骨遍地，满目凄凉。全乡原有2.3万多人口，抗战胜利后，仅存7000余人，伤亡三分之二。

　　日军侵占屯昌(当时分属定安县和琼山县管辖)期间，极力控制资源和粮食，管制农民和农田，插秧季节由日军发放种子，收获季节要向日军报割，并由日军验收。收成大部分被日军掠走，农民只得到少许火柴、粗布作为报酬。加上1944年至1945年的干旱和蝗灾，造成大灾荒，屯昌民众只能靠啃野草树皮度日，倒毙路边者不计其数。新兴镇太坡村陈恭和一家，虽有良田多亩，但由于日军杀戮和断粮饥馑，全家死绝。

　　注：

　　①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出版社1995

　　年版，第572—573页。

　　②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20—222页。

　　③万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宁县志》，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8页。

　　④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海南出版

　　社1996年版，第332—333页。

　　5.强征、 摧残慰安妇

　　日本军队在海南各地构筑了360处军事据点(1941年数据)。其后，为了对岛上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扫讨”作战，又增设多处军事据点。在这些军事据点里，日军都以“后方勤务”的名义安置人数不等的从军慰安妇。据调查，日军在全岛设置慰安所76处，如附表一：

　　附表一：

海南岛日军慰安所统计表①

续表

续表

　　注：

　　①此表根据水野明著：《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83—285页及 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抗战时期海口日军慰安所情况调查》专题调研报告整理而成。

　　被日军通过各种手段，诱骗、横征暴掳而来的各地的年轻妇女在慰安所里过着含垢忍辱的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她们成了日军官兵发泄兽行的工具，被恣意虐待、折磨和凌辱。据麦秀玲口述，她们1940年“共渡来200—300人，光石碌就有20人，宝桥、八所、叉河、海口到处都有。(他们骗我们说)‘你去吧，你爱人在那地方做工作，我们送你到你爱人那里做工。’来后根本不让和爱人住一起，而是做妓女(慰安妇)。海南保亭那边有人初来时不愿做这工作，上吊自杀死。日本人带来的人死了也不许讲，你讲就打死你”①。受辱妇女平均每天受糟蹋少则三五人次，多则十多二十人次;在集中突击日，每人每天受蹂躏达20人次以上。儋县那大市赵家园慰安所，开张的最初10天里，仅21名受辱妇女受日军官兵蹂躏竞达3000多人次。受辱妇女们在被折磨时稍有怠慢、不满或反抗，便惨遭毒打、处罚甚至杀害②。老工人回忆，“日本人到慰安所是横行霸道，拿出军刀砍妓女”③。

　　黄流机场慰安所里的广州青年阿燕，与同房间的6名青年妇女经常遭到日军的轮番奸淫，有时有的人甚至会当场昏死过去。阿燕难以忍受这种痛苦地折磨，曾有反抗，被日本军官用刀扎穿大腿昏死过去后，仍受百般蹂躏。黄流机场慰安所同一批来的21名广州妇女，至1945年冬仅剩黄惠蓉等4人。据劳工肖炳金口述，被骗说搞纺织而招来的几十名广州女工，全部投放在北黎慰安所，专为日本军人服务。最初女工不愿意，日军就不给饭吃，还打女工，用烧红的铁板来烧女工身体。有的人被迫上吊自杀。每个晚上10个日军轮流强奸一个女工，每人规定10分钟④。在石碌铁矿慰安所，2名受辱妇女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因不能继续满足日军兽欲，便被脱光身子，吊在大树上活活毒打致死。一个叫黄玉霞的妇女，因不堪凌辱，趁黑夜在慰安所一棵大树上自尽。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石碌铁矿慰安所里的300多名青年妇女，遭暴打致死和病死、饿死的就有200多人，到日军投降时，幸存的只有10多个人。

　　1939年冬，侵琼日军第十五警备司令部派遣两个中队驻在澄迈县金江镇和石浮岭，除了实行“三光”政策和强奸妇女外，一发现稍有姿色的女青年就掳到军部充当慰安妇。山口乡叶姓农民的妻子黑姑，生下孩子不久就被日军抓进慰安所，供日军泄欲，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得以回家。慰安妇时常遭受非人道的虐待，稍有抵抗就被痛打，甚至株连家人⑤。

　　1940年1月，日军派遣队在临高县新盈镇红民街设立一间慰安所，内有4名慰安妇，其中一人为朝鲜人，一人为新加坡人，一人为海口人，还有一人是从当地抓来的。日军派遣队队长川岗规定：慰安妇不得随便走出慰安所，不准逃跑，否则连同家属立斩;无条件听从日军使唤，不得对日军无理;绝对服从管理员的管制，否则处以重罚;派遣队员无论什么时候需要，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慰安妇常常通宵达旦承受日军的兽性折磨⑥。

　　日军慰安妇组织的另一名称为“战地后勤服务队”，主要为日军驻地军营、军事据点的官兵发泄淫欲“服务”。日军以“后勤服务”为名，采取诱骗、强迫等手段从各地征集年轻妇女，投置到这些地方，为驻军提供所谓的“后勤服务”。被诱骗、强征来的妇女成为随军慰安妇。这些无辜的妇女们境遇同样悲惨，没有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只是服杂役的苦力和性奴隶。她们白天为日军挑水、洗衣、扫地干杂活，夜晚则要遭受日军官兵的蹂躏折磨。1943年春，保亭县三道镇什南班村黎族妇女黄荷润与丈夫一起被日军抓去当劳工。一到日军据点，黄菏润与另外3名妇女就被编人“服务队”，住在据点的一间茅屋里。起初，她们被安排扫地、做饭、洗衣服。第四天晚上，7名日军把黄荷润叫到住处，二话不说就将她剥光衣服，按在床上轮奸。其他几位妇女也被日军糟蹋。自此，黄荷润她们几乎每天都被日军拉去奸淫。一天，黄荷润趁日军午睡，逃出据点，但未出半里地就被日军抓回。日军曹长将黄荷润拖进房间强奸，被黄荷润咬了一口。日军曹长一怒之下，将黄荷润捆在树上，抽出军刀乱戳其下身，又搬来干柴堆在黄脚下，浇上汽油，把黄活活烧成一堆焦骨⑦。

　　像黄荷润这样被日军强掳到营舍奸淫并杀害的少数民族妇女还有不少。乐东县一个日军据点里的20多名妇女、少女，最大的周××十九岁，其余的仅十三四岁，她们经常遭受日军酒后恣意凌辱轮奸。有时是七八名日军同时糟蹋一名少女。周××多次被4名发酒疯的日兵连续折磨达5个小时之久。崖县藤桥市分遣队营地里的一名黎族少女，不堪忍受几名日军的同时恣意淫辱，咬断舌根自杀身亡。同一营地中的黎族少女陈有红不甘忍受，极力反抗，遭到围殴毒打，结果下身血流如注，两天后不治身亡。据当年在保亭县城伪军据点当伙夫的一位保城老人回忆，凡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妇女，没有一个能逃脱日军的魔掌。17岁黎族少女李亚茜被抓编入“服务队”后，不堪蹂躏折磨，多次逃跑，并拒绝服用预防丸，后有了身孕，日军竞称其怀有日本人种，将其绑在庆训村边的坡地上剖腹致死。被抓进陵水县乌牙峒砧板营油棕坡据点的20多位黎族少女，至日军投降时幸存下来的仅有陵水县本号镇祖侾村陈亚扁等少数几人⑧。陈亚扁曾于80岁高龄，不顾疾病缠身，应日本民间团体之邀，2003年12月赴日本讲述自己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史实，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日军侵琼的历史真相。

　　关于慰安妇的人数，由于缺少当时保存下来的文字资料等原因，难于进行全面统计。据苏智良等著《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中对海南22间慰安所实地调查统计，除去不详部分，每间慰安所里慰安妇人数最少4人，最多300人，一般都在10—30人之间⑨。据水野明著《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记载，仅在崖县、昌江县、八所镇、那大镇的日军慰安所，就拥有慰安妇1300人以上⑩。慰安妇们每天接客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二十个。由于日军的残暴蹂躏，慰安妇的死亡率和更迭率相当高，日军因此以暴力手段强行掳掠本地妇女进行补充。以此推算，海南16县76间慰安所的本地慰安妇人数，先后应达5000余人(11)。

　　注：

　　①海南矿业联合有限公司档案馆：《海南铁矿劳工口述资料》，第3矿史记录本，第5页。

　　②水野明著：《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97页。

　　③海南矿业联合有限公司档案馆：《海南铁矿劳工口述资料》，第5矿史记录本，第15页。

　　④海南矿业联合有限公司档案馆：《海南铁矿劳工口述资料》，第15矿史记录本，第37页。

　　⑤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9—101页。

　　⑥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苦(续)》，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90页。

　　⑦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4页。

　　⑧水野明著：《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00页。

　　⑨苏智良等著：《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36页。

　　⑩水野明著，王翔译：《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92页。

　　(11)苏智良等著：《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页、231—236页。水野明著、王翔译：《日本军队对海南岛的侵占与暴政》，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87页。

　　6.进行经济掠夺

　　日军入侵后，立即进行以“经济开发”为幌子的全面经济掠夺。截至1944年，进入海南岛的日本民间株式会社有82家①，在海南进行掠夺式开发的日本人最多时达3万余人，先后投入6亿多日元，其中农业公司1亿日元，林业公司900万日元，畜产公司300万日元，渔业1200万日元，食品加工业600万日元，水利事业500万日元，矿山事业26000万日元，港湾设备4150万日元，道路桥梁11200万日元，涉及农、林、畜、食品加工、水利、矿山、港口、道路桥梁等100多个单位②。

　　日军把掠夺矿产资源作为其重要任务，重点“开发”田独铁矿、石碌铁矿、羊角岭水晶矿和那大锡矿。主要由石原产业株式会社、日窒海南兴业株式会社、三菱矿业株式会社负责实施。从1939年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共开采铁矿砂338万吨(其中运往日本282万吨);掠走水晶93吨③、锡砂数千吨④。日军通过军事和暴力手段掠夺海南农业资源。由日本军事力量作后盾的36家商社，遍设海南各地，以没收、强占或“授权开发”等方式占据农田，建立农场和农畜产品加工厂，并强制农民从事各种劳役。在定安、澄迈、临高、儋县、琼山、乐会等沦陷区，日军以抽米、抽谷、抽收户口捐等各种方式，征用农产品。

　　对游击区及抗日根据地，则出动兵力， “无限制地劫掠家畜、粮食及金属器皿”⑤。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还大肆掠夺海南渔业、盐业、森林资源，全面控制商业货源。对中国商人则设“交易协会”加以统制，规定只有参加该协会的商店(即所谓“指定商”)，才可以从日本批发商处得到货物。日军命令三井物产会社负责经营全岛的土产品和出口物资，同时设立琼崖物资交换所，垄断对外贸易。对海南的金融业也进行全面垄断。日伪在海口设立的银行有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华南银行、琼崖银行总行。台湾银行还在三亚、嘉积、北黎等地设立派出营业所。日伪银行大量发行“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票”，票面有1角、5角、1元、5元、10元5种，总发行量达39902万元⑥，强制在日占区市场流通。在此期间，中国银行琼州办事处、广东省银行海口支行搬迁，琼崖实业银行和琼州邮政储金汇业局停业。

　　注：

　　①陈植编著：《海南岛新志》，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36—43页。

　　②陈植编著：《海南岛新志》，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34—35页。

　　③陈植编著：《海南岛新志》，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124页。

　　④《两广工商经济特辑》(民国时期)，第56—58页。

　　⑤黄菊艳：《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8页。

　　⑥日本大藏省管理局：《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通卷第29册——海南岛篇》第158页的记 载计算，合计3.9902亿元;1985年高丽书林出版。另据黄菊艳：《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研究》统计为39697万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海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南省志·金融志》为2亿多元，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4—25页。

　　7.施行奴化教育

　　日军侵占海南后，极力实施奴化教育，灌输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以巩固其在沦陷区的全面统治。1940年6月至1941年间，日本人在海南各县城及重点乡镇共办日语学校73所，强招学生4000余人。此外，日军还招引本国佛教徒到海南设立“日华佛教会”，在海南部分寺庙中设立日语学校，招收生徒100余人，进行所谓宗教教育，以麻痹信众思想。

　　日语学校设有日语、国文、算术、军训、音乐等课程，以日语、军训为主课。上日语课和遇见日本教官时，要求用日语问候。上军训课时，纪律严苛，学生稍不注意，就被日本教官施以殴打、立正、暴晒、“做牛”(即手脚抵地、腹部不能贴地)等各种体罚。

　　陵水县日本语学校有7个班，300多名学生。校长、教头(副校长)均为日本人。其课程安排为：上午：1.早操;2.朝会(周会);3.日语课;4.唱歌。下午：1.汉语课;2.劳作课(农业、搞卫生)。早操前，全体师生面东朝拜一次，由校长祷念“对宫城参拜，为了出征将士，武运长久”，然后全体行90度礼。礼毕，全体立正，举双手于胸前静默5分钟。每月1日，四年级学生由校长带领，排队前往设在军部的日本出征神社参拜。每周一的朝会，校长都要对学生进行奴化思想教育，要求学生“听皇军的话，长大后好好为皇军效劳”。继陵水县日本语学校之后，日军又在该县开办了新村、桃源、隆广、港坡、多华等多所日语学校，校长均由日本人担任。日军创办日语学校后，陵水县原有各学校被迫全部停办，学生不能继续正常读书。县初级师范学校和女子学校被日军占用，分别变成日资农场和日军医院①。

　　日军侵占时期，海口的教育遭到摧残，原有小学被迫停办或解散。日军先后举办数间培养“顺民”的小学，包括在南门的一小、西门外的二小、东门外的三小、海甸的四小等。均由日军派员任教，强制学生学习日语，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②。

　　日军侵占临高县，导致大多数师生逃散，学校停办。日军为推行奴化教育，先后在新盈、县城、加来开设3间学校，课程以日语为住主③。

　　日军侵占崖县后，在崖城、三亚、九所、黄流、红沙、藤桥等地设日语学校，强征学生入学④。

　　抗战时期，万宁县国民小学全部停办。日军在万城、和乐、龙滚举办3所“平民小学”，实施奴化教育⑤。

　　注：

　　①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4页。

　　②海口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口市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9页。

　　③临高县志编委会编：《临高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6页。

　　④三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三亚市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33页。

　　⑤万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万宁县志》，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597页。

　　(四)人口伤亡情况

　　1.档案、 文献资料中所反映的海南抗战时期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海南虽属中国战场的周边地带，但因战略位置重要，日本驻军人数相对较多，故海南人口伤亡情况十分严重。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海南地方政府对抗战人口伤亡情况曾作过调查。但由于战争等原因，档案资料散失严重，省调研小组仅收集到琼山、定安县少部分原始档案资料，不足说明全部问题。

　　据琼崖守备司令王毅于1945年11月26日向国民政府呈送了一份“琼崖抗战殉职军政人员赈恤”的函件。函件记载：琼崖抗战七年，军民牺牲者27.3万人，被敌伪焚毁房屋5.9万栋①。曾任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丘岳宋在《海南七年抗战之检讨》中写道：“军民牺牲生命卅万以上”②。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工作概况》则记载：“海南岛人口战前约计250万，但至少有50万人已被屠杀，或因饥馑疾病而渐渐走上死亡之路。据本署派赴该岛调查人员报告，甚多村庄已成废墟。”③这是仅能收集到的记载海南人口伤亡总数的早期档案、文献资料。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党史编研、地方志编纂和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出版了一批文献资料，其中也涉及抗战时期海南人口伤亡的情况。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红旗不倒——中共琼崖地方史》记述：“战争中琼崖军民伤亡人数达40万以上。”④海南省史志工作办公室编纂的《海南省志·政府志》记载：“日军共屠杀无辜群众20多万人。”⑤苏智良在《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中认为：“在6年多的时间内，海南岛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40多万，占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被日军杀害的抗日军民就达20多万人。”⑥

　　综合考察各方面因素，省课题调研组认为，王毅函中的统计数字当是海南各地统计的初步结果。这个数字可以认为是当时统计的海南人口直接死亡的数字。省课题调研组所收集到的琼山、定安县少部分原始档案资料所统计的都是当时的直接死亡人数。

　　注：

　　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函请藵抚琼崖孤岛抗战殉职军政人员及救济阵亡将士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二一—2180。

　　②沈云龙主编：《海南抗战纪要》，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62页。

　　③《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工作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廿一—21700;黄菊艳：《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④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红旗不倒——中共琼崖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页。

　　⑤海南省史志工作办公室编：《海南省志·政府志》，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页。

　　⑥苏智良等著：《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2.此次调研所得的人口伤亡情况

　　海南抗战时期人口伤亡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对农村平民的“围剿”和对抗日地区的军事“扫荡”，以及对劳工的施虐和残杀。

　　日军每次“围剿”或“扫荡”所造成的平民伤亡，往往达上百人，甚至达数千人。1939年3月上旬的一天，日军趁圩日“围剿”琼山县龙发墟，纵火焚烧店铺，枪杀和烧死民众200余人。1939年9月3日早晨，日军包围昌江县旦场村，挨家挨户搜查，见人就杀，当天就杀害村民101人。1939年10月14日，日军“围剿”万宁县乐礼、多格、大罗等10多个村庄，村民逃往海边燕鸟洞躲藏，日军发现后用手榴弹投掷，架机枪射击，当场杀死村民400多人。1939年12月，日军“扫荡”临高县民解、武侯、海尧、略总、能仁、美福、独龙、美巢、兰逢、招间等10个村庄，将100多名村民关在屋子里活活烧死。1940年7月23日，日军包围陵水县朝拜村，将全村30户104人集中刺死，填埋到7个大坑中。1942年，日军对文昌县东北平原抗日地区进行“蚕食”，采取“拉网合围”、“梳篦扫荡”等方式，分片包围，轮番摧残，先后屠杀民众3700多人。1943年12月23日，日军在儋县和合村集体屠杀村民362人，纵火烧毁整个村庄。1945年3月1日，乐会县坡村、雅昌、三古等村民600余人，被日军集体杀害。

　　抗战时期海南劳工的伤亡率更高。在石碌铁矿(包括石碌矿山开采以及相关铁路、电站(厂)、码头的修建)，日军从岛外骗来2.5万名劳工，又在本岛强征4万名劳工(本岛劳工实行三个月交替轮换制)，安排在这些地方从事劳役。为了加快掠夺铁矿资源的进度，日军采取超负荷劳作、延长工作时间、患病不予医治等野蛮监管手段，致使大批劳工累死、饿死和病死，甚至被日本监工活活打死。1942年夏天，石碌至八所铁路沿线霍乱流行，日军对染病劳工不采取任何防治措施，导致住在水尾工区一栋大茅屋中的400多名河南开封籍劳工全部因病丧生;在叉河工区的3000多名劳工，因霍乱蔓延，成批死去，霍乱过后仅剩下1000余人。在日军劫掠石碌铁矿的6年多时间里，劳工累计死亡3万多人，死亡率高达60%!

　　基于上述历史事实和此次调查所得，省课题调研组对全部资料进行分类排比，汇总统计，得出以下数据：

　　(1)海南抗战时期直接人口伤亡总数为217905人。其中民众直接死亡139081人，伤53621人(16个市县统计的数据)，死伤不分557人(2个县统计的数据)，失踪16786人;国民党抗战人员死亡1727人(6个市县统计的数据。因缺少资料，无法统计伤残人数)，共产党抗战人员死亡6133人(7个市县统计数据)。

　　(2)海南抗战时期间接人口伤亡总数为347272人。其中被俘捕人员死亡10476人，伤4576人，失踪1844人，不明10630人，总计27526人;灾民死亡83458人，伤102555人，失踪6717人，不明3549人，总计196279人;劳工死亡93469人，伤6150人，失踪1947人，不明15450人，总计117016人(12个市县统计的数据);慰安妇5000人，被强奸妇女1451人(9个县的统计数据)。

　　总计海南抗战时期人口伤亡565177人。

　　抗战时期海南各市县人口伤亡情况(不含国民党和共产党抗战人员伤亡人数及慰安妇人数)分别为：海口市64129人;三亚市20608人;文昌市28972人;琼海市15291人;儋州市46617人;万宁市88847人;五指山市842人;东方市25697人;定安县7330人;屯昌县9981人;澄迈县121176人;临高县21846人;昌江县42442人;乐东县3937人;陵水县14214人;白沙县2986人;保亭县24687人;琼中县12715人。

　　3.对此次调研口径的说明

　　此次调研所得的直接死亡人数与王毅函中所述的“海南军民牺牲27.3万人”相比，少了8万余人。省课题调研组认为，此次统计数字少于历史资料记载，这主要是由于日军对海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蚕食”，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许多村庄被日军整体焚毁，村民被全部杀害，致使这些村庄无人可以提供口述回忆资料，因而其伤亡人数无法得到统计。譬如，从1942年5月至10月，日军调集第十五、十六警备队及伪军共5400多人，对琼文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把琼山县的道崇、苏寻三、咸来、树德及三江、云龙部分地区和文昌县的大昌、南阳等地变成“无人区”，派军机狂轰滥炸，指使士兵烧杀抢掠，导致该地区中的福禄坡、白水塘、九斗山上村、排溪园、咸来湾、罗虎山、后井山、龙群、石桥园、昌仙、柯湖、杨日、低溪川等13个村庄人口灭绝，沦为荒村①。又如，从1939年4月至1944年春，日军陆、海、空军配合，对儋县北部沿海地区进行多次大规模“扫荡”，迫使240多个村庄的4万多村民离乡背井，四处逃难。解放后，长安、竹穴、息偏、连藤、南纽、偏石、大浦、李宅、陈村、李屋、旧河、黄姜、谢屋、新村、崖村、李村、白郎山、陈屋、流水下村、邢屋等20多个村庄，已无人回来重建，至今仍为废村②。正如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工作概况》所说：“甚多村庄已成废墟。”

　　至于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工作概况》中关于海南岛“至少有50万人已被屠杀，或因饥馑疾病而渐渐走上死亡之路”的记述，省课题调研组认为，这是基于直接伤亡人数和间接伤亡人数两相合计的结果。台湾史学家苏云峰所撰《日军在海南之暴行(1937—1945》> —文也认为，“日军占据海南六年半期间，一共屠杀及饿死了海南人民五十四万以上。”③这两个数据与省课题调研组的统计大致吻合。

　　省课题组还通过抗战前和抗战后海南人口状况的比较，来验证此次调查所得的抗战时期海南人口死亡数字。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海南省志·人口志》记载：海南1939年总人口2401295人;1946年总人口2160633人。民国时期广东省民政厅等档案资料统计，1939年海南总人口2402965人;1946年总人口2003079人(缺崖县、乐东两县数字)。补《海南岛新志》所载两县1946年数字(崖县93465人，乐东53072人)，则海南总人口为2149616。据《海南省志·人口志》统计，战后(1946年)，海南总人口减少240662人;据民国时期广东省民政厅等的档案资料统计，则减少253349人。省课题组认为，这两个数据相差不大，可以采信，以之作为海南抗战时期人口伤亡的参考依据。海南抗战时期总人口应是240万人左右，战后减少24万至25万人。这一数字与省课题调研组此次调查所得基本相同。

　　注：

　　①琼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琼山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97页。

　　②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续)》，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214页。

　　③苏云峰著：《日军在海南之暴行》，《台湾文献》第29期，台北市海南同乡会编印，2001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