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战时中国的希望与失望
来源：大象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作者：郑渝川   2016-09-06 11:41:13

1943年，中国试图收回香港。

1941年年底，香港在内的中国华南地区，部分地区沦陷。当时的香港并非之后经过腾飞的东方明珠，无论在军事还是贸易上，战略地位远逊于新加坡和上海。但香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自从英国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分批割取，这就代表着中国的“国耻”。与之相比，中国一些城市当时仍有欧美日列强设立的租界、中国被迫延续列强的领事裁判权，等等，其他“国耻”的意义并不比香港被占显得突出。

关键的是，抗战进行到中后期，让当时的中国政府和国民看到了收回香港的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是中国收回香港的最大支持者，这个支持力量不容小觑，因为英国和中国在战争期间都依赖于美国的支援。英国20世纪内国力日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尽管丘吉尔首相仍保有帝国主义情怀，但也经常不得不为了国家需要而低下其骄傲的头颅。

英国在远东缅甸、新加坡等战场上，以一种非常滑稽的方式，在日本军队面前迅速溃败，这反过来凸显了中国坚持抗战（尽管因此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代价）的宝贵。美国深感需要继续提振中国的抗战意志，因而选择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等方式来表达善意，英国也同意这项提议。但中方提出了收回新界的要求。

香港在当时不具备战略和实用意义，却很具有象征和情感意义。英国方面担心一旦将新界交还中国，会被解读为英国地位的进一步下降，中方还可以顺势提出收回香港本岛的要求。战时中国则认为，香港不能收回，将成为国民政府乃至整个中国未能成功扭转积弱形象的障碍。

中英两国1943年在香港问题上展开的博弈，一开始显得对中国有利。但随着中国抗战形势的严峻化，战时中国国民政府的糟糕形象被更为广泛的扩散，西方之前对中国顽强抗日的热潮开始褪去，人们发现之前对中国战争潜力存在夸大宣传，越来越多的外交官对国民政府的执政能力感到失望，美国方面坚持力挺中国的就只剩下罗斯福总统一人。这最终使得博弈中，英国重获主导和优势地位，收回香港在当时已不具备可能。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一书由美国著名汉学家、圣迭戈加州大学教授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主编而成。周锡瑞此前还出版过《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现代中国：一部革命的历史》、《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等多部广受欢迎的作品。《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这本书聚焦于1943年，通过解读中国抗战的不同领域、地域的突出问题，来展现这个特殊年份之中，中国政治、社会发生的深层次变化。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

1943年，英美两国与中方签署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不平等条约的新条约，废除了治外法权，这被广泛评价为中国走向独立自强的重要标志，但英国拒绝归还香港。香港未能如期收回，实际上正是当年中国抗战阶段从赢得美国等西方世界支持，到因为腐败和低效等原因葬送了西方信任，这样一个剧烈转变的直接后果。《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书中单辟一章就此作了介绍。

提到1943年，很多人就会想到宋美龄在这一年通过访问美国，成功争取了美国政界和国民各界对中国的支持。《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书中第一章梳理了宋美龄1943年访美的史实资料，并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宋美龄访美通常被解读为是一次极其成功的访问，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很少有国家的领导人或领导人家眷，能够在美国赢得如此之多的赞赏甚至崇拜，可以让个人及个人代表的国家的声望升到顶峰。书中也点评指出，宋美龄卓越的口才、知识优势、抱病巡回演讲所表现出的坚毅品格，的确让人折服，而她本人努力推动美国种族平等，也成为美国战后平权运动的重要诱因，但她本人表现出的与美国上层阶层人士所截然相悖的精英化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也被认为是对本国民众极端冷漠——两方面的印象最终促成的后果是，美国在当时表现得对中国更为亲近，但除了罗斯福本人，更多人因为了解，开始对国民政府领导层抱有更大疑虑。

这样的疑虑使得美国的援华行动，效率开始放缓。考虑到美国当时更关注欧洲战场，将更多援助投向了英国，因而中国收到的援助，只能应付部分战场的需要，却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困难。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国民政府只能通过滥发货币及强征粮食来维持抗战，为此造成了国统区的后方物价暴涨，通货膨胀程度几乎让社会秩序失控，而在国统区的前方，比如河南省，则继续造成严重饥荒。而这些反过来又成为证明国民政府治国无能、抗战无能的依据，进一步降低了西方世界及中国本国人民对之的信任。某种意义上，自此，国民政府就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两年之后来开帷幕的解放战争的前景，在这里就已经提前奠定结局。书中有两章分别探讨了国统区1943年前方饥荒、后方通胀，以及因此带来的连锁反应。

郑渝川，著名时评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