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庭抗礼
来源：《文史精华》2007年第10期 作者：张家康   2025-02-28 15:30:50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一直有着种种担忧，于是，1937年11月，王明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回国内。这位钦差大臣自恃有强硬的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在他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目空一切，屡屡违反组织原则，擅自发号施令，公然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衔命回国

　　王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包办扶植上台的。会后不久，便受共产国际的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成立了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推行贯彻，使中共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王明的勤勉，而更由于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青睐，他也因此而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共领导人能得此职务者，唯王明而已。这也就难怪他回国后，“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了。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引起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关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两个水火不容的政党，为共赴国难，再次携手合作。可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执行中，斯大林却在国际主义的幌子下，打起自己的小九九，因为，苏联在西面已与纳粹德国成生死大较量之势，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就会两面受敌，处境就会极其危险。正是如此，苏联才和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以不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而这一切的实现，斯大林又把宝全都押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身上，就是不相信“农民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

　　而最使他寝食不安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如若那样发展下去，蒋介石肯定不高兴，后果也就不堪设想。这种局面决不能发展下去，而应得到相应的控制。斯大林想到了王明，决定派他回国。因为王明是“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是“帮助”，实是监督，以不让“独立自主”太离谱。

　　行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了王明，王稼祥也参加了这次会见。斯大林与王明的谈话很有意味，斯大林问刚刚从中国来的王稼祥：“红军有多少人?”

　　“在陕北有3万人。”王稼祥如实汇报。

　　“3百千。”王明急了，赶忙用俄文纠正。因为俄文中没有“万”，3万应说成30千，30万便是3百千。

　　斯大林并不在意，又板着脸说：“重要的是，每个红军战士都应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谈话这才转到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斯大林接着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斯大林的心事再明白不过了，因为，尽管王明报了花账，把红军数量报成30万，斯大林还是担心红军仅仅是“吃粮的”，用中国话说，就是“吃粮不当差”。正因为这样，当汇报到中国革命的一些战略问题时，斯大林已明显地不耐烦了，他说：“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这些似是冠冕堂皇的话，自然无懈可击，而王明则从中体味到斯大林讲话的真谛。

　　季米特洛夫更是直截了当，他说，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同时，他还提醒王明：你回去以后，要谦逊，要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回国后，王明倒是无保留地执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且有自己的心得和发展，而对季米特洛夫的提醒，则扔到爪哇国去了，公开地凌驾于党的领袖之上，对中国共产党说三道四，进行独立活动。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途中逗留了几天，于29日到达延安。当时，中共中央虽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告以王明将回国，但是，具体的日期及回来的方法，都没有明确的安排，况且，延安也没有专门的空中航线。这天，当飞机到达延安上空，地面上的人听到轰鸣声时，还以为是日机前来轰炸。在飞机低空盘旋时，人们才看清是苏军的飞机，这才料定是王明等回来了。据同去迎接王明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回忆：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

　　毛泽东致了欢迎词，他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在欢迎会上，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话语中多少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这些话确实有些莫名其妙，可也反映出他激动而纷乱的心境。

　　咄咄逼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专题报告，主题是：《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他口口声声说，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给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王明的报告可谓锋芒毕露，批评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的态度。毛泽东虽然也作了辩白和解释，但还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服从了多数的意见。

　　会议的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他也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所以，一再声明决无“夺帅印”的意思。据张国焘回忆，会上，毛泽东对此“单独行动，似感不安”：

　　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作者注)、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是原则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改选书记的问题。

　　王明还利用陈独秀等要求恢复合作的问题，大做文章，表面看来是纠缠陈独秀的所谓“托派汉奸”问题，实际是将冷箭射向毛泽东，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提前出狱的陈独秀即在文章、讲演中，宣传全民抗日，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意恢复与中共中央合作。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等很高兴，认为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毛泽东还说，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搞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明白表示可以与陈独秀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

　　王明知道后，在会上声色俱厉地反对，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甚至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他怕这样还吓不到政治局委员，于是，又搬出斯大林来唬人，说斯大林理论的精华，就是清算党内叛徒，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他由此推论：中共内部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话已说到这个份上，谁还敢沾这个嫌，惹这个麻烦?王明对此洋洋得意，以至于生命走到尽头时，还大言不惭地为自己“歌功颂德”：“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代表罗汉达成协议，因此毛泽东允许托陈集团的成员全部恢复党籍(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这一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已准备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积极帮凶——托派分子勾结起来。”

　　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说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彭德怀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越听越糊涂：“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按照惯例，毛泽东的指示是要一竿子插到底的，可是，这个王明也不得小觑，他带回的可是“国际精神”。因此，彭德怀在汇报时，只是讲了些“华北抗战情况和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的问题，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个由王明所搅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后果，诚如彭德怀所说：

　　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

　　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显而易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性的认可。

　　分庭抗礼

　　王明来到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等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做法，却使王明产生了错觉，怀疑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核心的领导能力，以至于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以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独断专行，分庭抗礼，与中共中央闹独立性。对此，早已赋闲的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说：

　　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作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似乎占了上风，但是，中央并没有给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回到武汉后，便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并在中央已经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的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蒋介石可谓老谋深算，看清了王明的国际背景。在与王明的接触和会谈中，蒋介石对所谈问题是满意的，并且希望王明“在汉相助”，共同商榷两党关系问题。王明还真的成了蒋介石的传声筒。次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喊，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会上，毛泽东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后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是，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规定，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姗姗回到延安。他自己也承认：“不愿留在延安工作。”

　　他之所以不愿留在延安，说穿了，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中央，而在武汉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天马行空，无羁无束。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前，王明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竟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根本没有与中央商量、讨论，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为了补救其不完整的内容，中共中央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

　　王明收到电文后，并没有立即送达国民党，而是在会议结束后，给中央复电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与国民党。希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

　　王明自知理亏，当有同志批评他时，便立即编造理由说，因为怕国民党会议闭幕，所以才急急地“发出去”。至于延安的电文，“是在国民党临时会开会第二天才收到，来不及交国民党”。其实，这些都是谎言，国民党临时大会召开时间是3月29日至4月1日，他所起草的提议书是3月24日送给国民党的，中央在知道他擅自起草的提议书后，即于次日起草电文，并及时送达王明。这些都是在会议召开前发生的，怎么会在时间上有问题呢?而王明做得更出格是，非但不及时送达中央电文，反而在4月28日发表《答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将他所起草的提议见诸报刊，以作为对中共中央批评的公开回应。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理睬，就是不让见于《新华日报》。

　　这件事也做得太过分了，可是，王明却津津乐道，直到晚年仍然曲解《论持久战》，为拒发《论持久战》而沾沾自喜，他说：

　　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6年的代表，并在共产国际担任重要职务，甚至在一些会议上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平起平坐。正是在这6年，王明通过发电文、传指示的方法，遥控远方的中国共产党。这段经历，无疑助长了他妄自尊大的政治野心。回国后，他非但不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尊重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反而沿袭过去的错误做法，把长江局作为“第二政治局”，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名义发表言论。对这种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做法，王明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

　　正本清源

　　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递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同时，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这些来自中国的直接而又生动、具体而又形象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再也不是雾里看花般的朦胧，从而消除了很多的误解和成见。同年七八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指示。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筹备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王稼祥给王明去电，让他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以及讨论六届六中全会的准备情况。可是，王明却给中央回电，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去武汉或西安，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他甚至要王稼祥来武汉，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细节和传达文件内容。此人太狂妄了。中央当然拒绝了王明的无理要求，再次让王稼祥致电王明：“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接到这封电报，王明才蔫了，只得打点行装，立即奔赴延安。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行时他(季米托洛夫——作者注)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其中尤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信息，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保证。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历史上最具重大意义的会议，也是自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由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

　　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强调：“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重要性，针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独立性的道理。毛泽东还针对王明对待理论问题的教条主义态度，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著名论断，那是一段精彩而又活泼的语言：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王明在会上作《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会议后期，王明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这两篇发言稿，从总体上说，对毛泽东的报告，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态度，他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是，他对统一战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仍然保留自己的意见。

　　这些意见对全会的顺利召开，都无关大碍。不管怎么说，王明在会议的公开场合，已经表示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且再也没有兴风作浪，当然也就得到理解和信任，这是中共中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一贯的态度与方针。所以，毛泽东说：王明同志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全会对王明采取的是温和式的批评态度，没有出现激烈的程度，正如毛泽东所说：

　　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武汉失守。会议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组织调整，决定撤消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长江局下辖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中共中央对王明作了重新任命，王明留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可是，王明是口服心不服，尤其对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更是充满抵触的情绪。他在会后所作《〈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一诗，便真实地表现出他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晦暗的心态，诗曰：“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中苏两党交恶和冷战，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一为自己涂脂抹粉，二当苏联反华的枪手，竭力充当苏联领导者所喜爱的“反毛”英雄，以取悦于苏联的最高当权者。这就不仅是在做翻案文章，而是人格的卑劣和道德的沦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