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最早举起抗日旗帜的武装力量，在辽阔的东北山河大地上燃遍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火；一幕幕抗联将士演出的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话剧永存史册；一曲曲抗联将士谱写的高亢激越、感天动地的悲歌撼人心魂。东北抗日联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悲壮惨烈的战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北战场上一支插入敌人心脏的劲旅。
那么，东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是谁呢？有人说是杨靖宇，有人说是赵尚志，有人说是周保中，有人说是李兆麟，但这几位光照史册的抗日将领，都不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翻开正规的权威历史文献，上面记载：杨靖宇是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东北抗联第一军军长，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赵尚志是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周保中是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司令；李兆麟是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司令。正规的权威历史文献上，从来没有说他们是东北抗联的总司令。
那么，真正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是谁呢？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真正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是东北军爱国将领李杜将军。他是周恩来提议而担任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今天，在抗战全面爆发70周年之际，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抗日英雄，很有必要把李杜将军的英雄壮举、传奇人生、感人事迹整理出来，照耀于世，流传千古。
李杜原名荫培，字植初，又名玄存、黎苏，1880年8月4日出生在辽宁省义县西关一个半农半商的家庭，6岁入私塾读书，学习刻苦、聪明过人，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19岁时，家道中落，去义县清河门当烧锅学徒；1900年庚子之变，俄军出兵中国东北，溃败的大辫子清兵路过李杜的家乡，肆行劫掠。李杜回家，见清兵殴打其父母，便上前阻止，被清兵开枪击伤，幸亏未击中要害。溃兵去后，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为遭受战乱之苦的乡亲们深感不平。
气愤之下，他决心从戎，解救受难的苍生。他发誓若有带兵之日，定剿除害民之兵匪，保护百姓，绝不扰民。伤愈后，他得知进驻义县的清兵二十镇的耿营官比较正派，便投其麾下任司书，负责管理兵饷。
1905年日俄之战后，东三省改设行省，总督徐世昌着手整训军队，张作霖也组织民团保卫地方，李杜改投义县民团，因作战勇敢，当了班长。后来，他又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任连长，1921年就任奉天防军管带。东北陆军第二十九师一一四团第三营营长等职，驻锦州一带，负责该段铁路保护。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李杜得知消息后，立刻响应，带头剪去辫子，和清政府决裂，并着力保护在辖区内的革命党人。1917年，李杜升任东北陆军步兵一一四团团长，因为作战勇敢，用兵有方，官职不断得到擢升，1924年任黑龙江依兰(当时归吉林省管辖)镇守使，兼十旅旅长，少将军衔。1925年，奉军军长郭松龄率部反奉，李杜在山海关一带阻击郭军。他在平息郭军的战争中，军纪严明，全力保护无辜，由此升任十五师中将师长，成为张作霖的爱将。李杜虽然深受张作霖器重，但他爱憎分明，在军事行动上并不完全受命于张作霖。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出兵进关攻打冯玉祥。李杜痛感内战频起误国害民，坚决不参加内战，张作霖虽然生气，但舍不得这员爱将，只是降职使用，仍委任他为依兰镇守使，兼第九旅旅长(后改为第二十四旅)。
当时，依兰镇守使管辖下江十三县(松花江下游为下江)，1927年5月，李杜上任后，力主地方实施善政，宽柔于民，惩治邪恶，要求各级官吏奉公守法，对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并身体力行，深受民众的尊敬和信赖。当地百姓在镇守使门前献上“造福于民”、“恩泽桑梓”、“名垂东北”和“政绩斐然”等匾额及万民伞、万民旗等，表示对他的尊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东北的战争爆发了。由于将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轻易占领了辽宁省。以吉林省军署参谋长熙洽为首的军政要员们不惜出卖国土主权，公然向日军投降。日军兵不血刃，于9月21日占领了吉林省长春，24日宣布成立以熙洽为首的伪吉林省长官公署，25日熙洽正式就任伪省长之职，并发表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的通电，还宣令吉林省所属各县部队必须服从“新政府”节制。
这一函文发至依兰地区，各县署纷纷电呈镇守使，请求决策。熙洽公开叛变投敌的行径，使李杜义愤填膺，他当即宣令：“拒不附道，坚持抗日”，并以依兰镇守使名义向所辖各县发出通电，痛斥熙洽的卖国行径，呼吁各县军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将日本侵略者驱除出国土。为了做好迎击日本侵略的准备，李杜下令分驻在松花江下游的各部集结在依兰附近整训，以待杀敌时机。
汉奸熙洽深怕李杜在下江一带独树一帜，千方百计拉拢劝降，先后委以各种要职和赠送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李杜断然拒绝了熙洽的各种任命，但假意收下文物，然后变卖，充为军饷。为了一心一意处理战事，李杜让全家人化装成难民，令卫队长李发带几名卫士护送去天津躲避(当时李杜的三弟李雨霖任天津保安队总队长)。
1932年1月，熙洽在日军的指示下，以于琛澄为伪吉林省“剿匪”军司令，率伪军王树棠。李毓久两个旅以及马赐麟、刘宝麟两个混成旅，向哈尔滨节节逼近，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亲自到哈市主持特务机关，企图内外夹攻，占领哈尔滨。就在哈市人心惶惶、形势危急之时，李杜将军毅然率领主力，指挥抗日义军西进，于26日抵哈。吉林省警备司令部兼第一旅旅长冯占海也率部向哈挺进，与李杜配合。
27日清晨，冯占海部与于琛澄叛军在子弹库附近交火，李杜也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在上号一带夹攻于琛澄叛军。在两军的猛烈攻击下，汉奸军不支，纷纷溃退。当日下午，汉奸军又卷土重来，向小北屯一带反扑，李杜、冯占海两部遂将敌军包围，并击落敌机一架。傍晚，敌人全部溃退，义军乘胜追击，伪军团长田德胜率部起义，投向抗日军方面。
28日，双方在南岗极乐寺、文庙一带对峙，抗日军首先发起冲锋，冯部的宫长海率骑兵忽绕敌人背后，汉奸军见大势已去，惶惶向南逃窜。李杜、冯占海的抗日军秩序井然，开进哈尔滨市。日伪侵占哈市的阴谋未能实现，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大获胜利。这次保卫战使李杜有了“飞将”之称，声威远播，震慑吉垣。(摘自《血染白山黑水记》)
日本人大为恼火，唆使哈尔滨特别行政区长官汉奸张景惠下令，于29日前在全市悬挂日本国旗。面对侵略者的挑战，李杜针锋相对，他对报界发表声明说：“……此来(哈埠)非为地盘，非争私利，能为国家保全一尺土地，即算尽我军人一分天职，牺牲一切，皆所不惜。”李杜下令：“如有撤换中国国旗者，以军法论处。”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李杜率部进入哈市，如中流砥柱，一扫哈尔滨的混乱局面，稳定了军民政界。李杜的抗日军形成了以哈尔滨为核心的抗日武装。
为了联络吉林各部团结抗日，李杜首先会同丁超、王之佑，在江北呼海铁路车站约见马占山，共商抗日大计。会上，李杜慷慨激昂地表示了抗日救国的决心，并痛陈了保卫哈尔滨的重要性；马占山赞成在哈尔滨成立统一的军事机构，并应允渡江增援；丁超为了保存地盘，也极力表示合作。
1932年1月31日，丁超、李杜等召集所有抗日派的军政要员在哈市开会，决定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抗日军队。会议公推李杜为抗日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
日本侵略者不甘心失败，立即调动第二师团步兵第三旅团，由满铁四五百人武装人员配合，向哈尔滨进犯，同时命令混成第四旅从齐齐哈尔东进，向哈尔滨包抄过来。除此之外，还有于琛澄5个旅的兵力为虎作伥，在哈南一带策应。而李杜的吉林抗日自卫军，当时只有王之佑指挥的三十八旅两个团、邢占清的二十六旅一部、丁超的八十旅、赵毅的二十二旅以及李杜、冯占海所部和部分警察部队。双方兵力和武备相差悬殊，但是李杜意识到，保卫哈尔滨对于稳定军心、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和守住北满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他决心动员军心，齐心协力，再打一场哈尔滨保卫战。
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首先由双城阻击战揭开序幕。1932年2月1日拂晓，二十二旅长赵毅在双城附近击溃伪军刘宝麟旅，然后进入双城隐蔽待敌。当晚，在双城堡车站阻击了日军天野旅团，使天野旅团的主力遭受严重的损失。但赵毅旅接着便遭受了敌人援军田岛旅团和20架飞机的袭击，势孤难支，双城遂被日军占领。
双城失守，哈尔滨的门户已经洞开，日军主力很快逼近南郊，汉奸于琛澄的5个旅也由阿城出发，向哈市道外进攻，哈尔滨外围保卫战于2月3日打响。为了应付万分危急的局面，李杜“率同总部参谋副官数名及卫队一连亲赴前线总指挥部，布置防线。前方将士因总司令亲至前方督战，精神愈益兴奋”(1932年2月5日《溪江时报》)。李杜以丁超旅守三棵树，以邢占清旅防守南岗，以王之佑旅防守顾乡屯，自己亲自率所部与赵毅一部守上号。
2月4日晨，日军各路兵马向哈市发动了总攻。日军借人多势众和飞机坦克的掩护，步步向抗日军逼近，抗日军只凭着民房、土墙等建筑物和简单的工事进行抵御。“双方炮火剧烈异常，日军进犯哈长线以来，此战役最猛烈，我军将士忠勇进发，誓死抵抗”。
3小时后，顾乡屯守军团长白文俊投敌，旅长王瑞华临战逃脱，形成了无人指挥、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南岗守军将领邢占清在敌人炮火猛攻下率指挥人员退入市内，队伍溃散。早在哈尔滨保卫战之前就受熙洽密使与张景惠来接头的金世铭，也乘势率警察总队倒戈，投向敌人。丁超则擅离职守，跑到张景惠的公署里躲避。
各路日伪军毫无阻碍地向李杜、赵毅的防地压过来。李、赵阵地腹背受敌，孤军苦战，敌人越来越多，步步逼近，战斗愈发残酷。这时，哈市内降日的警察署长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等指挥日伪军从市里杀出来，断绝了抗日军的归路，李杜和赵毅的部队已处于日伪军的包围之中。李杜负伤多处，他看出败局已无可挽回，命令赵毅带队伍撤退突围，自己留下掩护，他暗下决心：要与国土共存亡。
李杜的亲密战友；爱将赵毅坚持要与李杜一起突围，李杜不肯。为了让赵毅带部队尽快突围脱险，他要以身殉国，拔枪欲自尽，被部下和卫士们夺下手枪，将他救起。赵毅以进为退，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待敌人慌乱防守之时，赵毅指挥队伍迅速突围。卫士们保护李杜一起突围，日伪军们深知李杜、赵毅部队骁勇善战不敢追击，日军首脑的本意是攻占哈市，也无意与抗日军再战。
2月5日夜，哈尔滨陷于日军之手，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始以转战经日，伤亡盈千，兵力过疲，呼救无援”而失败。李杜只好率部队退守宾州。方正，后返回依兰。不久，邢占清、丁超率余部转到依兰与李杜会合，吉林救国军王德林等也派人联络，表示愿听从李杜指挥。从此依兰变成了吉林省继哈尔滨之后第二个抗日大本营。
为了取得政府在武力等方面的支援，李杜派赵毅化装进关去联络，为东北抗日军求取后援。赵毅不顾千难万险，进关找到国民党当局，但国民党当局不给予援助。赵毅无奈又找到少帅张学良，但张学良受蒋介石挟制，也无办法。从此赵毅留在张学良部受到重用。
李杜不甘心哈尔滨陷入日军之手，他在等待军事援助的同时，积极筹备军饷，扩大兵源，准备再次攻打哈尔滨。为了表示抗日的决心，李杜带头将个人银行存款和个人经营的面粉公司统统捐献出来，以充军备。在他的带动下，当地绅士、商人们踊跃捐款、捐粮，城乡青年纷纷报名入伍抗日，抗日部队迅速壮大。在李杜苦心经营下，依兰及下江13县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烈火。
1932年4月，马占山从齐齐哈尔出走，抵达黑河发表通电，再揭抗日义旗。日军惶恐万状，抽调第十、十四等师团前去征剿，哈市出现空虚。此时在吉林，王德林救国军屡战屡胜；在辽宁，各路抗日义勇军的活动也出现高涨局面，整个东北抗日烈火愈烧愈旺。李杜决心抓住这一大好时机，主动出击，反攻哈尔滨，迎接武装抗日斗争高潮的到来。4月中旬，李杜在依兰亲自主持召集了自卫军总部会议，会议决定分三路向哈市推进。
三路纵队于4月下旬誓师出征，不出数日，左、中、右各路相继报捷。就在自卫军三路大军节节胜利、哈市指日可克的时刻，后方自卫军总部所在地依兰突然遭到日伪军的偷袭。原来由于三路大军出征，后方依兰空虚，日军乘虚而入，密派第十师团的村井旅团和中村支队在伪江防舰队掩护下，乘船自松花江顺流而下，出奇不意于5月17日突袭依兰。李杜闻讯，指挥留守部队死命抵抗，无奈事出突然，兵力薄弱，前方将士又回师不及，依兰随即失守。李杜只好率余部经勃利转移到梨树镇(今鸡西市梨树区)。
依兰失守，李杜苦心经营的被服粮草、武器弹药以及修械所全部落在敌人手中。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左路纵队的第二旅旅长刘万魁内讧兵变，杀害了李杜的爱将马宪章，致使部队元气大伤。六七月间，前方各部相继失败，冯占海率部南下，杨耀钧、邢占清也率残部撤回勃利、八面通。这时，李杜所率部队已到了“兵不满千”的地步。在严重的挫折面前，有些将领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脱离部队，当了逃兵；有些将领如丁超等人则暗中盘算，阴谋投敌，李杜处于极度困难之中。
熙洽等一些汉奸对李杜劝降之心不死，以为有机可乘，4次派人说降李杜。日军首脑深知劝降李杜这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对其统治东北的重要性，也加以威胁利诱，企图迫使李杜就范。李杜针锋相对，当众揭露敌人的阴谋，痛斥游说者。为了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李杜在致北平救国会的电文中，郑重宣誓：“只有杀敌李杜，以光我中华民族；决无降敌李杜，以污我中华战史”(1932年《救国旬刊》)。
与此同时，李杜冷静地分析了严酷的现实，他认识到要抗日到底，首要是把部队的士气再次鼓动起来，他对将士们说：“梨树镇乃吉林省大矿区，易筹军饷，又南依中东路，地处深山区，交通方便，易于防守。”他号召将士们振奋精神，克服困难，重新组织和发展抗日力量，建立梨树地区武装抗日斗争的根据地。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文中表示，决心“与护路军通力合作，组织联合司令部，整饬部属，再图规复……为国牺牲，士皆用命，成功利钝，亦所不计”(南京第二档案馆藏档案)。
在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纪念日，李杜又发表纪念宣言：“郑重宣誓与国人曰：宁杀敌而死，不苟且全生，民族之生存与光荣，必自奋斗与牺牲中求之”(《吉林自卫军抗日纪实》)。经过整顿，自卫军和王德林所部救国军合作，很快控制了梨树镇、八面通、勃利、林口、绥芬河、穆棱、密山、宁安、敦化等大片地区，发展到7个旅，抗日义勇军武装达四五万人。
1932年，李杜在著名抗日将领周保中的协助下，成立了以李杜吉林自卫军和王德林救国军为主要军事力量的抗日联合军(当时叫反日联合军)。周保中15岁参加“靖国护法”战争，1923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被中共送往苏联进修军事。“九·一八”事变后，周恩来得知李杜将军举旗抗日、保卫哈尔滨的消息，特地把周保中派到李杜身边，协助他进行抗日斗争。
这是东北抗日史上，第一个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抗日联军，李杜为总司令、王德林为副司令、周保中为参谋长。这是李杜将军第一次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并结下了战斗友谊。
1923年秋天，日军集中兵力解决了马占山、苏炳文等部队以后，便准备对李杜实行围剿。他们为安全和秘密输送兵力，先后以供应粮饷为诱饵，收买了哈绥沿线的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然后偷偷将大批军队运往宁安、绥芬河、东宁等地。11月下旬，敌人3个师团的兵力对下江地区进行围剿：一路从绥芬河出发，沿中苏边境向密山、虎林一带压来；一路从绥芬河出发，沿中苏边境北进，开始对李杜领导的抗日联军进行围剿。
李杜、王德林、周保中率领抗日联军在宁安、磨刀石、下城子等地分头阻击，节节抵御，终因力量薄弱，后继无援而纷纷溃退。敌人占领了哈绥沿线的重要防地，战局急剧恶化，自卫军的大本营梨树镇也岌岌可危。李杜无奈率部向北转移，准备赴宝清与丁超会合。可是，此时的丁超已接受了伪锦州省长的条件，投降了敌人。此时，派去进关联络的赵毅毫无消息，李杜只好改变计划转向密山，决计撤入苏联境内，养精蓄锐，以图再起。
1933年1月9日，李杜、王德林、邢占清、杨耀钧等人，先后率2000多人由虎林渡乌苏里江进入苏联。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抗日联军就这样失败了，因为它的存在时间很短，所以很多人把他忘记了，甚至研究抗联史的人也往往忽略不谈，但中共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却没有忘记。
周保中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率千余人马，没有退入苏联，而是坚持在国内抗战。后来他的部队在1936年被编入由共产党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抗日联军(1934年4月1日成立)和共产党人赵尚志领导的北满抗日联军(1935年3月1日成立)联合成立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1月28日成立，当时叫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周保中为第五军军长。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时，并没有设立总司令一职，这个职务是专门为李杜将军留用而空缺的。
李杜将军在1931年1月9日退入苏联后，来到莫斯科，受到国民党驻苏大使颜惠庆的热情招待，在莫斯科住了3个月。李杜将军为了寻求国民政府支援东北抗战，急于回国，不愿在苏联享受清闲，多次找颜惠庆表明心迹。颜惠庆被他的决心所感动，于4月末安排李杜一行人，绕道欧洲回国(因为直接回国有危险)。
李杜将军一行人从莫斯科经奥地利、波兰到达柏林，又来到意大利著名水城威尼斯，巧遇当时正在欧洲考察的张学良。人在他乡巧遇亲人，李杜高兴万分，急忙来到张学良住所拜晤。大帅张作霖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之后，李杜直接受命于少帅张学良，私人关系也密切。当李杜在哈尔滨成立“吉林反日自卫军”并担任总司令时，张学良曾用黄绫子写了委任状，委托流亡到北平的阎宝航、高崇民等爱国人士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颁发，救国会立即派成员、革命青年宋黎(解放后任旅大市市长、市委书记，吉林省梨树县人)等人奔赴东北，对李杜正式委任。张学良的委任状极大地振奋了李杜的抗日热情。这次相见格外亲切融洽，李杜向张学良汇报了东北的抗日形势，张学良对他抗日的英雄壮举给予了高度赞扬，支持他到南京国民政府寻找援助，并表示如有困难可随时找他，两人恋恋不舍地分手。
然后，李杜又途经地中海、苏伊士大运河、红海、印度洋，到达印度孟买，经新加坡、香港，终于在1933年6月4日回到上海。他受到上海市长吴铁成的热烈欢迎，街上悬挂横幅标语“热烈欢迎李杜将军回国！”“热烈欢迎抗战英雄归来！”
李杜回国后，为了把东北的抗战斗争进行到底，不顾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反对，亲自上庐山见蒋介石，请求拨款援助留在东北坚持抗战的义勇军队伍，并扩大东北抗日游击队，安抚和慰劳撤进关内的义勇军战士及其家属。可是，蒋介石根本不存抗日之念，李杜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但他并没有对抗日灰心，决意凭自己一腔热血，发动群众，联络旧部，继续进行抗日复土的神圣事业。他多次派出代表秘密潜入东北，联络和指挥在吉林、下江一带坚持抗战的义勇军各部，勉励和赞扬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与此同时，李杜在上海投入到进步人士所组织的抗日运动中去；他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倡议成立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李杜就任该会的武装部长。他利用这个身份，终日走访各机关、团体、学校，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宣传抗日义勇军在东北的英勇事迹，并组织各界人士捐款，支援东北的抗日斗争。后来自卫会遭国民党政府的干涉和破坏，被迫解散。
李杜想到张学良曾经说过，有困难找他帮助，于是他找到张学良，要求出兵东北抗日，可张学良迫于蒋介石的压力，不敢违抗命令，有心抗战却无能为力。他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他通过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结识了冯?峰同志，他的抗日救国之心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
由于李杜目标大，潜回东北困难重重，他决定以出洋考察为名，转道苏联，再潜回东北。张学良暗中支持李杜回东北抗日，并派手下的亲信应德田、赵毅等协助李杜。李杜走访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以图争取苏方的支持；会见美国军政人员，探讨抗日方策；积极联络旧部和同僚，商议抗日计划；秘密派人接近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向共产党征求抗日大计。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对李杜回东北抗日的行动，进行百般刁难和阻挠，不予办理出国签证，从1934年秋到1936年3月，整整办了一年半时间，经多方努力，李杜出国的申请才得到批准。他的申请虽然获准，但由于国民党方面将李杜返回东北抗日的计划泄露给日本当局，日本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迫使苏联拒绝李杜入境。李杜一行来到巴黎羁留半年之久，仍未取得入苏护照，只好于1936年末从法国返回上海。
这时，东北抗日联军已经建立，为了扩大这支队伍的影响，争取国内各阶层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鉴于李杜将军的抗日经历和威望，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及时向国民党当局举荐李杜就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在关内设立东北抗联总指挥部。经国民党当局同意后，李杜欣然受命，开始筹建东北抗联总指挥部。
东北抗联总指挥部在上海成立后，李杜将军为了沟通同东北抗日部队的联络，派人在香港、天津等地架设电台，保持与东北抗日部队的联系。他多次公开在报刊上撰写署名文章，热情赞颂东北抗日联军的业绩，并呼吁各界积极支持东北抗日联军的正义行动。其中一篇文章说：“由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惊人战绩，已使日寇的屠杀焚掠建立起的血腥统治根本动摇，今天全国同胞应给以最大热情去援助在敌人铁骑下苦斗的东北军……踏着成千上万为民族而牺牲的东北战士的血迹行进”(《国讯旬刊》)。
由于李杜的宣传，国内各阶层爱国人士积极捐款捐物，支援东北的抗日联军。然而，一向口是心非的国民党当局，虽然公开场合支持李杜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但在背后总是对他的工作进行干扰和破坏，使他的工作不能很好的开展。一怒之下，李杜决定再次返回东北，直接指挥和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他计划通过新疆的迪化(即乌鲁木齐)去莫斯科，然后转赴东北，但受到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的阻挠，打电报“谢绝”李杜进入新疆。李杜返回东北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后来又做了第三次努力，由于德国和波兰发生战争，李杜绕道返回东北的愿望，依然未能成功。
1938年，上海沦陷，李杜迁居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这里，他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设立了东北抗联总指挥部，任命共产党员于炳然为政治部主任，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动民众工作。为了沟通同东北抗联的联络，他派人在香港、天津、重庆等地架设电台，随时把抗联杀敌的消息介绍给关内民众。李杜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钉梢，经常同《新华日报》的负责同志往来，还多次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会晤，虚心聆听他们的教诲。当时他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远离市中心，偏僻幽静，他的家成为共产党负责人同一些民主进步人士秘密会晤的重要场所，共产党人尊他为“南山五老”之一。
因为抗战的需要，东北抗日联军从1936年7月至1939年5月先后组建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司令周保中、副总司令赵尚志；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司令李兆麟。为了服从抗日大局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李杜还把分散在辽吉黑三省的各路抗日义勇军，按照东北抗联的序列，分别组建为东北抗联第四路军、第五路军，总计编排到第十四路军。但因这些抗日队伍不属共产党领导，还有一些既为匪又抗日的队伍，所以一直被人忽略。这些抗日队伍在李杜的领导下，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日本人不能在东北大地上为所欲为。
日本帝国主义对李杜恨之入骨，多次派出汉奸特务，妄图刺杀李杜，追捕他的家属。李杜和他的亲人几经历险，多次死里逃生。最可气的是，李杜的抗日行动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不容。1942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查封了设在重庆的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取缔了李杜的工作，并由戴笠派特务监视其行动。李杜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控制下失去了自由，他愤慨之余越发怀念东北的父老兄弟，极度忧国忧民，渴望有朝一日亲征沙场；“浩劫偏依蜀，雄心在渡辽”“匹马北征急，何惧道路遥”等诗句，充分表现了他那时的心境。
在长期同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李杜以实际行动接受了党组织的长期考验，1945年上半年，经冯?峰和董健吾的介绍，李杜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
李杜在担任抗联总司令时期，与国共两党的负责人接触密切，特别是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他非常理解张学良的心态：既想抗日，又怕蒋介石。此时，李杜已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十分渴望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同时也担忧举棋不定的张学良，他的东北军正屯兵西北，对刚刚到陕北的红军构成严重的威胁。李杜想，如果张学良能够首先和共产党联合起来，不但能保存红军的实力，使其发展壮大，还能以此为契机，促成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为了实现这一日标，李杜总是不失时机地劝说张学良。有一次张学良到南京开会，特意飞到上海看望李杜，并详细询问了东北抗战情况。张学良的这一举动使李杜很高兴，他想，张学良虽受蒋介石挟制，但仍然支持抗日、关心抗日。这一夜两人彻夜长谈，李杜敞开心扉，以充分的事例，说明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阐述了共产党真心实意团结一切力量联合抗日的主张。李杜的劝说终于使少帅解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他郑重表示：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临别时张学良要李杜“尽快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联系”。李杜非常高兴，立即秘密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汇报了张学良的思想情况，请求中共方面选派代表同张学良秘密谈判。
在李杜的联系下，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刘鼎作为共产党方面代表同张学良谈判。李杜立即密电张学良说：“你让我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学良知道李杜所说的朋友就是共产党的代表。
对于这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张学良极为重视，在众多亲信中选择谈判的代表，最后选择了赵毅。而共产党方面之所以派刘鼎做代表，是因为他和宋庆龄关系密切，同时张学良又很崇拜宋庆龄。赵毅首先飞往上海，与刘鼎见面，双方谈得非常触洽。然后赵毅又把刘鼎接到金家巷张公馆见到张学良，初谈效果良好。不久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命他封锁延长、延川一带黄河，以防红军撤回陕北。张学良对蒋介石这道命令，断然拒绝执行，为此蒋介石对张学良大为恼火。
刘鼎乘机向张学良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并指出：“红军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能征善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呢？所以，张将军不要上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当，把东北军推上‘剿共’前线？损失军事实力；因此张将军应当考虑东北军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红军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到底是否真打日本？东北军只有联合红军抗日，才能洗掉‘不抵抗’、‘投降卖国’等耻辱，这才是张将军的明智之举。”刘鼎的这席话，确实说到了张学良的要害处，他从心里佩服，感到十分高兴，诚恳地说：“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我们还要多谈谈，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请住在我这里。”
在十几天的生活和交谈中，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加上李杜、赵毅等部下痛请两党联合抗日，打回东北去，解救日寇铁蹄下的苦难同胞，张学良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决定亲自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谈联合抗日之事。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两位高级领导人终于会晤，达成了历史性的联合抗日的决定。张学良为了表示与红军联合的诚意，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私款3万银圆资助红军，之后又赠送红军29万法币。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迫使蒋介石抗日。李杜将军为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促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牺牲后，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人，由舅妈李崇德从湖南送到上海，再经过地下党的帮助，在1931年3月由毛泽民送进了上海大同幼稚园。毛岸龙到幼稚园不久，因病医治无效夭折，剩下岸英和岸青哥俩。这所幼稚园是董健吾同志奉党的指示创办的，任务是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同志的子女。
这所幼稚园对外名义上是国母宋庆龄主办的，董健吾任院长，由董健吾的女儿董慧芳担任“小交通”，遇有汉奸特务前来捣乱，就由董慧芳去宋庆龄处送信，再由宋庆龄出面解围。
1932年1月的一天，大同幼稚园保育员管荷英突然失踪，又有地下工作人员顾顺章叛变，为防不测，党组织当机立断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岸英、岸青兄弟根据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新的安排，由董健吾带回家中抚养。
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董健吾家已经很不安全，为保证革命领导人后代的安全，地下党组织决定委托可靠的人将岸英、岸青送往苏联，最后选中李杜将军。党组织决定让董健吾立即将岸英、岸青和董健吾之子董寿祺送到李杜将军的住处李公馆。当时李杜住在上海法租界保健路(今宝庆路)，他为共产党对自己如此信任深深感动，表示“有我李杜生命在，毛氏兄弟万无一失。”
此时，李杜正欲返回东北亲临抗日前线，他找到张学良请求协助办理出国护照，并提出送中共领导人子弟出国之事。李杜说：“少帅助我实现回东北抗战的夙愿，同时送共产党领袖子弟出国避难，以表示少帅对国共两党合作诚意。”当时正是张学良有意寻求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初期，于是欣然允诺，遂以委派李杜出国考察为名，协助办理了出国手续。为了保密，出国人员一律用化名，李杜化名王元化，毛岸英化名杨永福，毛岸青化名杨永寿，另一个便是董健吾的儿子寿祺。董健吾还为岸英、岸青置办了各种生活必需品，一遍又一遍交代出国途中应注意的事项，让他们都称李杜为“舅父”。
1936年7月初的一天，14岁的岸英、12岁的岸青以及董寿祺踏上了赴苏学习的征程；他们跟着改名为商人王元化的李杜，从上海登上了法国油轮“康特罗梭”号。
船经香港、西贡、孟买，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于8月上旬抵达法国马赛港。李杜上岸后，带着3个孩子坐火车前往巴黎暂住，去苏联驻法使馆办理入境手续。不料好事多磨，这时苏联国内正大张旗鼓肃反，严格控制外侨入境，大使馆迟迟不办签证。已经懂事的岸英不愿浪费光阴，开始学俄文，不是念就是写，受感染的岸青与寿祺也加入了学习行列。
李杜的随行人员中，有党中央专门委派一个照料孩子的人。他见几个月过去了还不能拿到去苏联的签证，便找到党在巴黎的《救国时报》，请他们转达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已到巴黎，要求苏联政府从速发给入境签证。
其后不久，苏联驻巴黎使馆的通知到达，接受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但未准董寿祺入境，李杜自然也未被获准进入苏联。李杜把岸英兄弟送往苏联驻法大使馆，交给了专程来接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康生。在康生护送下，毛氏兄弟安全抵莫斯科，进入第二国际儿童院，开始了为时10年的留学生涯。
李杜将革命后代安然送入苏联，但他潜回东北抗日的愿望再次落空，只好与随行人员返回上海。李杜为了保护革命后代的安全，把毛主席的儿子护送去苏联，却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乐、李凡留在国内，到处避难。李杜的夫人王者培与二子在国内流离失所，躲避汉奸特务的追铺，几经险境，辗转来到天津。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买通汉奸徐树强等十几名武装特务，昼夜包围王者培的宅院，乘其不备，攻入屋中，捆绑了王者培和卫士长李发，打死了李杜的侄儿李奇，打伤了李杜的儿子李乐和卫士史庆春。幼小的李凡藏在桌子底下，幸免于难。幸亏特务们不认识李家的人，在拷打追问史庆春时，王者培和李发挣脱了绑绳，跳楼去报告警察当局，带人前来驱走了特务，处于险境的人才得以生存。王者培又带领家人在天津英国租界地内四处躲避。1940年，日本人接收天津租界地，徐树强再次带人搜查，逮逋了李乐和李凡，押进海光寺监狱。后经王者培找张作霖的五夫人帮忙，用两根金条才把李乐、李凡两兄弟买了出来，后逃到香港避难。
多年来，李杜一心致力于抗日救国，保护革命后代，但他自己的亲人却一直在险境中度日。李杜一切为革命大局出发的高风亮节，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李杜将军一生致力于抗日救国，直到66岁，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那些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得到普遍提职，而李杜却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更加陷入了贫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占东北的胜利果实，准备派一些义勇军将领和东北籍人士回东北，但对他们不放心，责令他们“必须公开发表反苏、反共声明，否则一律不给官做，不准还乡”。阔别家乡13年之久的李杜，虽然对故乡日夜期盼，然而他坚决忠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拒绝发表反共声明，毅然放弃做官和返乡的机会，并表示：“竹梅育精神，松柏知劲节。我怀全夙心，岂为一官折！”因此，他一直被羁留在重庆。一位抗日功绩显赫的将军，不但未得到任何“封赏”，国民党还强迫他退出军界，断绝了他的生活来源。他甘愿清贫，也不趋炎附势，作追逐功名的俗子。他常以松、竹、梅的品格自勉，借物咏志，写下了“寒来暑往繁华事，独有梅竹晚节香”“宁做乱离阶下囚，不为功名客中人”等许多诗篇。
他在困境中争取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尽力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他参加了重庆红十字会，开办学校；医院，收容孤老和儿童，从事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有一位老人戴士英回忆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李杜将军，他为人善良厚道，对穷人特别关心，从不向邻里摆架子。有一次娃他爹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我又患了病，上有老下有小，眼看就要揭不开锅。李杜知道了，连忙送来米面，才使我全家活了下来。”附近的邻里无论谁家有难事，李杜总要凑上去，热心帮这帮那，这一带穷乡亲大多受过他的接济。
1946年4月，解放区的吉林省人民召开首届参议会，在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的提议下，与会代表一致推选当时缺席的李杜为参议会议长。遗憾的是因为内战战火的阻隔，使李杜始终未能到任。1947年7月，李杜参加了李济深、蔡廷锴、何香凝等民主人士组织的反战活动。他在国统区坚持斗争，不畏风险，积极投身到反独裁统治的民主进步事业之中。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李杜高兴得老泪横流，加入了欢迎解放军入川的人流。随即，他给周恩来拍去电报，欢迎中国人民的新生，欢迎中国从此有了希望。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李杜，许多领导同志都亲自登门拜访和探望他，邀请他到北京居住。但是李杜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坐享清福，他力所能及地尽力为党和人民工作，支持自己的亲属参加抗美援朝斗争，教导在东北西丰县的儿子李凡“安分守己”地为人民工作，不要提父亲的名字向政府要待遇，“生活要自己创业，一切靠自己”，要一辈子“做好事，别做坏事”。
李杜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党和人民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先后推举他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委员。1955年2月，李杜出席了重庆市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1956年8月22日，这位为中华民族进步事业奋斗终生的老将军，突患心脏衰竭，经抢救无效，在重庆市南岸区人民医院逝世，终年76岁。
李杜逝世后，《重庆日报》头版刊登了李杜将军逝世的讣告，周恩来总理送了花圈，表达了党和人民政府对这位老将军的怀念。重庆市还组成了以党政领导同志为首的治丧委员会，为李杜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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