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三千公里输油管 一滴汽油一滴血
来源：凤凰网   2015-09-23 10:26:32

　　抗战馆“三顾茅庐”得来的一段中印输油管

　　从下向上第三把为王振祥部缴获的日本军官肋差

　　东京审判庭，右二为中国法官梅汝璈

　　谷寿夫死刑判决书正式文本底稿

　　七十年，沧海桑田。关于那场八年血战，我们到底该纪念什么？传承什么？警醒什么？

　　本报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数千展品中，精选其中数十，将之转化为“纸面展览”，呈现于广大读者面前。请随我们一起走入“展现”，循着一件件实物，回溯那些或悲壮或传奇的战争故事；走近那一个个沥血不屈的前辈英雄，贯通时空、贯通热泪、贯通血脉，把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旗，扬得更高。

　　全长3218公里，起始于印度加尔各答，止于中国昆明，建于1945年的“中印油管”是中国第一条输油管道，其长度也曾是世界之最。抗战期间10多万吨燃油正是通过这条生命线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国战场。在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上，这条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印油管”中的一段首次展出。正如抗战时油料的珍贵，这段输油管道也来之不易，中国抗战馆工作人员历时7年“三顾茅庐”才将输油管从云南运抵北京。

　　“输油管的工程必须马上开始”

　　“一滴汽油一滴血”，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抗战军队军用汽油匮乏的真实写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彻底封锁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对外出口，缅甸被日军攻占后，滇缅公路也一度中断，军事物资的匮乏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虽然中美联合开辟了空中走廊“驼峰航线”，用飞机向中国运输油料等物资，但代价也是极其昂贵的，大量的中美飞行员和飞机长眠在这条航线上，飞“驼峰航线”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亡飞行。

　　在当时的中国，因为油料的匮乏，汽车甚至被迫改用酒精、木炭和煤炭。随着战事的扩大和为反攻做准备，抗战各方都意识到，必须开辟向中国供油的新渠道。

　　1943年8月，中美英三国在加拿大魁北克开会决定，铺设从印度加尔各答沿中印公路至中国昆明的输油管道。同年10月，中印输油管道开工，并没有仪式，甚至开工信息也是秘密的，因为修筑中印油管就是一场战争，既是一场与自然的战争，更是一场与日军的战争，还是一场注定会死人的战争。

　　对于开工时刻，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在博客中写道：“这是1943年10月的一个早上，为数不多的油管工程师从美国飞来，出现在了印度阿萨姆邦利多这个小集镇上，刘易斯皮克上校（曾参与修建中印公路）刚刚外出视察回来，他说：‘输油管的工程必须马上开始。’于是，中印油管开工了。”

　　在3000多公里的漫长路线上，中印输油管道翻山越岭，穿过泥潭沼泽，还要承受来自日军的袭击。在中国负责修建的部分，机械严重短缺，中国工人几乎靠着手工铺设完成。牟之先在《史迪威公路》一书中记载：“在无水、无盐、无蔬菜的生活条件下，美方人员吃罐头，中国职工吃粑粑、饭团。油管铺至森林地带，先以刀斧开路，驱走毒蛇猛兽。在距村庄和公路较远的地方，夜晚不能回宿，美方人员建起帐篷，中国职工烤火度过寒夜，次日仍精力旺盛地积极工作。中方职工能适应艰难环境，在羊肠小路扛一根近百磅（45公斤）重的油管，安然走过，而美方人员空手步行尚感危险。美方人员对中国工程人员吃苦耐劳的精神，极为佩服。”

　　戈叔亚翻译的一份美方记录中印油管的资料中，也提到了中国工人艰辛：“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和管道工兵一起工作，他们扛着拆卸下来的设备一步一步来到预定位置，有一个地方有长达11英里的路程都是劳工肩扛来到。”

　　1945年4月9日，第一批油料通过输油管运抵中国昆明，自此每月由中印油管输入中国抗日战场的油料为18000吨，每天平均约输入600吨。据《中国国防报》报道，抗战期间，围绕着输油管的谍战与反谍战、破坏与反破坏一直都在进行，发生的大小战斗达几十次。中美盟军在反攻缅北日本侵略军的同时，组织了5000多名工程兵保护输油管。许多人在抢修和保护输油管中，牺牲在了异乡。

　　艰辛修建的“中印油管”换来的是日本侵略者的加速灭亡，曾经比奢侈品还昂贵的军用油料顺着这条生命线源源不断涌入了中国抗日战场，各式战车、飞虎队战机和令日军闻风丧胆的重型轰炸机都不再因油料紧缺而“节衣缩食”了。

　　抗战胜利后，中印油管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部分油管被当地村民拆除用作各种用途。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在其博客中写道，“如今在缅甸、在印度，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印油管的踪迹。当地人把油管用来做栅栏、旗杆、桥梁、电线杆，甚至猪圈的围栏。”

　　据中国抗战馆专家介绍，也曾见过被用作电线杆的中印油管，不过目前已经废弃了，且那段油管只剩下了一半，而在国内想要寻找到一段完整无缺的中印油管很是不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基本被挪为他用的油管已经不复当日辉煌，抗战馆专家称也只在云南的抗战馆中见到过中印油管的展出，其他地方再未见过。

　　据记载，“中印油管”所用钢管口径为101.6毫米，每段长为6.1米，钢管用钢夹固定，用螺丝拧紧，可以很快铺设，也可以很快拆除。此次在中国抗战馆展出的正是这样一段长6.1米的“中印油管”。如今在昆明还有一处名为“油管桥”的地方，只不过“油管桥”早已经被拆除，“中印油管”也渐渐走入历史的深处，鲜为人知了。

　　首次在中国抗战馆展出的这段中印输油管来之不易。2005年，抗战馆工作人员根据线索多方查找，发现了这段输油管，但因为主人一直不在家，所以一直未能征集，便先登记在册。

　　此后，中国远征军在国内热度渐高，一直设有中国远征军展品陈列的中国抗战馆决定增加反映这部分历史的展品。于是，2010年由三名专家组成的小组再赴云南，陈亮就在其中。因为没有电话，小组成员直接到达那户人家，但是主人依然没在。数次前往后，这一次，主人终于在家了。

　　“这段输油管当时被主人当作横梁架在了瓜棚顶，瓜棚下就是鹅圈。那天下着雨，我们赶走了鹅，踩在没过脚面的稀泥和鹅粪中，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拆下了这段输油管。”陈亮介绍，这户人家很热心，他们之前并不知道输油管是用来做什么的，但当听说要放到北京展览，展现抗战，户主立即痛快地答应了，一分钱也没要。户主当时还说：“你们拿到北京，国家有用途，你们就拿去吧。”

　　在云南，当地居民对抗战和中国远征军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位热心的户主随后还找来一辆拖拉机，帮着把输油管运到了县城，中国抗战馆专家又找车将输油管运到芒市，再找到放心的托运公司将其运回北京，这段中印输油管才得以在此次展览中首次亮相。

　　日军军官肋差：永远留在了中国

　　展览中首次将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制作成一个下沉式的展区。参观者站在强化玻璃上，低头就可以看到这些被沉入地下的日军装备。“这是将侵略者踩在脚下还是将武器沉入地下，永不再战呢？”一位学生问起了旁边的家长，家长回答：“这就要看你的理解了，我觉得两者都有。”

　　“这些缴获的日军装备中，最有来头的就要数这把肋差了，这是八路军129师骑兵团团长王振祥率部缴获的。”抗战馆专家介绍，这把肋差与展示的其他日本军刀不同，其他的日本军刀是制式的，为统一配发，而这把肋差是某一位日军军官的祖传宝刀，“有的肋差有几百年的历史。”

　　原来日本武士一般佩戴两把刀，一把长刀一把短刀，长刀用来拼杀，短刀是在长刀被打落时，或者在窄小环境中使用。日本军官带的肋差，一般都是贵族或者武士家中祖传，是想带到中国战场给家族增光，却被八路军骑兵缴获，永远留在了中国。

　　“在抗战年代，骑兵可是宝贝疙瘩，战马不好找，骑兵也不好训练。”抗战专家介绍，八路军骑兵机动速度快，冲锋勇猛，在抗战战场上是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

　　抗战时期，八路军第129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中央军委将原红15军团骑兵团和陕北部分骑兵改编为129师骑兵营，后于1938年2月8日改为骑兵团，王振祥任团长。八路军第129师骑兵团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等领导指挥下，迅速开赴冀西打击日寇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把肋差是1992年王振祥重病期间，由夫人李骏安排捐赠给抗战馆的。

　　梅汝璈：如法庭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惟有集体蹈海一死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始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由11个国家的11名法官组成，至1948年11月12日，法庭共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审判。

　　在东京审判中，由于采用英美诉讼程序，没有充分的证据、证人、证言，就很难对战犯们定罪，为此中国代表团千方百计搜寻材料，废寝忘食，日夜奋战。为了证明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制造者松井石根的罪行，检察官助手裘劭恒经法庭同意，带了两名美国人专程回国调查取证，取得了大量的人证物证，还带回了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伍长德和许传鲁，还有目击者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斯蒂、传教士史密斯及英国人罗伦斯、牧师约·梅奇等人，向法庭提供了确切无疑的证词。

　　在对战犯最后量刑问题上，法庭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法官梅汝璈据理力争说：“如不能依法严厉制裁日本战犯，既有悖于本法庭的宗旨，又违背《波茨坦公告》之精神。”他还找到韦伯庭长慷慨激昂地说：“庭长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受四万万五千万国人的委托，来此惩罚元凶祸首的，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见江东父老，惟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正是在中国代表正义的据理力争下，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对7名主要战犯判以绞刑。中国法官还力主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设立南京大屠杀专章。参加审判的中国代表团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周总理曾对梅汝璈说：“你们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为国家争了光。”

　　叶在增：担起拟写谷寿夫判决书的重任

　　1947年4月26日12时35分，南京雨花台刑场一声枪响，曾经残杀南京同胞的日本战犯谷寿夫应声倒毙，这个罄竹难书其罪的杀人魔鬼终于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而拟写谷寿夫死刑判决书的人就是叶在增法官。

　　对于如何判决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当时担任监审官的三个美国人暗示中国政府对谷寿夫只能判三至五年徒刑。面对美国的压力，原来负责承办谷寿夫案件的某些法官胆怯了，他们借故推脱。庭长石美瑜无奈中想到了年轻法官叶在增。叶在增毅然担起拟写谷寿夫判决书的重任。在阅读了大量审讯记录和资料后，他以两天的时间伏案疾书，完成了无懈可击的定罪判决。他在《战犯谷寿夫判决书》中写明南京大屠杀的受难同胞在30万人以上。“30万人遇难！”这是一个浸透着鲜血的数字！从此它将永远记在中国人心头。

　　1947年3月10日，石美瑜庭长在法庭上面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庄重而威严地宣读了这份判决书。他的宣读之音尚未终止，台下千余人已“豁然”起立，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本版文/本报记者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