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谭平山的“粮食救国”构想
来源：《团结报》　作者：王文浩   2025-06-06 16:19:22

　　【精彩提要】

　　粮食是维系兵民生命力的直接纽带。抗日战争时期，黄河与长江中下游等重要粮食产区先后沦陷，国内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粮食作为极重要的战略物资，直接关系到战争胜负。保障粮食供应，对于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确保大后方稳定和坚持持久抗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抗战时期，谭平山非常重视解决粮食问题之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意义，深入思考了出现粮食危机的原因及应对之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粮食救国”构想，这是既往学界不多瞩目之处。本文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抄谭平山同志呈拟对于“粮食问题”意见书》等文本为依据作进一步探讨。

　　粮食问题成为严重问题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粮食供应基本能够保证国民需求。1931年至1935年，每年平均产稻谷102601万市担、小麦44633万市担、杂粮108946万市担。同时期的中国人口约41616万人，稻谷消费量为95987万市担、小麦消费量46243万市担、杂粮消费量88791万市担。因此，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虽陆续颁布了《战时粮食管理条例》《食粮资敌治罪暂行条例》《各战区粮食管理办法大纲》《非常时期粮食调节办法》等管理粮食的规定，但由于彼时产粮丰富区域及广大农村尚未沦陷，粮食尚不感匮乏，粮价亦较为平稳，各项粮食管理的措施并未得到认真贯彻执行。

　　时至1940年左右，随着战区扩大与军事力量的集中，且各战区迁至后方的人口已超过5000万，使得对粮食的需求量激增。同时，由于国际路线和国内交通节节受阻，全国各地又普遍遭遇自然灾害，不少省份出现粮荒，以致粮食供求失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1937年，成都米价每市斗1.25元，重庆米价每市斗1.32元。1941年时，成都米价每市斗已飙升至28.67元，重庆米价每市斗为42.67元，涨幅分别为27.42元和41.35元。为控制粮食价格，保障军民粮食供应，国民政府于1941年撤销了全国粮食管理局，改设粮食部，并不断强化对粮食的统制。蒋介石在全国第三次财政会议上提出，目前粮食问题是我们在抗战建国事业中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如此严峻的粮食问题，是为谭平山“粮食救国”构想生发的前提。谭平山从战时整体形势出发，阐发了粮食问题与兵民及战争胜利间的内在联系，充分肯定了解决粮食问题对于持久抗战和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意义。谭平山视粮食问题、民众运动、外交政策同为“目前我国急待解决之严重问题”，认为此三者构成了持久抗战和夺取最终胜利的利刃法宝，提出“兵源、器械、粮食三个问题，犹如一鼎之三足，缺一不可，欲求抗战之持久，最后胜利之获得，则此三问题，非同时予以彻底之解决不可”的观点。在谭平山看来，“粮食问题与前方将士、后方民众皆具有同样密切关系，则尤为重要”。

　　粮食危机何以发生

　　中国普遍存在地域性粮食不足的情况。谭平山运用多方数据，对比分析了粮食问题的具体状况，发现地域性的粮食不足问题非常普遍。他认为：我国粮食不足额，每年平均为23.1%，而东南、西南及长江下游三区，则不足之额更为巨大，即以东南一区而言，每年不足者，已占44%。实际上，尽管中国被称为农业大国，但由于中国不同地区间的气候、土壤、地形、地貌等差异明显，又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并不均衡，粮食供给历来多有短缺，需要一定数量的粮食进口。

　　战地、耕地面积比例失衡加剧粮食紧张。较之普遍性的地域粮食产量不均衡问题，战时另一严重问题是战地、耕地面积的比例越发失衡。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有相当多的领土沦为战地。日军的侵略导致百姓逃亡、耕地荒芜。大批青年参军入伍，又压缩了农业劳动力的供给，使得粮食产量既往不足的地区更是雪上加霜。谭平山指出，“更有使人感觉严重者，战地日趋扩大，耕地日渐缩小，其影响粮食之生产，自不待言”。在“生产之减缩与消费之膨胀”并行的严峻局面下，随着“人民西移者亦日渐增加”，打破了以往中国按照粮食产量自然形成的人口分布状态，人多粮少的问题在“贮粮本来不多”且“外来之输运所不能及”的内地，显得更为紧要。

　　日军侵略阻断粮食运输渠道。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把控和摧毁了大量的交通要道，破坏了交通运输线，并利用铁路、公路等推行“囚笼政策”，试图借助交通线分割、封锁各抗日根据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地区间的联系，严重影响到粮食调配，危及中国粮食安全，客观上加剧了粮食的供需矛盾。以东南地区为例，谭平山认为该地区之所以出现粮食短缺，主要是战争因素所致。他认为，和平时期，东南地区“赖洋米之输入，内地国米之移进以为补救”，尚可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在战争时期，由于海道受制于敌船，陆路交通也被敌人占据，而军事运输又过于拥挤等缘故，东南地区的粮食来源趋于紧缩，造成粮食短缺现象。

　　战时军队与难民对粮食的消耗量遽然攀升。谭平山认为，难民和军队的数量激增，以致对粮食的消耗量遽然增多，是全面抗战时期粮食问题严峻的重要诱因之一。谭平山指出，“据报章所载，我国难民数目，已达五千万”，“至于军队人数，平时已超过二百万，战时当更增加，则军米之供给，为数更巨。今日产米之区，日渐缩小，如不即谋大量生产，即不计及西移人民之食口，而士兵之口粮，亦成为题也。今日难民之数，约五千万，其供应之难，已如上述，即以政府目前所维持之百万难民而论，其数实属不少。以每日每口三元计，其数已为三百余万元。”对政府而言，这一负担绝非轻小，若将其中年富力强者派遣至军队服役或担任劳工，虽可适当缓解压力，但较多的老弱病残者仍需供养，故此项开销实难减少。

　　“粮食救国”与粮食危机的纾解方案

　　广开农场，增加生产。解决粮食短缺问题，首先要从源头上增加生产，提高粮食产量。基于对中国农业用地开发利用、川滇黔西南三省气候、地貌和发展水平等的整体把握，谭平山指出，川滇黔三省受敌军侵袭相对较少，农业被破坏程度较轻，农业劳动力比较充足，且三省可耕地面积至为广大，具有开发耕地的有利条件，适合大规模农业经营。他进而提出，“目前唯一有效办法，为在西南各省广开农场，藉此以谋大规模之农业生产，而为解决今日粮食问题之助，西南各省，虽为山岭之地，然肥美土田，亦非无有，贵州境内如安顺之土质肥腴，不亚于近海之区。云南受金沙、澜沧、怒江三川之惠泽，贵州则赖乌江沅江之灌溉，水源不虞缺乏，天时地利，不弱于别省，如能积极发展农业，定有良好之效果。”

　　善用人力与增加投资以促进农业发展。农业生产的人力问题是制约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在谭平山看来，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可以通过一些灵活有效的方式加以解决。他指出，“至于人力，则难民中之劳动力是可借用，平时移民殖边实不容易。故乘此机会，移运消费之人作生产之用，一举两得，实为至善之上计。此辈绝处求生，饱受忧患，鲜有不勤俭耐劳努力工作者，此以生产劳力计，尤非安土重迁、乐天自满、不求进步者可比。此质此量，皆无可议。”另外，谭平山对如何扩充农业发展资金也多有思考。谭平山指出，据相关调查，全国各银行私人存款约十亿几千万元，香港外商银行中华人存款约为一亿元，沪港共为五亿六千五百万元，而自上海沦陷后，中国工业资本不能流通者，虽无确切统计，然其数目甚巨，这些拥有大资产者，因无地投资发生极大苦闷，由是建议他们将资金设法流入农村，增加农业生产，以加强抗战力量，则农业发展之资金问题与资本停滞问题当可谋一同步解决。

　　改进经营方式，发展国防农业。对于如何确保军民粮食供应，保证战时粮食安全，促进全民族抗战持久推进，谭平山专门提出采用民资国营办法、租借地办法、合作经营办法等支持国防农业发展。谭平山认为，国防农业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生命线，这三种办法是促进国防农业发展的有效举措，并对三种经营办法作出详细论述，强调三种农场宜交错建立，不可偏向一种。其中，民资国营办法应为一般农场之模范，即政府指定一部分国有土地作为国营农场，由国家以该农场为抵押，招募公债，集结民间资本，进而扩大经营规模和发展农业技术。所谓租借地办法，即政府将国有荒地规定一定年限租借给他人。经营方式同样是集资经营，在五到十年内政府可不收地租，并根据每年的经营结果收取一定的资费支援抗战需要。若某乡村存在无人耕种的公有土地，也可采取此方法，且可根据乡村人民共同意愿，决定是否将此地托付给政府，由政府转租给农场财团，每年从经营利益中抽取部分给予乡村。至于合作经营办法，则是指在规模相对较小的农场，以私人合作形式经营，此种方法比较适合小有资本的移民者。在这三种类型中，民资国营农场“所采取之技术，须为最新式者，所用之耕种机，可定价租借于其他两种农场，务使机器之力能充分使用，以收最大效果。且三者并存，各自经营，利用竞争之精神，以制官营企业之种种弊病，且民资国营，人民仍保有监督之权，亦绝无纯粹国营者之易于陷入营私舞弊之泥沼也”。

　　值得注意的是，谭平山考虑到了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如战时难民中的少壮者参军后，留下羸弱者将影响粮食生产;战时社会混乱，投资者很难轻信农业生产而选择投资的社会心理;尽管资本流向农村具有一定发展空间，但战时资本外流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等。客观来看，在当时情势下，缓解粮食紧张，发展新式农业确是极为必要的。而且，在西南地区开拓新农场，由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便利，进而吸引金融资本流向农村，保证粮食生产有序推进也较为可行。总体而言，谭平山为纾解战时粮食问题提出的方案并没有停留在空想层面，而是因应危难时局的合理构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启发性。

《团结报》2025年6月5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