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次潜伏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文/俞继东    2023-09-05 10:56:04

　　【精彩提要】

　　1943年4月16日深夜，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通海自卫团，在团长汤景延的带领下，集体投降了日伪。其实，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诈降行动，在167天后，汤景延又把队伍毫发未损地从敌营里带走，史称“汤团行动”。

　　这次秘密行动的成功，谱写了抗战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光辉篇章，堪称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的成功范例。

汤景延

　　01、行动前的绝密策划

　　1943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一年，面对日伪残酷“清乡”的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华中局提出了“必须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的反“清乡”斗争总方针，要求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派出少量部队潜入敌人内部，配合新四军的公开斗争，达到保存力量的目的。

　　对于派什么人领导、什么部队打入敌营，苏中四分区党委经过研究后，考虑到汤景延是中共特别党员，政治面目没有公开，抗战初期曾在国民党地方部队担任过中校炮兵团副，与汪伪地方实力派有旧交相识等特定的社会关系，便于打入敌人内部，决定由汤景延执行这一特殊任务。至于派什么部队，党委决定由崇明县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合编成新的通海自卫团，让这个团深入虎穴。新的通海自卫团团长由汤景延担任，沈仲彝任副团长，顾复生任政委。同时从各部队抽调了一些党员，到该团担任各级干部，对一部分战士也进行了甄别调配。

　　汤景延接到任务后，通过旧识关系，认识了伪南通特工站长姜颂平，在一番讨价还价后，达成了“归顺”协议，日伪给“汤团”的番号为“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这一行动是在苏中四地委直接领导下的一次大规模的诈降行动，行动极其保密，在苏中四地委只有主要负责人知晓内情。在“汤团行动”计划确定之后，为了使这一行动能做到在绝对保密状态下运行，中共中央华中局和苏中四分区党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行动前进行的政治动员中，采取了不同方式分层次进行动员。在党内提出“变换斗争方式，坚持原地斗争，从敌人五脏里炼出来，配合反‘清乡’斗争工作”，明确规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可以明白事情的真相，要求每一个党员，在穿起黄衣服之后，一切行动按照党的决定去做”，并且向每一个党员说明，“党没有离开你们，永远同你们在一起”。党内一律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秘密联系。

　　由于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中进行了组织动员，从而确保了后面行动的顺利进行。

“汤团”打入伪军后受到热烈欢迎

　　02、进行中的缜密处置

　　假戏真做取得敌伪信任。经过周密部署，1943年4月16日深夜，桃源、震蒙乡的交界处发生了一场枪战，这是“汤团”打的一次假仗，枪声中把一个在押、有待处决的奸细枪毙在战场上。第二天，特工站长姜颂平派人去侦察，真的相信了交战的事实。

　　事后，汤景延向姜颂平解释说，崇明警卫团团长茅蕴辉反对部队“归顺”，率少数人员逃跑时，发生了枪战，在仓促中未抓到人，似有遗憾。姜颂平对汤景延和“汤团”来归十分满意，几天后，部队被分驻茅镇、姜灶港、竹行镇、张芝山等据点。

　　在得到日伪的初步信任后，“汤团”立即决定在青龙港、宋季港、牛洪港等几个港口开做生意，经营粮食、家禽、蔬菜等日用商品，以做生意为名，掩护根据地干部进出江南江北，并为根据地购买输送军需物资，从而打破了敌伪对根据地的封锁。

　　南通整训，化被动为主动。6月8日，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和姜颂平来人来车把汤景延请去，说到苏州消暑玩几天。第二天，“汤团”就接到伪清乡公署命令，改“汤团”番号为“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大队”，并命令集结南通城参加集训。

　　形势万分危急，稍有不慎，将酿成大错。副团长沈仲彝和政委顾复生反复研究后认为，敌人把汤景延团长扣作了人质，如不去集训，团长与部队均处境危险，所以决定准时开赴南通。他们把研究后的决定通过秘密电台将情况电告苏中军区及四分区党委，请示对策。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动员教育，做好思想工作，防止在行进途中节外生枝。在清点人员和武器装备后，部队按时于6月10日凌晨开拔。

　　部队在行进的过程中，接到了苏中四分区党委的三点指示：一、由于任务尚未完成，时机尚未成熟，全团须接受敌伪集训命令，以待时机，完成任务;二、发挥党员骨干作用，动员全团干部战士，争取渡过难关，切勿前功尽弃;三、鉴于斗争形势更加复杂，应更为机动灵活，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重点在斗智上下功夫。部队继续向南通方向开进，在10日22时左右到达南通，驻地在段家坝女子师范学校。

　　在南通集训过程中，日伪想出了三条计谋：一是把干部与战士分开训练，干部参加伪军官队训练，战士另外单独训练;二是解除武装，徒手训练;三是军训教官都由日伪头目担任。

　　面对这种情况，沈仲彝与顾复生商量后采取了两条对策：一是想办法由沈仲彝担任教官，直接掌握部队情况;二是设法让文书叶建华免训，专管全团武器，以防在遇到不测时能够及时自卫。

　　为此，沈仲彝利用各种途径，在争取当上教官这个问题动脑筋，他与崇明县警备总队伪副总队长徐渭樵相识，通过请客送礼，徐渭樵极力保举沈仲彝，让沈仲彝担任少校教官。沈仲彝在获得教官一职之后，通过教育长刘秉正，又使文书叶建华免于受训，专门看管全团的武器。

　　集训期间，沈仲彝和顾复生特别注意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变化。有些战士在集训时无故受到伪军官的打骂和处罚，情绪低落;个别干部受到敌人的欺压，思想不通，想拉队伍回根据地，他们就及时找他们个别谈话，千方百计做通思想工作。8月底，南通集训结束，日伪没有发现“汤团”有什么异常，也就按原来讲好的时间，让“汤团”返回原地驻防。

　　部队分散保持人心不散。“汤团”部队返回原地驻防后，敌人又生一计，日军头目指令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将“汤团”部队调至内地二线驻防，沿江港口均为日伪嫡系部队把守。这样，“汤团”部队就被分散在金沙、骑岸、石港、北刘桥、三余、北兴桥、金余、东社等十几个集镇上，尤其许多地方还驻有日伪的部队，名为联防，实际上是日伪军对“汤团”部队实行分割监视。

　　“汤团”团部设在金沙，也只许带一个直属队，仅两个排的兵力。在团部四周驻扎着伪特工站、伪水警队、伪保安队、伪教导一大队等，附近还有日军据点。很明显，日伪企图使“汤团”团部与下面的连队脱节，实行分散监视，逐步“溶化”。面对这一情况，“汤团”将情况向上级党委汇报，同时研究应对措施。在此期间，沈仲彝经常深入各驻点部队，了解情况、采取措施，做到分而不散，紧急关头能及时掌握调动部队。他把三个驻点交错成立一个联络网，暗中指派联络员，加强驻点部队之间的联系。

　　部队分地驻防期间，“汤团”继续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多次调运军火给四分区部队和游击队，仅子弹就有几万发。他们还利用与日伪部队一起联防的优势，掌握了日伪的“清乡”“扫荡”计划，并及时把情报送给我方指挥机关。

　　突发险情临机果断处置。“汤团”的各级军官，按团部的布置，都有与伪军政人员交朋友的任务，这样做有利于完成特殊任务，但也出现了个别意志薄弱者。有个排长被海门特工站站长同化，吃喝嫖赌抽大烟，政委顾复生再三规劝批评，他却一意孤行，最终不可救药。为了全团的安全，汤景延断然下令处决了此人。这个排长的突然失踪，引起了海门特工站的怀疑，来查问了多次，最后不了了之。

　　一次，海门特工站的特工，在“汤团”的三营防地发现了带手枪的便衣人员，打电话给汤景延，名为报告实为质询。便衣人员是“汤团”保护秘密电台的短枪组。汤景延命令电台立即转移，并令营长去特工站解释，假称派勤务兵去家中拿东西，考虑到清乡期间不甚太平，为安全计改穿了便衣。

　　03、完成时的周密安排

　　1943年9月，抗日根据地反日伪第一期“清乡”已胜利在握，“汤团”长期打入日伪内部已无必要，加之“汤团”驻地分散，指挥管理不便，苏中区党委决定让“汤团”举行军事暴动，把部队从伪军里拉回来，撤出到各指定地点。

　　9月25日，军分区敌工委书记陈伟达悄然到了“汤团”团部，传达了破腹而出的命令，与汤景延等制定了“破腹”的具体计划。

　　28日，驻金沙镇的“汤团”五连连长周显才宣布，定于30日在金余镇结婚，他派人四处分送请帖，镇上伪特工站长翟光耀接到大红请柬后，特地来连部转了转，看到了备喜酒的忙碌景象，信以为真。

　　29日白天，“汤团”的军官家属以吃喜酒为名，都到了周显才宅上，周显才将他们送交前来接应的同志，先行撤回根据地。

　　29日晚上，在汤景延指挥下，击毙了驻金沙镇的伪特工组长翟光耀等人。接着，冲入碉堡，俘虏了其他特工人员，摧毁了伪行动大队队部和伪区公所。在梁灵光率领的南通警卫团的接应下，“汤团”团部胜利地撤出了金沙镇。与此同时，全团举行军事暴动，在尽可能摧毁敌据点后，顺利到达如东县苴镇附近的刘家园。

　　在与敌周旋了167个日日夜夜的“汤团”指战员，顺利回到了抗日根据地。经过检查装备，“汤团”比打入敌伪内部前增加了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百余支，子弹10万余发，还有敌人“免费供应”的被服和其他装备。

　　苏中军区和苏中四分区先后召开祝捷大会，庆贺“汤团”特殊战斗的胜利。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嘉奖了完成特殊任务后胜利归来的全体指战员，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给“汤团”以高度的评价：“我们的队伍有高度的觉悟、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汤团’全体同志忠心耿耿，各尽其职，机智灵活，能应万变，敢去能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汤景延在大革命后与党失去了联系，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以自己的声望在海门组建队伍抗日，1942年2月，汤景延重新入党，接受了更复杂的斗争考验。1948年春，汤景延奉命潜赴上海市郊开展武装斗争，不幸被叛徒出卖，伤重被俘，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坚贞不屈，后在江湾英勇就义。汤景延用生命履行了入党时的誓言，不愧为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