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常德市德山乾明寺比丘僧释来空(俗名吴淞),是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抗战老兵,凤凰卫视播出其事迹后,名播海内外。吴淞老人是湖南长沙人,抗战时期入伍,先在缉私总队,后来亲历过部队从长沙迁入贵州的全过程。在都匀整训的3年半里,由于担任过孙立人的副官,所以对新编三十八师在都匀成立的经过有非常深切的了解。笔者于2012年曾两度对其专访,了解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在写作《虎贲独立师——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二师抗战纪实》的过程中,笔者曾数度到过贵州松桃。在民间找到原新编三十八师中校参谋龙骧的遗稿。龙骧是贵州松桃人,从税警总团成立,到新一军的覆亡均全程参与。缉私总队在都匀整训期间,龙骧曾从松桃招来两百多兵源。由此,笔者对新编三十八师在都匀整训到成立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
后来笔者看到《孙立人将军回忆录》,书中描述与笔者掌握资料竟有诸多印证,遂撰成此文,以为拾遗补缺,抛砖引玉。
一
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成立,主要职责为缉拿走私贩盐。1932年初,孙立人应财政部部长宋子文邀请,担任税警总团特科兵团团长。不久,特科兵团改为税警第四团。1937年“淞沪会战”后,税警总团奉调长沙休整,改番号为“缉私总队”,孙立人任中将总队长。
孙立人将军在都匀
孙立人一上任后,就向财政部建议:“长沙不适于练兵,要另找基地。”他的意见很快得到采纳。孙立人立即派人到湘、黔、桂边区侦察,结果选定贵州都匀。当时尚属抗战早期,黔南各县驻军较少,也无省外迁来机关。经批准,缉私总队全部移驻黔南都匀、独山之间整训。
1938年夏,武汉会战进入高潮,日军对湖南威胁日益逼近。缉私总队官兵奉令入黔集中训练。进入都匀后,孙立人继续收容旧部,并在黔南当地广招兵源,还高薪聘请外国顾问,同时聘请从沦陷区流入西南的各种专业人才。缉私总队在都匀和独山整训期间,孙立人指示特务连成立纠察队,日夜巡逻于城郊,维护了当地治安,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1939年底,缉私总队人数达15000余人,超过一般陆军部队师的编制定额。孙立人将之整编为3个步兵团、1个补充团、4个直属营(炮、工、通、辎),一个骑兵连和一个特务连,还有一个非战斗的军乐队。孙立人除重视常规军事训练外,还特别组建了“特业兵训练营”,轮训总队部八大处(即参谋、政训、副官、体育、军法、军需、军械、军医等处)及直属部队的传达、勤务、炊事兵等。经过训练,特业兵仪表和素质不亚于列兵,并且在战斗的关键时刻能起到及时补充兵源的作用。随后,孙立人将所部整编成6个团,至此缉私总队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
自1939年起,每年春、秋季,缉私总队都要举行一次运动会,直属部队的士兵几乎绝大部分都是参加比赛的选手:有项节目可以说是独特的,即“全副武装越野赛”,它的意义不但在增强体质,每个战斗员必须自觉地要求自己“兵贵神速”,用时间赢得胜利。
在都匀的艰苦训练中,这支部队迅速成长壮大,宋子文、孔祥熙两任财政部部长都很满意,也得到滇黔绥靖副主任吴鼎昌(贵州省主席)的倚重。1940年初,独山成立贵州省第二绥靖区民众抗日自卫临时指挥部,吴鼎昌以绥靖公署名义,任命孙立人兼任指挥官,组织轮训该区都匀、独山、平塘、榕江、罗甸、永从、荔波、三合等8县乡镇干部,使之成为抗日武装骨干。
1941年,白崇禧到黔南视察,对缉私总队作了一次大检阅和训话。隔不多久,蒋介石路过都匀,召见孙立人时,垂询缉私总队的组训情形,并对孙讲了一番嘉勉的话。缉私总队的名声,渐渐在西南地区崭露头角。
二
1941年12月15日,缉私总队接到财政部命令,说奉上峰命令成立缉私署,由戴笠兼任署长。孙立人接到命令时,搞不清楚究竟怎么回事,当时并不在意。当接到第二道命令说军统局局长戴笠将派人到都匀实地校阅缉私总队时,他有点纳闷了,并显出不悦之情。
孙立人把校阅程序排定后,不料校阅委员来了25位之多,且个个官派十足,如同钦差大臣巡视地方。这些“钦差”如果从军事角度多方挑剔,孙立人无话可说,但他们恃位傲人,不可一世的神态,令人非常反感。
当战斗教练团对抗开始时,孙立人给校阅官每人准备一匹马,但他们不肯要,并说:“坐轿子坐惯了,没有轿子至少坐滑竿也好。”搞得孙立人啼笑皆非。这些人既有无上的权威,孙只好给他们准备滑竿。
中途,孙立人与校阅官一行,在崇山峻岭间工作。但这些“钦差”们怕苦、怕累,显得很不耐烦。虽然孙立人再三地向他们讲解演习经过,不料他们说:“你们训练这些干什么?又不是作战部队,你们只是缉私税警。”孙立人很不客气地说:“虽然我们是缉私为名,但实际上我们是作战部队。抗战出生入死,有我们的份,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将事实抹煞的。况且,现在国家危急,正与敌作战,需要能征惯战的部队。我们做此训练有什么不对?”
孙立人内心非常鄙视这些校阅官,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看,都是些做官有道却不知军事训练为何物的人。尽管如此,孙立人还得忍气吞声尽情敷衍,尽量不使他们难堪。吃饭时,缉私总队的惯例,官兵都是一样的大锅菜。但为了这些“钦差”们,缉私总队破例供应了羊羔、美酒招待。
校阅一般是采取点验、巡视、考核、观看演习和阅兵等方式进行。结束时,校阅官要对受阅单位做出评价,提出改进要求。可校阅做了20几天,这帮人走马观花随便敷衍,提出的问题尽是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孙立人认为这帮人以搞情报的姿态来校阅部队,真是莫名其妙。
校阅委员回重庆不到半个月,上面就有批示。根据校阅报告,缉私总队纪律荡然,治军毫无中心思想,训练也不切实际,着即交缉私署严加整顿。孙立人早料到这样的结果,当即与副总队长齐学启等商量善后。大家一致认为,戴笠从中横插一杠,就是企图吃掉这支训练成熟的部队。
孙立人内心愤怒,认为缉私总队的训练成果有目共睹,军事素质有口皆碑。国家在生死存亡之秋,大敌当前之际,能有这样一支训练精良的劲旅已是求之不得,怎么反而来横加指责?于是,决定到重庆去争个是非曲直,同时令齐学启做好应变准备。
缉私总队在都匀整训,孙立人亲自指导
戴笠是军统掌门人,很早就想渗入财经部门,但因其下属都是军人,不易钻进去。于是生出吞并缉私总队之心,以“查缉走私”为名打进财政部,把全国所有的缉私机构纳入其军统之下。
孙立人向来对戴笠等人就很头痛,但不管怎样他是不会把自己煞费心血练成的队伍,轻易拱手交给戴笠的。为了抵制戴笠的煎逼,孙立人派参谋龙骧和熟悉岭南地形的军械官莫逸民,假借“视察缉私”名义,带着地图前往赣、闽、粤边区,去寻找一个能够对抗戴笠的新基地。
三
1942年元月,孙立人到重庆找宋子文陈情,不巧宋已出访美国。他又到行政院见孔祥熙。孔说:“这是委员长下的条子,要把缉私总队归军统整训,这没有办法。”孙问:“手谕是不是还在院长这里?”孔说:“是啊,还没发下去,但是也不能压得太久了。”孙说:“院长为什么不把实际情形告诉委员长呢?”于是,孙立人把校阅的实际情形报告后,不无抱怨地说:“这种颠倒黑白的汇报,使我认为都是奸人作祟搞的特务行为,看到有部队训练好了就想据为己有,这是他们一惯的作风!可是现在什么时候了,还只为自己打算,是不是一定要弄到把国家亡于异族?……我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我敢说,我们这支部队是全国第一流的,不管哪一方面都是最好的,如果这样随随便便交给一个搞军事情报的,会给糟蹋掉……”
孔祥熙听了孙立人的话,说:“我是知道你的,我也跟委员长说了你非常能干,在上海作战负伤、你的部队在上海成绩如何好,所以才叫你成立缉私部队,并说你现在训练非常努力,也提到你在南昌行营三四十个师、一百多个团举行射击比赛,你的团得到冠军,蒙委员长发给银杯。……”孙立人听孔解释后,知其已无能为力,只得请他暂时把手令再压几天,以便自己向其他单位想办法时留下一些空间。
正当孙立人在重庆走投无路,到处求人碰壁之际,龙骧和莫逸民两人走遍了赣南、闽西和粤东各县,在红军的发祥地——瑞金、会昌、长汀一带找到一块新基地。孙立人正欲铤而走险,把队伍拖走时,他在报上看到日军越过泰国边境进入缅甸,同时英国要求中国派兵支援的报道。孙立人心想,也许这就是机会。
四
当时,中国抗战已进入最困难时期,国内已山穷水尽,内无可用之兵,外无可来之援;缅甸与中国息息相关,滇缅公路是外援补给的一大动脉,万一缅甸不守,中国外来补给线就会完全断绝,所以中国派兵帮助英国协防缅甸是势在必行的选择。孙立人虽然有良好的判断,但军委会用不用他这支部队又是一个问题。于是他决定把握机会,再找各方联络打听,但仍四处碰壁。
孙立人再次找到孔祥熙,推心置腹请其帮助,并再次请他把手令再压一下延后发布。此时,恰遇蒋介石访问印度,孔也有稍微缓冲的时间,因此爽快表示同意。随后局面开始反转,不断传来消息,让孙立人看到希望。中国要派远征军协防缅甸,说是已排定第五军及第六军,另外一军,尚未排定。在这节骨眼上,机遇从天而降,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忽然派人找到孙立人。
孙立人不敢怠慢来到军政部,何应钦问:“你是缉私总队孙总队长吗?”孙忙答道:“是的。”何部长又问缉私总队作过战没有,孙就把在上海作战的经过说了。于是何应钦问:“你们愿不愿意出去打仗?”孙立人脱口而出:“这是求之不得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打仗是军人的天职。”何应钦说:“那好,我就给你签上去,参加远征军序列。”孙立人在重庆辗转奔忙一个月,想要的就是这结果,当即如释重负,连说:“谢谢部长。”
事情的转向的确富有戏剧性,原先军委会安排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和夏楚中第七十九军作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不料第七十九军内部却发生了矛盾,其部第八十二师从第六战区调出时,在常德太子庙发生兵变,反对夏楚中的吞并阴谋,师长欧百川把部队拖到沅陵。军委会只好临时改派张轸第六十六军替补,这才为孙立人留下机会。
五
1942年2月组成“中国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孙立人复电齐学启,告之形势发展。数日后军委会命令缉私总队所属第二、第三、第四3个团编为新编三十八师,隶属于张轸的第六十六军,另3个团划归戴笠领导的缉私署。接到命令后,孙立人心如刀割,但形势如此,也无可奈何。
孙立人连夜乘车返防,回到都匀孙立人几乎不敢向部下训话,更不敢向被迫留下的3个团告别,因为这些干部同样是他亲手训练出来的。孙立人怎么忍心和他们挥手告别呢?但不告别就一走了之,又岂合乎人之常情?
1942年2月27日,孙立人集合全体官兵训话。当时他心乱如麻,满肚子委屈,那凄惨哀怨的往事,直到现在许多老兵仍印象鲜明。孙立人忍痛开口宣布:“现在奉军事委员会命令,将本总队部与第二、第三、第四团编为新编第三十八师,即日起向云南安宁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即向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报到。其余第一、第五、第六团仍隶属财政部缉私署。同时我亲切地告诉你们,我们总队将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马上出发进入战场,留下来的兄弟,希望不久也能把握杀敌机会,大家一致的信念是为国家尽忠,为民族争光,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信守不渝的。”
1942年4月,孙立人率新编三十八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4月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弹尽粮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命亲率一一三团星夜驰援,于翌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一个大队,解除了7000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
孙立人将军与盟军顾问
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后第一个大胜仗,当即轰动全球。为表彰孙立人的功绩,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殊荣的外籍将领。
缅甸失守后,新编三十八师掩护英军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继续向西退往印度。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官杜聿明拒绝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撤往印度的命令,决定率第五军向北撤回云南。孙立人奉命率新编三十八师为第五军断后。
5月9日,杜聿明见滇缅公路上的密支那已被日军占领,急令各部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国,并要新编三十八师继续断后。孙立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绕过密支那经野人山路途遥远,且道路崎岖,瘴气弥漫,人迹罕至,给养困难。而目前中国远征军尚有4个师,不如集中兵力,趁敌立足未稳夺回密支那,然后沿滇缅公路回国。杜聿明不听,孙立人遂拒绝其命令,按照史迪威和司令官罗卓英的命令,率部西撤前往印度。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编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部队改编成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编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编二十二师。其后,中国驻印军再次整编,孙立人升任新编第一军军长。李鸿自反攻缅北以来,在长达一年半的艰苦作战中,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屡建奇功,擢升为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授少将衔。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开启了新编三十八师的另一段辉煌历程。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11期,作者:康振贤,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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